1“济南名士多”

    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夏，年轻诗人杜甫来齐州（济南）游历，恰逢誉满天下的文苑前辈名宿北海太守李邕也在齐州。于是，作为杜甫幼时好友也是李邕族孙的齐州司马李之芳设宴于齐州城西古大名湖畔的历下亭，宴请李、杜二人，并由济南名士作陪。良辰美景，云山助兴，玉佩当歌，杜甫把酒赋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云：“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蕴真惬所欲，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诗中叙述历下亭所在的优美环境和宾朋雅会的盛况，抒发对李邕的敬仰之情，并咏叹人世飘萍的无奈和盛会难再的感伤。这是诗圣一生留给济南的仅存的三篇华美乐章中的一篇，弥足珍贵，而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凝聚了诗人对济南人文景观的无限倾慕之情，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传诵不绝。尤其是“济南名士多”一句，则是诗圣对济南名士辈出文化现象的高度概括，当然，从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又不啻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预言。

    “名士”一词最初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东汉郑玄注云：“名士，不仕者。”唐孔颖达疏云：“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可见在战国秦汉时期，名士是用来指称那些德才兼备而隐居不仕的学者文人。汉末，“名士”概念的外延有所扩大，那时，不必高蹈不仕，举凡以儒学为业，德行才能为世人所知者皆可称作“名士”。魏晋时期，名士又有风流之称，需要具备高超的清谈能力、清朗的风姿神韵、放达的个性气质和卓绝的文学才华，从类型上大致可以分为清谈型名士、任达型名士、事功型名士、儒学型名士、文艺型名士以及高僧、隐士等。

    那么，我们看杜甫诗中所说的济南名士究竟属于哪一类型呢？在“济南名士多”一句之下，杜甫原有自注云：“时邑人蹇处士辈在坐。”似乎是专指蹇处士之类的“处士”，也就是隐士了。然而事实上，却是应该包括一切有名的文人在内的。

    众所周知，历下古亭最初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迎使送客的“客亭”，文人雅会的胜地。诗中，杜甫以“名士”对“古亭”，由眼前的“古亭”而思接千载，兴发“落日将如何”“从公难重过”的慨叹，可知他所谓“名士”肯定不局限于在座的名士，而应包括往昔的名士在内。

    杜甫晚年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曾回忆几十年前的这次齐州盛会，其中有诗句云：“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诗中之“崔”，是指初唐著名诗人崔融。崔融，济南人，“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以及苏味道、李峤并称“文章四友”。史载，杜审言非常敬重崔融的道德、文章，而且也曾得到过崔融的提携和奖引。崔融死后，杜审言为之守丧，可见二人相交之深、情谊之笃。天宝四年杜甫游历齐州的时候，崔融去世已近40年了。杜甫在历下亭与李邕等人把酒论文，崔融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由此更可以证明，杜甫所谓“济南名士”，从类别上讲，不专指“处士”；从时间上讲，不专指在世的名士。总之是泛指济南古今一切有名的文人学者。

    2 从伏生到周永年

    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春秋时代在鲁国，鲁国诞生了孔子和儒家学派以及墨家学派；战国时代在齐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和平台。济南在地理上介乎齐鲁之间，济南的文化正是沐浴着齐风鲁雨发展起来的，因此之故，从汉初的伏生到清代的周永年，济南历史上涌现了不胜枚举的经师儒士，他们在经学、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学术和文化领域都有卓绝的贡献。

    伏生，名胜，是孔子的弟子虙子贱的裔孙，是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衍（邹衍墓在济南章丘，很可能也是济南人）的后学，所以他在学术归属上，虽是儒家，却又带有鲜明的阴阳五行家色彩。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秦朝博士官的伏生为了救斯文于不坠，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将一部《尚书》藏匿起来。汉初，恢复了儒家及儒学经典的合法地位，伏生取出珍藏多年的《尚书》，开始教授于齐鲁之间。汉文帝在位时，派太常掌故晁错去济南向伏生学习《尚书》。那个时候，伏生已是耄耋之年，年老口齿不清，又不会说正言（官话、普通话），只好由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翻译解说。就这样，伏生一边口授，羲娥一边转述，晁错一边笔录，终于将《尚书》记录下来，这就是用汉代通用文字隶书书写的今文《尚书》。

    伏生藏经传经，开创两汉经学，被誉为“千万世经师之首”。两千多年来，“济南伏生”也成为推动济南文教和学术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诚如古人所言：“济南并东海为郡，有崇山巨浸，其人敦厚阔达而多大节。自伏生以经术开教，俗尚文儒，盖自古称之矣。”

    因为有伏生开创了济南经学的传统，所以两汉魏晋时期，济南名士大多为经师儒士。伏生的弟子张生和伏生的后学林尊，后来都被朝廷征为博士，是汉代今文《尚书》的重要传人。徐巡、吴进、孙邕、宋钧、刘逵等人，在经学上也都各有建树。还有一些济南名士虽非以经学名家，原来也是习儒学经出身，如汉武帝时的终军，博学多才，举为博士弟子，是很受武帝赏识和信赖的青年政治家。与终军同时的济南人公玊带，则是一位方士化了的儒生，汉武帝东巡，在泰山脚下建立的从事政教活动的明堂，其图纸方案就是公玊带设计、提供的。

    东晋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国北方长期处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来自房、崔等文化士族的济南名士，坚持习礼诵经，努力保存和传承华夏儒家文化。就以济南房氏家族来说，仅载见于《北史·房法寿传》的儒学名士，就有房景伯、房景先、房景远、房熊、房豹、房彦询、房彦诩、房彦谦等，他们都是博通五经、雅有词辩、风概高人的名士。房彦谦之子，就是唐朝开国元勋、千古名相房玄龄。房玄龄“贯综坟籍，善属文，书兼草隶”，原来也是儒学辞章出身，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名士。

    也正是从东晋南北朝开始，济南成为中国北方佛教的重镇，到了唐代，有高僧义净，齐州山茌（今济南长清东部）人，继玄奘之后，取经印度，往返历时22年，先后翻译佛经107部428卷，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唐代赴印度求法的济南名僧还有道希、师鞭。以魏晋名士的标准衡量，义净等僧人理应纳入济南名士闪光的行列。

    北宋前期，以齐州（济南）为中心的泰山南北区域，是京东地区学术教育活动的重心，以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对济南的文教事业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金末元初，济南长清人严实父子统治东平，广泛招纳儒士，扩建东平府学，使东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济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宋金元时期的济南，经师儒士层出不穷，如历城人田诰，笃学好文，志在经世，著有《禹元经》三卷，被清代大诗人、济南人王士禛誉为“吾乡高逸第一流”；张揆、张掞兄弟，俱为进士及第，仕至龙图阁直学士，在政坛、学界都有极高的名望。李格非，字文叔，致力于经史，著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以及《李格非集》四十五卷等。范拱，北宋末年进士，工诗文，精易学，仕至金朝太常卿。平阴的王去非、王去执兄弟，以道德学问驰名于世，是金代享有盛名的理学家。潘昂霄，撰有《河源志》《金石例》以及诗文集《苍崖类稿》《苍崖漫稿》等书，是元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金石学家。张起岩，济南历史上第一位状元，曾在元朝史馆任总裁官，参与编纂《辽史》《宋史》《金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明清时代，济南作为省会，兴学重教之风长盛不衰——“章缝家多教其子弟以继书香，即农夫胥役亦知延师。学馆如云，名社相望。昔所谓齐鲁文学皆天性，倘历（历城）得之者多与”。发达的文教事业是造就明清两代济南名士辈出局面的重要背景和条件。

    如历城人殷畯，出身于礼经世家，终生以研治和传授礼经为业，“一时言礼者奉为山东大师”。殷畯之孙殷士儋，字正甫，号棠川，幼承家学，以治《礼经》中进士，仕至大学士，为明代名臣。殷士儋的弟子于慎行，东阿（今济南平阴东阿镇）人，“学有原委，贯穿百家”，集经学、史学、文学于一身，他编纂的《兖州府志》，为古代方志之翘楚。在明代，济南有名的史家还有明末历城人刘敕和叶承宗，分别著有《历乘》和《历城县志》。

    到了清代，济南学术界和思想界诞生了三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他们是张尔岐、周永年、马国翰。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济阳人，生当明清之际，历经艰难，备罹荼毒，仍能于蓬蒿败屋之间，以弘扬“正学”为己任，沉潜于经史，终以治“三礼”而卓然成家，著有《仪礼郑注句读》，顾炎武评价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张尔岐的其他代表作还有《周易说略》《老子说略》《济阳县志》《蒿庵集》《蒿庵闲话》等，于朴学（汉学）和理学（宋学）皆有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山东省继东汉郑玄和北宋孙复、石介之后的一代大儒。

    马国翰，历城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是著名的辑佚学家，有《玉函山房辑佚书》传世。

    至于周永年，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更加突出，是堪比伏生的一位文化人物。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他是著名的藏书家，人称其藏书“甲于山左”；他也是一流的学者，在经学、史学、校勘学、目录学和图书馆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与李文藻等人合著的《历城县志》，是“纂辑体”方志的典范。他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多部宋元遗籍。四部提要中的子部提要由周永年主笔，《清史稿》评谓：“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周永年力倡“儒藏说”，主张分门别类收藏儒家典籍，无偿供人借阅。与此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与好友桂馥等人合作，在济南城西的五龙潭畔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藉书园，园中设台供奉济南先贤、汉代经学大师伏生的牌位。

    3 诗人与诗城

    元代徽州诗人方回说：“若夫锦川绣江之间，嘉山秀而清泉洁，美木茂而芳草馨，济南故多名士，当能与四方之士大夫登堂而赋之。”明代济南诗人边贡说：“吾济富山水，人称名士乡。”古人把济南多名士归因于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是有道理的。因为湖山泉林能够满足名士的审美体验和隐逸情结，有助于养成风雅的情调和浪漫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山水诗人和山水画家来说，更能提供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得天独厚的风烟胜景决定了济南自古就是一座风流辈出的诗城，诚如已故著名学者徐北文先生在《济南竹枝词》中所吟咏的那样：“才华横溢泉三股，字吐珠玑水一泓。多少诗人生历下，泉城自古是诗城。”

    有史可考的济南最早的诗人，是三千年前的谭国大夫，他所作的《大东》至今仍保存在《诗经》中。《大东》巧于兴象和对比，以抒发怨愤之情，想象力之丰富，表现手法之诡奇幻，堪称《诗经》中的标新领异之作。

    西晋末年济南郡治西迁历城之后，随着济南城（历城）的扩建，山水园林风貌和格局初步形成，济南名士文化也打上了泉水园林文化的烙印。据《酉阳杂俎》记载，博陵君房豹在济南北郊房家园曾举办过一场月夜雅会，为次日返回邺都的齐州参军尹孝逸饯行。会上，众人诗酒唱和，尹孝逸有诗云：“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这是现存最早的吟咏济南风情的诗句。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济南名园雅会的诗赋作品可能相当可观，只是散佚失传了而已。

    唐朝前期，济南诞生了崔融、员半千等著名的诗人、文人。崔融，为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已见前述。员半千恃才傲物，以“五百年一贤”自期，他曾在给唐高宗的《陈情表》中自荐说：“若使臣七步成文，一定无改，臣不愧子建；若使臣飞书走檄，授笔立成，臣不愧枚皋。”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游历济南湖山，并留下千古传颂的华美诗篇，更为济南这座名士之城增添了一笔永恒的文化遗产。

    北宋前期，济南诗人以范讽最为知名。《宋史》称，“（范）讽类旷达，然捭阖图进，不守名检，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时号‘东州逸党’”。以范讽为魁首的东州逸党，主要活动于真宗和仁宗年间，是北宋开风气之先的一个文学团体和流派，其重要成员还有历城人李冠、李芝。李冠有《东皋集》二十卷传世，李芝被时人誉为“齐鲁之奇才”。

    到了北宋后期，济南文苑名流的代表性人物是李格非、李清照父女。

    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是苏轼门下的“后四学士”之一。《文献通考》评价说：“李格非诗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晁补之）秦（秦观）之上，诗稍不逮。”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她在宋代词坛上的崇高地位和重大贡献尽人皆知。她既有儒风，又有侠气，更有强烈的魏晋名士情结。她仰慕魏晋名士清高孤傲、放浪诗酒的风范，追求魏晋名士崇尚自然与自由的隐逸情怀。

    李清照后半生是在南方度过的。生于北方而播迁南方的济南诗人，还有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全宋诗》收录其诗84首，更有与李清照合称济南“二安”的伟大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是典型的“风流儒将真名士”。其词作大量引用《世说新语》的典故，足以体现其浓郁的魏晋名士情结。他崇尚的魏晋名士，是王导之类的事功型名士。

    南渡的济南名士，还有学者和文人吕同老、周孚以及迁居江南已历数代而对故乡依然一往情深的周密。

    元代，济南的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有长清的杜仁杰、章丘的刘敏中、历城的张养浩。杜仁杰，字仲梁，号止轩，工诗文，著名文学家王恽在《挽杜止轩》中评价说：“一代人文杜止轩，海翻鲸掣见诗仙。细吟风雅三千首，独擅才名四十年。”可见他在当时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是极高的。刘敏中，字端甫，号中庵，有《中庵集》二十五卷传世。《元史》本传称其“为文辞，理备辞明”。在词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全金元词》收录其词作140余首。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早年曾做过东平学正，后来累官至礼部尚书。至治元年（1321）弃官回到济南构筑云庄别墅，寄情山水，放浪诗酒。朝廷先后七次征聘，都被他拒绝。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张养浩毅然受命出任陕西行台中丞，赶赴陕西救灾，赴任仅四个月，就劳累而死。张养浩是集圣贤气象和名士风流于一身的一流名士。他在文学上的不朽贡献主要体现在散曲写作，至于诗赋散文，也卓然可传。

    明代济南诗坛文坛更加繁荣。晚明济南府新城县（今桓台）诗人王象春在《竹枝词》中说：“我朝风雅盛于七子，而七子则本李、何、边、徐四家也。济上之诗，以边庭实先生为鼻祖，其后李于鳞、许殿卿、谷少岱、刘函山，不可胜数。济南名士多，从昔然矣。”稍后的历城诗人叶承宗在《历城县志》中说：“国朝称四家，必推历下；称七子，必先济南——诗名大锡邑哉。吾邑诗派，创于廷实，而盛于于鳞。二公学宗西汉，诗法盛唐，文字之宗，以此为正。后来人结辞盟，家藏诗帙，虽复浅近，亦各名家。”

    历城诗派，也称济南诗派，开创者为边贡。边贡，字廷实，号华泉，弘治九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其为诗清婉和粹，尤擅长五言，为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继边贡之后，济南诗派的领袖是李攀龙。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为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一生创作了1400余首诗歌，各体兼备，以近体尤其是七律成就最高，堪称明人冠冕。

    明代济南诗派主要活动在正德、嘉靖两朝约60年的时间里，以边、李为领袖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骨干主要有刘天民、边习、谷继宗等人，后期骨干主要有殷士儋、许邦才、潘子雨等。

    刘天民，字希尹，号函山，正德九年（1514）进士，累迁河南、四川按察副使，晚年致仕返乡，日集宾友，啸傲山水间。工诗，其诗平缓冲淡，古雅秀逸。

    边习，字仲学，号南洲，边贡的次子，有《睡足轩诗》一卷存世，共48首，精于五言，诗风萧疏简远，明秀雅素。

    谷继宗，嘉靖五年（1526）进士。诗人，亦能填词，与李开先相善。诗集毁于己卯之变。

    殷士儋，字正甫，号棠川。有遗集《金舆山房稿》十四卷。其诗格调高远，风神英迈，雅丽沉雄。

    许邦才，字殿卿，嘉靖二十二年（1543）乡试解元，工诗，有《梁园集》四卷、《瞻泰楼集》十六卷。诗风大抵舒缓有致，声调幽远，不亢不厉，典雅温厚。

    潘子雨，字润夫。为诗能自尽其才。王世贞为此评论说：“历下诗人，各骋于康庄之途，而无返辙。”

    到了清代，济南名士仍以诗人居多。《清史稿·文苑传》称“国初诗人，山左为盛”。即以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所列山东诗人来看，49人中，济南府就占了20人。按清初济南府共辖4州26县，辖地比今天济南辖区大数倍，以今济南辖区而论，虽然邓氏所列山左诗人只有王苹为历城人，然而王士禛、田雯、蒲松龄等，或者长期居住济南，或者常来济南，他们的很多作品也是在济南完成的，以济南诗人视之并不为过。

    比如，作为清代诗坛领袖、神韵派大师的济南府新城县（今桓台）人王士禛，早年曾寓居济南，以创作《秋柳》组诗而声名鹊起。后来仕宦显达，多次返回济南，对故乡有着深情厚谊。他对清代济南诗坛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清代济南虽然没有诞生明朝边、李那样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但是比较知名的诗人却不胜枚举，除了曾受到王士禛、田雯（德州人）赏识和照拂的王苹，还有朱缃、朱怀朴、朱令昭、朱曾传、刘伍宽、任弘远、朱照、尹廷兰、朱畹、翟凝、李廷芳等。以上提到的几位朱姓诗人，皆来自同一家族，是典型的诗人世家。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济南诗人又成立大明湖鸥社。鸥社持续了30余年，先后参与的诗人有范坰、周乐、何林泉、谢焜、徐子威、郑云龙、李僩、张文简、乔岳、李醉琴、王德容、马国翰、朱诵泗、李纬、彭以竺等，他们都是济南人，确切说都是历城人，他们的诗歌创作，远绍盛唐诗圣杜甫，近承明代先贤边、李。不过，这已是济南诗派的流风余韵了。

    4“曲山艺海”话名士

    《隋书·地理志》记载：“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齐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济南歌伎。所谓“淫哇之音”，是封建统治者对于民间流行歌曲的贬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足以说明歌舞艺术在当时的济南是相当普及的，水平也是极高的。

    济南一带世俗乐舞之发达，是有文化传统的。章丘女郎山战国一号大墓出土的彩绘乐舞陶俑，以及无影山汉初墓地出土的乐舞陶俑，都充分表明早在战国秦汉之际，济南俗乐就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至于百戏中的乐舞表演或器乐伴奏的场面，在济南汉画像石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北宋时期，济南都市经济发达，市民社会壮大，文化教育昌盛，山水风光更加旖旎多姿。在这一背景下，济南的演艺事业更加繁荣。读《水浒传》，我们都知道汴京有个叫李师师的歌女，色艺双绝，十分受宋徽宗的宠爱。我们也应知道，比李师师稍早一些时候，济南也有一位当红的歌女，名叫李苏苏，齐州知州祖无择都要大捧其场，赠诗与她，诗曰：“歌妙累累若贯珠，历城惟只数苏苏。何当更唱阳春曲，为尔今宵倒玉壶。”

    北宋和金朝的首都都在汴京，汴京距离济南不远，且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因此之故，北宋和金朝灭亡之后，有大量的官府歌伎和民间艺人流落到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济南一带。金朝灭亡的次年，元好问来到济南，他在《济南行记》中说，济南“乐府皆京国之旧”。这就为原本已是演艺胜地的济南注入了更大的演艺活力。

    元代是中国戏剧和散曲的黄金时代，济南是杂剧、散曲创作的重镇，上面提到的杜仁杰和张养浩都是元代顶尖级的散曲大家。

    杜仁杰的散曲，今存带过曲一首，套数三曲，残套两曲。杜氏散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不仅是杜仁杰“谐谑”风格最典型的反映，也是元散曲滑稽一派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散曲的发展影响很大。

    将元代散曲推向巅峰的散曲大家是张养浩。张养浩是现今所知元代散曲家中作品数量较多的作家之一，其《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录了161首小令和两首套数，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是他晚年去陕西赈灾途中所写的一篇散曲，全文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全篇写得悲壮沉郁，情深而理远，表现了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元代济南的剧作家，有武汉臣、岳伯川以及棣州（时属济南路）的康进之和长期侨居济南的滕州人李泂。

    元末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赞武汉臣云：“先生清秀济南人，风调才情武汉臣。登坛拜将穷韩信，老生儿关目真，新传奇十段皆闻。听泉水、看暮云，如此黄昏。”可见他是济南的一位风流雅士、书会艺人。所谓“新传奇十段”，即指《录鬼簿》著录武汉臣创作的十出杂剧，现仅存《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两种。武汉臣在中国戏剧史以及世界戏剧史上，都是有一席之地的。

    岳伯川也是元前期作家，贾仲明称赞其“言词俊，曲调美”。今知其杂剧有两种，其中《罗公远梦断杨贵妃》仅存残曲，《吕洞宾度铁拐李》尚存。

    除此之外，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杜蕊娘智赏金钱池》、王实甫的《四丞相高会丽春堂》，都是以济南为背景的杂剧，由此推断，二人可能曾在济南从事过戏剧实践活动。

    明代，济南的曲剧名家辈出，尤以“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最为著名。

    李开先，字伯华，号中麓，章丘人，官至太常寺少卿。壮年归田，修建“藏书万卷楼”，藏书之富，甲于齐鲁，所藏以词曲话本居多，故有“词山曲海”之誉。辑有《市井艳词》，著有戏曲理论著作《词谑》、散曲《中麓小令》以及传奇剧《宝剑记》等。

    因李开先的倡导和主持，章丘词曲创作和演出活动十分繁盛，词曲作家人才济济，如袁公冕、袁崇冕、乔龙溪、谢九客、高应玘、张国筹等皆为章丘人。此外，历城散曲家刘天民、谷继宗也同李开先过从甚密，还有一位历城人胡春，则是著名器乐演奏家，曾在李开先家庭戏班中担任伴奏。总之，明代中后期的章丘是中国北方词曲创作的一个中心，诚如著名散曲作家、临朐人冯惟敏所言：“今之词手，章丘人擅长矣。余于此盖难乎为词哉。”

    明末清初的山东曲坛上，历城人叶承宗成就较高。叶承宗，字奕绳，号泺湄啸史。少工诗文词，兼善戏曲，有文集《泺函》，创作杂剧十一种（今只存四种，即《孔方兄》《贾阆仙》《十三娘》《狗咬吕洞宾》）、传奇两种（《百花洲》《芙蓉剑》），另有散曲《泺函乐府》一卷，存套数五篇。

    济南历城人华广生，字春田，清乾嘉年间人。他穷数十年之力，编辑民歌集《白雪遗音》。华广生在题记中说：“曲谱四本，乃多方搜罗，旷日持久，积少成多，费尽心力而后成者。”《白雪遗音》一共四卷，所收各类民歌近八百首。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写道：华广生“是住在济南的，故所收的俗曲以山东（济南）为中心，也兼及南北诸调”。又评价该书说：“几乎是取之尽珠玑。实是民间多方趣味的集成，也便是未失了真正民间作品的面目。”

    总之，济南自古就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的演艺中心，是戏曲、说唱、杂技和舞蹈艺术的摇篮，故而一向有“曲山艺海”“书山曲海”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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