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矿务局的铁路系统，1886年按照清政府的要求从该矿分离出去，另立门户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该公司展修铁路时向英、俄借款引入外国资本，并因此进入了很多英国人充当技术人员和一些车站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在开、滦两矿激烈竞争的时候，自然在实际派车时偏向自己“老乡”掌控的开平煤矿。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滦矿员司的反感和抵触。这是滦州煤矿和京奉铁路产生摩擦的其中一个原因。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双方都在争取经济利润最大化。
铁路和煤矿之间的矛盾，从表面上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火车运输途中煤炭时常被盗或其他原因导致吨数不足，矿方怀疑铁路内部人员监守自盗。不过这个问题很快解决，后来由矿方派出了押车人员。二、由于按吨数和公里计算运费，有时候沟通不畅，铁路局派出的车吨位与矿方运煤吨数不符，造成计费不同。三、时常因为车站撞车、失火等等各种事故责任不清而纠缠。当然这些都是小小的个案，最终都获得了圆满解决。最难办的是欠账催账和延时费的争执，特别是延时费的记载双方差距太大，很多年一直纠缠不休。
什么是延时费？
延时费的产生与当时的煤矿条件有关。新开办的滦州煤矿，虽然牵头并支持地矿公司修建了开平站至马家沟矿支路，以及赵各庄矿至古冶站的支路，并且从地矿公司租用了这两条支路，拥有其使用权，但是这两个矿开始时都没有自己的火车，只能使用京奉铁路局的，这就涉及到了各种费用。由于当时基本是用人工装卸，火车头将车厢带到煤矿以后，不可能很快卸货、装煤并马上拖走，车厢搁置在煤矿的时间一长，必然影响铁路局使用，所以铁路局提出车进矿超过30个小时后，铁路局就要按时间收取煤矿的延时费。
从没有听说过延时费的滦州煤矿感到不可理解，总经理周学煕在铁路局的信函上批示道：“查启新、唐厂何以无此费？记得从前开平自置车头，亦无此费，可嘱阶平细查之。”反复调查协商之后双方达成共识，矿方同意路方的要求并签订了合同。
滦矿与京奉铁路局签订合同的经手人对铁路局的规章没有研究透彻，所以运煤合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漏洞，其工作人员在跟铁路局实际打交道时也表现得很生疏。而京奉铁路局的一些做法更不规范，他们算延时费不从火车进入矿内30个小时后算起，而是在站台“甩车”时就开始计时。这样的算法自然跟矿上的记录差距极大，所以铁路局交给矿务局的单子“每月皆有误开之处”。
一般情况下，矿方卸完货或装完煤，会通知铁路局来车头将车厢拖走。但是有时候通知了火车站，车头却不能立刻来，这个延时的责任不在矿方，却又没有确切的记录，说不清哪里出现了延误，于是双方时常在结账时吵起来。差额最大的时候，开平站开出7,600元的延时费，马家沟矿只认可1,300元；古冶站开出3,300元，赵各庄矿只认可80元。开始有人提出5天一结算，随后又提出每车的进入和开出时间都去找火车站长签字盖章，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常常出错闹纠纷。由于滦州煤矿觉得延误时间错在铁路一方，所以有时候便理直气壮地拒绝付款，铁路局收不到钱就不断催款，渐渐萌生了拒绝给滦矿拨发空车皮的想法。后来，铁路局几次威胁要停运滦矿的煤炭，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之所以产生矛盾，双方都有错误。这里有一个例子：1910年10月至1911年2月，京奉铁路局给滦州煤矿开出了7228元的延时费，滦矿只认可1920元。该矿派翻译严若梁跟铁路局洋账房数次协商无果后，居然还让严若梁直接拿着1920元给铁路局送去，铁路局当然以差得太多而拒收。滦矿没有谈妥就硬送钱太荒唐了，可是铁路局接着演出了更荒唐的一幕。他们从此前滦矿交给他们的3万元运费和岔道拖车费中扣除了7228元作为延时费，反过来就向滦矿第二次要7228元的运费和岔道拖车费。在今天看来，双方简直就像小孩过家家，全无规则可循，不打架才怪。
铁路局表现不大气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有一次古冶火车站的一个洋稽查重复报了延时费，他自己也承认了误报。赵各庄矿将核实后的单据交给了铁路局，要他们复核后签字，尽管被该矿三番五次催促，尽管铁路局也知道错了，可他们就是不发还错误的报单。赵各庄矿在给公司号信中揶揄说：铁路局是怕发回错误的报单后，他们就不能坑我矿的钱了！由于没有协商，没有矿方认可的单据，所以赵矿不能结账。3个月过去了，铁路局威胁说，如果一个星期内再不付款，就要通知各站停运滦州煤矿的煤炭。
为了矿山发展并避免纠纷，滦州煤矿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筹资购买了火车头。有了车头，铁路局自然就该停止收拖车费，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赵各庄矿从1911年6月24日开始用本矿的车头拖车到古冶车站，但到了8月份，铁路局仍然开来一大笔有了车头以后的拖车费，于是又一轮争吵开始了
有了车头最终总算是解决了拖车费问题，可延时费人家还得收，因为车厢还是租用铁路局的。加上其他的各种想不到的磕磕绊绊，结果还是免不了扯皮。
滦矿公司下属的两个矿中，马家沟矿跟开平站长刘福庭的关系不错，所以虽偶有争执和矛盾，最终都得以解决。刘福庭不干站长以后，马矿跟铁路局的关系也不是太好。赵各庄矿就更不行了。该矿跟古冶站的矛盾是：“路局以为延期者连绵不绝，矿局与彼交涉者了无尽期。”从一建矿就争争吵吵，吵到了民国以后很多年。
1911年初，东北爆发瘟疫，滦矿给京奉铁路局的信中说：“闻因关外疫气传染，东路自今日起一概停车，西路仅带至唐山为止，我局煤车因此停运。按防疫止车固为慎重起见，惟开平距唐山不过十八里，同为永平府属，彼此有何分别？乃唐山则照常运货，开平不能行车，致我局运煤东西两路均断，与销路大有妨碍……须唐山、开平一律办法，方昭公允。如停此不停彼，使开平洋商独操利券，而滦州中国官矿反不能售煤，衡之情理，未免偏倚太甚……尚祈垂顾公谊，查照办理……”此处焦点在相差9公里距离，停与不停差别不小。这个事情用今天的常识分析，也许不是京奉铁路局决定的停车范围，而是政府行为，但滦州煤矿确实压力山大，从信中看他们认定这就是铁路局决定的。到底赖不赖铁路局，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肯定，就是瘟疫导致的停车加深了滦矿对铁路局的矛盾。
路矿双方的矛盾到滦州起义时达到了顶峰。滦州起义之前永平秋操运输军队和装备，使得开、滦两矿几乎没有火车可以运煤外销，紧接着清军又为镇压起义的革命军拆掉了雷庄车站的铁轨，唐山地区整个铁路系统瘫痪。滦州战事结束后，朝廷又用火车将大批军队和装备运回天津、石家庄。总之，这段时间，京奉铁路局车辆被军方征用，清政府也顾不得煤炭运输了，造成了煤矿煤炭积压，而客户急等用煤，各地催促的信函纷纷不断。能不能获得车皮，成了焦点问题。这个局势给铁路局某些人特别是洋员创造了一个报复滦州煤矿的机会，他们借口军事需要，将本就不多的运煤机会全部给了英人掌控的开平煤矿。档案记载，当时赵各庄矿“积煤日多，待运尤亟……闻唐山、林西已经照常挂车。敝矿三十日向开平车站订空车八百吨，次日仅挂入百余吨；敝附矿在古冶车站订空车四百吨，则一车未挂。屡向催索，站长则推之洋稽查，稽查则谓奉津车场总管之命令。”总之，唐山和林西两头都恢复正常运煤，偏偏处于中间的滦矿公司不行，马家沟矿给了100吨空车应付一下，赵各庄矿干脆一点儿不给，而且是多日不给还互相踢皮球。
辛亥十一月二十四日（1912.1.12），战事平定已久，“多日未有车进”的赵各庄矿经理，得悉铁路局有很多空车，得悉开平矿可以照常进车运煤，便立即赶到铁路局，“往见该路局李总办，诘其何故？”李载之总办说因为运兵，车实在是没有了。赵矿经理质问道：那么为什么拨给英人掌控的唐山矿和林西矿就有车呢？此人“无词以对……”其后，一个叫做马克司的英人铁路稽查不得不拨给了210吨的车，但他同时发话给开平站和古冶站的有关人员，即便是以后有再多的空车厢，拨给滦矿的也不得超过今天的吨数。该洋稽查还谎称，这是奉了邮传部的指示。
由于没有足够的车皮运煤到塘沽，从上海来塘沽码头拉煤的轮船不能装满，而按照合同，即便是轮船空船返回，滦矿也得照付运费。滦矿货务处当时有一封给公司的信件说，“各处索煤函电交集，而欠发各处之煤已达二万吨之谱。若非设法挂车，则我矿信用全失，使外人独擅利益，此弊何可胜言！”
须知此时正是开、滦两矿降价竞争销售市场的关键时刻，滦州煤矿本来就没有多少客户，与开平煤矿市场份额相比差不少，突然又遭火车运输环节卡脖子，这实在是雪上加霜。马家沟矿给公司的信中说，京奉铁路局这一招之厉害，“较之开平跌价之法尤酷也！”
正是这个停发车辆的时段，本就为降价竞争而赔本销售的马家沟矿和赵各庄矿，不得不大幅度削减产量，井下很多采面停止开采。赵各庄矿给公司的信中说：“现在经济困难，煤车无多，若照常开采，则存货难销。因商明协理，将井下不急煤峒暂行停采……”由此可知，滦州煤矿部分采面停产，除去两矿竞争导致经济困难外，第二个原因就是“煤车无多”。如果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滦州煤矿将马上倒闭。
心急如火的滦矿货务处经理在向周学煕总经理汇报情况的同时，也是几次去找铁路局协商，但对方都是强调困难推诿塞责的话，毫无发车诚意。滦矿货务处经理没有办法，便请求德州机器局的会办李夫卿去找铁路局李载之总办斡旋，希望能通过私人关系“代请多拨车辆”。铁路局李总办跟李夫卿说了真话，说滦州煤矿“积欠运费为数太巨，现在该款不缴，我局拨车只好从缓。”
原来由于跟开平矿打价格战，赔本经营，导致给铁路的运费一度拖欠，铁路局消极发车，搪塞应付滦矿的订车单。铁路局总办和会办“李、许二人不断发函催索欠款”，还拿出邮传部关于催款的文件给赵矿、马矿的经理看。马矿经理黄阶平和塘沽的滦矿货栈栈长杨秩五，都跟铁路局的总办“有旧”，滦矿也曾试图利用这些人的私人关系“稍为缓颊”，但都没有奏效，不给面子。
滦矿欠铁路局的运费太多，滦矿货务处认为“如此巨款，一时何从筹划”，向周学煕请示了办法，却“未奉喻示”。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周学煕正为向各国银行借款，碰壁碰得焦头烂额，面对这样要钱的文件他无话可说。
滦矿公司的下属煤矿跟京奉铁路局的下属车站矛盾重重，那么双方的高层领导关系如何呢？公正地说，他们之间还是过得去的。起码铁路局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及其大臣是有风度的，他们在解决纠纷的同时还给了滦矿一些优惠。该矿毕竟是官矿，清政府也不希望路、矿鹬蚌相争，让“外人”开平公司得利。
周学此前已让下属将铁路局“未肯拨车情形电禀”铁路局的主管部门邮传部，邮传部的部长从清政府大局出发，给滦矿公司发电函一件，说“吾国自办之矿只有此数，且本部亦有股份，宁不竭力维持！”部长在电函中还同意1911年6月至10月所欠运费和延时费，可以让滦矿用煤来抵。京奉铁路局火车当时每天大约总计烧煤500余吨，邮传部让滦矿每天给铁路局送200吨煤，这等于将煤炭卖给了铁路局。这又是清政府铁路局高层对官矿的一大优惠政策，须知此前京奉铁路局是只买开平公司煤炭的。对此滦矿高层也承诺，以后若再有欠款按七厘给路局付息，“由敝公司承认息金，请贵局照常拨车，以便敝矿装煤运销。”
随后，邮传部一李姓大臣还要求京奉铁路局，每日必须给滦州煤矿拨发可装1，000吨的火车。然而可恨的是“县官不如现管”，铁路局长就是不买账，具体发车的时候从无达到10，00吨，有时候甚至只发二三百吨，略超每日供给他们自己火车烧的200吨而已。而对于英人掌控的林西和唐山矿，他们每天都要拨去3,000至5,000吨的空车。
总经理周学煕亲自给铁路局总办李载之和会办许汲侯写了一封信，讲了一番客套话之后说：原计划是10月份之前的欠款用煤抵，其后用现金，但是“鄂变事起，津市奇紧。敝公司外售货价百催罔应。此实时势所迫，无可如何。”他客观地分析了湖北辛亥革命对天津的影响，希望从11月份之后依然用煤抵运费。并承诺，“一俟金融稍活，即行扫数清还新欠旧欠。”一代实业家周学煕，在此最困难的时候，希望“路矿两项互相维系，为我国实业界放一异彩。度亦大部长之所奖许，而亦两公所最盼者也。”周学煕给铁路局总办和会办写信以后，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时间不长，路矿纠纷依旧。
当然，路矿双方主观上都不希望发生摩擦，但是在钱面前都绕不过去，经济恶况导致滦矿不能全额地准时地交付运输费，这也怪不得人家铁路局百般刁难了。于是，京奉铁路局这个从开平煤矿诞生的中华宠儿，分家另过之后，并没有给滦州煤矿这个穷亲戚留下几多欢乐的回忆。尽管该局于民国改名为北宁铁路局之后，与开滦一起整修了今人称之为路矿友谊象征的天津北宁公园，其实质也基本是开滦出钱，以消弭铁路局的怨气，而结清互不认可的扯皮多年的糊涂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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