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历史上的第三次“收开”是开、滦联合以后的第10年（1923），按照1912年开、滦联合时的合同约定，10年以后滦州煤矿有权将开平煤矿购回，而此时正是收回开平煤矿的大好时机，虽然时局动荡，但总体上说外部环境较以往两次“收开”要好些，而且开平煤矿的英国人对这次“收开”也比较买账。中国人收回国有资产的大好时机似乎已经到来，但问题却意外地出在滦州煤矿的股东们这里。原来，当时开滦的经济形势很好，滦州煤矿的股东们获利颇丰，这些人便不愿意将英国人掌控的开平煤矿购回，尽管国民政府三番五次催促，但这些人就是拖着不办。开平英人杨嘉立在给特纳的函中说：滦矿负责人向他们保证，滦矿对于“收开”一事没有愿望，也不会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滦州煤矿的负责人甚至找到英方帮理那森·爱德，私下里跟他约定推拖的具体办法，导致近在咫尺的两个矿回复一封信也要拖上两三个月，而且英国人回信的内容都是滦州煤矿的股东给英人出主意拟定的！这次“收开”从1923年开始，竟然拖到了1931年，最后还将“收开”主题变成了跟英国人讨论“平分余利”。中国人第三次失去收回矿山权利的机会，与滦州煤矿的股东们一心直往钱眼里钻有直接关系。
同类的例子还有一个：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仅几个小时后，日军就通知开滦实行军管理。日军当时对他们宣战的敌国之开平煤矿的财产是采取的全部没收的办法，而对于滦州煤矿则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沿袭中英股份各半的办法”，仍然是“股份份额为中日各半”。这对于滦州煤矿的某些股东来说，英国人日本人都一样，反正自己的待遇也没有根本变化，于是中国人掌控的“滦州公司对日本接收后同意了中日各半”。有资料说：1943年开滦1400万元的利润分配是500万元给日本政府，500万元给滦州煤矿，400万元保留在开滦。滦州煤矿的股东们“只注意分配利润”，他们对此很满意，甚至“联名要求军管理”，日寇在开滦的最高监督官白川一雄说：“看来这同日本方面认为解除军管会使中国人高兴的想法是相反的。”滦州煤矿的股东们之所以要求日本军管，是因为在大动荡时期日本人的刺刀可以给予工人和职员压力，使得工人更好管理，产量更容易增加，还可以保证战时粮食的供应，他们可以有更高的收入。对某些股东们来说简直有奶就是娘，什么国家利益，什么民族大义，全都不如他们眼中的金钱和利润。
有个名人说过：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蠢蠢欲动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忘乎所以了，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开滦的许多民族资本家正是这样，他们为了股本的升值，可以向英国掠夺者通风报信出卖矿山，可以跟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甚至向鬼子们摇尾乞怜。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一两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大部分滦州煤矿的股东中间。
同样是开滦人，同在一个企业，与这些有钱的开滦股东相比，赵各庄煤矿的矿工节振国面对日寇能挺身而起，夺刀杀敌；以节振国为代表的七千开滦工人抛下妻子儿女或年迈父母，义无反顾地参加冀东大暴动而流血牺牲。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许有人觉得很深奥，也许有人觉得极简单，回答可能不尽相同，但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尽管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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