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路和景点的使用

    从阜成门到景山一线的街道，经历元、明、清几朝的兴建，横亘皇家宫殿及园林，贯穿六海水系，文物景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是早年京城最为繁华，引人光顾的名街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下，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条街和城里各处一样，市面萧条，店铺掩门，垃圾成山，污水横流，呈现一片破败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整治城市。阜景街从东到西，清除了各处垃圾，填平了污水壕沟，组织商户重张开市，合法经营，街容地貌焕然一新。

    经济建设的发展，使街头车辆增多，扩展街道势在必行。新中国成立后，阜景街东西几次扩充路面，展宽街道。1954年，西四路口的四座牌楼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门前东西两侧三座汉白玉石桥被拆除。横跨在阜成门内大街上的两座牌楼也被拆卸，当时对牌楼作了较为细致的整体分解和小心拆除，花板、斗拱等建筑构件得以保存。

    在1954年阜景街扩建中，原本主要为宫中通道的北海大桥，好似阜景路上的一个“蜂腰”，很不适应首都交通发展的要求。从团城下擦过的北海大桥要加宽，可桥面又该如何展宽呢？对此，有人主张拆除团城，另建新桥。有人则认为，团城是一组有独特风格的建筑艺术珍品，精巧的殿堂彼此相连，殿后廊庑构成环形，浓荫参差笼罩，布局严谨、典雅，是北京园林中最早期的建筑，贸然拆除了，从历史、文化、园林研究几方面看，都十分可惜。就在两种意见争持不下的时候，1954年盛夏的一天，团城上出现了一个人们熟悉的身影。他两道浓眉，目光炯炯有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的繁忙工作中，周恩来总理拿出几个小时时间，亲自到团城作调查。他冒着酷热，绕团城一周，观看了四周的景物，然后停下脚步，观察北海大桥上的行人、车辆，一面察看，一面倾听随行专家的意见，详细询问一个个改扩桥面的细节，最后决定：保留团城，大桥向团城对面中南海方向扩展。问题就此得到相关方面满意的解决。施工后，北海大桥保持了原来的形状，往南展宽，使桥宽达到34米。原白石栏杆全部利用，又有少量增配。桥上两侧加设步行道，车行道改为沥青路面。南面除中孔按原跨径修通外，其余八孔均为假拱形，两边孔底部各留一道通水涵洞。改建后的北海大桥，宽敞、平直，桥上车辆川流不息，使整条朝阜路的交通行车变得顺畅。

    1956年，因改建文津街至景山前街的道路，将大高玄殿前的三座牌楼、两座习礼亭及围墙一并拆除，构件运到月坛公园保存。1960年，中央党校为保存文物和美化校园，将保存的大高玄殿东西两牌楼之部件拼装改建，遂使“弘佑天民”牌楼重新矗立在该校的掠燕湖畔。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墙、城楼的存废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1953年，为使车辆出阜成门向西能直线通过，将阜成门瓮城拆除。1965年，修建北京地铁，阜成门城楼和两侧城墙一并拆除。城楼和城墙拆了有两个月。不管单位还是个人，要用砖尽可以到城墙边去挖。大块城砖都被拉走盖厂房、民房和砌防空洞了。城墙里的黄土也被煤厂拉去掺入煤灰摇煤球儿。阜成门的消失，使阜景街向西变为通衢大道，而阜成门自此也变得有名无实。

    如果说扩建道路给人们乘车出行和运载货物带来了便利，对公园景点的修缮开放则为大众提供了观览游玩之地。

    20世纪50年代初，从阜景街东端的故宫博物院里一次便清除出已堆积了上百年的垃圾25万立方米，对一些殿堂进行了修整，所存的大量文物受到清理和研究。故宫博物院除在三大殿、后三宫、养心殿和西六宫进行宫廷史迹陈列外，还设有历代艺术馆、绘画馆、钟表馆、珍宝馆等专题展览馆，迎候中外游人参观。至20世纪70年代末，故宫的门票一直是一角钱。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国务院所在地，许多重要的历史性会议都曾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此办公和居住。位于中南海西侧的怀仁堂礼堂，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地。以后中共中央还曾在此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勤政殿、居仁堂、紫光阁是召开党政会议和议事的地方，国家领导人也常于此会见外宾。春耦斋是中共中央部分直属机关办公处，此处设有举行演出的礼堂和舞场。居仁堂北面建起一个露天游泳池，毛泽东经常到此游泳。来这里游泳的中办、国办机关干部也很多。丰泽园庭院内的颐年堂，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毛泽东常在此接见外宾。在颐年堂东面清幽典雅的小庭院，即是毛泽东的故居，门上悬挂着一块刻有“菊香书屋”的镏金匾额。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庭院中的五间北房呈一明两暗的形式。当中一间挂有“紫云轩”的匾名，为此有人将毛泽东称之为“紫云轩主人”。北房东侧两间是通间，为毛泽东的起居室。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中南海大院西北角处的西花厅，是周恩来的住处。前厅是他开展国务活动的接待大厅，后厅是他和邓颖超的办公室、活动室、卧室。西花厅前院有一个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宾的地方。平台下为椭圆形花坛，四周有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间栽种着芍药花和月季花。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在这里散步赏花。

    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南海已有50多年未经疏浚，致使水底污泥淤塞，水质变黑发臭。1950年春，由公安中央纵队为中南海疏浚清淤。这是一项艰苦的强体力劳动，施工机械少，施工人员只能使用铁锹、扁担和土篮。但施工中7000多名干部、战士劳动热情高涨，每日挖排污泥超过定额，施工进度不断加快。施工中从中南海水底污泥中挖出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刀剑及金器、银器、玉器、瓷器、陶器和不少古币，还挖出了泥鳅、黄鳝、甲鱼和莲藕等，都如数上缴。中央首长对疏浚部队十分关心，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到工地看望施工人员，给工地的人员很大的鼓舞。原定两个月的施工任务，提前30多天完成。半个多世纪沉积于湖底的16万立方米淤泥被清挖出来，运到郊外。中南海的湖水自此变得水色澄清，碧波荡漾。

    中南海北面的北海公园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湖底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清挖，筑堤护岸，修缮亭台楼阁，使公园成为城内最具皇家御苑风范的美丽园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重大节日，北海公园都会举行大型的群众文化活动，包括花灯焰火游园会、冰上联欢游园会、划船比赛等。1960年的春节花灯焰火游园会规模庞大，湖中设置了四座大型焰火台，北岸天王殿、东岸蚕坛前设火判，园内多处古建围墙、长廊等处悬挂各种花灯。燃放的焰火有连珠花、砖花盆子、转花、火轮礼花弹等多达800个品种。

    北海公园成了成年人游逛的佳处，更是少年儿童游玩的乐园。那时北京许多中小学少先队员的“队日”活动都爱安排在北海公园举行。1955年上映的电影《祖国的花朵》，所描写的就是北海公园的队日活动。电影中的经典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词曲优美抒情，至今仍在传唱。在公园五龙亭以北的阐福寺庭院内，建有一所少年科技馆，是综合性的少年科技活动场所。当时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免费入园学习，所办的班有无线电班、遥控班、测向班、水力发电班、农业班、气象班、天文班、摄影班、航模班、舰模班、机修班、钳工班等。在这里学习过的少年儿童后来有一些人成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科学技术骨干。科技馆里还有电影放映室、小天文馆和科技图书阅览室。馆内还经常举办一些科技展览和讲座，着名科学家、英模如钱学森、周培源、吴运铎、王进喜等，都给来馆的孩子们讲过课。在公园东岸画舫斋西侧建有一座少年水电站，当年是由苏联政府援建的。大厅内10千瓦反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完全按照大型水轮发电机制造，以公园水闸上游而下的水流落差发电。每天都有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到这里观摩学习水电知识，还可到地下厂房透过玻璃窗观看水轮机的工作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北海公园的水面除穿行着双桨木船、一艘摆渡画舫，还行驶着一艘“少年先锋号”喷水式小火轮汽艇。汽艇的后舱可乘坐30人，乘客多为少年儿童，驾驶员也是穿海军服、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船行路线是由五龙亭码头出发，经过琼华岛，到北海大桥前掉头，再回到五龙亭。购票上汽艇后，艇员在票上打孔，这一艇票可做书签用，也是游北海坐汽艇的纪念品。如今70岁上下，当年常去北海公园的人，对小火轮汽艇都会留有印象。

    北海公园东边的景山公园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公园变得整洁幽静，树木葱茏，成为游人喜爱涉足之地。人们来到景山游览，都爱走到观妙亭东侧山坡观看那棵吊死崇祯皇帝的槐树。相传明末时李自成率领40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思宗崇祯逃到此处山麓旁，跑向这棵碗口粗的歪脖树，抛上束带，自缢而亡。清朝统治者从巩固皇权出发，吹捧崇祯，把这棵槐树定为“罪槐”，给树锁上一副铁链，后又在树前立一石碑，刻有“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国代表团到景山公园游览，当总理一行人行至槐树前，看到槐树周围被封建统治者所妄加的标志，总理马上指示取掉铁链，挖去石碑，并指着槐树赞扬它是“功勋树”。1966年，这棵老槐树自行枯死。后来人们观赏到的槐树只是补栽的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山公园交还故宫使用。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得知有关部门正为筹建少年儿童活动场地选址，建议在景山公园办一个少年宫。团市委写报告得到市委书记彭真批示同意。气势宏大的寿皇殿一组建筑就此成为北京市少年宫的馆址。经向苏联都市少年宫、上海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学习经验和紧张筹备，北京市少年宫于1956年元旦开幕。少年宫占地面积达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建有一排排活动室和标准足球场、篮球场，还有一个大型儿童游戏场，设置秋千、荡木、转绳伞等健身器械。这里有一架当时北京最高的滑梯，高十多米，登级上到顶部，可从天梯上滑下；梯架中心还立有一粗钢管，胆大者可手脚攀住钢管，一溜而下。少年宫开幕当年的六一儿童节，笔者上小学三年级，从学校领到一张票，去景山少年宫参加联欢活动。在大操场上观赏了解放军体工大队运动员的表演，节目有爬竿、叠罗汉、伏虎（滚铁轮环），还有三轮摩托车行进中翘起一轮换轮胎、穿越火网等。接着又观看了一场足球赛。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少年宫开幕后，几乎天天都有活动，吸引少年儿童前来参加。故事大王孙敬修每星期都会出现在故事会讲台上讲故事，让四面八方而来的孩子们听得尽兴而归。一年后，少年宫的艺术、科技、体育方面的学习兴趣小组增加到37种，82个，每周有2100多名少年儿童在这里参加活动。第一年到少年宫参加各种教育、娱乐活动的少年儿童多达120万人次。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曾先后走进景山少年宫看望孩子们。在少年宫建立后的几十年间，培育出了一大批儿童教育专家、电影、歌舞、曲艺表演艺术家、体坛国手和着名教练等。景山少年宫成了几代人梦开始的地方。

    阜景街上寺庙殿宇被挪作他用的并非景山寿皇殿一处。其西侧的大高玄殿在1954年由部队单位借用，筹办兵器展览。后展览结束撤出，殿址即由单位占用。白塔寺东侧的历代帝王庙，于民国初年废弃，也被用作展览场馆。1931年，文化学者、慈善家陶行知、熊希龄在历代帝王庙内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学校，专门收养、教育社会孤儿和贫困人家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学校一直以廊房、配殿为教室，师生整日穿行在庙堂之间。将大殿两侧的碑亭三面以砖泥封住，一面留门，就是教研室了。老师的办公桌围住大石龟，排成一圈，备课改文，更形成难得一见的庙宇景观。景德崇圣殿被用作学校的大会礼堂。下雨时学生还在大殿里上体育课，可练习50米短跑。历代帝王庙内绵延70多年的“校史”直至2003年才宣告结束。

    二、新建文化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阜景街上增建了新的文化场馆和景观，其中最为着名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博物馆是以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为基础扩建的。自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与家人在此居住了两年多时间。这处鲁迅故居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四合院，有正房3间，东屋为鲁迅母亲住室，西屋为鲁迅妻子朱安住室，中间1间是家人进餐闲坐的聚处，后墙处又接1间，俗称“老虎尾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

    在鲁迅居住活动的“老虎尾巴”屋内，书桌是普通的三屉桌，上面放有文具和茶杯、烟灰缸、闹钟、煤油灯等。早年北京还没用上电灯，这盏高脚煤油灯就成了习惯夜间工作的鲁迅每晚所离不开的用具。在书桌上方墙上，配有镜框悬挂着鲁迅所尊敬的日本老师藤野严九郎的照片。在藤野先生照片下方，还有一帧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相片，鲁迅对这位作家寓意深刻、手法独特的作品极为赞赏，很早就翻译过他的小说。在房间东壁上，挂有一幅炭笔素描。题名《五个警察和一个0》。画面上有个孕妇手牵一个幼儿，身后是五个强悍的警察在追赶殴打她。这是画家司徒乔的画作，画中场景是画家在北京街头所见，使他义愤填膺，纪实而作。鲁迅在画展上看到这幅画作，当场订购下来，后来一直悬挂在他的书房中。鲁迅居住的这个小院子，原较破旧。他买下后，亲自设计改建，并手绘了改建图。院内的几株丁香树是鲁迅亲手栽种的。春季时花开鲜艳，香气浓郁。鲁迅在此居住时，在北大等几所学校兼课，与进步青年的交往频繁。很多青年经常到鲁迅家中拜访，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也就是在这处居所，鲁迅写出了不少名作，后来编为《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还有一些作品收入小说集《彷徨》和杂文集《坟》。这一段时间不长，却是鲁迅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和巅峰期。鲁迅于1926年夏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他的母亲和朱安女士仍居住在此。鲁迅的母亲故去后，朱安独守故居，后于1947年在此去世。

    1952年2月，文化部文物局接管鲁迅故居，并对故居进行修缮。1954年，文化部决定在故居东侧筹建鲁迅博物馆。依据有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等人参加的座谈会纪要，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北京建立一个内容全面而系统的鲁迅纪念馆，而且“周围可多保留一些空地，以便将来的发展”。为此，在鲁迅故居附近规划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地方，将周边居民迁走。1955年9月，文化部审定建馆方案。

    20周年纪念日正式开馆。由于周边预留了空间，在以后几十年里馆地陆续修建了办公楼、研究楼、资料楼，扩建了展馆展厅、文物库房及一应配套设施。

    北京鲁迅博物馆主要担负着鲁迅遗着遗物的征集与保管、鲁迅研究、鲁迅文化的宣传与展示等任务。馆内现有馆藏文物、图书70000多件。其中有鲁迅的手稿、生平资料、藏书、藏画、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鲁迅藏书有4062种，14000余册；有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章太炎、钱玄同、瞿秋白、冯雪峰、萧军、萧红、柔石、冯铿等人的遗物；有大量的鲁迅着、译、辑、编着作版本和鲁迅研究着作版本、大量中外版画作品等。

    鲁迅博物馆是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建筑，全由平房组成，外部基本由白、棕、黑三种颜色构成，给人以朴素、典雅、庄重的感觉。博物馆现由“鲁迅生平展厅”“专题陈列厅”“学术报告厅”“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文物资料组”等组成。鲁迅生平展厅是博物馆最主要的建筑。在展厅前，是一片开阔的翠绿色草坪。草坪中央安放着鲁迅的汉白玉座像，先生神态安详，目光深邃，仿佛在向人们述说着什么。

    进入三开间的展厅，迎面是墨绿的龟背竹簇拥着一棵铁树昂然挺立。左侧墙壁上书写着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吟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右侧墙壁上则书有鲁迅的《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壁上二诗概括了鲁迅先生一生的求索和不屈不挠的搏击精神。当参观者步入陈列大厅，就会被丰富多彩的展品所吸引。陈列着的鲁迅的大量手迹、书信、实物、照片以及图表等，全面展示了鲁迅的生平业绩，给参观者以启示和激励。

    鲁迅博物馆自开馆后，每年接待了成千上万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由于鲁迅博物馆馆藏丰富，从1987年开始，博物馆将基本陈列在全国20多个省市流动展览。此外，这些陈列还到印度、日本、法国、瑞典等国巡回展出，扩大了鲁迅先生在世界上的影响。

    地质博物馆是阜景街上另一座新建文化场馆，前身是位于兵马司胡同9号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调查所曾于1935年迁往南京，抗战爆发后又迁至重庆。新中国成立后组建地质部，1953年1月，地质调查所（亦称地质陈列馆）迁回北京。1956年9月，新建的地质陈列馆大楼在羊肉胡同15号落成，更名为“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大楼东西长40米，南北长70米，高6层，建筑面积近11000平方米。展馆10月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博物馆是我国历史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属自然科学博物馆类型，具有现代博物馆所共有的收藏、研究、教育开放三项基本功能。馆内设有地质资源、地球史、矿物岩石、古生物、宝玉石等展厅，集矿物、岩石、古生物之精华等地球发展历史的证物，以图文并茂的版面，向人们传播地球科学知识。展馆展品中有不少属“国宝”级的珍品。如“巨型山东龙”，是世界上已知鸭嘴龙类中最高大的，也是鸟臀类恐龙中最高大的，其骨架长约15米，高近8米，在1964年8月发掘于山东莱阳、诸城一带的吕标乡库沟村龙骨涧。展品中的另一宝贵标本是“中华龙鸟”的化石，是由一位辽宁农民捐赠的。它的出现破解了生命发展史中的四大难题之一，取代了德国始祖鸟长期作为鸟类始祖的地位，表明我国辽西及邻区或许才是世界鸟类起源及早期演化的中心。展馆中还收藏展出了200多块含有精美昆虫的琥珀标本，其中还有一些蜘蛛、拟蝎和植物标本，成为世界琥珀昆虫标本珍品收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此外，古生物厅还珍藏有“元谋人”的两颗牙齿化石、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石器工具骨针、穿孔的虎、狼等动物牙齿、穿孔鱼骨、石珠等。这些都是我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佐证，是稀世珍宝，有着极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末，博物馆将普及宝石知识，加强宝石学研究列为重点工作之一。1986年正式更名“中国地质博物馆”。目前馆藏标本已达十几万种。宝石展厅展有宝石100余种，500多件，内容之丰富在亚洲众多博物馆中首屈一指，也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博物馆。

    在地质博物馆斜对面，羊肉胡同30号大门院内建有一座地质礼堂。礼堂前身是1959年建立的地质部“李四光讲习堂”。新中国的地质部于1952年成立，着名科学家、学者李四光是地质部第一任部长。地质部担当着开展矿产普查勘探的重要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急需被称为工业血液的石油。李四光等不为中国贫油论所束缚，大胆提岀了新的石油地质理论。大庆等油田就是根据这种理论进行实践勘探而发现的。地质部经常要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理论探讨，对干部进行培训宣传，“李四光讲习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当时的礼堂占地2000平方米，主要用途是开办讲座和地质部机关开会，也放映电影，是一所机关内部的礼堂。

    地质礼堂在1985年和1998年进行了两次翻建和装修改造。总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拥有放映厅4个，主放映厅能容纳1067人，可供观看电影，举办报告会、一般性文娱演出等。厅内座椅舒适，安装了空气净化装置。音响采用重放杜比数码声迹立体声系统，全国首家环音系统改为双红光发光二极管，重放效果音色饱满，层次分明，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在上映《泰坦尼克号》《珍珠港》等数码影片时，一些观众为感受强烈震撼力和身临其境的数码立体声效果，从而多次光顾地质礼堂，观看同一部影片。

    在西四路口南北，新中国成立后经营着“胜利”“红楼”两家老字号电影院。胜利电影院位于西四东大街55号，前身是西安市场内的西庆轩茶园，1939年由日本人改建为电影院，称“北京电影院”。红楼电影院位于丁字路口的东南拐角处，日伪时期此处建起一座三层红砖楼房，呈曲尺形。楼北侧开设了一家台球社。1946年，此地改建为电影院。两家电影院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由市军管会接管，翻盖一新，冠名“胜利”“红楼”，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着名的电影院，是丰富城西北一带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红楼电影院一度成为纪录片影院，专门放映纪录片。这两家影院近年经几次翻建装修，不断更新设备。放映厅基础声场条件均达到国家标准。还音采用杜比立体声解码处理器，可获得高水平立体声音效果，大银幕的画面使观众在声画俱佳中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两家影院都曾被评为一级影院和二星级影院。

    三、商业得到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阜景街西侧街道上商业布局体现了为满足生活需求而面面俱到、保障供给的发展方针。从燃料、家具、百货、服装、日用杂品、食品、餐饮、医药、修理、洗浴、理发、照相，到银行、邮局、书店、电影院等，完全体现了商业服务设施有计划布局的典型样本。

    西四路口西北角的转角街楼，新中国成立后由百货店变为西四新华书店。开始仅在一楼经销图书业务，二楼为西四交通队办公室。后交通队迁出，整座街楼全由新华书店使用。这家书店所经营的图书范围为历史、人物传记、生活用书、法律哲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少儿读物、小人书等，以后又经销教辅书籍原本，且种类齐全成为书店一大特色。书店一直经营至今，是京城着名书店之一。

    西四丁字路口南路西的西四家具店开业于1954年。这家家具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当时家具都是凭票供应，有票还要提早登记。西四家具店是北京仅有的几处家具提货处之一。全市90%的结婚家具出自这里。最火时家具从卡车卸下地，不用入店，即被买光，称“落地空”。那时几乎每天门外场地上都是提货的车和人，最常用的载货工具就是平板三轮车。为此家具店北侧专门开设了一家三轮车社，方便顾客买了家具就近雇车，也算得是“一条龙”服务。

    在西四家具店对面，丁字街东南角的西四南大街20号，经营着“造寸”服装店。新中国成立后，为繁荣首都服务业，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1956年万里副市长从上海动员六家企业迁京，造寸是其中之一（其余五家是普兰德洗染店、西单第一、四联两家理发馆、中国、国泰两家照相馆）。造寸的创始人是上海服装业老板张春生，因改名“张造寸”，店名也由此而来。其寓意是坚持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态度，一寸一寸地精心造制服装。在20世纪40年代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张造寸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带领店员以独特的设计和精湛技艺，制作出了样式新颖、剪裁及做工考究、质量上乘的众多高档服装，其女装更受称道，形成了“造寸风格”，并以此跻身于当时上海一流的着名时装店之列。造寸服装店迁京在西四开业后，以其款式新潮、精工细做、货真价实和良好的服务，为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界人士的制衣做出了贡献。造寸的名声很快传扬京城内外，国家妇女界领导人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和很多知识妇女都是这里的常客。

    在“文革”浩劫中，造寸也和许多老字号企业一样被迫关门停业，改为一家修理部。1980年，造寸得以恢复老字号之名，在原址重张开业。

    在造寸服装店北侧马路斜对过儿，坐西朝东开着一家西四小吃店。是1965年由天巨饭馆和几家经营小吃的摊商组建而成的，当时有“馄饨耿”、“年糕张”等为技术骨干，在京城名声颇大，能吸引城内外老北京人经常到此品食小吃。小吃店开业后，生意兴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四小吃店与护国寺、隆福寺、菜市口南来顺小吃店被誉为北京的“四大小吃店”。店里除经营小吃，还供应西餐和面食。西餐部经营俄式大菜和西点，面食部有锅贴、炒饼炒饭、肉面等。入小吃店，中间是方正的空地，摆放就餐的桌凳。四周是一份挨一份小吃摊位。锅里炸的，铛上烙的，盆中煮的，有干有稀，有软有硬，有凉有热，有甜有咸，有辣有酸，小吃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大路货有烧饼油条、豆浆、豆汁、豆腐脑、灌肠、面茶、油茶、切糕、炸糕等。烧饼又可分为麻酱烧饼、油酥火烧、豆馅火烧、吊炉马蹄、吊炉驴蹄、螺丝转、糖火烧等。豆浆分为原味、甜浆、咸浆三种。粥分四季：春有杂豆粥，夏熬绿豆粥，秋售红豆粥，冬卖芸豆粥。细食有百果年糕、豌豆黄、艾窝窝、炸卷果等。小吃店从早5点半至晚10点半营业，从早到晚顾客川流不息，日接待顾客多时达上千人次。

    1964年，延吉餐厅于西四北大街181号开业。这家餐厅的前身是1943年出现于西单手帕胡同西口的一家卖朝鲜冷面、烧烤及风味菜的馆子，由一位朝鲜族李氏老太太主持开办，称新生冷面馆。馆子后又迁至石驸马大街。延吉餐厅秉承了原朝鲜风味冷面和菜肴的风味，制作冷面沿袭随压随煮、过水冷却的方法，面条滑爽利口，再加上熟牛肉、苹果片、芝麻仁、朝鲜泡菜及特制的辣酱等多种调料，浇上吊好的凉汤，入口有鲜、香、酸、辣、甜、咸、凉之感，风味独特，回味无穷。夏日吃了去热解暑，冬天吃着凉而不寒，让人吃了还想再吃个爽快。餐厅烹制的各类朝鲜风味菜品，用料考究。其风味代表菜肴有炸牛肉面包衣、红枣煨狗肉、煎蛋卷酥炸鱼片、肉烩、生鱼片等。生鱼片选用活鱼，经多道工序加工成薄片，食用时蘸上由十几种原料配制的调料，入口鲜嫩爽滑，食之不厌，是朝鲜风味珍品。

    在20世纪60年代，白塔寺一带一直缺少一个大的副食商店，让周围居民感到生活不便。1971年，区副食品公司拆除了白塔寺山门、钟鼓楼，在此址上建起一座白塔寺副食商场。商场占地1400平方米，营业面积700平方米，有职工约200人。主要经营肉、禽、蛋、干鲜果品、烟酒、糖果、糕点、熟肉、豆制品等20个大类3000多种商品。商场注重服务群众，商品以中、低档大众物品为主，对群众日常生活必备商品，快、洁半成品，以及各类酱菜、小菜等，供应充裕，品种多样。商场联系四川、山东等省生猪生产基地，直运猪肉，做到了质鲜价优，深受区内外顾客欢迎。商场日接待顾客达到上万人，自1989年起成为区重点企业。商场针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在1994年初推出了“白塔寺庙会小吃”大排档，销售茶汤、卤煮火烧、蜜麻花、豌豆黄、八宝莲子粥、面茶、灌肠、酱鸡、酱鸭等老北京传统民俗食品，新鲜味美、经济实惠，依稀可见昔日庙会的景象，引来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围观品食。

    在阜景街和相邻的街上，早年开业、新中国成立后尚存的一些老字号商户，在公私合营后陆续对店堂进行装修、扩建，营业环境改善，经济效益提高。1964年，周恩来总理来到砂锅居，品尝了风味菜，然后亲切地勉励厨师和服务员：“你们要继承和发扬风味，做好服务工作。”“文革”时期，砂锅居变味成“炒菜居”。1972年得以恢复字号。北海公园内的仿膳茶庄于1955年改为国营，从北岸迁至琼岛北侧回环宛转游廊中心的漪澜堂，更名仿膳饭庄。营业面积扩大，可同时承办宴席25桌。饭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了荷花莲蓬鸡、海红鱼翅、扒鹿肉、怀胎鲑鱼、凤凰趴窝等名菜。制作荷花莲蓬鸡这道菜，有39道工序，盘中间放一朵娇嫩的红花，周围用十个以鸡肉做的小莲蓬簇拥着，观之赏心悦目。熘鸡脯是慈禧太后晚年最爱吃的菜，此菜色泽洁白，点缀少许绿色豌豆，味道清香，软滑细嫩，最适合老年人品食。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特赦后，曾数次到仿膳饭庄进餐，他对菜点大加赞赏，认为比他当皇帝时吃的御膳味道要好很多。1978年，仿膳饭庄应日本客人要求重做清宫最盛大的宴席“满汉全席”，全席有134道热菜，92道冷荤及什样点心、果品，包括满汉两族的传统名菜，山珍海味一应俱全。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名肴佳馐上桌，让客人大饱眼福、口福。

    白塔寺药店的前身琪卉堂、大和堂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归国有，成为市医药公司药材第二门市部，由此有了“国营二门”的简称。20世纪70年代末，药店与市药材公司西城区公司机关在原址合盖了一栋五层大楼。大楼古朴典雅，又具现代风格，兼作机关办公和药店经营。药店重张开业，更名为白塔寺药店，由老舍夫人、着名书画家胡絜青题写了牌匾。白塔寺药店多年来坚持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业内好评，获得北京市首批“优秀特色店”、全国第一批“中华老字号”单位、“全国商业顾客满意企业”等称号。着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表演小品《打工奇遇》后，曾将其手书的“货真价实”题字赠予白塔寺药店。

    四、民生有了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市区政府关注民生。阜景文化街一线的居民在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就业、劳动生产、居住等生活方面，都得到了显着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开办在阜景街和邻近街道的中小学相继由私立转为国立，学费大幅下降，使居民的孩子都能上学就读。在白塔寺北侧还开办了特殊教育学校。坐落在福绥境45号的北京市第四聋人学校始建于1959年，原称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校舍前身为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为四合院庭院式建筑，有走廊相连，古朴典雅。院内绿树、花草、藤萝、翠竹等植物种类繁多，置身其中令人心旷神怡。“四聋”建校之初，占地面积不足5000平方米。就在这不很大的地方，却活跃着一支有着博大爱心的特教教师队伍。教师们以满腔热忱，循循善诱地教导着被认为是“不可造就的人”，让他们从小就用自尊、自信的健康心态面向人生，努力学习知识和技能，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的新型劳动者。建校不久，王宗文校长代表“四聋”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以口语为主，其他语言形式为辅、各种语言形式相结合、重视书面语言的培养”的观点和教学方法，引起了特教界的广泛关注。1975年“四聋”的沈家英老师与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提出了汉语手指音节设计方案，曾经成为全国多所特教学校的主要教学手段之一。随着教育改革的到来，“四聋”冲破了聋校只有小学文化教育的禁区，于1980年办起了京城第一所聋人初中学校。以后又办起了职业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完善了聋校的办学体系，为聋生实现“战胜自我，迎接挑战，学会生存，走向成功”的目标，充分平等地参与社会创造了条件。

    为丰富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培养孩子的爱好与特长，1973年福绥境少年之家在西四北三条甲16号挂牌成立。这是一处北京最早建立的青少年校外教育培训基地。甲16号院是一座大四合院，院内花木扶疏，环境幽雅。少年之家开设了美术、舞蹈、声乐、书法、木偶、象棋、工艺等十多项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培训内容和活动项目，挖掘孩子们的潜能，给予孩子们施展个人才艺的空间，让众多孩子在校外活动中得到成长的快乐。在培训活动中，辅导员因人施教，培养出大批有各种特长的孩子，多次获得本市和全国的奖项，绘画班的画作还得到了国际儿童绘画银奖。2000年，新街口少年宫迁至此处。新开设了电子琴、钢琴、小提琴、计算机、英语、科技及学前艺术教育等培训班，使这个院落成为既有老北京特色，又有现代氛围的校外和社区活动场所，深受众多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另一所丰盛少年之家成立于1975年，坐落在阜成门内大街315号。此址原是阜内小学古建四合院的一部分，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有房屋16间，均为灰白色平房。这所少年之家设有乐器、舞蹈、美术、书法、棋艺、航模等兴趣班，招收少年儿童参加活动，加以培训。2006年更名丰盛少年宫后，成为一所培养中、小学生特长的校外教育专门机构。教师以“为学生健康成长奠基、为学生全面发展铺路”为办宫宗旨，形成了以舞蹈教学为特色，各专业学科均衡发展的办学体系。近年来经这里培训的学员曾多次获市级、国家级奖项，一些学员还考上了国内着名专业院校。丰盛少年宫舞蹈团曾赴日本、韩国参加交流演出活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青少年的风采，也向世界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素质教育的窗口。

    白塔寺北侧的福绥境南北走向，在明代称井儿胡同，清代称苦水井。皆因胡同内一南一北有两口水井，井水富含硫酸钠等矿物质，水质苦涩而得名。民国后胡同之名雅化称福绥境。胡同名字变了，当地水苦，居住环境恶劣却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福绥境及周边有大粪厂三处，到处可见粪车往来。举目可见垃圾成山，蚊蝇密集。居民在此居住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福绥境地区的居民响应政府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在街道办事处的带领下，清除了大粪厂，铲去了垃圾山，整修了道路、院落、房屋，搭建了公共厕所、清洁的自来水站，还开设了群众文化活动场所。经过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福绥境地区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明显提高。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特意到福绥境拍了《一条小街》的纪录片，向全国推广福绥境大搞环境卫生的经验。以后在福绥境多次召开了卫生工作经验介绍会、现场观摩会。亚、欧一些国家元首级的人物也来到福绥境参观。福绥境地区的环境卫生工作越做越好，街道办事处在1959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红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卫生红旗有两面，南方地区的是广东省佛山市，北方地区就是北京市西城区的福绥境。福绥境街道和佛山市还开展了互相学习和观摩的活动，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在阜景街路段上，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兴建大型工厂，只活跃着一些小型工厂企业。但这些小厂子在国家建设发展中却很有经济价值。1956年4月，公私合营的西四印刷厂挂牌成立，厂址设在西什库教堂西院内。这里原是西什库教堂印刷所。新建的印刷厂分设排版车间、印刷车间、装订车间以及一个分厂，有职工500多名，主要承接出版社的印刷业务，每年都要印制大量的书籍和期刊稿件。科技书刊的排版不但有中文，还穿插着英文、俄文、法文等多文种，且图表格式复杂，对排版工人的技术要求高。印刷厂的党政领导依靠职工一心一意搞好生产，完成各项印刷任务。在以后经营中，西四印刷厂生产不断发展，厂内气氛和谐，曾多次受到区委的表彰。这个厂于1960年支援河北省的教育出版事业迁往保定市，并入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1958年，福绥境街道组织街道居民白手起家，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艰苦创业，成立了多家街道工厂，使集体工业获得了发展。福绥境毛衣厂初为装订厂，建于福绥境48号院，后转型生产机织毛衣。生产稳步发展，毛衣款式新颖、多样，产品由外贸进出口公司统一出口到国外销售。这个厂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职工400多名，上交到北京市，更名为北京市毛织四厂。街道另一有名气的工厂是福绥境光学仪器厂。这个厂初建于福绥境37号院，凭着白手起家和简陋的器材设备，试制成功GX型410倍光刻机显微镜，XSZ-02型1600倍生物显微镜，成为北京市最早生产生物显微镜的厂家。这些产品在国家高端科技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引来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参观学习。至20世纪末，这个厂拥有职工600余名，上交到北京市，更名为北京市第三光学仪器厂。成为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

    阜景街所处的西长安街、厂桥、丰盛、福绥境四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都成立了房管所，管理和承修公房。为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房管所在维修旧房的同时，也新建一些房屋，但多为平房。1958年，在福绥境南口，崛起了一座福绥境大楼。大楼为米黄色，在周围一片灰色低矮的小平房之上，显得庞大、突凸，望之壮观。全楼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共9层，地上8层，地下1层。地下一层中设有能容纳500人就餐的公共大食堂。大楼由中主楼和东、西附楼三部分组成，楼内有189个居住单位，101间单身宿舍，有能收托200个孩子的托儿所，还设有理发室、小卖部、拆洗服务所、浴室等公共设施。每层有开水间、公共小厨房、公共厕所。那个年代提倡吃大锅饭，进大食堂，居家住户的单元内就没有设计厨房。楼内楼道宽敞，居室明亮，使得周围住在平房的人家羡慕不已。楼中安设的两台电梯尤为引人注目，对于小孩子们来说更成为他们爱乘，坐得过瘾的大型“玩具”。福绥境大楼是“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为此这座楼也被称作公社大楼。由于大楼设施周全，居住条件好，建造中有人认为只有领导干部才能住进去。其实大楼建成后，入住的绝大部分是普通群众，有工人、教师、售货员、机关干部等，但都是收入较高，人口较少的。当时平房房租月租金一间仅几角钱，这里房租却是月租金5元。这样的大楼在东城和崇文两区也各建有一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福绥境大楼居住的人口急剧膨胀，许多公共服务被分割占用，电线老化，使大楼成为危楼。对这座大楼是拆迁还是保留，引起社会普遍关注。2007年，市规划委、市文物局联合公布了《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福绥境大楼名列其中。有关专家认为，在福绥境大楼身上蕴含着重大意义，它是一段历史的记录，也是北京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处实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