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敢去拿白面馒头，看看爸爸，再看看妈妈，我提前做出“接受批斗”的准备。
爸爸说：咋啦？吃呀，看我干啥？我又没戴高帽子。
我拿起白面馒头，还是像犯错误的样子。我琢磨着我究竟哪儿出了差错？
妈妈说：我要给岳老师写大字报！
我吓了一跳，我说：妈妈，你别写，我还要上学呢。
妈妈说：她把你的鼻子打出过血。
我说：没……打，是她的手碰到了我的鼻子，我的鼻子爱出血。
妈妈说：要写，我叫人帮我写，她现在不是老师了，被清理出教师队伍了。
我想起岳老师给我剪手指甲（我用指甲抓破了同学的脸）、帮我给爸爸写信（岳老师修改了我的作文）。我想起这些，我说：妈，你别写，算了吧。
妈妈显然已拿定了主意，说：要写，连队职工都在写。
我说：他们在批判牛鬼蛇神，岳老师是老师。
妈妈说：她不是老师了。
我说：不是老师了你也别写。
妈妈说：不长记性，没有觉悟，你喜欢她把你的鼻子打出血？
我说：不是……我的鼻子一碰就出血。
晚饭后，妈妈出门。第二天晚饭，妈妈端出了红烧猪肉，还烧了菠菜豆腐汤，汤上面漂浮着一层稀罕的油珠。妈妈像出了一口气，说：大字报贴出去了。
妈妈仿佛发射了一颗炮弹，击中了岳老师。我怎么再有脸见岳老师？那么好的菜，我吃得很艰难。妈妈说，是托连队的一个上海青年写的，一手毛笔字真好。她说：你要好好练毛笔字。我说我一闻到墨汁的气味就想吐。
放下半个白面馒头，我赶到食堂，那个饭厅能容纳全连的职工开会。食堂还亮着灯。饭厅里里外外挂满了大字报。风掀动着大字报，像女生的裙子。反正是密密麻麻的黑字，红叉叉在姓名上，姓名前，要么是“打倒”，要么是“砸烂”。我找到饭厅里批判岳老师的大字报，“岳志辉”三个字，分别打了红叉。上纲上线，上挂下联，大字报里，把我鼻子出血上升到“摧残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高度。仿佛我命定是未来的“接班人”。我站在大字报面前，这下，岳老师完蛋了——罪上加罪。我觉得妈妈，不，是我把岳老师往麻烦里推了一把。那口气似乎是我在控诉。
早晨起来，我的枕巾上留着一片鼻血。妈妈大惊小怪地说：看看，岳老师把你鼻子打出血以后，它就习惯性流血了。
我说：妈，是我焐出的血，被子太热。
妈妈像是举着一面旗帜，也像拿着“痛述血泪史”的凭据，说：这是后遗症，我还要写。
我说：妈，这跟岳老师没关系。
后来，我在成语词典里翻出个“落井下石”，那个成语对应了妈妈的做法。
妈妈说：我咽不下这口气，过去拿她没办法，现在我不放过她。
妈妈给我要来了毛笔、墨汁，说：闲在家没事儿，把字练好，妈妈不能老是求别人。爸爸逼过我练钢笔字，现在，妈妈又逼我练毛笔字。可是我在学校主要用铅笔写字。中午，妈妈要我去食堂打饭。食堂站了数十个阴阳头，都站在大字报前边，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职工已蹲着站着吃饭了（绝大多数是单身职工）。我看见一张熟悉的脸，我想不到一个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竟是那样，可我还是看出是岳老师。她朝我微微一笑。笑得我慌了，一阵脸热，我想我的脸一定红得不得了。我避开她的目光。她看着以我的名义批判她的大字报，她怎么还笑？大概她看出那不是出自我的手——笔迹、语言，我还没那样的水平，毕竟我还在念小学（停课闹革命了）。我得把练毛笔字的一套工具全都塞到高粱秆棚里了。
我匆匆打了饭菜。妈妈要我打饭，用意很明确。她说：你看见啥了？
我说：妈，你不要写大字报了。
妈妈说：你胆小，妈妈替你出出气。
我满脑袋都是大字报、阴阳头。我躺在床上，外边，太阳晒得地面发烫。小伙伴喊我去渠里洗澡，我回绝了。我一想到岳老师的微笑，我就不敢出门，好像她的笑把我堵在门里。一醒来，鼻子堵住了，血已凝结。我一遍又一遍洗，我生怕妈妈看出我又流鼻血了。我的血像决堤的渠水要突破血管。
晚饭后，我悄悄溜出门。沙漠吹过来的风，清凉而又干燥。我跑进饭厅。饭厅空荡荡，风穿进敞开的门窗，一圈墙壁上的大字报像在乱舞，发出纸的喧哗。我瞧瞧外边没人，就做贼似的撕下“声讨岳志辉”的大字报。我把纸揉成了团。我害怕起来，连忙把纸团塞在汗衫里，顿时，我的肚子鼓起来了。
我奔出去，沿着屋子的阴暗地带，往连队的果园那边走。中途，我听见了猪叫。那是在连队的猪圈。我背后，远远的一片灯光，那是连队的家属院。我松了一口气。撕碎了大字报，丢进猪食槽里。白晃晃的猪赶出来发出猪嚼食的声音。
我睁着眼，躺在夜色笼罩的屋里。爸爸妈妈已睡着了。我躺着，想象猪把大字报大口大口地吃进去（大字报背面有麦面浆糊），大字报在猪肚子里消化，最后，拉出屎，谁也辨别不出是大字的屎，然后，起猪圈，那屎运到大田，庄稼吸收了有文字的屎，要是庄稼长着长着显出个别字迹，那多有趣。
天亮，妈妈又爱惜地呼叫，说：你的鼻子又出血了。
我不吭声。我撕下“声讨岳志辉”的大字报，那片墙壁空出来了，连队就追查。好像妈妈的武器被缴了，妈妈认定是岳老师的报复。阶级斗争新动向。树欲静而风不止。都是大人在大惊小怪——我反倒伤害了岳老师。当晚，全连职工批判岳老师。灯光下，她的阴阳头反光。似乎她在发光。我知道了，岳老师进了“牛棚”，派她喂猪。残留的大字被发现了。我恨那些猪，该饿几顿，饿极了，会把大字报吃得一点不剩。
妈妈发了言，很气愤的样子，妈妈把我的鼻血说成是“贫下中农的血”，我知道了，岳老师出身在富农的家庭（她没享受过富农的生活，师范毕业，就报名参加了边疆建设）。
我再也不肯去打饭了。我担心碰上岳老师。好像她被剃光头，她挨批判，都是我惹的麻烦，而且是落井下石。我已经不留长指甲（她说过：细菌会住在里边）。想起她给我剪指甲（她没批评我）。妈妈还贴她的大字报，我简直没脸见她。
有一回，我去猪圈掏麻雀，岳老师系着围裙，头上裹着纱巾，她仍朝我微笑，说：当心，别摔下来。
我再也不去猪圈了。那年夏天，不知怎的，我时不时地流鼻血，好像一根管子漏了，止也止不住，我仰天躺着。妈妈以为我病了。医生说我没什么异常。可是，我就是流鼻血。奇怪的是，妈妈再也不提岳老师了。我甘愿不停地流鼻血，妈妈就不会怪岳老师了，那是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事儿，大家都写，妈妈也不甘落后（谁都要表现出积极革命的姿态呀）。
后来，复课闹革命。校园里遍地起了年轻的盐碱皮子，教室里甚至长出了黄不拉唧的芦苇。不久，地面又恢复了原样，多少双脚把盐碱吓走了。我的鼻血莫名其妙中止了。
岳老师长出了短发。我警惕着不在教室外边遇见她，远远地躲避。偶然遇见她，她微笑着叫我的名字。我微微躬腰给她敬礼，随后跑开。我对不起她。后来我念初中，她的头发已留成了披肩。再后来，我考入高中（全班练毛笔字，唯独我没兴趣），毕业后分配到连队，第二年，我被抽调上来当教师（团部职工子弟学校）。
我要求换到营部学校。外界羡慕我进了农场的“最高学府”，不知我为何不肯在那儿——跟岳老师同一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受不了。岳老师显得很高兴，都知道她教过我。她似乎把大字报的事儿忘了，似乎根本没贴过她的大字报。我总觉得自己当时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毕竟是我的“声讨”。我还是执意要求转学“下放”到营部学校，那样，我好受了些。可是，我没走成。据说岳老师特意去了我家家访。她和我妈妈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离开岳老师这个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