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爸爸的出气筒。别人要“打倒”他，还没开始“打倒”他，他就先打我。爸爸最难熬的是还没开始“打倒”他的那一阶段（一有风吹草动，爸爸就惊慌失措），倒是他游过街，进“牛棚”后就和气了——火气消了，跟暴风雨前的平静正好相反。
爸爸打我，我打谁？我就躲进猴子家。猴子的世面很灵。所有的小伙伴都会把“情报”传给他。猴子家的灯开得很亮。
猴子说：你爸爸是个大倒霉蛋，又有麻烦了。
猴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点“骄傲自满”（替他爸爸），有点“幸灾乐祸”（对我爸爸）。猴子的爸爸主动要求当了劳改犯（我爸爸透露），就没人麻烦他了。我爸爸老是被人惦记，别人可以随时麻烦他——我最怕别人（造反派）惦记我爸爸，一惦记，麻烦的首先是我。
因为爸爸，我不够加入红小兵的条件。爸爸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火山随时可能喷发。这一回的麻烦跟马有关系。
爸爸跟马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战争年代，给大首长当警卫员，其实是“一介马夫”；和平年代，铲马蹄，阉马蛋，主要是管马——饲养员。猴子说我爸爸是个弼马温。
这也成了爸爸的阴谋，不管人，要管马，是蓄谋已久的大阴谋——大字报上就这么“揭发”。
大字报还揭发，爸爸受“苏修”的指派，要在农场组建一个骑兵军。苏联红军就有一个哥萨克红色骑兵军，战功显赫，所向披靡。
2001年，我收到一部生活过的那个农场的地方志（同学刘文革是编篡的主笔）。其中那一年的牲畜一栏显示，马的存栏数为7650匹。总人口28709人，其中劳动力8653人。那时，邻居刘文革六个音符——多来米法索拉西——六个兄弟姐妹。所以，刘文革就有个外号，叫拉稀。
如果按男女近似50%的比例，那么，骑兵军里，还应当有“红色娘子军”了，因为七千余匹马，男的骑，人数不够——按大字报推算的骑兵军的规模。
所谓的未来“骑兵军”，就是建立在一匹种公马的逻辑基础之上。据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时斯大林的座骑，那匹座骑生了马驹，赠送了一匹给小男孩爸爸所在部队的首长，屯垦戌边后，那匹马也同时转业——中苏关系尚未彻底破裂，那匹马就成了中苏友谊的象征。
那匹马放在运输连里，享受着很高的待遇：不干活，只配种。其他马，都要“出工”，拉车、拉犁（菜地班）。运输连拥有一支可观的马车队：胶轮车，四匹马拉；大轱辘车，一匹马拉。起先，小男孩的爸爸兼管斯大林座骑的儿子配种的事宜，后来，农场的各个连队，到了母马发情期，就牵着母马来运输连配种（或来接种公马前往）。
我很羡慕那匹种公马，不干农活，还吃精饲料——配种期间，特供它鸡蛋（不煮，直接打破了往马嘴里灌，马嘴边像流哈喇子一样挂着蛋清，猴子看了也馋）、苞谷。等到有了专职的配种员，有一次配种员（还是条光棍）说：这种世界上最快活的事儿，叫它当正经事来干了，到处赚便宜。
猴子的手在天和地上刷了个圈，说：场部贴出揭发批判你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呢！
大字报揭发，爸爸阉掉了农场所有的公马，那些公马，从此只会干活，不会骚情（猴子说：不会下流），唯独剩下“苏修”的种公马，给农场所有的母马配种，生下它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那么，农场遍布着“苏修”种公马的子子孙孙，而且还在继续繁衍。
我想起了《愚公移山》，愚公为了出行方便，不是发誓子子孙孙挖山不止吗？愚公绕过山不行吗？挖了山，吃啥？不是靠山吃山吗？
可是，大字报揭发，那不是种公马，而是“总攻马”，一旦时机成熟，“苏修”向我们发起“总攻”，爸爸就组织“骑兵军”，里应外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我们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又要“压在三座大山”底下。我爸爸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字报上的语言，我似懂非懂）。
第二天，爸爸就被“驱逐”出马厩。爸爸拉土坯，用拉拉车。而且，运输连，许多马车都不要马拉辕，改为人拉车，几个人拉一辆。连队的食堂里，也张贴“大批判”，呼应场部的大字报。什么“不要修正主义的马，只要社会主义的车”，“不能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那些“总攻马”的子孙驾辕拉车，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革命群众“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要用实际行动防止“修正主义”复辟。
本来，那匹种公马总是拴在草料场的一根柱子旁。现在它被牵进马厩——槽头，吃和其他马一样的草料，还在它的两边，安了两根横栏——不让它去骚情其他马。种公马比其他马都要高要壮，屁股浑圆，马腿、马头有恰到好处的一点白毛，浑身黑油发亮，黑白分明。就是这匹马，想占领我们绿洲？
我站在它的前边（隔着料槽）——替爸爸辩护：“一匹种公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我已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我希望感动种公马，让它开口替我爸爸解释。种公马抬起头，一昂一扬，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它“咴咴”地叫了。
其实，我只是想，爸爸不碰上麻烦，我就少挨打。
晚上，妈妈说：爸爸打你，是为你好。
我说：这是军阀作风。
妈妈说：你爸爸难受。
我说：他难受，就打我？妈妈，你也不阻止他。
妈妈说：你爸就是那个脾气，打过了，他也难受。
我说：我看他从来没打过马。
妈妈说：你爸爸喜欢马。
我说：讨厌我。
妈妈说：也喜欢你呀。
我说：喜欢我，咋老是打我？打我就是讨厌我，再打我，我就跟他划清界限！
妈妈说：小孩子还不懂大人的难处，划清界限了还是你爸爸。
那一年，单是运输连增加了10辆“解放牌”汽车，五台轮式拖拉机，两台履带式拖拉机（东方红54）。第二年，牲口存栏数——马那一栏，大幅度减少（备注里说是淘汰）。农场的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那意味马的“辉煌时代”即将终结。当年大字报预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爸爸则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我没见过爸爸央求别人。妈妈说爸爸又去求过雷科长。
后来，我听说爸爸趁着夜色，摸进场部雷科长的家。
爸爸仿佛从围困中突破，出来报信。爸爸说：活得太麻烦，你把我判掉算了。
雷科长说：条件还不够。
爸爸说：大字报已把我批得体无完肤了，已经定了性，还不够呀？
雷科长：老谢，你是老革命了，现在碰到新问题你要正确对待，一判刑，就是敌我矛盾了。
爸爸说：活得太麻烦，还是进去爽快。
雷科长说：证据不足，怎么量刑？你投敌叛国的证据呢？你组建骑兵军的证据呢？马生马是马的事，不然，怎么发展畜牧业？
爸爸说：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打仗的时候，中了埋伏，那时，手里有枪，能打，拼个鱼死网破，现在，这么麻烦！我晕头转向了，不死不活，麻烦。
雷科长劝我爸爸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
爸爸说：老子革命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转筋呢？忘本就意味着叛变。
雷科长说：毛主席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爸爸像皮球泄了气一样，说：我要吃老本，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妈妈叮嘱我不要“乱说乱动”——别再给爸爸添麻烦了。
爸爸祖宗三代都是贫农，而且，爸爸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又不懂俄语，怎么和敌人相互传递情报？抄过家，也没抄出电台，没抄出“委任状”（大字报却揭发有组建骑兵军的委任状）。可是，爸爸“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
隔了一天，我们听说连队食堂“改善”伙食——吃马肉。我拿着碗，积极地要去打饭菜。食堂里已排起了队。
妈妈说：我们自己炒菜。
我说：我要吃肉。
妈妈说：你这孩子，咋不会看脸色？就知道吃肉。
爸爸坐在桌前喝茶。没开灯，爸爸像块墨，渐渐地在夜色中融化那样。我只听见水在他喉咙里一次又一次响。
那匹给爸爸带来麻烦的“总攻马”被淘汰了——宰了。爸爸不吃马肉。我很委屈：自己不吃，还不叫我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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