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拉玛干少年-种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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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级掀起了做好人好事的热潮。岳老师给每个同学都发了一册好人好事登记簿,做了好人好事就登记入簿,周末,全班还要评比表扬,优秀的同学,岳老师还颁发奖品,橡皮擦、铅笔,或者其他什么。

    而且,做好人好事还列入了课外作业。就是说,好人好事的范围重点放在校园之外。我还不懂怎么做才算“好人”,我明白的只是“好事”(做了好事等于是好人了吧),因为,掀起做人好事的热潮之后,仿佛是捡麦穗、摘沙枣,同学们一把一把捡、一串一串摘,都是“好事”。好事都叫其他同学给发现了。

    例如,同一个连队的同学,因为又瘦又矮,就有一个绰号叫“粉笔头”,他一天里做了一大串“好事”,在稻草窝里捡了两个鸡蛋,在上学路上拾了两角钱,快进校园的时候扶起了一棵歪倒的沙枣树苗。那个礼拜,粉笔头很得意,岳老师表扬了他,说他是我们班“做好事先锋”。我跟粉笔头的家在同一排房子。粉笔头离家还有十几步远,就举着“好人好事簿”(红色封皮),像挥动一面旗帜一样,他的爸爸妈妈闻声出来迎接。我爸爸妈妈说:你看,别人比你矮,做出的事情比你高。

    我仅仅在教室做了“好事”,没轮到我值日,我打扫了卫生,可那算什么“好事”?凑合着算了数。岳老师号召,“好人好事”多在校外做,最好是没人看见的地方。那个礼拜起,我就“擦亮了眼睛”(这是比喻),我会留意走惯了的路——晒场、渠埂,甚至,看见鸡,我会跟在鸡后边,关注它可能下蛋的草窝,不过,那鸡很贪吃,老是在稻草里刨稻谷。我也没发现什么钱。过去,我上学放学都是急匆匆赶路,注意林带里的麻雀、渠水里的鱼儿,“好事”都叫我给漏过去了。

    往常,同个方向的同学会一起走,自从开展做“好人好事”活动,同学都单个行动,确实,碰上一件“好事”,算谁的呢?一起发现,都有份儿,就不能独自拥有“好事”了,“好事”就打了折扣。我撵上粉笔头(要是粉笔头在后边,我会故意慢慢走),问:你咋能发现那么多好事?

    粉笔头说:聚精会神看地面,脑子里别开小差,天上没有好事。

    我笑了,这么快就会用成语造句了,还套用岳老师在教室里提醒个别同学“别开小差”的话。我望望天,瞧瞧地,说:好事都叫你给扫荡过了,我碰不着了呀。

    粉笔头说:好事会长出来,跟菜地割韭菜,割掉一茬,还会长出一茬。

    我指着不远的晒场,那里有几只鸡,说:鸡总会下蛋,鸡下蛋就找个秘密的窝,我要找有蛋的窝。

    粉笔头说:对呀对呀,有些“好事”,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能发现。

    获得了“好事先锋”,同时又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小积极分子,就翘尾巴啦?不过也是,我在家,要是玩起来,就光知道吃鸡蛋,不管鸡怎样下蛋。有一回,妈妈加班(大会战)好几天,她回到家,说再不捡窝里的鸡蛋,母鸡就会孵出小鸡呢。我的眼里只关注好吃好玩,注意的目标不同,可能会错过或忽略“好事”。其实,粉笔头过去不也跟我一样不长眼吗?

    我走路,开始注意地面,似乎在寻找什么遗失的东西。我克制着不让鸟呀鱼呀分散我的注意力。有时,我碰上纸,以为那是钱,一捡起,不是,便失望地撕碎了纸丢进渠里。有一回,我跟妈妈一起去场部商店,妈妈说你丢了啥?我说没呀。妈妈说你抬头看路呀。我没透露我在寻找“好事”。

    让我真正眼红的是猴子,他有了“火眼金睛”,他的“好人好事簿”像连队的水稻实验田,施了化肥,“好事”一个劲儿地猛长。而且,猴子也单独行动了——不和我结伴上学、放学。同学们的“好事”也比我多。我拖全班的“后腿”了呀。我怎么能甘愿落后呢?我平时跟同学关系不冷不热,同学又不肯传授做“好事”的秘诀(问了也白问)。我实在沉不住气了。大概受了“大扫除”的启发。一天,我扛起一把扫帚,提前赶到学校,在校园门前(可以界定为校外),挥动着扫帚(那是大人使用的扫帚,比我还高),把校园门前扫得个尘土飞扬。进校园的学生,不得不捂着鼻子,或冲过尘雾,那么多人目击了我这件“好事”,我越扫越来劲儿,还是有人骂我,我不在乎——毕竟,我亲自培养了一件重大的“好事”。

    岳老师叫我去办公室,首先表扬了我,不过,岳老师说:你把动静闹得太大,扫地前,要洒水,压住尘土,这样,灰尘就不会到处乱跑了,好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要悄悄地做,雷锋叔叔就是悄悄地做好事。

    我很委屈,做了“好事”,有的同学还说我“出风头”,“在炫耀”。幸亏岳老师“主持正义”,在总结的时候肯定了我。再次扫的时候,我泼了水,而且选在放学之后。可是,总不能老是扫同一个地方吧,何况,脏得也不会那么快。干净了扫就失却了意义,这一点,我懂。

    终于,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碰上了一件重要的“好事”。太阳即将沉入地平线,西边的天空,彩霞灿烂,这是多么美妙的背景呀。我在望连队一片房子的时候,忽然看见了一只羊羔,大概是羊羔贪玩,羊群已回圈了,羊羔“咩咩”叫——想起了羊妈妈。羊羔在渠埂徘徊。携带着青沙的水来自遥远的雪山,在渠里淙淙地流淌,赶往农场的田野。

    我望望前后,没见人影。我想做一件重大“好事”的愿望发动起来了,我心里怦怦跳,倒似要做一件“坏事”那样。因为,单是捡一只羊羔,已满足不了我积存已久的迫切愿望,我得把“好事”稍微弄大些——有渠水,有羊羔,我想象跳入水中救羊羔的英雄壮举。我拔了一束稗子草,去引诱羊羔。羊羔显然不在乎我手里的青草,却被我亲密的行为所迷惑(可能看出我是个小孩?),竟晃着可爱的小尾巴(又秃又毛)靠近了我,仿佛不得不暂时投靠我。我抚了抚羊羔稚嫩的卷毛。其实,我在心里有点慌张有点愧疚,似乎不得已要羊羔配合我去实施重大的“好事”。

    突然,像翻脸那样,我把羊羔推进了渠水。羊羔在渠水中挣扎,哀叫。我顾不得脱鞋脱衣,完全是模仿电影里的英雄那样,纵身跳入水中。我没料到渠水那么深那么寒(雪山融化的水)。置身水中,转眼间,我的小腿肚子抽筋了,我已经顾不得漂出一大截远的羊羔。我呛了水,我喊救命。双臂在水中胡乱拨拉。水软,根本没处抓攀。

    猴子救起了我——他赶过来,抛出了裤带。我抓住了裤带。猴子又在渠埂上追了一程,跳进水,抱出了羊羔。猴子像鱼儿遇见了水,那么自如潇洒。他的姿势是自由泳。

    一件重大“好事”,被猴子占据了。难道猴子一直跟踪着我分享“好事”?他在全校被表扬,还“讲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而我贪图大“好事”,还差点搭上了性命,——发了高烧,三天没上学主要是受了惊吓。岳老师也表扬了我,说我舍己救“羊”。奖给我一个铁壳的彩色铅笔盒。猴子是一个书包,书包上有几只羊,有几朵云的图案,好像天上地上都是云,还有红宝书——精装毛泽东选集。一件好事生出两件好事。我俩还正式加入了红小兵。

    爸爸妈妈还去猴子家表示了感谢,送了大沙枣。过后,我开始学自由泳(我只会狗刨式),我脑子里还在想,下回做“好人好事”就有了本领。

    大概我和猴子的友谊更加紧密了(毕竟是我替他创造了“荣誉”)。粉笔头透露了“做好事”的秘密,最初,好人好事登记簿的鸡蛋是取自家里的鸡蛋,二角钱是爸爸给他的“压岁钱”,沙枣树苗其实是他故意踩倒再去扶栽起来。

    猴子说看见我老是在路上“找”好事,就笑我傻,还提醒我:怎么没发挥你鼻子的优势?我说我闻到你身上有鸡屎味。他说我好事里的鸡蛋也是偷的,你不要当叛徒哟。班里的同学,关系紧密了,都串通起来,联手做“好事”,一个故意丢了课本,另一个轻易地捡到了;反过来,捡到的同学也要故意创造一件“好事”供那个同学“做”。我说你们这不是在骗老师哄学校吗?猴子说我们是在完成“课外作业”呀。我说怪不得你们能做那么多“好事”呢,学校一号召,“好事”都种出来了。我种你收,你种我收。

    关于做“好事”的核心秘密,我知道得已很迟了。要不是同学之间闹矛盾,把做好事的秘密报告给岳老师,这个班的“先进”还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岳老师一度骄傲过,似乎她教出的学生天然持有发现“好事”的本领。岳老师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以不正当的手段做“好事”的方式,但是,显然她把这个秘密也隐瞒没向学校报告,因为,岳老师那年被学校评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还受到农场的嘉奖,其中的基础来自她的学生的“好人好事”。

    我模模糊糊觉得,好人好事并列是有一定的道理。岳老师说:这样挖空心思做“好事”,能算“好人”吗?

    我和猴子还想到自杀的那个人,姓潘,在鸡蛋上标日期。猴子做好事(偷鸡蛋)就是受了我们“鸡蛋行动”的启发。

    岳老师向全班宣布:学校指定我们班为红桥值勤。

    岳老师还宣布:做好人好事暂时告个段落。

    猴子像卸了包袱,说:不用做好人好事啦。

    岳老师说:这个活动结束,不是说就可以做坏人坏事了。

    后来,我知道,是红卫兵向学校提出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岳老师率先发动做好人好事,然后带动全校,是妄图转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但是,岳老师毕竟是学校的先进典型。学校只是调整了活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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