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好好的乒乓球，突然听见短信的疾响，那是种特恶心的声音。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条垃圾信息往我手机里挤，不是交话费赠报纸就是有什么新险种特实惠，反正都是些小恩小惠，它们除了让我反感地使劲按删除键，再勾不起我任何阅读的好奇。

    可是这次短信发送的频率有点怪，一条紧跟着一条，我用脏手翻了一下，是我熟悉的一个手机号。看信息的时候我身上的汗在慢慢冷却，那个哥们儿说家里人出事了，他马上就要上火车。很多忧伤的情绪隐藏在简短的语言里，我想我能明白。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再接，他说他不需要安慰。

    我飞快地给他发了条短信：“哥们儿，用钱说话。”这是我唯一能说也最想说的话。因为他任何一个细微的情绪都让我想起自己那些不需要别人安慰的日子。

    那是非常难挨的一年，父亲因为心脏病三次抢救，五一、十一、元旦、春节都是在医院过的，那时候医院比家更让我熟悉。也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懂得钱有多重要，因为它是维持生命的唯一线索。每次大夫递给母亲催款单的同时都要严肃地附加一句“赶快补钱，要不就要换药或停药了”。抢救时一针就要7000元，之后是家里的存款单一张一张从银行周转到住院部。那长长的昏暗的楼道经常传出令我惊恐的哭声，在病痛中，才明白金钱原来是我们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回避了很多关心我的朋友，把那时我唯一还值点钱的电脑卖了，然后就是到处借钱。我知道自己不需要安慰，我需要钱。

    一个久没联系的同学打来电话说：“我已经攒了10000块钱了，你要急用就拿去。”我没要，但我看见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半旧的牛仔裤上。那个冬天，我和当时的男朋友走出医院的时候，他说：“我们以后一定要摆脱贫穷，哪怕让我用十年的寿命去换。”后来我们一直沉默着。再后来，我们结婚了。他去了北京，为了给我们的未来寻找安全感。

    我的朋友戴着黑箍回来了，还有哭肿的眼睛。他一直在用忧郁的笑容感激借他钱的人们。我们紧紧握了一下手，我说：“哥们儿，用钱说话！”我想这是我唯一能说也最想说的话，他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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