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容构筑的文学世界中没有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也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更没有令人难忘的感人场面，他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朴素生动的画面记录了当时生活的现状，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这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倾听邻家大叔娓娓道来的生活故事，切实感受当时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将自己从幼时积累的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华文明的认识，通过入燕活动及与中国友人的交往，进一步明确地呈现出来。他通过与中国友人的笔谈、交往、书信往来不仅深刻认识到清朝当时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普遍状况，还作为主动传递中朝文化的“中间人”，通过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与接受、对朝鲜文学的介绍与传播、对两国文化的深入探讨，为两国文学、文化，乃至思想意识形态的交流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所有这些，为后人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正确评价他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中的贡献与地位，提供了事实上的依据。正如金柄珉先生所言：“洪大容的入燕文学活动不仅为北学派的入燕文学交流铺平了道路，而且积极地把清代文学介绍到朝鲜文坛，有力地推动了北学派文学的发展。继洪大容之后，北学派作家们接连不断地来到中国，同清代文坛上的作家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交流，从而使北学派的文学创作迎来了新的转折点。诚然，这种转折是与洪大容的影响分不开的。”[296]
第一节 入燕活动及交流
朝鲜使节团在使清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三种渠道来实现：一是使臣的沿路所见所闻；二是偶遇或有意识地与清朝士人学子交往、交流；三是在市集大量购买中国书籍，而市集是三种途径不可或缺的交流环节之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官方的文化交流有限，促使希望了解中国深厚文化的朝鲜学者将目光投向街头巷尾，通过非公式化的民间交流寻求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碰撞。
其实，当时朝鲜使节团总是抱着很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民族自豪感，力求站在批判的高度了解并审视清朝官员与文明。他们的对清意识没有失去平衡，是严肃、客观的。虽然也掺杂有对明朝的盲目崇拜或对清朝的主观偏见，但是在接受清朝新文明的过程中始终努力坚持了独到的思维方式，未将批判否定的对象与肯定的评价对象混为一谈。他们有时将清朝汉族知识分子怀有的深层心理展示出来，有时又将朝鲜人自身具有的作为王朝国民的价值取向真实地再现出来充分地加以说明和探讨，扩大了相互理解，丰富了双方交流的内涵。所以说他们对清朝的审视，对清朝文明的接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值得信赖和赞赏的。
清朝文人与朝鲜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体现了多渠道、多层次的特点，18世纪以子弟军官身份作为使节团一员到访的北学派文人与清代文人留下的笔谈记录，客观展现了当时两国知识阶层之间的对话，成为后来“燕行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洪大容为例，因为他不是以使节身份来京的，所以在中国的活动比起其他官吏少了几分束缚，多了几分自由。他几乎每天与严诚、潘庭筠见面，对经义、性理、诗文、书画、历史、风俗、科学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留下了诸多难能可贵的笔谈记录。他自主地掌握着自己的行踪，将一睹中国盛世之繁荣的初衷寄托在密密麻麻的行程中。他逍遥自在地游历，在燕行途中边欣赏风景名胜，边观察和了解周边的风土民情，在燕京更是想方设法接触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增进理解、加深友谊。其中与“古杭三才”的邂逅和交流为他的燕行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并使其在思想上得到了较之以往更为深刻的启迪与升华。
（一）入燕动机
洪大容作为朝鲜朝后期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燕行之前就已抒发了各种具有独到见解的社会改革主张。其对实学的追求和深邃的思想认识，使他对中华的仰慕之情演变为欲来华一睹盛世之繁荣的强烈愿望。所以，作为叔父的随从来京的机会对他来讲，既是实现多年夙愿的良机，也是他亲历和了解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绝好机遇。他的燕行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言，“容，东夷鄙人也。不才无学，为世弃物，僻处海隅，见闻蒙陋。只以所读者，中国之书；所仰而终身者，中国之圣人也。是以愿一致身中国，友中国之人而论中国之事。乃局于疆域，无路自通。幸因叔父奉使之行远离庭阁，不辞数千里之役者，实是宿愿之有在，而山川城郭耳目之快固其余事也”。[297]“余此行，专为游观”， [298]明确而又迫切。他虽自谦为东夷鄙人，无学问和才识，见识短，但他始终仰慕中国古代之圣人，喜读中国的文献，所以欲来中国目睹中国之现实就成了他心中热切的向往。而这种渴望更加增强了他欲通过此行进行学习、结交友人、增长见识、开拓思路，并就自己一直以来研读的中国文献与中国友人进行诚恳交流的欲望，同时也坚定了欲验证长年积累的学问是否正确的意志。他在个人整理的收录着与“古杭三才”的笔谈记录的《乾净衕笔谈》中，多次提到该朴素而真诚的愿望，即“自渡江后，所见未曾无创观。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299]和“鄙等初无官差，此来无他意，只愿见天下奇士，一讨襟抱”[300]。由此强调作为没有官衔的普通人，他燕行的真正目的实为结交有才识的文人，并与之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
李德懋曾在《天涯知己书·笔谈》[301]一文中写道：“想其襟怀己是别人。余每逢入燕人问何好？必曰祖大寿牌楼甚壮丽。又问其次，必曰天主堂壁画，远见如真。余遂齿冷而止”，而这恰是当年来华的众多朝鲜人普遍持有的感受。洪大容作为具有深厚思想底蕴、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家，超越了一般人的对华视野和认识，给燕行赋予了极厚重的社会意义。他从借鉴清朝创造繁荣的先进经验出发，欲将古今中外先进的思想与文明为朝鲜所用，并为此费尽了心思。他对清朝社会的认识可谓多角度、多层次。他不仅以外国人的视角审视了清朝的社会万象，还以文人特有的敏感视觉解剖和指出了潜藏在繁荣背后的社会矛盾，更将思想上升到从天视之人类皆平等的高度，大胆地提出了国家、民族间是平等的思想。因为有了这种广阔而深邃的视角，他对中国的描述才具有了形象而生动的特点，也使他萌生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先进思想和抱负。
洪大容非常热衷于观察天文仪器、气象仪器、闹钟等社会文明产物，对剧院、宫殿等建筑颇感兴趣，乐于观赏和游览中国山水人文风光。但他更为珍惜的是与中国友人的每一次相聚、每一段对话、每一封书信。为在思想上与中国友人、学者、商人，甚至是平民百姓进行沟通和探讨，真可谓费尽心机。与他们博古论今是常事，诗经、小序、朱子更是他们热心谈论的话题，清朝官制与风俗是他急于了解的对象，宗教与西方文明也是他喜闻乐见的内容。在与中国友人的交往和交流中这些愿望一一得到了满足，更使他原有的好奇与诸多疑问升华为一种思想和认识。他在著作中描写的带有明确目的的各种画面，以及通过这些画面传递的思想意识最终都融为一体，突出地揭示了他的入燕动机，使他的燕行具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意义。
（二）与“古杭三才”等文人的邂逅
在18世纪朝鲜与清朝文人的交流中，洪大容与清朝文人的交流，尤其是与“古杭三才”的交流，堪称朝鲜朝后期中朝文人交流的典范。[302]在中国，学界也公认洪大容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303]洪大容是朝鲜朝时期文人与清朝文人进行广泛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也是回国后与清朝文人保持书信往来的第一人。他以自发的、能动的行为促成了双方的笔谈交流与书信往来。他始终重视与在乾净衕相见的“古杭三才”的笔谈交流、访问名所时萌生的感想、与西方人的笔谈、对清朝风俗的个人见解，将记录这些内容的片段与按日期写下的备忘录、日记等燕行经过进行了仔细整理，编撰成《乾净衕笔谈》。
其实，朝鲜朝时期一些来华的学者大多有意识地在中国的市集中寻找可以交往的人，希望在市集中发现下野之人或有意隐于朝廷外的学者士人。朝鲜学者或直入店铺与儒商交流，或与市集上遇到的文人相约笔谈，或就在书肆中与来买书的士人交谈。这种交流过程成就了中朝文人之间一段段的旷世神交，结成了不少海外知己。朝鲜的文人们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状况，了解中国的本质文化，希望能与中国的文人进行直接交流。
由于朝鲜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文人们多用汉字进行写作。因此，通过笔谈的形式朝鲜使臣完全可以和中国文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学者主动到市集的店铺中与儒商们进行交往、笔谈，其中尤以北京的琉璃厂为最理想的交流场所。他们对坐饮酒、朗诵诗文、抵足而眠，又一起赏鉴古玩、写字作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洪大容在其所著的《燕记》中亦感慨：“渡江以西，庶几遇遗士奇人，访问甚勤，而燕云数千里，南濒海，北界鞑子，风俗椎鲁少文，高者习弓马，下者竞刀锥，至直隶殆甚焉。其读六经，为时文，以秀才称类多自南来者，若抱道自蕴不求人知者，盖有之而无以见焉。”促膝笔谈、赋诗唱和、学经习文、游览胜景，以及物质馈赠是洪大容与中国友人交往的主要形式。以文会友、因文结缘是文人之间交流中司空见惯、自然成形的情景。洪大容知识渊博，深谙中国古代各种典籍，汉学功底扎实，所以以汉字为媒介的笔谈促成了他与中国文人之间跨越语言障碍的坦诚交流，也成就了三代相传的深厚友谊。他们交流的内容具体涉及经义、性理、诗文、书画、历史、风俗、科学，领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堪称两国文人之间的精彩对话。
其实，笔谈受参与者的想法、进行笔谈的空间环境、时间等各种要素的制约，所以专门由笔谈完成独立文本是需要独特的结构的。《乾净衕笔谈》作为日记体笔谈专辑具备了前言、结语，在对话的顺序与开篇形式上体现了前期作品中未曾出现的新的文学结构。随着洪大容与“古杭三才”见面次数的增多、对话时间的加长、部分话题专业性的加深，笔谈内容看似有些枯燥，但双方克服了笔谈受气氛与时间限制的制约，用在较短对话时间内只记一些非记不可的内容的方式，达到了充实文本的效果。
洪大容与严诚的“洪严之交”便是起自琉璃厂的市集。他们二人在琉璃厂结识后，在不断的交流中产生了深厚的友情。《燕记》中记载：“正使裨将李基成为买眼镜往琉璃厂，市中遇二人，仪状极端，丽如文人，皆戴眼镜。基成请曰：我欲买眼镜，市上无真品，愿买足下所戴。一人曰：何用言买？即解而与之。基成酬之以价而不受，拂衣而去。”[304]李基成回到使馆后，便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洪大容。第二天，洪大容便与李基成一起去乾净衕拜访这两位在市集中遇到的文人，与他们越聊越投机，所涉及的内容从王阳明的学术问题、明末清初隐士的情况到婚俗、场戏等，并且开始互通书信。洪大容跟随朝鲜使节团离开中国后这段友情也没有结束，仍然通过后续的朝鲜使节团继续保持着书信的交流。后来严诚感染疟疾，客死闽中，洪大容在朝鲜得知噩耗，不仅写悼词哀悼严诚，还托一位中国友人把该悼词送到严诚的家乡。当地的士人得知此事后无不为之感动，赋诗称赞“洪严之交”。乾隆四十八年（1783），洪大容病逝。洪大容的好友朴趾源又将此消息带给了严诚家乡的朋友们。洪、严等人赠答的诗札，被后人编成了《日下题襟集》，以纪念他们深厚的友谊。这段“洪严之交”称得上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佳话，也促成了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国文人之间的频繁交流。
洪大容借燕行之机与中国“古杭三才”的邂逅，得以接触到当时中国盛行的各种学问。尤其在学习阳明学之后提出的治愈朝鲜虚伪学风的实学方案，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当时的虚伪学风是以朱子学为主的，所以从社会变革角度来讲，方案的提出具有适时性与合理性。他在《乾净录后语》中写道：“东儒之崇奉朱子，实非中国之所及。虽然惟知崇奉之为贵，而其于经义之可疑可议，望风雷同，一味掩护，思以箝一世之口焉，是以乡原之心望朱子也。余窃曾病之，及闻浙人之论，亦其过则过矣。唯一洗东人之陋习，则令人胸次洒然也”， [305]道出了朝鲜对朱子学说的盲目推崇，直白地表达因与杭州文士的交流消解了对朱子学说的质疑，甚感痛快。这在视朱子学说为唯一斯文正统，其他辩说都被视为斯文乱贼、归为异端的朝鲜学术风潮中，绝对是破天荒的。从“余窃曾病之”中可以了解，虽然洪大容在燕行之前就对唯一的朱子学说持有疑义，但与“古杭三才”等清朝文人的邂逅的确促成了其思想的巨大变化，这是不容置疑的。它分明证明了18世纪中韩文人间的思想交流带来的结果，反映了一代文人之间跨越国界的文化、知识的沟通。
洪大容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友人的联系，通过与“古杭三才”以及他们周围文人的书信往来，深化并丰富了实学的思想内涵，立足于主气论的立场明确了改革现实的需求，坚定了对人类的诚信。正如“容，东夷鄙人也。不才无学，为世弃物，僻处海隅，见闻蒙陋。只以所读者，中国之书；所仰而终身者，中国之圣人也。是以愿一致身中国，友中国之人而论中国之事”所言，洪大容本人在中国遇到了一生的挚友“古杭三才”，完全实现了起初对燕行的期待与愿望。在与“古杭三才”相处的近一个月的日子里，与严诚、潘庭筠共会面七次，与陆飞会面两次，而每次的相聚都长达一天还未觉过瘾，分别时总要依依不舍。他们的谈话虽以笔谈为主，但次次都不觉辛苦要持续一整天，而每天的对话竟达一万句之多。因为谈话的草稿多数由潘庭筠带去保管，所以在《乾净衕笔谈》中整理的内容只限于洪大容手中仅存的部分手稿与作者通过模糊记忆补充的对话内容，其中创作稿的比例大致有十之一二。
正如洪大容在燕行动机中提到的欲结交中国之友人的想法，他是一位愿意结交天下之朋友，将与朋友的交往视为人生一大乐趣的好客文人。作为朝鲜朝中后期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周围或门下从来不缺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著作中他更是明确表达了独立、分明的交友观。他在“惟去色态因天真重门洞开，端倪轩割（豁），如水镜之蓝之无不照，如钟鼓之扣之无不响者，乃吾所谓士也。夫然后，才也学也术也，始可得而言矣。是以容平生所自勉者，在是焉。其所以求友者，亦在是焉。夫如是者，虽得之古人于简编之中，亦足以尚友而相感。况得之今人于一席之上，而又言下忘形，许以知己者哉”[306]中，借何为真正的“丈夫”之论表明了应该懂得先做人，后再补充学问、才识、技能的做人原则。他坦言，如在过去的文献里见到这种人都会自觉地与其为友，何况在今日见到并已成密友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他还以“朋友交际，必诚必信。见其善则中心喜之，从而扬之。见其恶则中心忧之，从而规之。必就其胜己者而处焉，诱之使言，闻过必改，讨论问辩，必先其人伦日用之务，身心动静之间。若天地之外，性命之蕴，切勿妄想臆度，惊于虚远……疾病死丧，吊问称其情。贫穷祸患，周恤尽其力，相劝以善摄以威仪”[307]表白道：与人为友应必先做到诚实，且懂得与其同甘苦共患难，不应忌讳相互的忠告与劝诫，而要做到求真务实、健康向上。洪大容清楚地说明了朋友之间应该尽到的责任与义务，并再一次强调朋友之间的道义。在朝鲜封建社会中，文人之间的交往虽很难脱离家族、婚姻、社会关系等传统的社会链的桎梏，但洪大容因其先进的思想意识与渊博的知识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失去本然的交友立场，明确地根据自己特立的交友观来结交挚友。而他在文中所述的以上内容正好涵盖了其成熟的交友观和友谊观，使他后来在与“古杭三才”的坦诚交流中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我们从他对“古杭三才”的评价[308]中可以具体地认识到，他在生活中是如何诠释上述观点，并真正用心结交中国友人的。他在著作中多处提到挚友严诚，并对其做出较多的评价。例如，“严姓者自称子陵之后而且言平生不专意于举业，又闻有达官欲荐其才于朝，严作诗而拒之。其辞甚峻，则始不觉倾倒而心相许矣”，“今子才盖一世，而谦谦自卑。心雄万夫，而温温自虚。性情高远，志操高洁，从俗应举，非真所乐；又能爱人好问，诚贯金石，临分酬酢，信义皦如”， [309]“奇俊之姿，秀洁之格，坦直之味，峻嶒之气，开卷恍惚，如承惊咳”， [310]“才识超诣，信笔成文，辞理畅快，粲然如贯珠，其志亦未曾以此自多也”[311]等。洪大容以在达官举荐严诚入朝之时对方以诗婉拒为例，赞扬了严诚不为世俗所迷惑的耿直、刚正的性格。同时，肯定严诚的文学才能和人品，评价他是谦虚、温厚、性情高远、博学好问、志操高洁之人，虽欲试举却志不在其中，更强调了对方值得信赖的品性。当他听到严诚因病客死他乡时，悲痛欲绝地道出：“以铁桥之才之志，上可以统承先贤，下可以汛扫文苑；达可以黼黻皇猷，穷可以启牖后进。今不幸短命，无所成而死”， [312]对他的才能和志向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失去一代才子感到深深的痛惜。他通过给严诚之子的一封信，将严诚的离去视为儒学的损失和朋友的不幸，并以“先生有绝伦之才，超俗之识，独行不惧之节，忧天下虑万世之志。不幸中途薨逝，赍志泉涂，斯文之将丧，士友之无福”[313]之高度评价体现了心中无限的伤感情怀。
除了莫逆之交严诚之外，洪大容在多处对只见过两次的陆飞进行了评价。即，“其器量风味，又其最秀者也”，“窃见吾兄才识俊迈，胸怀洒落，高举远虑，不欲规规于绳尺之拘谨。弟之所爱慕而诚服之者，亦在是焉”， [314]“诗文书画，俱极其高妙，惟任真陶泄而已。不事雕饰以求媚于世，亦未曾以此加诸人”， [315]认为陆飞是一位具备才识和远见、胸怀宽广的人，尤其是善于作诗，且不愿受制于各种世俗的规制，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欣赏他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他还对严诚和陆飞评价道，“此二人者，尽一时之奇士。虽以父兄之督迫，朋友之牵率，不免于从俗赴举，而其所安所乐固非寻常举子之类。其所为学，虽渐染王陆，泛滥禅佛，未若吾东之醇正。而其悉心推究，闻义即服，要非记诵口耳之学，则亦未易得也”，认为他们的应举是迫于家人督迫所致，而对他们能够在学问上聆听对方意见谦虚学习给予了赞许的态度。与以上对严诚、陆飞多加夸奖不同，他对潘庭筠却给予了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的评价，即“爱之者，爱其才气之极于芙达也。惜之者，惜其德器之近于颖露也”。[316]认为他虽具才气，但也有过于愿意表露品德和气量之弱点。进而毫不客气地指出，除自己之外，别人的观点亦雷同，直言不讳地提醒对方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对于潘庭筠，他还补充说：“盖相劝以善，摄以威仪，朋友之道也，非此则淫朋也。昵友也……忠爱补益，惟凭尺书……”[317]再一次强调朋友之真正含义，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作为相许一生的挚友，洪大容对潘庭筠的忠告可谓真诚、贴切，不愧为后人评价他们是“不可多得的挚友”。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洪大容对朋友的评价兼具了肯定与忠告，体现了他对朋友的客观、真实的态度，证明了先前所述的友谊观和交友观在他与人的实际交往中是如何体现的。正因具备正确的交友观和将观念付诸实践的态度，洪大容在给潘庭筠的信中描述的“今万里相思，事未前闻，生人死别，苦恨在中。此气至爱深情，愈久愈勤，十倍于同国之交，邻比之游也。是以风清月朗之夜，霜飞草衰之辰，山水花鸟之游赏，筵席琴酒之湛乐，篝灯而究经史，招朋而论诗文，凡人生日用之可喜可乐，触事生感，随境兴怀，何往而非相思也？”[318]才显得更为真切，他对朋友的思念之情更具感染力，也使他与严诚“诚之在闽，病笃。犹出德保所赠乡墨嗅香，置胸间而逝，遂以墨殉于柩中”[319]的友谊刻骨铭心，使他对严诚之死表露出的“自余临纸血泣，神识荒迷，不知所云”[320]之痛，具有撕心裂肺的撼人力量。而洪大容在给严诚的信中表述的“弟兄二字，虽为交际之泛称，至若愚兄贤弟，以异性而结天伦，宜不可以一时客气，遽而相证。若一订之后，便成骨肉，终身恩爱，勿忘勿改，友朋信义，固不当如是耶”， [321]刚好真实地概括了他与“古杭三才”的友谊所承载的分量，更证明了他一直以来遵循的友谊观。洪大容在《与铁桥秋廔》中甚至讲道：“佛家轮回，果有此理，愿来世同生一国，为弟为兄，为师为友，以卒此未了之缘耳。且有一说，吾生既无再会之望，则当各戒其子，世讲此义，俾不敢忘，或翼其重续前缘。”[322]这真切地表达了相遇知己的感动和惜别之情，并流露出要与“古杭三才”结下世代之友好的美好愿望。
洪大容与“古杭三才”在仅有的几次会面中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内容涉及思想、政治、文化、天文、地理、文学等诸领域。朴趾源的《会友录序》中记载着洪大容与“古杭三才”相见并结为义兄弟的过程，以及进行笔谈的内容，具体还写到双方就“天命与人性之根源”“朱子与陆象山学术之区分”“进退消长之极微”“出处·荣辱之分数”进行了讨论。有关天命与人性之根源的讨论，自然地引出对朱子学说与陆王学说的比较。洪大容虽然拥护朱子学说批判陆王学说，但在与“古杭三才”的深入笔谈及书信往来中，逐渐奠定了客观地评价朱子学说的思想基础。他们在各抒己见的同时，通过积极、务实的探索和讨论弥补了先前肤浅、无序的思想认识，丰富了知识结构，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内涵。但正如他们在交流时不是就某个特定议题集中进行探讨，他们的交流是随意、不拘一格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了解什么就问什么，缺乏系统性与特殊目的性。当然，这可能与他们相对自由的身份（非官吏）、会面的自由形式、个人化、非规律性，以及相互之间仍存在的拘束有关。所以在他们的交流中涉及文学的部分并不多，也未成体系，仅在言谈中不经意地提到或相互赋诗时说到一些而已。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洪大容作为外国人能够与“古杭三才”会面和交流，最终结为世纪之交，实在是与东方学问中诸多根本一致的内涵有关。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话题，才使他们互相吸引，频繁相见，交流更具深度，内容更加充实，所涉及的谈话主题更加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价值。
洪大容将与“古杭三才”笔谈的对话、访问名胜古迹时的感想、与西方人的笔谈、对清朝风俗的个人见解等，分别通过短篇记录和按日期整理的备忘录、日记等形式，对燕行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翔实的记录。其中，笔谈记录虽以日记体形式构成，但一改过去传记、使行文学的平面介绍式陈述，中间穿插了具体的事件，并将事件组合成一个独立的故事文本。通过在后面重新叙述前面已谈论过的话题，或迂回地提及某一话题诱引清代文人说出真实想法的方式，将作者要传递的信息原原本本地呈献给读者，并将笔谈主体的人物思想倾向与人格风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与“古杭三才”的邂逅、交流、交往等内容都被收录在《会友录》中，而此书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之处则在于它验证了为世人所称颂的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真挚友谊。所以当《会友录》被众人传看时，就得到了众人的感叹与称赞，使读者沉浸在他们的友谊中，享受心灵的慰藉和感动。北学派的另一著名文人李德懋就曾说道：“余非英雄，非美人。但一读会友录，则阁泪汪汪。若真逢此人，只相对呜咽，不暇为笔谈也。读此而不掩卷伤心者，匪人情也。不可与友也”， [323]点明了此书具有的感染力，并对该书做出了“今搓会友录秘本，并载不妄评语为此篇。庄语谐言层见叠出，真奇书也。异事也，亦有不妄评语，而恨不抄载”[324]之高度评价。他甚至被书中的真情打动，认为与读后不受感动之人不可为友，更评价它是一部奇书，恨不能将它抄载。他还就洪大容与“古杭三才”离别时的“湛轩弹玄琴，为平调。兰公又饮泣呜咽，湛轩亦怀思不平，一曲而止”之场景，发表评论道：“凡文章与弦歌，令人泣甚难。湛轩一生学琴，使钱塘潘兰公一泣，足为韵人雅士”， [325]再一次强调他们之间的旷世友谊，彰显了他们的邂逅带给后人的无尽感动。
（三）与中国友人的书信往来
尺牍是洪大容与清朝文人交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连接双方的关键媒介。如果说笔谈受谈话气氛、交流时间的限制，无法真正体现交流者之间的真挚感情的话，尺牍作为非常私人化的交流形式，真实地再现了执笔人的行为与感情，完全不受时间和环境约束地将感情表露出来。《乾净衕笔谈》前部分的书信内容大部分就是问候与离别之绪，仅此一项创作手法就弥补了笔谈未能传递的个人化的感情，填补了交流者之间的些许遗憾。
洪大容在燕京结识了前来应举的“古杭三才”，并建立了真挚友谊。回国途中又在三河县遇到孙有义、邓师闵、赵宗煜等三文士，一生通过书信与他们谱写了超越国界与民族的旷世之友谊。他通过这些人还与从未谋面的严诚之兄严果、潘庭筠的亲戚徐尧进行交流，扩大了与中国文人的交友范围。清朝文士朱文藻编撰的《日下题襟集》中收录着洪大容与“古杭三才”交换的诗文与18篇尺牍，《杭传尺牍》中收录着洪大容回国之后写给清朝文人的33篇尺牍，而近年发现的《燕杭诗读》[326]与《严果尺牍》[327]中集中收录着清朝文士写给洪大容的尺牍。仅从现今收藏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中的《燕杭诗读》中就可以看到，洪大容家族四代人在与清朝文人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珍贵资料为我们具体了解双方的文化、思想交流提供了可能，也使后人从中深切感受到前人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
严果为严诚之兄，经潘庭筠介绍，洪大容深谙其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认为他足够成为江左之师，遂仰慕已久。他在《与严九峰果书》中写道：“容，力友也。容既忝与力为友，又因潘兰公，得闻我九峰先生。有文有行，屹然为江左师表，容之望风仰德之日久矣。况滥被力错爱，证交客邸，约为兄弟。夫既僭以力 为弟，独不可以力 之兄为兄乎，力 既不以外夷为陋，而不惮兄事我也。宁九峰乃以外夷为陋，而不以弟畜我耶”， [328]认为严诚都没有将他视为外夷，而与其结为兄弟，自己又怎能不把严果当作兄长？他亦相信严果也不会将他视为外夷低看他，而相反会同样视他为兄弟。在他看来，只要舍去偏见、坦诚相见，与中国友人的交往绝对是顺理成章的。
严昂是严诚之子。洪大容听闻严诚病逝的噩耗，给严昂寄去了一封充满深情的吊唁信。他在《与严昂书》中指出：“曾承教先丈，称贤契资质，尚非庸钝……人有百行，惟孝为本。孝有百端，述事为大。惟勿以童幼自解，勿以年富自宽。绝嬉戏，劬经籍，深慕永怀……惟乞弩力”，回忆严诚对儿子资质的评价，述说早已知其子不庸劣、钝浊。并告知严昂孝顺为根本，而孝道之重为继承祖先的事业，勿因年轻放纵自己，也不要因未来遥远而放慢脚步，劝诫对方多读书、深入思考，多念父亲，应努力不懈。信中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洪大容对义兄之子严昂的深切关心与劝慰，表达了作为长辈的谆谆教诲，感人至深。
朴趾源的《会友录序》中有一段“洪君德保，曾一朝踔一骑，从使者而至中国，彷徨乎街市之间，屏营于侧陋之中，乃得杭州之游士三人焉。于是间步旅邸，欢然如旧，极论天人性命之源。朱陆道术之辨，进退消长之机，出处荣辱之分，考据证定，靡不契合……”[329]的内容，介绍洪大容与“古杭三才”针对天命与人性的根源、朱子和陆象山学术的区分、进退与消长的迹象、出仕与荣辱的分寸等进行的深入探讨。认为他们讨论的内容未有超出考证之外的依据，互相表达了真诚的忠告与肺腑之言。双方相见时洪大容曾介绍自己的恩师渼湖先生，阐明了恩师为他取的号——“湛轩”与自认的八景，拜托对方撰写记文与八景诗。次日，洪大容又在信中介绍了“湛轩”的趣旨和八景。对此，严诚和潘庭筠分别回应了诗作《八景诗》与记文《湛轩记》。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想法，即性命之学是关乎人类本性的内容，所以应具备无杂念的君子之心。
洪大容与“古杭三才”的交流没有只局限在见面之时，在他回国之后双方还持续了进一步的思想文化交流。其中因严诚病逝，严诚老家挚友朱文藻写信告知洪大容噩耗，而洪大容在写给朱文藻的回信中就谈论了天命与人性的问题。他以“友朋之交，一则在志，一则在道。共志同，其道合，尚或友古人于千载。况生并此世，万里一心，遥相印订，是道义之交也，是性命之交也。亦何必区区于形面之隔而疆域之拘哉”， [330]指出：各自的志趣相同，各行的道路相合，必将会成就道义之交，而道义之交源自于人类的本性，遂可称之为性命之交。
洪大容还借与中国友人的书信往来探讨了个人的出仕与荣辱问题。湛轩在给严诚、潘庭筠的信中写道：“弟之师门是清阴玄孙而年六十五，以遗逸见任国子祭酒，而累征不起，闲居教授，学者宗之为渼湖先生”， [331]简单介绍恩师的身份，并附言说明渼湖先生是一位不顾皇上召唤，闲居草野，以教授后进为乐趣的人。从中反映了作者比起出仕，将身居草野视为摆脱耻辱、享受荣华的生活态度。而潘庭筠的反应也与湛轩的想法基本一致。潘庭筠在回信中写道：“庭筠再拜湛轩学长兄先生足下……深叹海东诚君子之国，而数公尤当代绝世奇人也。顷读手教，益见足下高雅拔俗，立身不苟，志愿甚大，如中国之陶靖节、林和靖，千古不过数人。高风逸致，起敬弥甚，又示以令师大人先生之梗概，足见渊源有自。孔颜之乐，仿佛可思，尤令人翘首云际，极不能忘耳”， [332]表示从信中得知恩师的梗概，才更加明白湛轩的古雅、脱俗、不求立身、志向远大原是有其根源的。他赞扬对方似中国的陶靖节、林和靖，又高度评价渼湖先生实践的是孔子与颜渊的安贫乐道，遂更加仰慕先生。洪大容与潘庭筠都未将仕途中的飞黄腾达视为荣华，相反将闲居或安贫乐道视为荣华，显示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向更高的社会理想奋发的高风逸致。
某日，洪大容在与严诚、潘庭筠的笔谈中突然意识到自己占用了对方太多的时间，遂表歉意，而对方答曰：“不然，吾辈到此本不用心于此。余曰：然则不要登试乎？力曰：要自要的，但听天命。且曰：鄙等不是专意于名利者。”[333]由此可见，严诚、潘庭筠两人虽然是为应举到京，但不是专门为求功名而来，其根据源自于他们并不认为只有出仕才是享受荣华。对此，洪大容亦用书信做出了如下回应：“且科场得失，虽有定命，不专心致志则未能也。今会围不远，政宜会神潜养，待时而动也。忽此意外扰攘，应酬烦于外，意绪乱于中，不亦可闷乎？顾科宦之荣，不足为兄辈之能事，弟之期望于兄辈者，亦不在此地。虽然亲庭之望，门户之计，数千里跋涉，准的在此。亦不可谓小事也。幸赐裁择焉！”[334]这是与严诚相见两次后洪大容写给严诚的回信。在此，他就打扰对方不能专心准备科举表示了歉意，并直白地道出：对严诚之辈来讲，通过科举走入仕途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他对他们的期望也并不在此。
对于出仕的问题，湛轩在写给陆飞的另一封信中明确地进行了说明。“使我登科甲践荣道，果如术者之言。其头出头没于名场宦海之间，是亦可哀也已。曷足为大快乐事耶！乃知昨日之事，快哉乐哉！所谓奇祸，此可以禳之矣。所谓科甲所谓荣道，从此而可以鱼，相忘于江湖矣”， [335]其中所讲的“术者之言”是指十年前湛轩遇到的一名术客。术客预言湛轩会在丙戌年运气大通，科举拔得状元大享荣华。而当时湛轩说，自己不迷恋仕途，且认为自身的能力和性格与之不符。对此术客答曰：如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就会遭受奇祸或会有大喜之事。其后丙戌年湛轩科举未及第，反而踏上了燕京之行，可谓是遇到了大喜之事。但当他越过鸭绿江亲眼看到险恶的山川与恶劣的环境、庸劣的人物之后就又认为：也许这就是术客所说的奇祸吧。而到了燕京偶遇陆飞与严诚，与他们肝胆相照、互诉真情、喜结友好后，他又重新认为这就是术客所讲的喜悦。所以，他觉得科宦及荣道都已无所谓。
那么，洪大容认为可以替代科宦与荣道的价值对象究竟是什么呢？他在回国后写给严诚的第三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会围见屈，总关命数。虽荣亲奉檄之计，或不免一时之缺望。而在贤弟雅量达观，应不足以戚戚于心也……而令誉之基矣。公车之失利，其天之困苦之，增益之，将以降大任于斯也，此容之所以为贺也。未知盛意，以为如何？”[336]对于严诚试举失利，洪大容在信中并未表示安慰，反而勉励对方要专心于学问。金冠朝服、膏粱珍味、三牲之供、专城之养可以被视为出仕带来的荣华，但这些不可能成为长久持续的荣华，反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耻辱。所以湛轩认为江湖自然之喜悦或充满德行与信誉的所见所闻，享誉的名声都会成为比之更光荣的事情。对湛轩来讲，充满德行与信誉之事就是潜心于学问的态度，即钻研探索天人性命的学问之路就是享受荣华的最佳途径。
洪大容通过笔谈与书信往来等新形式与“古杭三才”进行的高水平交流，直接影响了朴趾源《热河日记》的撰写，为朝鲜朝中后期中韩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创造了新的契机。由此，洪大容的入燕活动成了北学派文人入燕活动的良好开端，其后柳琴从洪大容的入燕活动中得到鼓舞，入燕后为北学派与清代作家之间广泛的、多层次的文学交流打开了新局面。随后，李德懋、朴齐家、朴趾源、柳得恭等都追随前辈的足迹，以前人构筑的交流关系为线索，依次入燕展开了文学交流活动。如果说洪大容的入燕活动为后来的北学派的入燕活动开辟了道路，那么柳琴的入燕活动则为北学派全面地同清代作家建立文学交流关系做出了贡献。[337]总而言之，洪大容自发的、积极的行为成就的朝鲜朝后期中韩知识界的交流，成为后来赴京的朝鲜朝知识分子纷纷效仿的形式，催生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燕行记”的问世，也开拓了朝鲜朝百姓的视野，掀起了文坛的新一轮赴燕热潮，为他人提供了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崭新视角。
第二节“中间人”的角色
任何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都是双向的，虽然多少会有偏向于哪一方的特点，但纯粹意义上的单向交流是经不起时代考验的，归根结底都要为双向交流埋下伏笔。而在交流的过程中，“中间人”的身份是多重而复杂的，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人物，为社会对异域文学的需求、传播、接受起着关键作用，并影响和改变自己周围的部分人群。
受华夷思想的驱使，朝鲜文化界历来推崇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中儒家经典与各朝代丰富的文学遗产作为接受与效仿的对象，所以多数文人对中国的文化或文学并不陌生，反而千方百计借鉴中国各类诗学理论与文学体裁进行活跃创作，丰富了朝鲜文学宝库。与朝鲜各界热衷于中国文化、文学的接受与了解不同，可以说朝鲜文学很少被传入中国，中国文人更是对其知之甚微。但到了明清两代，随着两国使节团的频繁往来，部分散居在京城的中国文人通过跟随使节团到访的朝鲜文人，意外地了解到朝鲜文学的只言片语，进而个别地开始关注起朝鲜文学，并希望有机会搜集朝鲜诗歌进行广泛鉴赏。虽然这些文人并非是中国国内知名的文人学者，也不一定代表当时京城多数文人的审美取向，但至少在小范围内反映了中国国内对朝鲜文学的关注与需求。而跟随使节团到访的官吏家属或友人，自然甘愿承担介绍并传播朝鲜文学的“中间人”角色，其中朝鲜朝中后期北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不失为其典型。
在朝鲜朝中后期使节团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是以使节家属或亲友的身份踏上燕行之路的。他们大部分为门中学识与修养较高的文人，或思想接近深得朋友认可的有识之士。洪大容就是以参与使节团的叔父的子弟军官的身份亲赴燕京的。洪大容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平常所受的教育与影响都来自当时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所以他身上应该说具有封建阶级的深厚烙印。他虽然多次表示自己未学诗、不好诗，却因为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不少诗学理论，而又因为从小就与善于诗作和工于诗律的官僚士大夫子弟为伴，对诗歌具有了不俗的理解和领悟。所以虽在创作上没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却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令国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即从民族文学的角度对诗歌做出了崭新的界定。他在与中国友人的交流以及之后的书信往来中，扮演了传递和宣传两国文化与文学的“中间人”角色。
在18世纪中期中朝文化交流史中，洪大容的“中间人”角色最为突出，也最能代表当时两国文人之间的坦诚交流。他与“古杭三才”的交流及归国后的书信往来，不仅体现了他们之间真挚、感人的友谊，也涵盖着多种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他们之间交换的礼物包括书籍、字画、诗文，更有场面激烈的学术探讨，丰富了双方的见解，更为相互加深了解奠定了基础。最难能可贵的是，洪大容开启的“交流之门”影响了一批遵从他的北学派人士，为后来中朝两国文人的持续交流开辟了一条广阔道路。
一个民族的文学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产生影响，接受者一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接受外来影响和思想输入的要求；二是必须具有与输入这一方相类似的思想潮流或发展倾向。[338]中朝两国文学各自发展和壮大，相互交流和影响的过程正是验证了上述两个必备条件。尤其是洪大容所处的时代，针对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时弊，社会进步阶层自然要将视野放大、放宽，从过去或他国的经验中寻求改变现实的举措和方法。而此时清朝繁荣的文明景象和百姓安康的生活正好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也迎合了他们思想上的需求。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深深扎根于两国思想脉搏中的传统儒学信奉的“中华主义”的共同思想根基，使朝鲜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转向仍然延续着中华文明的清朝，为两国文学和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
洪大容虽为朝鲜人，从小又生活在封建官僚家庭，但他能够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环境，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冷静地审视朝鲜社会现实，并能够针对时弊提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见解，真实地反映朝鲜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创作，实在是难能可贵。但也正因其不平凡的家庭背景和家庭给予的良好的教育环境，才使其真正具备了充当“中间人”的资质与素养。
（一）中国文学的批评与接受
基于人类共同的情感与生活规律，虽然文学的交流多数体现为双向交流，但在朝鲜朝中后期以洪大容为首的北学派文人的诗学理论著作及各种体裁文学作品中更多地体现了单方面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接受与评论，或该理论在作品中的合理阐释，几乎找不到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洪大容通过与清代友人的交流，共同探讨中国古代文献和思想的同时，间接地向他们介绍了他本人以及朝鲜各界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与接受状况。他在给孙蓉洲的信中很坦诚地表白说：自己自燕京回国数年后，在四十不惑之年渐渐开始学诗的生活。尤其他提到自己不以唐诗为代表的绝句、律诗为教材，反而使用《文选》是一个较有趣的现象。因为当时的朝鲜都是以唐诗作为汉诗文学的教科书，杜甫诗自是科举典范，而朝鲜王朝也倾尽所能谚解并重刊了杜甫几乎全部的诗。比起同一时代的李白、白居易，更多地读解杜甫诗的原因想必也是科举考试制度使然。洪大容长期生活在汉诗文化的土壤里，他私设的天文台的名字——“龙水阁”亦出自杜甫诗句，所以从中可以推测他对杜甫绝不反感。但是，比起以杜甫诗为代表的新体诗，实际上洪大容更倾向于古诗或赋。该倾向从其仅遗留下来的几篇诗作都是不受字数、句数的限制，随意写成而略见一斑。拿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学诗，想必也是他的这种文学爱好所致。正是书中蕴含的沉思、翰藻之内容与形式的作品迎合了湛轩的文学取向。从此，好古诗体的文学观从湛轩等人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的丁若镛等。
《乾净衕笔谈》中有一段关于《感旧集》的论述。该书是清初王士祯（王渔洋）在其晚年将明末清初已故诗人所做的不同类型诗作编辑成册的文集，共有八卷。其中就有朝鲜朝的金尚宪朝天时途经登莱与那里的人唱酬的律绝数十首。洪大容在与“古杭三才”的会面中从潘庭筠处得到了这一礼物。正如潘庭筠自己所言：“顷赐《感旧集》，扬州有之不多印，携至归处翻刻广传，则诗人之幸。其中诗话有可观，亦可知中国诗人之源流”， [339]他赠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洪大容将其重刊，为更多的朝鲜人了解中国诗文提供可借鉴的资料。而正是潘庭筠顾大局地主动传播中国文学的善意举动，通过“中间人”洪大容有了现实的回报。为数不少的朝鲜人通过《感旧集》认识了中国明清之际的诗人与诗作，也了解了金尚宪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不可忽视的地位。[340]王士祯作为清初著名的文论家、诗人，他的“神韵说”和诗歌作品对洪大容及北学派作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洪大容更是向清代文人评价王士祯说：“诗品名望为国朝第一。”王士祯的影响，当然与“古杭三才”的积极介绍及洪大容的热心传播不无关系。当时在朝鲜与清代文坛上传播的作品，得到了不同形式、多渠道的活跃刊行，并在读者中激起了广泛的阅读热潮，从而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影响。洪大容还通过对孙蓉洲诗作的评价，即“盖诗贵冲远，宁拙无巧。又必本之以温厚文心，如寄来亭卢诸作是也，心服口服”， [341]“八咏诗，葩而有法，高雅绝伦。弊庐（壁炉？）得此，辉光日新”， [342]间接地展示了当时清朝普通文人的文学水平与成就，并毫不掩饰地表示出由衷的敬佩。而这些又为朝鲜人了解诗歌在清朝百姓生活中的普及现象提供了现实依据。
洪大容通过与中国友人的笔谈和交流，不仅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了朝鲜文献和文化，也以同样的方式向朝鲜间接地介绍了中国书籍和文化。首先，洪大容借严诚之口介绍了当时的江南才子吴西林的成就。内容为：在吴先生80卷的巨著《吹豳录》中，自始至终论述了乐律，而40卷的《说文理懂》尚未定稿。同时说道：“其诗宗汉魏盛唐，特法律过于严谨耳。故如近人诗，在先生观之。合作而无一可议者绝少”， [343]介绍了吴西林诗作的特点与风格，并对吴西林如何看待当代诗作做出了简要的评价。
洪大容从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出发，对“古杭三才”寄来的八景诗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以下积极评价：“八诗咀之嚼之，其味津津，信乎有德者之言也。就中灵翕一诗，尤见其卓然峻拔，无世儒之拘禁之气，直令人有凌万顷超八垠之意。诵其诗可以知其人矣。”[344]洪大容在此将诗歌与作者的人物性格联系起来，高度评价了诗歌体现的自然、奔放之风格，印证了诗歌作为抒发诗人情感的媒介体现诗人个人风格之特点。
洪大容不仅对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文献与诗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还热切地渴望看到中国人撰写的更多的书籍与诗文。为此，他在燕京时不仅时常光顾书店，还利用一切与友人书信交流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如果说他给严果（严诚的哥哥，号“九峰”）的信中说到的“……且烦铁桥诗文，或已刊布，幸以数本见惠。顷闻铁桥，以京邸笔谈有札记成书，勿拣紧歇，望誊惠一本”[345]之内容，是出于以拥有故友的遗作缅怀死去的故友之情，那么在给潘庭筠的信里写到的“阮亭偶谈，闻来惊喜。但其辨书，无由一见，或以小纸誊示否？此事于小邦，关系甚重，望诸公如有著书，不惜一言，永赐昭雪。当与数千里民生，共颂恩于无穷矣”， [346]则真切地表达了他欲看到王士祯文集，了解其思想的热切愿望。此外，他还写信向潘庭筠道出了渴望拥有中国古籍，并一睹为快之迫切心情。“东方贡使相望，中国书籍，颇有流传。惟《黄勉斋集》只有四五卷小本，闻有全集。中有论礼书多可观，每年购诸京市，终未得之。其他如《邵子全书》及《天文类函》两书，平生愿见。而谅其卷帙不少，设或有见在者，何可远寄耶”， [347]指出每年虽有使节往返于中国与朝鲜，但始终没有找到他一直以来渴望看到的《黄勉斋集》。还说，《邵子全书》与《天文类函》是他一生中渴望读到的书籍，并请求潘庭筠给他购得一本《天学初函》。[348]从此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文献与书籍是非常了解的，也是非常渴望阅读的。虽然他在有生之年并没有读全这些书籍，但至少没有放弃对中国文学与中国书籍的渴求。正是这些书籍的影响与引导，促成了他一生的丰富思想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成就了足以引导朝鲜中后期社会发展变革的理论思考。
（二）对朝鲜文学的介绍与传播
随着明清两代朝鲜使节团的频繁出入及跟随使节团到访的朝鲜文人与中国文人墨客的私下交流增多，部分中国文人开始对朝鲜文学产生好奇，进而有了欲目睹朝鲜文学作品的需求。为迎合文人的该文化取向，洪大容等北学派文人主动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为面向中国介绍朝鲜社会、介绍朝鲜的文化、文学、历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特别是洪大容，不仅将原有的诗文卷册邮寄给中国友人，还不辞辛劳地重新搜集和整理诸多诗作编辑成册寄予友人，更将有关推广和传播朝鲜文化之事作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奔波、操劳。这些都为中国人广泛地了解朝鲜和朝鲜文化，一睹朝鲜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拓宽了两国民间交流的渠道。
洪大容在与潘庭筠的信中以“海上陋生，忝与足下证交。因以本邦名迹，藉显于中土，岂不万幸……”[349]表示如能为朝鲜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贡献，将是一件非常荣幸之事。同时他也指出欲将朝鲜的诗作集成一本不可仓促了事，必须以数十年的功夫先立条例、随文采辑、考核弗差，随后才能传信于世。他还说：“至传天下寿万世，则惟在足下。若其俱收并蓄，捃抚事实，则亦不能不责之于容矣。然则容而不能崇德克己，廓然大公，则言不足以见信于足下；足下而不能明善知言，明德著闻，则书不足以见信于世矣……”体现了对朝鲜文学的传播具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对前人诗作的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学问一丝不苟的作风，以及为朝鲜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积极准备。
他应潘庭筠的请求，回国后搜集并选取了部分朝鲜文人的诗作，借亲戚和友人之手不分昼夜地将其抄录下来，最终结集为一部四册的《海东诗选》邮寄给对方。该诗选是洪大容主持，其父亲的朋友闵顺元参与编撰的。其编辑过程记录在《海东诗选跋》与洪大容写给潘庭筠的信中。在给潘庭筠的信中，他不仅以“东方文献，自来疏略。万历间，七年倭乱，典籍尽亡，崔彦明文选已无传。本国初，郑麟趾有所选几百本，不惟大秩不可致远。取舍杂乱，不堪夸示大方”， [350]简略地介绍了前人所编文献的流失和传播情况，还对当时正在传阅的《史略》的读者群、编集、来源进行了说明，即“史略是此中初学所授，而乃曾先之所撰，非东方编定者”。之后他附言道：“东方尊尚儒教，诵法诗礼，彬彬名物，见许中华。唯其忠孝义烈嘉言善行，无由传播于中土。今足下幸有阐扬侧陋之意，此东方破荒发迹之大机会也。敢不极力搜剔，以备裁察耶”，表示因朝鲜的许多佳话没有机会传入中国而感到惋惜，这次既然有了机会自己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搜集和筛选工作，将为朝鲜诗文在中国的传播竭尽全力。只可惜《海东诗选》并未传世，其中的详细内容无从知晓，仅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可以推断它可能收录了从三国到李朝时期的诗人及其作品，并附有小传。
在《海东诗选跋》中洪大容指出，自从在燕京偶遇潘庭筠后，应其请求原本欲将朝鲜诗选寄出，只因这些或整理不全，或遗漏近年著名诗人之作，遂索性拟广泛搜集作品后重编一册。但他又说因自己不娴于诗律，缺乏作诗的体验与欣赏之质，只好在父亲之友闵顺元的帮助下来完成该愿望。之后，闵先生得知洪大容向潘庭筠所做的承诺兴奋不已，讲道：“诗固非东国所长，而自前华人或有采者，是不鄙夷我也。但为疆域所拘，典籍不相通，其所采者在东国未必为精选。而乃谓东国之诗如斯而止，则东人之耻也”， [351]认为朝鲜诗作虽不及中国，但碍于疆界，两国的文献与文化交流并不畅通，导致中国所采集的作品其实未必是朝鲜经典，因此误导中国读者认为朝鲜的诗作不过如此，为此朝鲜人深感羞愧。以上可见，洪大容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努力传播朝鲜诗文，还借助周围可动用的亲友力量，组织或请求他人整理和抄袭历代诗稿，为诗文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费尽了心思。他对闵顺元协助搜集并整理的这些诗文评价道：“安保其能无遗珠滥竽，而东诗之本末，则略具于是矣”， [352]很直白地肯定了这些诗文在文坛上的地位和价值。从他曾对潘庭筠所问：“萁雅一书多近代人诗耶”，回答为“古今皆入焉，如欲一览，后当寄上”， [353]并主动提出将书中各作者的名称和官职详记其中一并附送。可以看到，他是一位为朝鲜诗文的对外宣传不遗余力的人，更是为朝鲜文化的在华传播费尽心思、身体力行的“中间人”。
在洪大容作为中韩两国文化的友好使者传递朝鲜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注重朝鲜诗文的介绍，还不失时机地介绍朝鲜国内著名的文人学者，并广泛宣传他们的思想观点、学问观与学术成就，为与其接触的中国文人了解朝鲜文化开辟了一条沟通渠道。洪大容借将一部四本《圣学辑要》邮寄给严诚的机会，介绍了朝鲜的大学者李珥先生。即，“栗谷先生李珥，东方大儒也。论学伦理，俱多可观，有文集二十三本……其中《圣学辑要》一书，编集既简严不苟，附说又切实恳到，不惟为人君之龟鉴。韦布之学，亦不外是。兹以家藏旧本，仍便呈去，望力暗平心熟看，深体而力行之。且仍此转付剞劂，流布天下，岂非东方之荣且幸也！”[354]他说，李珥先生作为朝鲜的大学者留下了很多有关学术和真理的著作，但因为著作过多无法全部邮寄，遂只检其中简单、严谨，并被公认为是君主与丈夫之鉴的《圣学辑要》一书寄出。接着他说，如将此书在中国重新出版普及于世，那将是朝鲜的幸运与荣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朝鲜有成就的大学者怀有一种绝对的崇敬与信任，继而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也具有出版、普及的价值。他的热心与说法，使我们再一次认证了其心中积蓄已久的平等心理，即朝鲜“大家”的成就绝不亚于中国名家。此外，从“外有《农严杂识》《三渊杂录》各一册，原欲奉寄铁桥，辄此附呈，并及前去《圣学辑要》四卷，望九丰收领，或为多闻之一助……”[355]中可以了解到，他还给严九峰寄去了《农严杂识》和《三渊杂录》各一本。
洪大容作为有思想、有学问的朝鲜人，站在独立于中朝两国的客观角度，为传播中朝文学竭尽了全力。而这种“中间人”的身份没有使他停留在单纯地介绍朝鲜文献和作品的层面上，而是对这些文献和作品的作者进行了正确的评价与介绍。例如，“东方之诗，新罗之崔孤云，高丽之李白云号为大家。而孤云，地步优于展拓，声调短于苍健。白云，造语偏喜新巧，韵趣终是浅薄，都不出偏邦圈套。本国以来如朴挹翠轩卢苏斋，俗称东方李杜。虽然挹翠韵格高爽而少沈浑之味，苏斋体裁乃劲而无脱洒之气，惟权石洲之炼达精确，深得乎少陵余韵，蔚然为中药之正宗。而高爽不及抱翠，乃劲不及苏斋，悠扬简澹之风，又不能不逊于国初诸人。此皆先辈定论”。[356]他还以时代为划分基准，部分地介绍了朝鲜各时期代表诗人与诗风，如新罗时期的崔致远、高丽时期的李奎报、朝鲜朝时期的朴誾和卢守慎等。其中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将这些人的风格进行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他们诗风的优缺点，并强调说明这些观点是早有定论的。由此可以断言，洪大容对朝鲜文坛和对诗歌的各种批评具有很深的了解，因此能够自信地指出《海东诗选》具备了东方之诗的真实面貌。
洪大容作为“中间人”超出了个人、国家、民族的范畴，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热心地对中朝两国文学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付出了心血。而其中不仅有诗文、诗论，还有思想、社会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著，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两国社会和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此意义上，他扮演的“中间人”角色不仅称职，还相当成功。
第三节 在中韩文学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随使团访问中国的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等朝鲜朝实学派文人通过对中国社会的亲眼观察以及与中国文人的直接交往，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都获得了相当的认识，因而积极主张改革朝鲜时弊、促进社会变革的各方理论。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广泛宣传了诸多针对现实矛盾与社会弊病提出的进步主张，还通过与中国友人的笔谈、尺牍交流，揭示了导致朝鲜社会腐朽、僵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尖锐地批判了李朝士人普遍持有的“尊明攘夷”及“小中华”思想。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经过燕京之行对中国的繁荣有了深入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因此回国后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力主“北学中国”，力求改革朝鲜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他们作为朝鲜历史上著名而影响深远的北学派，首先通过文学交流介绍朝鲜的诗文作品及诗学理论，还为朝鲜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由此，朝鲜长期以来大部分只单向接受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学影响、传播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两国文学跨越疆界的隔阂，真正实现了疏通、交流与碰撞的互动。而洪大容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用朝汉两种文字撰写的《乙丙燕行录》与《燕记》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体现了两国文人之间广泛的交流与沟通，彰显了在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洪大容深谙中国的语言文字，又通过一次燕行经历和与中国友人的笔谈、书信往来，以及与中国各阶层人士多方接触，对中国文化有着较深刻的理解。因此，他的著作较之先行的金昌业[357]等先辈对中国的描绘显得更为真切、翔实，是当时朝鲜人了解中国的权威性资料之一，是中朝文化交流历史中留下的极其重要的瑰宝。他的著作一方面对中国的经典文化古籍进行了译述和注解，另一方面又努力对中国文化做出总体性的描述，开展了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深层文化的探索，力求充当真实传递中朝两国文化的友好使者的角色。
世界上有许多的文化，但没有一种文化是塑造具有普遍性的人。人的文化存在必然是一种特殊存在，而这远远没有穷尽存在的内涵。就这一点而言，文化只是一种存在方式，它对世界的解释和规范也只是一个特殊的角度。而因本质上不存在对立，又决定了文化之间必然具有互补的特征。毫无疑问，人的文化认同无疑不是在一个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具有异文化存在的空间下以一种“主—客体二元化秩序”的指向来进行的，但这种指向不是消解“他人”的主体性，而是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他人”并不是“地狱”。而“主体”所对应的“客体”只是就以某个点为方向的指向而言，并不妨碍他人在自己的点上将自己确认为“主体”。洪大容对中国社会乃至文化的认同就是遵循了该原则，所以在他文学中体现的文化认同是显而易见的，并没有失去对朝鲜固有的主体意识形态的否定，更没有舍去朝鲜文化与文学中的精华，只是在不迷失方向的基础上添加了诸多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中的合理要素，承担了接受中国经典文化的角色，更多地尝试了中国文学中的异样技巧。他文学中的问答体、书信体、虚实相间的笔谈等，都客观说明了他有别于前人的创作手法与技巧。
洪大容在燕行途中或与中国友人的书信交往中总是找准机会介绍和讲解朝鲜的历史、社会制度、人文风俗及百姓生活，但他更加关注和予以宣传的是朝鲜各方面的社会发展成就。当然其中包含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思想意识、文人的诗文、天文地理、科技方面的成果。他不仅在与中国友人的交谈和笔谈中体现了这一意图，更是通过与他们的辩论和探讨提高了自身的各方面见识，使自己原本已开放和先进的思想意识得到了更多的改变和升华。他还通过回国后著书立说介绍清朝的社会文化现实，将其同朝鲜的状况进行比较后提出了诸多可借鉴的实用观点。而在此过程中，朝鲜人看到了中国文学，同时认识了洪大容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朝鲜民众得到了思想上的启发。所以，他在中朝文学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是突出的，值得后人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价。
他本着借文学的媒介传播文化、借书籍介绍思想的认识，向中国友人积极介绍朝鲜文学的同时，不忘介绍一些朝鲜较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为对方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朝鲜思想界的流变和动向、朝鲜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向提供了宝贵资料。所以，当有些前人的著作过于丰厚无法邮寄时，他就表示出了深深的惋惜。如，“栗谷先生李珥，字叔献，东方大儒，万历间人。享年不长，著述无多，只有全书二十余本。而卷帙犹钝，无计远寄。农严名昌协，字仲和。其弟三渊名昌翕，字子益，是金清阴尚宪之曾孙。经术文章，自有家传渊源。其杂识杂录，可见其梗概，俱有刊行文集十数卷，而亦无由寄去矣”。[358]又如，针对潘庭筠有关朝鲜名人金尚宪的提问，洪大容回答道：“金是我国阁老，而能诗能文，又有道，学节义……”[359]而在之后的谈话中再次提及金尚宪时又说，“清阴（金尚宪的号）文章学术为东方大儒”， [360]分别从人格和才学两方面对他予以了肯定，更将他推举到整个朝鲜社会的大背景下，确立了他作为朝鲜“大学者”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他通过与“古杭三才”以及中国友人的笔谈和尺牍交流，不仅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了朝鲜书籍，还通过这种努力影响了一批中国友人，使他们放弃原有的思想观点，在思想上与洪大容达成了一致。例如，洪大应在《从兄湛轩先生遗事》一文中写道：“杭州学者严诚，求东儒性理书。先生赠以《圣学辑要》，终使严诚弃其所崇陆王之学而归之正”， [361]指出因为洪大容向严诚提供朝鲜的著名思想力作《圣学辑要》，使严诚改变了原有的陆王思想，回归到朱子正论上来。
洪大容没有只限于介绍朝鲜已有的文集和文学作品，而是亲自着手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同时用自己多年深厚的知识积累创作了《东国记略》，还编辑了《大东风谣》《朝鲜诗选》《海东诗选》等著作。其中《东国记略》是全面介绍朝鲜各方情况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概论书。它对朝鲜的行政区域、各区域的称谓、周边的地理环境、朝鲜的建国史、各朝代以及其朝代之王、历代王朝的年历、朝鲜的地理状况（山川介绍）、各时期风俗（包括礼法、婚丧嫁娶等）、文化教育、学术和思想、文人和名作、社会制度、古迹、住宅制度、官制和官服都一一进行了介绍。还对朝鲜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就科举考试的程序、试题、书院等皆留下了综述。其中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它利用一定的篇幅专门介绍评论了朝鲜中世纪著名学者，如崔致远、郑梦周、李穑、李奎报等。所以，《东国记略》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向中国文人介绍朝鲜文化与文学的作品。
与洪大容通过朝鲜的文集改变和影响中国文人的角度不同，他还借向朝鲜介绍和传播中国文集和文化的方式改变了朝鲜有思想、有文化的有识之士的想法，使一大批受其影响的人士踏上了一睹中国的见习之路，也孕育了朝鲜朝后期诸多新思潮的诞生。他回国后分别用朝汉两种语言撰写了《乙丙燕行录》和《燕记》，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尤其体现了从文明批判的角度对清朝上上下下各种场景和对象的细微观察。而其中用朝文写成的《乙丙燕行录》，让世人看到了日记风格的具有实学印迹的游记新文体。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一直没有被世人关注，所以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对此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以致忽略了他创作中的改变旧文体的成就，更没有从纯文学的角度对它予以肯定。
洪大容对朝鲜的文字怀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认为朝文文字具有的科学性，使没有任何知识与学历的妇女、平民百姓皆可轻松掌握，还可以利用它写信和进行创作。这对文化的普及与发展绝对是有益处的，即“字不满二百而子母相切，万音备焉。妇人及庶民不识字者，并用谚字，直以土话为文。凡简札簿书契券，明辩或胜真文，虽欠典雅，其易晓而适用。未必不为人文之一助”。[362]而恰恰是对本民族语言发自内心的欣赏和热爱，使他在撰写汉文版《燕记》的基础上坚持用朝文撰写了《乙丙燕行录》，扩大了读者群与接受层面，教化了众多封闭自守的平民百姓，使更多的朝鲜读者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阅读它，了解域外中国，同时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以洪大容为首的北学派在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贡献虽不及思想成就突出，但他们通过作为使行团的一员亲自考察中国的机会与中国文人进行的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交流，的确为两国文学的进一步互通与渗透提供了可能，为本不了解朝鲜文学的中国学者提供了认识朝鲜文学与文化的窗口，改变了部分过去对朝鲜文学的错误认识。他们之间持续近两个世纪的长期交流与切磋，分别为双方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些值得后人认真研读的文集，丰富了各国文学的内涵，也为现今活跃的跨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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