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容就是借《湛轩书》体现了个人的思想积淀与北学主张。《湛轩书》是洪大容撰写的著作，分为内集和外集，内集中收录着与朝鲜国内状况有关的作者的思想与观点，外集中收录着与作者燕京之行有关的资料。该著作从篇幅上看虽不甚庞大，但内容深奥、丰富，包含了天文、律历、数学、军事、政治等诸领域，彰显了洪大容作为实学家、科学家的名人风貌。因为书中涉及的内容表面看来偏重于作者思想与科学成果，所以人们对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思想、科学观、社会观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相反对他的诗学理论、文学内涵，以及为中朝两国文学所做的贡献是忽视的。因此，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与在文学体裁上的变革等贡献几乎无人问津，更没有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鉴于此，本书将洪大容遗留下来的寥寥无几的几部著作作为第一手资料，力求从中挖掘、剖析他文学方面的成就。但是由于书稿的散佚和资料的局限，文中的多项观点难免停留在主观推断层面，有失偏颇。
本书从洪大容的思想体系、洪大容的诗学理论、洪大容文学的形象内涵、洪大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双向反馈四个方面论述了洪大容文学的整体面貌。在洪大容的生平里，文学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领域，所以也未给世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名篇，但他提出了有别于其他文人名家的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诗学理论。在《大东风谣序》中将“歌”作为民族文学的形式，提出将“歌”与中国汉文诗歌放到同等地位的“民歌”（百姓的歌）推崇说。他的文学理论受到中国清代诗学理论家袁枚的文学思想影响，可概括为“依乎自然，发乎天机”，“贵冲远，必本之以温厚”。该诗歌本质说具有袁枚思想的烙印。但本书同时也指出，与袁枚关注“性情”不同，他更多地强调“情”，认为自然之“情”才是诗歌的本质。本书还分别从文体、风格等方面，考察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认为借朝鲜文字创作的《乙丙燕行录》与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创作的《会友录》，是他“反拟古，倡创新”“破文饰，露真情”之文学观点的最佳体现。并对他的创作论从内容、动机、特点三方面进行了综述，认为他在创作中强调的内容与风格是“舍主情、求真实”，动机是“愉悦于人、兼顾教化”，而创作诗文的目的更多是出于闲情逸致。以上所有诗学理论，不仅让我们从文学作品之外的资料中窥见他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理念，还为我们更好地找出他作品中的形象内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洪大容的思想体系较为复杂，但本书出于论述的便利与实用，只涉及对本书有所助益的哲学观、学问观、社会观三个方面，较为笼统地对其进行分析与介绍。洪大容一生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批判精神与经学的再理解；以天视物的科学精神；现实意识与域外春秋论。在洪大容的思想中，较为突出而敏感的哲学意识是他的“域外春秋论”，即“华夷观”。他始终脱离单纯地憧憬清朝文明的立场，通过将对清朝社会的深入剖析与反观自己国家现状的努力结合起来，力求寻找能够增强国力、唤醒民族意识的朝鲜社会赖以发展的现实基础。他通过从天视之世界各国皆平等，无内外、贵贱之分的平等思想，积极主张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尤其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北伐论大胆提出北学论，肯定了清朝的政治与文化的独立存在。由此，克服了源于儒教的具有华夷内涵的事大主义文化意识，立足于现实，反思本民族历史的同时，更为明确了唤起民族主体意识的强烈意图。而洪大容与包括“古杭三才”在内的清代文人的会面与交流，是出于拒绝将中国定性为异族文化，认定它是中华文化，才得以实现的。他们之间的交流更为洪大容原本已很丰富的思想世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得到充实的同时影响了他燕行之后的后期生活。
在论述洪大容个人成就时，应明确他对北学派的发展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北学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他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实用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朴趾源、李德懋等周围友人的哲学思考，还使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通过生动形象的人物与情节很好地再现了他的思想理念，丰富了文学内涵，拓宽了小说的主题，影响和教化了更多的读者。第二，他的入燕文学活动对北学派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赴京的朝鲜文人当中首次以笔谈形式独立完成文本，为使行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文学结构模式。他在日记体叙述中有目的地穿插一些书信，将笔谈与尺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如实地再现了丰富的笔谈内容，交换了各自在笔谈中未尽的想法，又加深了文人之间交流的深度，增强了双方的真挚友谊。所以，他与中国文人的交流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两国知识阶层的坦诚对话，也为朝鲜文学提供了“日记＋尺牍＝游记”的文学新体裁范本，为其后赴燕的文人借鉴、效仿提供了可能。洪大容对北学派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在与北学派的文学同仁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影响。比如，通过与年轻诗人的交往，更加意识到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并逐渐步入诗歌创作生涯。[363]他的诗歌成就虽不尽理想，但至少反映了他与北学派文人对文学的深刻探讨，也证明了身为北学派的领军人物拟通过文学创作尝试宣传北学主张的朝鲜进步文人的良知。
洪大容不仅在国家与民族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开明与睿智，还对婚姻等较个人化的问题提出独特的见解。例如，在与潘庭筠的谈话中，就妇人改嫁问题大胆提出“不必禁之，亦不必劝之，任之而已”[364]的婚姻自由主张。这在当时，是一件足以引起轰动、招致众怒的大胆而新鲜的主张。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从长期受封建文化禁锢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走出来的文人，洪大容骨子里还是有很深的封建思想烙印的。例如，当潘庭筠与他说到贵国许葑[365]之妹景樊堂[366]以能诗入于中国诗选时，他回答曰：“女红之余，傍通书史，服习女诫，行修闺范，是乃妇女事。若修饰文藻，以诗得名，终非正道。”其中，固然存在对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因不满丈夫的作为而离婚的景樊堂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他思想深处仍存有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的残留，更衬托出当时妇女如想走出家庭，有所作为是何等的不易。
在洪大容的思想内涵中不可忽视的还有他的“理想国家论”。洪大容在《林下经纶》中体现了治理国家与百姓的政治主张，其中的“理想国家论”更是他憧憬和向往的国家建设目标。他的有关理想国家的构思蓝图与柳馨元以来的政治思想别无二致，以维持和强化官僚封建体制为目标。[367]但从洪大容一直以来主张的主气倾向考虑，因为任何时候主气都是以现实为主的，所以当面对现实的腐败与弊端时，自然要提出改革的要求。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也无法脱离在王道政治的理念下改革社会的逻辑上的局限。
洪大容是一位兼具才气与学问的文人，精通天文、数学、音乐、律历诸法，还曾亲手制造浑天仪，秒合天象。他在有生之年结交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挚友，其中朝鲜国内的以大文豪朴趾源、朝鲜后期“汉诗四家”较为典型，他又借燕行之机与中国的“古杭三才”、孙蓉洲、邓汶轩等相识，并成为天涯知己。这些人大都利用不同场合或机会，留下了对洪大容的各种评价。朴趾源曾评价他称：“德保，通敏谦雅，识远解精，尤长于律历。所造浑仪诸器，湛思积虑，创出机智。始泰西人论地球而不言地转，德保曾论地一转为一日，其说法渺微玄奥。顾未及著书，然其晚岁，益自信地转无疑”， [368]明确地指出洪大容一生中最为突出的贡献为“地转说”，间接地讴歌其注重实学、利用厚生的成就。但他又不无遗憾地指出：“世之慕德保者，见其早自废举，绝意名利，闲居爇名香鼓琴瑟，谓将泊然自喜，玩心事外。而殊不识德保综理庶物，可使掌邦赋，使绝域，有统御奇略，独不喜赫赫耀人。故其莅数郡，谨簿书，先期会，不过使吏拱民驯而已”， [369]认为洪大容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未被世人关注与认识，导致其才能只局限在治理几个小行政单位（郡）的层面上，尚未得到尽情的发挥与利用，令他倍感遗憾和惋惜。朴趾源还曾专门评价洪大容的知识体系认为：较之金石文等前辈不仅向前发展，而且迈出了一大步。并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他的知识体系比西方学者更具突出的创造性。而李德懋也曾借向洪大容征求燕行目的与体验的机会，评价他不同于凡人的气度，即“想其襟怀，己是别人。余每逢入燕人问何好，必曰祖大寿牌楼甚壮丽。又问其次，必曰天主堂壁画，远见如真。余遂齿冷而止”， [370]显示了他超出普通人的不同思想与气质，肯定了他的素养与才识。
除了朝鲜国内对洪大容的评价之外，中国友人严诚对他的评价可谓较为全面，总结了他的性情、爱好、为人与一生的轨迹。他讲道：“洪君于中国之书，无所不读，精历律算卜战阵之法，顾性笃谨，喜谈理学，具儒者气象”， [371]介绍了洪大容博览群书、好学勤奋、严谨治学的学问态度，以及他精于律历、喜谈理学的学问倾向，夸他身怀儒家风范。严诚在《养虚堂记》中评价洪大容为：“夫洪君，不作诗，又恶饮酒……然亦以贵胄，退隐田间，方讲明圣贤之道，终其身不乐仕进”， [372]介绍他不善饮酒与作诗的习惯，更指出他不求名禄、隐居田野、追求圣贤之道的气度。严诚在他的《日下题襟合集》第三篇中专门写了一篇“洪高士大容”一文，而该文在整部书中占据篇幅最长，是该书的核心部分。严诚记录如下：“……于书无所不通，善鼓琴，彼国皆敬其人。此公独不作诗，而深于诗，非不能也，其家法殆如此耳……善观天文，精骑涉及揲蓍。暇则焚香读书，鼓琴自娱而已。于书无所不观。与之议论，皆见原本。自恨生长异域，未见中华人物。得叔父奉使之便，自请随行。其志愿高远，具详所寄书中。”在此，严诚不仅再一次介绍洪大容以无所不通的才气与擅长鼓琴的特长在朝鲜国内受众人敬重，还指明他虽不善诗文，却并不是不会作诗，相反对诗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简短地介绍洪大容博览群书、善观天文、好学成性、志向高远后，提及了洪大容因仰慕中华文明遂来京的真实、纯粹的动机。综观这些内容，可以证明严诚对湛轩的评价可谓全面、精辟，这些恰是对洪大容的真实写照。而中国另一位友人潘庭筠对洪大容的评价更加令人关注。他在文中描写道：“洪君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窥。律历战阵之法濂洛关闽之宗旨，无不究心；自诗文以及技术，无所不能。与之处，执古醇听，有儒者风。此中国所未易观者，而不意得之于辰韩荒远之地也”， [373]不仅重复了他人对洪大容博学多才、儒家之风范的正面评价，更将他视为寻遍中国都难觅得的俊杰，对这样的人物竟然能出现在异域朝鲜而深感意外，遂发出了感慨。
综观这些内容，皆从正面高度评价了洪大容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志向高远的性情与人品，对他不求功名、追求实学的务实态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正如他的自我评价：“余之议论，平淡务实而不事浮躁矫激之习”， [374]以及世子侍讲院的辅德李镇衡的评价：“桂坊废科，大是难事，古人曾有妨工夺志之训。为学也者类多放荡，无拘检，桂坊之废科，想是专实向里之计也”， [375]将世俗的功名利禄抛掷脑后，抱着关注现实、追求真理的信念潜心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才是洪大容将经世致用、利用厚生思想付诸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他的这些形象，才使他有了影响与感染后人的人格魅力，使认同他思想与观点的友人虔诚地追捧他，并继承和发扬他的各种思想与务实精神，显示出洪大容其人强大的感染力。
洪大容与中国友人的交流为后人追寻前者的足迹踏上中国之路，续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铺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他之后，朴趾源、李德懋等北学文人纷纷踏上中国的土地，拜会曾与洪大容结交的诸多友人，而三河县的书生孙有义更是成为联系双方的中间人物，经常亲自传递信件与书籍，为延续两国文人之间超越国界与民族的旷世之交付出了无私的努力。但在洪大容的诸多成就中，占据最厚重分量的内容当数他对“华夷观”的批判。他从唯物主义自然观与文化意识出发，通过《医山问答》中的艺术形象批判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事大主义，进而倡导民族的觉醒与文化平等。该主张不仅在当时为北学派文学对传统文化全面进行反思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对东西方两大文化占据主导的现今世界文化格局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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