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统筹下，共青团密切联系学联，支持学联，指导学联，共同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
晚清时期，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青年学生群体。学生群体的全国性组织的形成，则是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之中。1919年6月16日，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学联正式成立。这表明一个属于中国学生自己的全国性组织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始终把青年学生作为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学生运动进行领导和指导。
（一）全国学联成立及其意义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全国爱国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免去三个亲日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爱国学生取得了五四运动的第一场战役的胜利。但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以及挽留因支持学生运动被逼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这两个目标还没有实现。
1919年6月份，各学校就要放暑假了，为了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学生们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总部机关，负责统一全国学生运动。机构设在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工人力量最强大，也是新式学校、文化机构集中的地方。
经北京学生许德珩、黄日葵、邓中夏等串联，1919年6月2日，京、津、宁、沪、留日等学生代表在上海召开筹备会。会议发出电报，要求各地学生联合会，于同年6月20日前各派代表到沪筹议建会的方法。
1919年6月16日，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章程》，章程第一条规定组织的名称叫“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简称“全国学联”）。章程确定“以联络感情、昌明学术、促进社会、辅卫国家为宗旨”。学生联合会设评议、执行二部。
出席大会的各地学生代表有段锡朋、陈宝锷、许德珩、黄日葵等约60人。选举北京学生段锡朋为会长，上海学生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大会讨论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办法，组织全国学生拒签和约等斗争事项，出版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决定由京、津、沪等7处学联各派一人组成全国学联第一届理事会，会址设在上海。这次会议宣告了全国学联的正式成立。
1919年6月16日全国学联成立后，就拒签和约、保卫国土，抗议北洋政府对学生爱国的镇压，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呼吁各国支持，统一学生运动的领导等多次发表宣言、通电。这些宣言、通电铿锵有力，表达了学界以拯救天下危亡为己任的责任和勇敢精神。比如：1919年6月17日，国内报纸透露了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专使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全国学联立即发表紧急宣言，指出“国者，我四万万同胞公共之国也。与邻国缔结条约，须得代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意机关同意也，削我国而沦于亡，置全国民意于不顾，我四万万同胞所不能承认也。风雨骤矣，祸患亟矣！一发千钧，危险万状。我四万万同胞亟起图之！”[1]
全国学生联合会为了支持中国代表不在和约上签字致巴黎专使电，称“尚祈坚持到底，勿为外力胁迫。吾人誓当牺牲以为后盾”。致巴黎中国公使馆转各专使的电报中说：“青岛问题请以死力争，否则以颈血溅诸公”。[2]
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1919年7月22日，全国学联宣布罢课结束。五四运动的具体目标已经实现，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青年的运动，而且是中国青年运动的经典。在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全国学联尤其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它统一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步骤，加强了全国学生的团结。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的正式成立，表明一个属于中国学生自己的全国性组织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全国学联成立后，各地学生联合会大都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总会或派员指导或发函发电互通信息一致行动，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先进的机构。当时学生总会下属60余分会，号称有50万会员受其领导。全国学联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指挥中心，为五四爱国运动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也起到了重要领导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就对全国学联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这一次的运动出发，于是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引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道所谓五四运动的关系了。”[3]
其次，它促进了全国各界的大联合。全国学联的成立，不仅促使全国学生界的空前团结和进步，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各界的大联合。为了促进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建立，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一起，曾先后派许德珩、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武汉以及江西、湖南等地，依靠各地学联，促进那里的各界联合会建立。经过各地各界人士的努力，到1919年11月中旬，石家庄、太原、汉口、南昌、九江、安庆、杭州、南京、镇江、开封、芜湖、上海、郑州等50多个各界联合会先后成立。同年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终于在上海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
正如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所指出的：“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引起的一种大联合。”[4]
后来的历史表明，全国学联作为青年学生中的最大组织，在影响和组织青年方面，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党团早期对学联的影响和指导
1.明确主张，帮助学联确定方向
全国学联成立后，各地学生联合会大都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当时学生总会下属60余分会，号称有50万会员受其领导，全国学联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指挥中心。它统一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步骤，加强了全国学生的团结，为五四爱国运动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但学联成立之初确定的“以联络感情、昌明学术、促进社会、辅卫国家”的宗旨，使它的奋斗目标除了一般的学生联络、学术交流外，对社会的关注只停留在外在的某一具体问题上，在当时就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学联一大以后，随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两个直接目标的实现，当初学联成立时为之斗争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学联的目标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运动内容也变得分散。有时是关于文化运动的，有时是偏重外交方面的。1920年4月全国学联被当局查封，学生运动转入低潮。后来的全国学联二大、三大虽然仍在发通告、带领各地罢课、声援各地的学生运动，但没有太多的作为。
1921年8月，全国学联三大召开，当会议讨论“否认北庭（北京政府）案”及学生运动的方针时，就要不要承认北洋政府，要不要“干涉政治”，与会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救国须从教育入手，不必干涉政治。一派认为：“五四学生之运动，为反对山东问题。今山东直接交涉，将成事实。我辈学生不干涉政治，则五四之举，殊为多事。”两派意见僵持不下，使会议陷于分裂。[5]
此后，学生运动开始走入消沉。“总结起来，学生运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彻底、无目标的盲目运动——这是学生五年来根本失败的原因。”[6]学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议，表明学联及其工作迫切需要加强领导和整顿。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青年团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了学联组织的重要性，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的领导，在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中指出：“学生联合会为学生的结合，为我们在学生中宣传主义的最好场合，在未组有学生联合会及只有有名无实的学生联合会之地方，各学校的青年团同志应提倡组织，或改组之。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团体应不停的以活动在其中造成中坚势力，于学生的爱国及争自由等各种运动得以指导一切。对于学生联合会所设立的平民学校、俱乐部、演讲团、新剧社等，青年团团员应加入其中宣传主义。”[7]
在青年团的领导下，一些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参与到学联的组织机构中，改组了各地涣散的学生会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学联发起人之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共产党员黄日葵参加了北京学联的领导工作。1923年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共产党员张国焘发表了《学生运动的我见》，提出了学生运动在政治方面应坚持“反抗外国侵略”“打倒军阀官僚建立真正的独立的中华民国”的共同目标[8]。
1923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共产党员黄日葵、夏曦，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骏、李国瑄、张绍康等的参与，全国学联第四次大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大会以讨论改革政治为中心，明确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为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为被压迫的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治主张。先后通过了《全国学生总会对于现时政治态度建议案》《中国学生会活动范围案》《中国学生会进行方针案》《学生界与其他民众关系案》《对京汉工潮之提案》《组织强固之学生会案》《裁兵运动案》等议案。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中国政治问题，及其乱源根本，不外两因。一为北洋军阀之存在，一为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播弄，根本解决方法，唯有国民革命之一途。”“所以本会对于中国政治问题，认为根本解决，在内继续不已的国民运动，达到建立独立自由的真正民主共和。”[9]
这次大会改变了以前学生运动“只问外交，不问政治”的倾向。从最初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到鲜明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表明学联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次会议也成为“五四”以后学生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起点。在这种形势下，消沉了两三年的学生运动，也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2.加强思想引导，整顿学生会组织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召开。为了加强党对青年团及青年运动的领导，大会通过了《青年运动议决案》。议决案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
根据党的三大的指示，1923年8月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通过了《教育及宣传决议案》，提出：“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任务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在方法上要“以向他们宣传改良目前利益为起点，以次引导他们到改造社会的思想，以致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10]在《学生运动决议案》中指出：“本团认定学生运动只是一国民解放运动。指挥、扩大、集中这种运动，是本团在学生活动中间的根本责任。”在引导学生的内容上也作了规定，如引导学生由原来的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扩展到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引导学生反对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影响，向他们“介绍最激烈民主主义的思想，作新文化的宣传”；引导学生接近大众，“对于学生只读书不问社会的心理宜矫正之使服务社会”。[11]团的二大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运动的指导，开始设学生委员，专门负责领导学生运动。
党团这些方针的制定，为当时青年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1924年3月团的二届二次扩大会议召开，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增设了学生部，由恽代英担任学生委员。二次扩大会议后，青年团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指导。1924年6月4日，团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学联大会发出通告，要求选派最好的同志参加到学联组织中去。同时，通告要求：各地有学联而停顿者，或向来尚未组织者，应即设法恢复或成立，并促使其选派代表出席此次大会，以求全国学生之组织得以稳固及扩大。[12]
1924年8月4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党员李硕勋任执行委员会主任。这次大会不仅坚定了学生运动的政治方向，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有力地促进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而且正确规定了学生政治斗争的具体目标，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学生运动必须与谋求学生自身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组织上也明确了加强和巩固学生会自身的办法和措施。
根据大会制定的加强学生会的组织建设的方针，全国学联在大会结束后即着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1924年12月14日，全国学联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学生联合会举行代表会议，切实整顿各校之学生会。团中央也于当月通告各地团组织，要求借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之机，整顿或改组各地学生会，以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
团中央学生委员恽代英专门写了《整顿学生会》的文章，指导各地学生会的整顿和改组工作。文中说：“我这所说的整顿学生会，特别注重各学校内的学生会（无论他是名为校友会、自治会或其他）。因为这是地方学生会联合会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根本。各学校内的学生会没有精神，他们不会感觉有各校联合的必要；便令他们勉强派代表开联合会，他们的议案亦不会能影响到各校学生群众的。”对于整顿学生会的方法，恽代英说：“第一，一切学生的活动都归于学生会办理；第二，学生会要干预一切与学生最有关系的事情；第三，学生会要引导学生做各种社会运动。我们要使学生会有固定的日常事务做，要使学生会与学生群众发生密切不能分离的关系，这样，学生会便自然可以成为强固有力的群众组织。”[13]经过整顿，各地学生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运动也逐渐高涨，成为当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斗争的生力军和先锋队，为后来青年学生参加五卅运动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三）大革命时期党团领导下的学联
大革命时期，学联带领广大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统一战线、五卅运动、武装斗争，中国的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与整个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成为革命洪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参与国民革命战线工作
全国学联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对日斗争，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内乱外患的严重刺激下，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兴起，在此背景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8月16日至29日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对于动员广大青年学生加入国民革命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大会明确提出：“我们要全体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上，赞助三民主义，与主张三民主义者携手合作，使三民主义早日成功，以达到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目的”。[14]大会发表了敦请孙中山重组政府的宣言，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主张，指出：“我们认为解决时局的唯一方法，只有联合全国民众势力，共同铲除军阀和外力。”号召各地学联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初，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国民革命运动逐渐高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和谈途经上海。同年11月26日，全国学联等27个团体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推举宣中华、俞秀松等7人为筹备委员。在中共和青年团组织的推动下，在很短的时间里，上海各界都建立起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此基础上，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随之，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湖南、湖北等地的人民团体和学生社团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
由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革命高潮迭起。全国学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在中共党员李硕勋、恽代英等的参与、领导下，全国学联带领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各级学生会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整顿和加强。
2.五卅运动扩大了学联的影响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在公共租界内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和讲演。英国巡捕向参加的群众开抢射击，造成13人死亡，从而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晚，党中央和团中央都召开了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行动，来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三罢”开始后，共青团组织通过上海学联，每天派出许多讲演员向群众讲五卅惨案的真相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状况，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参加反帝斗争。为了取得各地的同情和援助，又派出代表去各地宣传和联络。上海学联还出版《血潮日刊》《英文周报》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为了救济罢工的工人生活，上海学联还组织了学生募捐、筹款活动。
在五卅运动中，为了统一指挥学生运动，1925年6月26日全国学联召开了七大。这次大会是在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任弼时领导下召开的，恽代英担任大会党团书记，任弼时也亲自参加了大会的指导工作。这次学代会确定了反帝国主义与废除不平的条约作为中国学生的最大使命。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援助工人农民运动、学生组织问题以及改进学生自身利益问题等决议案，号召全国八百万学生做“全国民众运动的勇猛的冲锋队”。
五卅运动由工人阶级发起，得力于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高潮。各地学生会组织也在运动中蓬勃建立和发展起来。全国学联为促进各地学生组织发展，派出大批的特派员分赴京、津、豫、陕、湘、皖、闽、粤等地常驻，负责指挥该地学生运动。这就大大帮助了各地学生会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和在组织上的日臻巩固与加强。五卅运动中，学生组织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对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联的带领下形成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学生示威运动，掀起了新一轮学生运动的高潮。
3.反对分裂，确立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随着青年学生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资产阶级右翼也开始向无产阶级进攻，企图夺取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1926年，国家主义派创办的《醒狮》周报第七十七、七十八两期，大做攻击全国学生运动的文章，造出种种谣言，捏出种种事实，拿“赤化”“过激”“共产党操纵”“把持”等名词，加在学生运动的身上[15]。受这些舆论的影响，特别是国家主义派盗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以国家、民族为幌子，加上他们之中有一些所谓的社会名流，因而欺骗了一些学生，并一度把持过一些地方学生会。北京、上海、广州、四川等地的学生会也出现过分裂。国家主义派对学联的攻击，其实质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分裂学生组织，以达到破坏学生运动统一战线的目的。
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巩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共青团、全国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据不完全统计，集中于1925年、1926年的《中国青年》30余期中就刊登了40多篇反击国家主义派的文章，任弼时、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团中央负责同志相继发表文章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实质。努力教育与争取一部分受国家主义派欺骗的青年学生，使他们提高觉悟，改变态度。任弼时和团中央学生部主任林育南还联名签发通告，指导各地的斗争。“万不可谩骂迷信国家主义派的学生，以至影响当地学生运动的统一。”[16]在此思想指导下，共青团中央执委会专门发出《告孤军社、醒狮社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书》，号召他们“放开眼光，捐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意见，与我们协力一致”地参加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
在与国家主义派论战的同时，共青团、学联还同戴季陶主义作了坚决斗争。戴季陶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曾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早期中共党员，不久退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他不但发表文章，写小册子，还到青年中去讲演，散布他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他鼓吹和主张无产阶级要无条件地帮助资产阶级，并让它领导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有自己的政党；不能搞阶级斗争。在戴季陶主义影响下，广东一部分学生和军官生组织了自己的“学联”，并积极在学生中进行分裂活动，企图夺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我们党和团组织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1925年9月，任弼时主持共青团三届一次会议，及时向全国团组织发出警告：“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阶级调和论调，已影响于青年学生，甚至于我们的同志也受其影响，这就是对于我们一个极重要的警告”[17]。任弼时、恽代英、施存统都先后撰写文章揭露戴季陶抹煞共产党、共青团的功绩，用离间、挑拨、造谣等手段损害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反动实质。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从思想上教育了广大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打击了戴季陶的反动气焰。
清除了外部势力对学生运动的干扰和破坏，党也开始纠正党团组织内部所谓“党做工农运动，团做学生运动”与“党是政治的，团是文化的”错误观念。为了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扩大青年学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192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与中国共青团中央共同发出《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的通告。通告中说，“过去全国学生运动，完全由团负责指挥，这是我们过去看轻学生运动的错误，因为中国学生运动（普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学生运动）在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有不少的政治作用……为学生运动前途更有力的发展及党与团指导得力计，两校中央特重新决定：以后各地学生运动由党和团双方负责指导，学生团体以内之党团书记，由当地党的执行机关指定之，……以后党与团均须注意在学生中发展党及团组织，团尤须注意于中学及高小以内的发展”。[18]
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中再次强调：中国学生运动“今后党应与团切实指导，但团切不可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指导转交于党而减少其积极活动的成分，反而影响于学生运动的发展”。[19]
这些方针表明，我们党对学生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刻认识，牢牢地把握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4.积极参加北伐和革命斗争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团中央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和青年学生参加北伐战争。同年7月23日，全国学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号召全体青年学生从本地实际出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支援北伐战争。这次会议之后，很多学生纷纷投笔从戎，组成宣传队、向导队、侦察队配合北伐军的战斗。
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5月10日，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规定学生运动今后的主要方针是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农村和军队中去。
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1927年7月15日召开的全国学联九大，也向全国青年学生提出“到军队中去”“到农村中去”两个口号，号召全国同学，深入军队，拿起枪来到革命前线去奋勇战斗；深入农村，宣传并组织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斗争。
大会结束后，武汉全国学联总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动员进步学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征部队。同时，江西南昌学联干部和部分青年学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随军南下。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要求“学总负责同志多与党或团中央接洽，全国学生运动应由党与团共同负责指导。”[20]很多学生党员，根据党的指示，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返回原籍，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秘密活动，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湖南、广东的一些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四）抗日救亡运动时期的共青团与学联
1.党团影响下的北平学联率先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巨浪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厉镇压，1929年后，全国学联被迫停止活动，组织机构也不存在了。学生运动也陷于低潮。然而，有着爱国传统的中国青年并未沉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广大青年特别是学生在中共影响和领导下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5月，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完全屈服，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分丧失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党的影响和领导，在团的参与和推动下，同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大中学生6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反动军警进行镇压，许多学生被捕或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以示抗议。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学生和市民2万多人在天桥和前门火车站广场分别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反动军警再次镇压，学生30多人被捕，400多人受伤。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抗日救亡烈火迅速蔓延，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也为中断了几年的全国学联的重建创造了历史条件。
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以后，迫切需要一个宗旨鲜明的全国性学生组织，统一全国学生的行动。1935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指出：“把自己的组织巩固起来！巩固各校学生救国会的组织，组织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会，组织与训练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军！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进他们建立救国会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
1935年12月26日成立的平津学生联合会，首先响应共青团中央的号召，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开始抗日宣传。从年底开始，平津学联分4路沿平沪路、平汉路、平绥路、北宁路出发到各城市，发动和联系群众，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成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勇敢担负起筹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重任。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北京大学的刘江陵和董毓华等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建工作。北平学联的代表抵达上海后，与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胡乔木接上关系，同时又取得上海各界救国会人士的支持，筹建工作很快展开。另外黄敬也经常往来北平、上海之间，把中共北方局的领导意图贯彻在筹建之中。
1936年5月，全国学联十一大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改名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宣言，公布了新的全国学联的任务：“从今天起，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将勇敢的领导着全国学生走向民族解放的征途。我们将更进一步，结合着无数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向民族敌人的堡垒攻击！”[21]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于民族危机中，再一次彰显了中国青年继承五四爱国传统，为民族解放勇敢奋斗的革命精神。同时，也使全国学生运动摆脱了零散状态，走向统一。
2.抗战全面爆发后，学联工作转向隐蔽分散的活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在1938年7月成立了三青团，想从组织上加强对青年运动的控制。1939年后，国民党利用自己的势力，大力发展三青团组织，他们在学校里的学生会、系会、级会等安插自己的人，破坏学生们的抗日活动。很多进步学生、全国学联的领导人都受到监视、逮捕的威胁。皖南事变之前，学联主席郑代巩被捕。全国学联很难公开开展活动。党在国统区的青年工作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处境。
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及时转变总的工作方针，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同时要开展统战工作，扩大政治影响，争取时局好转。工作重点则由校外转入校内，从纯政治活动转向学术性的、福利性的活动，而且要将政治活动和福利性、学术性活动结合；工作对象以学生和职业青年为主。工作方法强调“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就是努力学习，勤业就是好好工作，勤交友就是好好交朋友）；强调要加强社会活动，要以参加公开合法组织为主。据此，中共在国统区的青年工作，便开始由过去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向隐蔽的、分散的活动。
194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又发布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指出：“今后国民党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工作中必须遵守“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和操行”，“争取大多数同学，应以思想的启发为主”。[22]根据党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昆明、成都、重庆等许多城市，青年工作尤其是学生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
1942年下半年，由于开展一切公开和半公开的进步青年的活动都很困难，所以不能不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达到联系一部分青年的目的。因此，党在重庆、成都青年学生中，搞了一个叫“据点”的秘密组织。它的特点是通过交朋友的方式联系群众，是一种不定型的友谊的结合，规模就是3—5人，以读书交友等方式开展活动，实际就是进步分子的核心。用这个办法避免遭到敌人的打击和破坏，也团结了青年。这些外围的组织为后来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条件。
我们党不仅重视国统区下的学联工作，也注意做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学联建设。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延安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加强边区的学生运动，并且推动全国学生运动的统一发展。边区的青年学生，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青年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五）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学联的领导
1.学生运动再起高潮，形成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及其政府不顾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意愿，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把中国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首先发起反内战运动。昆明有3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教授、教师，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罢课、罢教抗议，达一个月之久。这一运动得到了全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序幕。一二一运动后，全国各地学生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掀起“反内战、要和平”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在北平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14省26城市，参加抗暴运动的学生达到50万以上。1947年2月24日，全国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总会在上海成立。
1947年5月，五二〇血案发生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从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发展到全国60多个城市，与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一起，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也促进了全国学生的大联合。
为了统一全国学生的行动步骤，加强全国学生的大团结，1947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中强调：“学生的组织形式应与斗争形势相适应，例如现有华北区学联，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以及各地学生反暴行委员会，均可不拘名称形势，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23]针对国民党政府打压学生运动，禁止学联成立的破坏行径，中共中央在《关于同意上海局学运方针的复示》中指出，工作中要“利用各地各校的签名运动，以配合华北学联、京沪五地学联的行动，为全国联合准备基础。”[24]
1947年6月16日至19日，第十三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学生联合会”。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和《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学生在“反饥饿，争取生存！反内战，争取和平！反迫害，争取自由”的正义口号下，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战线，与国内反动分子作战到底。
新的全国学联成立后，根据党的指示，指导各地学联组织在巩固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采取灵活斗争策略，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沿着继续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方向前进。
2.在国民党的围剿中开展工作
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国民党政府即宣布全国学联为非法组织。由于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只能在秘密状态下，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各项工作。
新的全国学联成立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线，与全世界进步青年取得了联系，1947年6月底，全国学联代表巧妙地避过了特务们的视线，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参加了当时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学生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粉碎了国民党政府想把中国学生和世界民主青年隔绝的企图。中国学联代表在大会上将中国学生英勇斗争的事迹向大会作了详细的介绍。会后又举行了中国学运资料展览会，使世界各国的学联代表对中国学生运动有了更深的了解。
全国学联也曾先后派中国代表分赴欧美各国，呼吁欧美的民主学生支援中国学生的民主运动，制止美帝国主义扶植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帝国主义政策。经过全国学联的广泛宣传，在欧美的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同意中国学联的主张，并愿意在全国学联的领导下，负责联络欧美民主学生的工作。
新的全国学联成立后，坚决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作斗争。学联多次发表文告，揭露国民党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破坏民主自由，摧残教育，镇压爱国师生的罪行，先后发表的文告有：《中国学生联合会发表谈话揭露摧残教育，压迫青年的阴谋》《全国学联为魏德曼特使来华发表声明》《全国学联向魏德曼提备忘录，指出美军在华暴行及政府屠杀学生事实》《全国学联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于子三事件》《抗议九龙事件告全国同学书》等。
1947年暑假，国统区学生开展了助学运动。这是学联根据我党白区工作方针和方法发起的，通过街头劝募助学金的形式，从广大同学最紧迫的生存问题入手，加强经济斗争，从而团结学生，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推动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1947年12月，上海天寒地冻，很多工人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上海学联发出号召，动员全市80多所学校的学生走上社会进行总募捐，共募得寒衣近20万件，现金10多亿元，救济了20余万贫苦人民。“救饥救寒”运动采用合法斗争形式，从侧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不仅使学生受到深刻教育，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为了进一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壮大进步力量，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口号，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同年5月4日，上海学联首先响应，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全市10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5月20日，华北学联发表《告同学书》，号召广大同学积极投入这场斗争。5月30日，华北12所院校及部分东北学生在北大召开大会，成立“华北学联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南京、厦门、武汉、重庆、长沙、广州等大中城市学生也都迅速行动起来，形成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新的全国学联成立后，国民党政府施尽了一切无耻卑劣的手法，孤立打击全国学联，扼杀她的生长，进而企图消灭她的存在。但事实与国民党政府的主观愿望相反，全国学联不仅没有被孤立和消灭，而且得到了全国学生和全国同胞及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拥护，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这一时期，由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处于试建阶段，而且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因此国统区的学生工作，直接受中共的领导和指示。国统区学生工作在党的直接指挥下，抓住一切条件，贯彻我党的主张，在党的方针指引下，学生运动与人民军队的正面战场相呼应，形成了敌后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推动学联带领青年学生参与保卫新中国政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成为一代新人
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团一直把带领帮助学联当成自己的重要职责。这一时期，在党、团的领导下，通过学联，中国青年学生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的政治觉悟、政治意识逐渐统一，自觉地把个人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连在一起。
（一）团结青年学生巩固新中国政权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1日至6日，第十四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刚刚解放的北平胜利召开。大会决定重新成立全国学生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并通过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这次大会是解放区学生与国民党统治区学生第一次胜利大会合，对全国的学生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动员学生迎接全国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全国学联也分别发出告全国青年团员和同学书，要求青年团员和学生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全国青年学生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各地学联纷纷发出通知，利用报纸、电台、黑板报、壁报等舆论工具，进行动员。全国报名学生数总计在25万以上，远远超过了规定名额。全国80%以上的学校均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约有120万左右的学生在这次运动中受到教育，规模之大，在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51年6月24日，政务院决定继续招收青年学生加入军事干部学校。同年7月底，第二次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工作基本结束，报名人数达40万人左右。这一运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推进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也使广大青年学生在思想上受到一次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
这一时期，发展同各国学生和学生组织的友谊和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联工作，也是全国学联的一项重要任务。1950年8月14日至23日，第二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国际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展览会大厅举行。中国派出了代表团并在会上介绍了新中国进行教育改革及其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学生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的情况。1951年4月26日至30日，国际学联执委会会议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此后一个月，各国代表在北京、广州、杭州、上海、南京5座城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参观访问。这些工作都加深了中国学生与世界青年的了解。此后，一直到文革前，通过学联这个重要的民间外交渠道，新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展了青年间、政府间的外交活动，青年外交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7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形势下召开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是全国学生空前的团结和进步的标志。
大会之后，各地学联继续积极团结同学参加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大运动。1953—1954年又开展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活动。同时，学联在全国同学中努力普及与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号召青年学生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更有效地为祖国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二）努力把青年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的合格人才
1955—1965年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十年间，共召开三次学联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改造、锻炼自己，不断统一到党的各项要求上来。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1955年8月1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作了关于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报告明确地指出了全国学生的努力方向，要求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政策，参加社会活动，树立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大、中学生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和支援“三秋”的群众运动。直接参加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是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途径，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成为当时新中国大学生的重要特征。
1960年2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学联十七大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学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联，响应毛主席的“三好”号召，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1965年1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青年学生应当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奋勇学习，努力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并且提出了学生要实现革命化、劳动化的问题。
这一时期共青团加强对学联的领导。一方面，学校中青年团的组织派遣取得多数同学信任的优秀团员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在学生会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另一方面，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也是学生会最积极有力的支持者。对于学生会的各种号召，青年团的组织动员团员和广大学生积极响应，努力保证学生会各种决议的顺利执行。学生会使学校中的青年团员和一般学生获得一个共同活动的场所，为青年团创造了联系广大学生的最良好的条件。在具体工作上，学生会着重文化体育和生活福利工作，青年团着重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又积极帮助学生会开展有关工作。
青年团除了对学联的组织领导外，还不断通过学联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在思想上影响青年学生，使青年学生成为具有政治觉悟的一代新人。这种政治觉悟是指，要做到热爱共产党、热爱劳动、热爱工农群众、热爱全世界所有的劳动人民，经常关心政治、关心时事、关心党的政策。共青团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学习雷锋活动、劳动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把青年学生培养成党和国家期望的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
三、改革开放以来，在执政党政策整合下，共青团坚持对学联的领导和指导职责，充分开发学联的组织功能，竭诚服务青年学生成长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始终坚持在学联中全面贯彻党的各项要求，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共青团的指导下，各级学联、学生会本着有利于更好地为同学成长服务，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学联、学生会组织社会职能的原则，不断探索为同学服务的有效途径。
（一）20世纪80年代的学联自觉接受党团对学联的领导和指导，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1979年5月，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十年“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教育战线成了“重灾区”，全国学联被迫十多年没能开展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我国学生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即勤奋学习，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这次大会是一次全国学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向科学文化高峰进军的动员会、誓师会，它标志着全国学联工作开始了新的一页。
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学联、学生会的工作走上了正轨。学联各级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形成了生动活泼、蓬勃向上的工作局面。到1981年9月，全国已有27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学生联合会。全国有675所高等学校，基本上都已恢复了学生会工作，很多高校相继召开了学代会，成为学校开展学生工作的得力助手。全国学联于1980年8月分别在山东烟台、广西桂林举办了“全国大学生夏令营”，这是全国学联恢复工作以来举办的一次较大型的学生活动，在大学生中影响很大。这一时期，全国学联还积极开展了“五讲四美”活动、“学雷锋、创三好”活动，展现了新一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人民和青年。正是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期，全国学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83年8月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团结全国5000万大、中学生奋发成才，勇敢地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大会号召全国广大学生认清历史责任，发奋成为四化建设的优秀人才，坚定地站在开创社会新风的前列，努力开创学联和学生会工作的新局面，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这次大会对学联章程进行了修改，将党对学联组织的领导明确写入第一章第一条中，进一步强调了党对学联组织的领导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学联组织的性质。
大会强调了共青团对学生会的指导帮助关系，明确规定学生会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和共青团组织的指导帮助下开展工作。这一规定既是由两个组织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它有责任对包括全体同学在内的学生会组织进行指导和帮助。许多学校的经验表明，凡是共青团和学生会这种指导帮助关系处理得好的，学生会工作就卓有成效、生气勃勃。
学联章程在强调党对学联组织的领导和共青团对学生会工作的指导帮助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学联组织要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强调前者是为了使学联工作有正确的方向，强调后者是为了使学联在工作中不要过分依赖共青团，让所有在学联组织工作的干部都明确自己的职责，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符合学生特点的健康有益的活动，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时，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及时反映广大同学的要求，切实做好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同学的桥梁和纽带，使学联组织真正成为广大同学信得过的自己的组织。
章程在关于校学生会任务的规定中，强调了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问题。党的教育方针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会应该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围绕把学生培养成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去开展工作。明确写上这样的要求，体现了学生会的工作是与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相一致的。
这次大会后，帮助同学成才，成为新时期学生会工作的着眼点。很多工作也围绕着促进同学全面健康成长开展起来。1983年以后，每年有逾百万的大、中专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科技服务、挂职锻炼、技能培训、义务劳动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每年有上千万中学生参加实践教育活动，到1990年，已有1500多个示范校，580多个示范乡和45个示范县。社会实践、勤工助学和实践教育活动的兴起与发展，适应了经济建设与学校教育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有效推动了广大同学适应社会，丰富知识，增强能力，在实践中成长进步。
（二）20世纪90年代的学联拓展改革思路，加强学联自身建设
1990年8月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句话点明了团与学联的关系，团有指导之责，学联也有自身开展工作的必要。这既是我们青年工作历史发展的经验结晶，也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青年工作的现实需要。
这次大会对学联和学生会的工作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完善。一是扩大全国学联主席团的构成，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会员团体代表参加主席团，使主席团更具有代表性。二是实行省级以上学联主席团部分成员驻会制度，更实际地参与学联事务，监督学联秘书处的工作。三是实行秘书长聘任制度和述职制度，正、副秘书长人选由委员会决定改由主席团聘任，聘任制度与述职制度相结合，使秘书处更自觉地接受主席团的领导和监督。四是实行交纳会费制度和经费预算决算制度，首先试行全国学联委员团体交纳会费的制度，并相应建立会费使用的预算决算制度，使会员团体藉以实际监督学联工作，进一步推动广大会员团体关心和参与学联工作。五是设立全国学联课外科技与社会实践活动奖励基金，更好地为同学的成长服务。这些措施使全国学联，地方学联作为基层团体会员的联合组织，进一步调整了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为学生会组织服务，使学生在学联事务中真正当家作主，保障学联为会员团体服务。
这次大会后，各地学联和各校学生会按照全国学联二十一大确定的工作方针，不断推进自身建设，“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不断增强。基层学生会组织的活力进一步焕发出来。学生会设计、规划、组织各类活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维护代表学生利益的工作力度逐步加大。围绕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的主题，学联开展的“挑战杯”竞赛活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在校园内外都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学生活动的品牌项目。
1995年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开展志愿服务已逐渐在学生中形成风气，广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志愿者活动中的一支劲旅，大会在对章程的修改中，明确把“志愿服务”作为今后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次大会后，全国学联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志愿活动，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开辟道路。从1995年开始，每年暑期都有近百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参加“扫盲与科技文化服务行动”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深入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开展支教扫盲、技术咨询、普法宣传、医疗卫生、文艺演出、环境保护等多种服务。从1996年起，每年都有数十万大、中学生走进城市社区，广泛开展帮老助残、扶危济困、义务家教、法律咨询、培训讲座、社区挂职等志愿服务。
（三）新世纪的学联努力维护学生利益，增强学生的组织归属感
进入21世纪，学联共召开4次全国代表大会。新时期的学联工作，不断强化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的职能，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工作内容与学生实际贴得越来越紧，也更加细致、全面。
2000年7月，全国学联第二十三大召开。大会提出要正确代表和维护广大学生的具体利益，要努力构建具体有形的服务载体，使服务落到实处。随后，全国学联成立了大、中学生成才服务办公室，以济困助学、勤工助学、就业指导为重点，开展各种形式的综合服务，多渠道筹集和发放各类奖学金和助学金数千万元。此外还开展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启动了心理阳光工程，举办了“5·25”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节，建设了中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线网站等一系列活动。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及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引导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增长才干。
2005年7月，全国学联二十四大召开。大会提出把引导学生、发展学生、代表学生、服务学生，当成是学联、学生会的重要工作任务。大会之后，为服务大学生成长成才，大力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2004年4月，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各省级团委、学联和各高校团委、学生会正式启动大学生就业见习行动。根据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就业创业的需求，依托团委、学生会组织系统，广泛发掘社会资源，通过组织大学生到企事业单位进行就业见习等多种方式，帮助大学生增加职业经历，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在青年学生中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是共青团主动发挥思想引领的重要举措。2007年5月，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启动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是大学生骨干、共青团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各高校团委、学生会通过各种形式努力培养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综合素质全面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2010年8月，全国学联二十五大召开。这次大会强调学联组织要突出思想引领，服务学生成长，合理有效表达和维护学生权益，不断强化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功能，加强与广大学生的联系，增强学生对组织的归属感。
2015年7月24日，全国学联二十六大召开。这次大会是在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召开不久举行的，因此全面贯彻群团会议精神就成了大会的重要议题。这次大会有两个亮点：一是加强全国学联对不同类型学校、不同教育阶段学生的团结、引领和服务工作，在学联机构中，创设多个工作委员会，使今后学联的工作更加细致、有针对性，更加专业化。二是首次采用了提案工作制度，来自高校的工作提案，可以更好地代表、反映和维护广大同学的利益，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益尝试，受到了基层学联学生会组织和广大同学们的积极响应。
四、结语
回顾学联9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三个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社团组织。
一是学联的发展历史是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青年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学联都带领广大的青年学生高举爱国旗帜，积极参与，勇于奉献。学联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青年学生自身成长所做的工作，彰显了其特有的作用和价值。
二是学联的发展与党团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青年学生工作，把青年学生作为可组织的重要力量。为指导学生运动的发展，党在不同时期都为青年学生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针和道路。工作上，共青团尽心尽力地为学联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团组织帮助学联健全组织机构，培养训练干部，在人力物力上力所能及地支持学联开展活动；支持学联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为学联把正前进方向，解决实际困难，创造良好环境。
三是学联领袖和优秀学生在实际斗争和工作中脱颖而出，日后走上更加重要的团的工作岗位、党的工作岗位。在革命年代、建设年代，青年知识分子（来源于青年学生）以其先于工农觉醒、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而地位相对前突。在改革开放时代，在互联网大数据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已使青年学生成为拥有数千万成员的庞大群体，但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的事业、团的事业来说，富于理想、精明强干、勇于担当的学联领袖和优秀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共青团要继续坚持党对学联的领导，把党的意志和主张传递到青年学生中去，通过正本清源，解疑释惑，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把青年学生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要继续强化高校共青团在全团工作中基础性、战略性和源头性地位，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首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学联工作的指导，紧紧围绕青年学生最需要的现实需求提高服务能力。
（撰稿人：李艳）
注释
[1]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李艳、闵小益主编：《全国学联历次代表大会史料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2]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李艳、闵小益主编：《全国学联历次代表大会史料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86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358页。
[5]《民国日报》1921年8月17日。
[6]《民国日报》1923年8月30日。
[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出版。
[8]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225页。
[9]《学生界根本解决政治建议案》，《民国日报》1923年3月23日。
[10]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368页。
[11]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365页。
[12]《团二次扩大会至三次大会》，《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12期。
[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551—552页。
[14]《本会今日运动之目标和进行的计划案》，《民国日报》1923年8月30日。
[15]《斥醒狮报破坏全国学生运动之谬论》，《中国学生》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合刊。
[16]团中央通告第150号，1926年4月17日。
[17]《加强宣传工作，反对戴季陶主义》，团中央通告第59号，1925年10月30日。
[18]《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1926年1月17日），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19]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页。
[20]《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常委通过），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21]《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1936年5月29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运历史资料（1935—1937）》第13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22]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19页。
[23]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661页。
[24]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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