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时期共青团与青年社团的关系
在革命洪流中，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离不开进步青年社团的助推。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社团直接促动着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新民学会、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青年社团为青年团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人才和组织基础。随着青年团的成立，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联系和领导青年社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运动，带领广大青年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社团直接推动了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
中国青年团是伴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要求和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进步青年社团的发展直接推动了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这些进步社团的思想主张、人员骨干和组织架构都为青年团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民学会：五四时期出现较早的重要革命社团，是当时湖南革命斗争的核心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的策源地，也是组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依托。其成员虽然都是湖南青年，但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省界。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基本会员有21人，1920年底发展到70余人。毛泽东、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成员还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学会初建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当选为学会干事的毛泽东力争把它建成一个革命团体，主张不出风头，脚踏实地，多做实际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新民学会成了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以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来的工作中，会员们出现了分歧和争论，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良派则反对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张“温和的革命”。1920年11月间，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自上海的来信和上海党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接受在长沙建党的正式委托。“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除了慎重地发展党员外，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上。1920年10月、11月，收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毛泽东立即从新民学会会员、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积极筹建湖南团组织。张文亮日记有“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在湖南一师中“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2]之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积极慎重、注重质量的建团方针。1921年1月，在长沙的会员召开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重申新民学会的方针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认为最宜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担任书记。毛泽东还和蔡和森通过书信来往，为创建共产党做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学生救国会：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同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密约，1918年5月21日，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北京各高校学生2000余人发动了向北洋军阀政府示威请愿活动，在请愿结束后学生们组织了学生爱国会，后来学生爱国会发展成为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为了便于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同年10月20日，学生救国会成立了国民杂志社，起骨干作用的是当时北大先进学生的代表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该社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的宗旨。1919年1月出版的学生救国会的刊物《国民》杂志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李大钊担任导师，对杂志社的成立以及刊物的出版进行过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并为杂志撰写文章。《国民》杂志连续发表了很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文章，突出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团结广大青年反帝爱国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学生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国焘、范鸿劼、朱务善、李俊、杨人杞、李梅羹等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研究会举行定期讨论会，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研究会设立一个藏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斋”即书舍卧室之意，当时北大学生宿舍有东斋、西斋之分）。据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提供的材料，那时“亢慕义斋”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活动，不仅促使一批青年的思想转变，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许多青年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提高了思想觉悟，“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广大青年觉醒的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先进青年组织起来为建立新的国家共同奋斗的强烈愿望。
少年中国学会：五四时期影响最大、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长的一个重要的社团。它曾在全国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许多出自这个学会的莘莘学子，都成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各界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团的一大批领袖来自这个学会，他们之中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毛泽东、杨贤江、沈泽民、张闻天、黄日葵、赵世炎、刘仁静等等。1919年7月1日，在北京陈愚生的住处，举行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王光祈担任大会主席，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六人提议，确定了学会的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3]学会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很大发展，总会设立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会员很快发展到108人，遍及全国各地，遥远的欧洲也有分会组织，学会将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例会，造成一定的声势。少年中国学会的迅速发展，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作用，也从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成为五四时期社会团体中历史最悠久、参加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泛的一个进步团体，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了重要作用。[4]
新潮社：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新潮》创刊后，协助《新青年》大力鼓吹“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它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内曾重印三次，可见其当时的影响是不小的。但是这个刊物也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对民族文化遗产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傅斯年、罗家伦等跟着胡适进一步向右转。“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5]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体，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落后，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缺乏，教育不普及，“想要改革社会，自然要从灌输人民知识上入手”，而“中国劳动阶级的人，识字的不多，所以现在第一步的方法，就在乎讲演了”。显然，讲演团当时是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它于1919年3月成立，到1925年结束活动，会员曾发展到六七十人。开始，他们在城市街头不定期讲演，继而利用讲演所定期讲演，后来又到通州、丰台、长辛店等地工厂、农村讲演。讲演内容，起初主要是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提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反对封建的家族制度等；五四运动兴起后，讲演内容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进行反日爱国宣传。邓中夏长期担任该团的编辑干事和部务干事，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北京大学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这个讲演团的成员。[6]
利群书社：1920年初，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为宗旨的“利群书社”，成为当时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利群书社不但出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恩著作，还与正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杂志社、出版社联系，经销代销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另外，恽代英采用向外租借的方式，向广大社会群众租借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利群书社成立后，又以它为中心，在湖北成立了一批小型进步团体，如求我社、觉悟社、爱智社等，这些都成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的革命阵地。
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社团为中国青年团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进步青年社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青年团成立的思想基础，进步青年社团的骨干人员很多成为了早期青年团的领袖。
（二）青年团成立初期即明确积极联络各种青年团体的方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从1920年8月起，就陆续在上海、北京、武昌、广州、长沙等地成立。这些早期组织与其他青年组织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青年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1922年1月，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会议议定《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指出：“青年团与别的各种青年团体的关系，应当是：一方面攻击那些反革命的团体，一方面要使人加入那些不属政党的团体——如学生联合会及抵制日货同志会等——从里边找出一些同志来，组织在这些团体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设法占到这些团体的领袖地位，以指挥一切，使这些团体跟我们社会主义化。”[7]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社会上活动，将与中国现在各团体不得不发生某种关系：有的团体，青年团团员须加入活动，造成中坚势力；有的，在某种运动须与联络进行，以达我们的目的；有的，须无顾惜的披露其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迷蒙，并须以实力推翻之。所以青年团对于中国现存各团体须具体的规定其态度。[8]《议决案》明确了青年团与青年社团之间的关系，对青年团与不同社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这为青年团下一步联系和指导青年社团开展工作、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探索。1922年9月，青年团中央局认为，青年团为青年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应该联合全国为自由而战的一般民众，结成一个最大的群众势力，一致的在同一战线上努力奋斗”，“广州大会规定本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现在正是实行此议案的时机，“特促各地方对于该处各种青年团体先积极从联络着手”。为此，专门发出《本团与各种青年团体之急应联络》的通告，要求各地青年团“奋勇去联络各种青年团体，联合在同一战线上奋斗”[9]。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先驱》辟出专栏，登载各地关于青年团体的调查，比如山西太原有太原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新共和学会、青年学会、见闻观摩会、革新学社、共进学社等。在对这些青年团体的组成概况进行介绍的同时，又对其特点及存在的不足进行评议，指出导致太原青年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青年团体均以“研究学术”“改造社会”为宗旨，“不干内政”且“迷信绝对自由，不赞成集权的组织”[10]。所以，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认为，对于“一切青年团体，（青年团）务必尽力参加，使他受本团的指挥。”[11]
（三）大革命中共青团加强青年团体工作以获得指导地位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到来之后，共青团加强青年团体的工作显得更为迫切。团三大认为，“C.Y.应在各地组织一般的被压迫青年的小团体，如俱乐部、协社、会等，其名称与形式，不必一致，在已有的青年团体中，C.Y.须设法达到指导的地位”，“一般的青年团体，在组织上虽然是独立的，C.Y.在里面应组织核心，在实际上获得指导的地位。”[12]在实际斗争中，共青团除了鼓动青年工人参加工会外，还组建起各种团体，广东组织了“青年工人自治会”“青年工社”，武汉有“青年工人互助友谊会”，长沙有“青年工人互助团”，重庆、绍兴等地均有组织。此外，广东、上海、安源等地还组织青年工人及工人子弟学校，以及讲演会、书报室、游艺会、工人周报等。这些都是当地共青团积极渗入的对象。在广东，共青团除参加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等，还着手组织农民俱乐部、识字社等，开展农村文化工作，努力对农村青年施以思想影响。
《中国青年》自1923年10月创刊，就沿袭《先驱》的做法，继续刊发各地青年团体的消息，旨在“周知各地青年活动状况，且交换各地青年活动的经验”[13]。1924年5月3日第29期登载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消息；6月21日第36期介绍上海“中国青年救国团”、南通师范“晨光社”的情况；6月28日第37期刊登上海“进社”宣言、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通电。1925年1月3日第60期刊发山东社会科学研究会、如皋双甸青年团体——人社、盐城上岗同志共进社、云南青年励进社的情况；1月10日第61期报告宁波青年社、宁波社会科学研究会、南京爱群社、山东青州平民学会的概况；1月17日第62期登载徐州青年互助社、广东鹤山崐东拾堡青年社、广东潮州青年八不社、广东普宁洪阳集益社的消息；2月7日第65期刊发湖南长沙铁工厂艺徒补习学校学友会、湖南耒河马水学友会的情况；2月14日第66期登载陕西三原青年同志共进社、重庆赤潮社的消息；2月28日第68期介绍陕西渭南平民教育服务团、四五俱乐部、济南青年读书会的情况；3月14日第70期刊发湖南宝庆新社、湖南宝庆隆中维央国语学校的报告。这些数据资料，为各地共青团开展青年团体的工作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四）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努力在青年群众组织中建立正确领导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红色根据地内，共青团引领青年群众的任务更为全面、更为务实。在组织苏区团员青年积极参加苏维埃国家政权管理和根据地建设、积极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的大背景下，一些团的干部或多或少忽略了对青年群众组织的引领。1931年12月，少共苏区中央局批评“团对于群众组织的领导关系没有树立起来”[14]，强调“要建立团对青年群众组织的正确领导关系，必须首先肃清团内对群众组织的忽视和取消的倾向与包办主义。发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人，都不懂得团如何去争取广大青年群众，都不了解一切青年群众的组织是党和团的一切口号和策略，执行到青年群众中去的桥梁。”因此要求共青团要加强对于工会中青年工作的领导，对于反帝同盟中青年工作的领导，对于少先队、儿童团的领导之外，还“应与互济会等组织建立密切关系，动员团员并领导青年群众加入这些组织，并供给干部到这些组织中工作。此外团还应组织学校、俱乐部等等，去组织和教育青年群众。”[15]
1933年8月，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联合作出决议，指出“团中央所发起的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是非常正确而且必要的”，要求各级团组织要主动、积极地协助苏维埃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工作，“团应成为一切俱乐部、列宁室、识字班的协助者。团应当成为一切学校的协助者。”[16]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团中央局认为，团的工作大大落后于客观的革命形势，“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还没有更大的开展，还没有真正运用反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去团结广大青年群众，许多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17]共青团“必须采取极广泛的群众路线”，“把青年义勇军、反日会、青年反日同盟等一切青年群众团体动员起来，以群众的路线，以群众的广泛活动，派群众的代表，群众的宣传队，到各工厂、农村、兵营、学校去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加入青年义勇军，并发动反日斗争。”[18]
（五）青救会联系和领导青年社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运动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共青团组织被改造成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此后，青年团的名称虽然被取消了，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依然存在，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作为青年运动的具体实施者和推动者，响应党的政策主张，积极在青年群体中开展工作，与青年社团形成了一定的指导与协作关系。
1.青救会领导青年社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随着共青团改造工作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展开，经中共中央批准，1937年4月，在团中央机关组建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筹委会，同时在省、县两级团委也组建了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筹委会，负责领导自下而上的建立青救会的工作。这样，根据地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在1937年2月以后，都基本结束了团的工作，转为开展建立和发展青救会的工作。红军中的各级团组织都改成了青年队。到1937年4月上旬，西北革命根据地除神府特区（游击区，5月后开始改造）外，都分别召开了县、特区、省的青年救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各级青救会。青救会会员人数由原来的2万团员发展成为16万青救会会员，顺利地完成了共青团改造的工作。从此，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正式开始承担起原来由共青团承担的各方面任务，努力团结教育广大青少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19]1938年10月，西北青救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朱德、王明、陈云、林伯渠、徐特立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办事处执委55人，冯文彬为主任。大会后，中央青委、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西北青救会合署办公，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三位一体的精干高效的组织机构。[20]
在革命实践中，青救会按照党的号召，广泛领导青年社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抗日儿童团是典型的例子。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儿童团的组织，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青年组织，受党的委托，直接领导抗日儿童团及其他儿童组织的工作。抗日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1938年10月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日儿童团的组织章程。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帮助已有的儿童团体，普遍建立抗日儿童团。”还“特别建议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及华北各地青救会要加强对儿童工作的领导”。“县以下设立独立系统的儿童团，县以上可在各级青救会设儿童部（科），配备专门的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儿童工作。”不仅是西北和华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儿童团组织，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陕甘宁边区有7万儿童团员，苏北解放区有18万儿童团员；华北抗日根据地有60万儿童团员。在其他广大抗日根据地，也同样活跃着千千万万的儿童团员，他们是团结广大少年儿童参加抗日的核心。
2.青救会和革命青年社团协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敌后工作
在各地开展共青团改造的过程中，各种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并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了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地位，从而使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并且迅速掀起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青救会的联系协作下，在爱国青年中产生了许多秘密爱国青年组织，如南京的“青年互助会”“青年教国社”“民社”“读书会”“团结救国社”；武汉的“文艺生活社”“现代读书会”“武汉青年救国大同盟”；北平的“三一读书会”“海燕社”等；在上海也有各种名义的“读书会”。青年社团根据职业特点组织各有特色的活动。在学校，青年社团利用班会、系会、学生会成立文艺、学术和生活福利等团体；在工厂，组织互助会、补习班、识字班；在职业青年中，组织读书会、学术砺进会等；还组织业余文化团体，如京剧社、话剧团、合唱团等。[21]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革命青年社团不断传播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把一大批爱国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
3.革命青年团体为恢复建立青年团提供人员骨干和必要经验
1944年秋和1945年上半年，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进步力量的壮大和广大青年思想觉悟的提高，共产党组织在“据点”和其他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较广泛的进步青年组织。在成都，1944年10月，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在昆明，1945年1月，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在重庆，1945年8月，大中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民协”“民青”“新青社”都是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党在国统区领导青年运动的重要的秘密外围组织，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团结联系青年群众纽带的作用。这些革命青年团体，为党后来恢复建立青年团提供了一批骨干和必要经验。[22]
二、建设时期共青团与青年社团的关系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会。随着青年团的重建，为适应全国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青年团教育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立足本职岗位，积极投身到增产节约和经济建设活动中，而且还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青年的特点，通过组织和建立各种青年生产组织，用团的独立活动形式，为发展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做贡献，充分发挥了团员青年的突击作用和先锋带头作用。
（一）在学习方面，青年团发起建立青年扫盲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成了当时党和国家迫切的任务。青年团积极配合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青年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文化、扫除文盲活动。在扫盲的过程中，各地团组织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扫盲工作的组织形式。山东文登地区地方工作委员会发起了组织青年扫盲队，这种做法得到了团中央的肯定，并进行了积极推广。
1956年1月1日，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的通知》，通知指出：组织好一支强有力的扫盲大军，是完成扫除文盲任务的主要条件。青年团山东文登地方工作委员会所发起的组织青年扫盲队的做法，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有了青年扫盲队，可以把分散的农村知识青年团结起来，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可以解决扫盲运动中的师资困难，可以使农村党支部和团支部更便于加强对农村知识青年的领导。为此，团中央要求全国农村团的组织，学习青年团文登地工委组织青年扫盲队的经验，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凡是在乡知识青年和能担任扫盲工作者，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本人自愿申请入队，经过青年团乡支部委员会批准，就可以成为队员。青年扫盲队的任务，是组织队员担任民校、记工学习班、识字小组、包教包学的教员和辅导员，或者担任有关扫盲的一项固定工作。青年扫盲队以乡为单位成立，根据需要，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设立分队和小队。青年扫盲队在乡团支部、乡文教委员会和扫盲协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每个乡的团支部委员会应设立扫盲委员，扫盲委员兼青年扫盲队队长。建立青年扫盲队以后，团的组织加强对青年扫盲队的领导，建立一定的会议和学习制度，按时检查工作，交流经验，进行表扬和批评。特别要加强队员的思想教育，启发队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坚决完成扫除文盲的历史任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扫盲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扫盲活动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适应了几亿农民学习文化、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扫盲活动中，青年扫盲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50—195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约3000万人，其中青年占2000万。但是也有不少地方的扫盲队流于形式，单纯追求数字而大量发展，没有强调它的实际作用。
（二）在生产劳动方面，青年团通过领导青年社团动员广大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大生产运动
1.建立青年突击队
1954年1月13日，中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木工青年突击队在北京展览馆工地正式成立。突击队成立后，创造了用3个小时完成7个小时工作量的奇迹，接着，又创造了以181工作日完成原计划用478工作日支工业馆拱顶大梁模板的任务的奇迹，高工效、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提高生产效率达到146%。木工青年突击队的出色表现，给全工区的青年树立了榜样。他们的行动在青年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青年们纷纷效仿，在短短的时间内，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突击队。到1954年2月中旬，青年突击队的工作形式迅速在工地推广，又建立了瓦工突击队、抹灰工突击队、电气工突击队、水暖工突击队、混凝土工突击队等6支青年突击队，都超额完成了任务。青年突击队的大量涌现，使生产建设任务完成的时间大大提前，质量不断提高。
1954年6月，团中央帮助青年团北京市委总结了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工作经验，青年突击队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经验迅速得到了各地团委的普遍重视，都先后着手建立和发展了青年突击队。截至1954年12月，26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基本建设中已有青年突击队（组）650个，队员12000余人。其中以北京市发展最快，全市已有135个队，队员2500多人。此后，各地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逐渐地由重点试建走向稳步发展的阶段。青年突击队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组织青年完成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发挥了突击的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党政工团各级组织被冲击或解散，青年突击队纷纷解体。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开始后，青年突击队的火种在新时代的春风中才又一次燃烧起来。
2.组建青年节约队
1955年党中央提出了“厉行全面节约，克服一切浪费”的号召后，各地青年职工在团组织的带领下，以主人翁的态度，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方法，开展了增产节约钢材、木材、水泥的活动。他们采用先进技术措施、推行先进经验、修改设计、提出合理化建议、回收和利用残旧料，精打细算，点滴节约，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由青年自愿参加的组织形式——青年节约队产生了。
第一支青年节约队是在1954年8月由长春建筑工程公司成立的。它不是固定的生产组织形式，而是群众自愿参加的一种义务劳动的组织。通常是在不影响青年生产、休息的条件下进行活动。青年节约队一问世，就很快受到青年和工矿企业的欢迎。1954年，长春市就已经建立了30个青年节约队。根据长春、吉林、辽源、四平、延边、通化6个市、地委和5个直属厂矿的统计，到1955年6月底，已建立了566个青年节约队和青年节约小组，有15768人参加。1955年8月10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转发了《团吉林省委关于青年节约队的工作报告》，团中央批示：发动最广大的青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青年团当前重要活动之一。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青年节约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5年，这一组织形式在全国有了普遍的发展。据1955年9月底的统计，全国共有青年节约队7163个，参加人数31.4万人。
青年节约队活动在国家经济建设迅猛发展、所需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为国家节约和回收了大量的建设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青年节约队的活动和实际效果，也影响了广大职工，推动了全面节约运动的开展。同时，通过开展这项活动，在青年职工中也树立起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培养了青年人爱护国家财产、勇于向一切浪费现象作斗争的优良品质。青年节约队的出现，再一次证明了青年是勤俭建国的一支积极力量，只要善于根据生产的需要，用积极的态度去组织和引导，他们就必定能够在整个建设事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3.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5年4月，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会作了报告，他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团中央向青年发出的动员令。同年8月16日，杨华等5人的倡议书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上发表后，在北京及全国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多青年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团北京市委从报名的青年中挑选出60人作为首批队员，组成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
由北京青年发起点燃的垦荒之火，迅速遍及祖国神州大地。特别是1956年2月16日，青年团中央在《中国青年为实现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领（草案）》中进一步提出：“青年们应当成为祖国开垦荒地的先锋部队。为了增加祖国的粮食和发扬青年建设边疆的爱国精神，按照国家的计划，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进行远距离垦荒。一切有荒地而又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地方，团的组织都应当在当地政府的统一计划下，组织青年进行近距离的垦荒。”之后，更加激发了青年们的垦荒热情。在北京、上海、温州、天津等省市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同时，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武汉、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等省市自治区的青年在当地党团组织的带领下，都先后组织了远、近距离的垦荒。到1956年9月，仅一年多的时间，青年团就协助政府组织了近20万人参加到伟大的垦荒事业。这些垦荒队尽管前进的道路坎坷，可他们却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获。在实际工作中，团中央多次发文，对各地好的经验进行推广，对其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对各地的垦荒工作做出具体的指导，青年志愿垦荒队行动取得了明显效果。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出现，真实地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他们那种不计个人私利，听党的话，为国分忧的无私精神与行动成为青年运动历史上乃至共和国历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4.发起农村青年生产队
建国初期，青年团把协助党发展互助合作，提高农业生产力当作团的中心任务，使团成为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支积极力量。青年生产队就是此时出现的青年先进生产集体，是青年团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发挥带头和促进作用的一种有效形式。
1954年3月，我国第一支青年生产队诞生于河北省冀县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生产队建立后，一开始投入生产，就显示出了这个青年先进集体的优越性，发挥了它的积极带头作用。在河北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生产队的带动下，青年生产队虽然没有在全国普遍地搞起来，但是，各地也陆续出现了一些青年生产队，且达到了一定数量。到1956年春天，全国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建队的约有16万个，队员500余万人。建队的农业社占全国总社数的15.96%。[23]即使是没有建立青年生产队的合作社当中，青年或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生产突击活动却是广泛地存在着。大多数的合作社都建有为突击性完成某项任务的青年突击队或突击组。平时在自己的队里干活，遇有紧急任务和困难任务，就集合起来搞突击。
在团中央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国各地陆续成立起各种类型的青年生产队。青年生产队的建立有长期和临时之分，如为完成某一项生产任务而组织的专项生产队。在命名上也因此有不同的称谓，即称之为青年生产队，或青年生产突击队，或青年生产突击组，但其性质是一致的。
（三）在文化生活方面，青年团通过成立青年俱乐部的形式不断丰富青年的业务文化生活
1955年2月26日，青年团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议》，拉开了大规模业余文化活动的序幕。在全国青年中开展的一系列健康向上的业余文化活动，不仅提高了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了青年的劳动热情，也培养了青年新的道德品质。青年业余文化活动的开展开创了青年健康生活的新模式。青年俱乐部活动是青年业余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它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和团结大多数青年，并且能以多种丰富的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使青年参与进来。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俱乐部活动中，沈阳市青年俱乐部起步早，工作搞得生动活泼，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全市青年紧密地团结在各级团组织的周围，对他们进行了生动活泼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三、改革时期共青团与青年社团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青团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团之间也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青团通过建立专业性的青年社团积极拓展社会职能，如建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通过领导这些青年社团来满足青年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青年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共青团不断联系和凝聚青年社会组织，同青年社会组织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通过青年社会组织有效凝聚青年。
（一）共青团通过建立专业性的青年社团积极拓展社会职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青年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中国共青团积极探索青年工作发展新模式，通过建立专业化的青年社团不断满足青年需求，拓展共青团工作社会化职能。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1989年3月由共青团中央发起成立，是5A级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面向公众募捐的地域是中国以及许可中国青基会募捐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青基会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多年来，基于共同使命、共同价值观、共同的道德标准及共同行动，中国青基会与全国37家地方青基会形成全国青基会共同体。中国青基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25年来，全国的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07.25亿元，累计资助支出99.19亿元，资助学生5，188，528名，援建希望小学18，642所，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21，841套、希望厨房4，111个、快乐体育7，106套、快乐音乐1，083套、快乐电影610套、电脑教室1，103套。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于1994年12月5日，是由志愿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各界青年组成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指导下的，由依法成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青年志愿者组织和全国性的专业、行业青年志愿者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全国青联团体会员，联合国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CCIVS）联席会员组织。本协会通过组织和指导全国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努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高青年的整体素质，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简称“中青企协”）：全国性的青年企业家群众组织，是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团体会员，主管部门是共青团中央。目前拥有团体会员55个，各级个人会员5万多人。自1985年成立以来，中青企协在共青团组织的指导下，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青年企业家成长发展”的宗旨，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和当代青年企业家特点，全面履行各项职能，发挥协会“团结、教育、服务、引导”的作用。近年来，中青企协组织开展了“‘中国梦’与中国青年企业家”研讨，向玉树、雅安灾区捐款捐物，结对帮扶创业青年，举办中外青年企业家高层论坛等一系列活动，为青年企业家学习交流、发展事业、奉献社会、参与党的青年工作搭建平台，切实担负起引领青年企业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光荣任务。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共青团中央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公益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资金扶持、技能培训、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年创业就业，促进青年发展。2008年12月，党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团中央工作汇报时，要求团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体系的优势，尽最大可能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支持。党中央书记处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指示：要尽快设立全国性青年创业基金，用于扶持青年创业。为更好地服务党政工作大局，履行好共青团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权益的职能，切实完成好党中央提出的工作任务，共青团中央决定建立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多渠道筹措资金，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资金扶持。
（二）中国共青团不断联系和凝聚青年社会组织，同青年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口流动快速加剧，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群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日益活跃的社会个体打破地域和职业的界限，依靠兴趣、志向和需要等聚合起来，形成各类社会组织。截至2012年底，全国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达到49.9万个，而未注册的社会组织是已注册的几倍。在众多社会组织中，以青年为主体的占到了大多数，他们以其对象的特定性、目标的明确性、组织动员的灵活便捷性等特点，日益成为青年聚集联络的重要渠道。青年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共青团组织联系青少年的唯一性，给共青团开展青年工作提出了挑战。2014年，团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团青年社会组织工作会议，对全团青年社会组织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各级团组织一方面主动发现和联系青年社会组织，把青年社会组织聚集在团组织身边；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帮助青年社会组织，着力打造有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比如，北京团市委利用社区青年汇这一终端阵地，给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服务，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广东团省委开展“好社会·亲青汇”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计划，着力打造枢纽型组织。
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中国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工作越来越重视，工作开展卓有成效，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总体上更加密切。同时也要看到，在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共青团联系和凝聚青年社会组织的工作尚任重道远。
四、共青团与青年社团关系演进的启示
通过梳理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团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的关系，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青年社团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国共青团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共青团是伴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要求和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建立和一次重建，这两次重要事件都离不开青年社团的积极推动。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变化促进了思想舆论的活跃，在震撼性事件引发下，通过一定的组织动员形成大规模青年运动，进而导致各种社团组织的兴起和新的话语体系的出现，有力地推动着新的政党及其青年组织的产生。[24]进步社团的思想主张、人员骨干和组织架构为青年团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共青团重建的过程中，“民协”“民青”“新青社”等进步青年社团在党的领导下，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目标，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团结联系青年群众纽带的作用。这些革命青年团体，为党恢复建立青年团提供了一批骨干和必要经验。因此，可以说进步青年社团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国共青团的产生和发展。
（二）中国共青团和青年社团能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在青年运动发展历程中，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团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两者能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中国共青团利用独特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支持青年社团发展。另一方面，青年社团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机制，值得中国共青团积极借鉴。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和青年群体的不断分化，在对青年群体的组织动员中，共青团不可能包打天下，不可能满足所有青年群体的需求。这需要共青团同青年社团开展必要的合作，通过青年社团来联系和凝聚青年，进而满足青年群体的利益需求。
（三）尽可能地联系和凝聚青年社团，是中国共青团事业能够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共青团的不同发展历程中，青年社团对中国共青团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尽可能地联系和凝聚青年社团，发挥青年社团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共青团事业能够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对于现阶段共青团做好青年社会组织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共青团做青年社会组织工作，要立足于已有的资源和能力，着眼于巩固和加强团在青年社会组织和青年中的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引导，力争实现对有一定规模的青年社会组织密切联系、有效服务，使之成为共青团组织延伸手臂、增强活力的重要依托。
（撰稿人：王鹏）
注释
[1]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2]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3]吴小龙：《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5期。
[4]王俊彦：《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始末》，《炎黄春秋》2001年第11期。
[5]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社团，新华网，
[6]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社团，新华网，
[7]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年）》第1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107页。
[8]《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出版。
[9]《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二十一号（1922年9月10日），《先驱》第十六号，1923年2月1日出版。
[10]太原通信员昌：《太原的青年团体》（1922年8月12日），《先驱》第十二号，1922年10月15日出版。
[11]存统：《本团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年）》第1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265页。
[1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年）》第2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44页。
[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年）》第2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82页。
[14]《团建设问题决议（草案）》（1931年12月20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1年）》第9册，1960年内部印行，第631页。
[15]《团建设问题决议（草案）》（1931年12月20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1年）》第9册，1960年内部印行，第639页。
[16]《少共中央、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3—1934年）》第1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222页。
[17]《团中央局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团的战斗任务的决议》（1935年2月27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5—1937年）》第13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18]《论组织青年义勇军开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1935年3月2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5—193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6页。
[19]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20]胡献忠：《延安时期党的青年工作述评》，《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1期。
[21]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22]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23]团中央办公厅编：《团内通讯》1955年第77期。
[24]胡献忠：《青年运动与早期党团组织》，《天中学刊》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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