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大都市——元大都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四次南下，围攻金中都（现北京），在1214年，将中都攻陷，一把火毁了金朝苦心经营了63年的都城。
四十余年后，忽必烈派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决定放弃以现宣武区为中心的金中都旧址，而在其东北的金代的琼华岛离宫，即现在北海公园为中心兴建新都。
元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即汗城、帝城的意思。又称哪吒城。忽必烈即位后将燕京（今天的北京）升为都城，以便于控制汉地，所以燕京就成了元朝的大都。而原来的都城开平仍保留都城的地位，一来方便联络草原诸王，同时也满足了大汗的生活习惯。忽必烈时，冬在大都，夏则在上都（开平）。
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建造的地点选择在了金中都旧城东北的海子一带的旷野上。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按照蒙古人的习俗，骑马或步行经过一个安置过斡尔朵留有烧火痕迹的地方是不吉利的，所以在亡金宫阙的废墟上重建新宫，就是一种禁忌。
大都的建设历经26年。1267年初，正式兴工筑城。四月，做宫城，1268年十月宫城初步建成。1272年二月，忽必烈下令将中都改为大都。1274年正月，宫阙告成，忽必烈在御正殿受百官朝贺。四月，开始建东宫。1276年外城筑成。1281年，开掘城壕。1285年二月才诏旧城居民迁入了新的都城，并按照财产多少、官职高低占地起宅，一分宅基地以8亩为限，剩下的地方，留给百姓建房。到1287年，筑城工程全部完工。1293年连接大都和通州的通惠河竣工，标志着大都建设的完成。
元大都建成之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大都城呈规则的矩形，南北略长。城中心点在积水潭东岸的中心阁。外城周长28600米，设城门11座。皇城位于城南稍偏西，周围约20里。宫殿建筑主要分为大明殿、延春阁及东 宫3组。前两组建筑分布在从城正南门丽正门直达钟鼓搂、中心阁的正南北向的中轴线上。
元大都城市和宫阙的设计、布置体现了汉蒙文化的结合。在城池、宫阙、社庙的整体布局上，都依据《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原则。宫阙的建筑风格、形制与命名则本于汉制。城门、坊名都来自《易经》。但殿廷内的陈设布置又具有蒙古斡尔朵的特色。如大明殿，殿中设七宝云龙御榻，又设皇后座位，两旁则诸王、百官、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入门处置木质银里漆瓮一座，高一丈七尺，可贮酒50石。丹墀前种有一种从漠北引种的“思俭草”，提示即位的统治者不要忘记大草原。
元大都是14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一座具有国际性大都市性质的城市。元大都与一般的城市不同，除了皇城、内城和外城外，还有城外的附郭。在附郭内居住着往来各国的商人，并建有各国使者的专邸。因此在元大都内居住了众多的外国人。为满足城中各色教徒的宗教信仰需要，专门为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的星者巫师就约有5000人。元大都的贸易相当发达，据马可·波罗说：
“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来自各国的巨价异物以及其他商品在这里的买卖情况，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就像今天高呼的口号一样，元大都的繁华，不仅仅是因为其所实行的重视商业的政策以及当时手工业的发达，更源自当时元朝科学技术的发达。
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元朝是科学技术繁荣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重要时期。天文学、数学、医学与本草学以及技术科学的许多部门都取得了新成就。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手工业中的一个显着的成就。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在 崖州的松江妇女黄道婆，返回松江，带来崖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黄道婆教松江人民制作扞、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织成生动如画的棉布。松江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孔齐《至正直记》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用木棉布染印，青文洗浣不脱，并说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
元代的印刷业也有所发展，元朝人王祯选择优质木料刻字，以防止沾水伸缩，这就避免了泥活字、锡活字的缺点，使活字印刷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稍后，马称德也镂活字版至十万字，印成了大部头的《大学衍义》等书。
套色印刷技术的发明是元代印刷术发展的另一成就。1340年（后至元六年）中兴路（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金刚经》，首卷的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木刻套印。它比西欧第一本带色印的圣诗，要早170年。
中国是瓷器的国度，技术的发展自然少不了烧瓷技术，并且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从唐三彩到宋的青瓷和白瓷，元代瓷器的特点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江西的景德镇是当时的瓷都，官府命令选取细白质腻之陶土，精制为薄质精美的进御器呈进。它们是千中选一的精品，故非一般民器所可比拟。
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大批远销到海外。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
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商业上交换的频繁，元朝实用算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最能够代表这一特点的是算盘在元朝开始使用，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盘诗。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已论算盘珠。
元朝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医学的进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主张“阳有余而阴不足”，创“滋阴养火”方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他所用的有些药剂如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到现在还流传服用。
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阴派，号称金元医学的四大学派。
元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他们的争斗，严重影响了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加上官吏贪污成风，很快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蒙古铁骑的霸气已经在长期养尊处优中消磨殆尽，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一触即溃，而元朝的皇帝这时还沉浸在后宫的淫乐之中，直到起义军逼近大都，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只好仓皇带着后宫妃子逃回到蒙古草原。
元朝的末代皇帝抛弃了先辈苦心经营的大都，马背上的民族也结束了在城市中的辉煌，重新回到草原开始了游牧生活。
名家回眸
邱树森指出：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元代的城市规模是很大的，城市经济也很繁荣。元大都就是其中的典型。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繁荣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的经济繁荣，商业尤为繁盛，全国各地以及波斯、阿拉伯、高丽、缅甸等外国的许多货物都集中到这里。元大都的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戏院里演出杂剧、散曲，是元朝前期杂剧的中心，拥有许多着名的杂剧作家和演员。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中唐以后，中国开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经由中亚通往波斯等地，到达欧洲的陆路交通一度衰落，到了元代始得恢复，而且交往更为频繁。至此，中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3世纪前期，蒙古统治者经过三次西征，在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从中亚到小亚细亚建立了伊利汗国，加上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共建立四大汗国。
金帐汗国的版图从西伯利亚西部达到多瑙河一带。伊利汗国的版图则从阿姆河以西濒临地中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以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跨越欧亚两洲的大汗国。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在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东约四十华里处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把首都迁到大都（今北京），大都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
蒙古统治者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设立完备的驿站制度，且驻军保护和维持治安。只要带有大汗的金牌，沿途可以役使官马，享受各种特权，不受国际关卡的限制，自由驰骋。一向阻塞、中断的中西交通，经过蒙古统治者三十多年的经营，这时已畅通无阻，各国使臣、商人往来络绎不绝。
元朝来华的欧洲人多是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蒙古西征后，1245年初，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决定派遣传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人携带教皇给蒙古可汗的两封信出使蒙古。这一时期，由于被蒙古人的西征所震撼，他们迫切地需要了解蒙古，了解这个来自东方的征服者。
普兰诺·卡尔平尼等人在1246年7月到达了蒙古帝国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林。8月他们参加了贵由的登基典礼。于1247年秋，他们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回到了里昂，向教皇复命。贵由在信中拒绝了教皇的一切要求，宣布蒙古可汗系受天命征服各国。但在1287-1288年间，欧洲各国与蒙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列班扫马奉伊利汗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后，罗马教廷和西欧各国发现伊利汗竟然也是信仰基督教的，结果他们用类推的方法，错误地认为元朝皇帝也都崇信基督教，于是企图与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
这以后，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便经常进入蒙古汗国。1260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马窦·波罗兄弟到钦察汗国境内经商，他们在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住了一年。1262年，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发生战争，归途危险，于是他们只好继续东行，到达了不花剌，在这里又住了大约三年。正好旭烈兀派使臣前往元廷，使臣邀请他们同行。1265年夏，他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到达了元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的政治、风俗以及民情，随后决定派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波罗兄弟充当使者随行。途中，元使病倒。波罗兄弟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承诺，带国书继续西行。1269年，他们回到了阿克儿，向罗马教廷递交了忽必烈的国书，随后回到了威尼斯。
这一次东行使波罗兄弟对东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71年，兄弟俩又带着年轻的马可·波罗一同谒见了新任教皇格里哥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马可·波罗出生于1254年，他的父亲是这两兄弟中的哥哥尼古拉·波罗，这一年他刚满16岁。
教皇令两传教士携带致忽必烈大汗的信前往中国。两传教士惧怕旅途艰险，将信件委托尼古拉等代为送达。尼古拉父子叔侄三人，沿途边旅行边经商，走了三年半的时间，在1275年夏再一次到达了上都，向忽必烈复命。
波罗一家三人来到中国后，马可·波罗在中国一直居住了17年。他第一次见到忽必烈时刚刚2l岁，风华正茂。马可·波罗很善于学习，不久就熟悉了宫廷礼仪，所以他很快就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马可·波罗曾受命出使云南和江南等地，并在扬州做官3年，又奉命出使过占城、印度。他在中国待得久了，便成了一个中国通。但马可·波罗很想回自己的祖国看看，他多次向忽必烈表示西归的意愿，可都没被应允。直到忽必烈晚年，马可·波罗出使印度归来，恰逢伊利汗阿鲁浑请求大汗为他选妃。忽必烈将17岁的阔阔真赐给了阿鲁浑，并命马可·波罗以使者的身份护送，他才有了回国的机会。这一次的归程大概走了两年多的时间。
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了威尼斯。这时正好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海上商业利益而发生了战争。1298年，44岁的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的舰队，在海战中不幸战败被俘。狱中，他将旅行东方各国的见闻详细述说，由比萨人鲁思梯谦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马可·波罗环宇记》即《马可·波罗游记》。不久马可·波罗即被释放。1324年他死在了威尼斯的家中，时年70岁，葬于威尼斯的圣多雷兹教堂。
马可·波罗在中外关系交往史上，是一个需要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的《马可·波罗环宇记》也称《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的养蚕、丝绸、造纸、纸币、印刷、烧煤以及城市建筑、市政管理、艺术等都有详细的记载。14世纪以后，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所以《马可·波罗环宇记》成为了当时中西文明交流的载体。欧洲人正是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了当时东方富庶繁华的中国，为后来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名家回眸
柏杨先生曾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过：马可·波罗如果不是这本书，他早已与草木同朽。这游记跟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的词句一样。欧洲探险家也同样相信一直航行，就一定可以到达遍地黄金的大汗的国土，可见受这本书的诱惑很大。但是自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世人对于它的关注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由于书中充满了为人所不知的奇闻逸事，《游记》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和讽刺。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的东方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述的故事逐渐被证实，所以这本《游记》开始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近代学者又重新对《游记》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学者们认为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根本就没有被提到。但是无论怎样，因为这本《游记》，西方人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的交流。
元朝与世界诸国的关系
元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
1257年，忽必烈征服云南各部后，蒙将兀良合台便遣使至安南“谕降”。
使者被安南国扣留。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这一次蒙古人取得了胜利，达到了预想的战略目的。兀良合台占领了安南京城升龙（今河内），9天后撤回。忽必烈即位后，封安南国主为“安南国王”，允其三年一贡，并派驻达鲁花赤。1267年和1277年，忽必烈两次遣使安南，以国君亲朝、质子、上户籍、出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六事责成。
但由于忽必烈不断地对外扩张，繁重的赋税与军役激起了安南人的反抗。
1284年，忽必烈遣军借道安南侵略占城，并要求安南提供军饷，被安南拒绝，于是元军对安南再次用兵。结果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环境，死伤众多，狼狈败回。
1287年，忽必烈再发大军征讨安南。依旧陷入安南的游击战和雨季的泥沼中，仍以失败告终。无论是从军事实力，还是从物质资源上看，安南都不具备与元朝抗衡的能力。安南能在两次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东南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对元人不利，以及元军将领在战争中指挥失当。安南王陈日炬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所以不想再起战端。他第二次击败元军后，立即派使者前往元朝，归还了所有俘虏，并进金人代替自己赎罪。可忽必烈不甘心失败，打算在1293年再次出兵安南。1294年忽必烈逝世，成宗铁穆耳即位后采取“守成”政策，停止了征讨安南，战争才算告一段落。
占城国在安南的南边，1280年占城国国主就派遣使者到元廷称臣纳贡了。
1281年，忽必烈封占城国国主为“占城国王”，同时在占城设占城行省，以作为对外扩张的据点。而在1283年底，忽必烈以占城扣留元朝出使海外的使者、“既降复叛”为理由，派兵对占城进行讨伐。但由于安南拒绝借道的原因，1284年征占城的元军奉命北攻安南，讨伐占城的战役就此结束。元成宗后，安南王遣使与元朝通好，占城也多次进贡方物，所以，东南亚局势基本稳定。
元代时，安南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安南国内儒学兴起，儒士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在这一时期，安南也开始崇信佛教，元代杂剧也传入安南，对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朝与各汗国及欧洲诸国的关系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期，各大汗国政见不合，致使元朝丧失了对他们的实际控制能力。在蒙古各汗国中，元朝与远在西亚的伊利汗间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与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就不那么乐观了。
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继承窝阔台汗国后，一直觊觎大汗的正统地位。察合台汗国与海都结盟后，不时对忽必烈控制的地盘发动侵扰，与元朝进行了长达40年的战争，成为忽必烈及其后人在中亚的主要对手。1301年，海都病死，窝阔台汗国出现内乱。1303年，察合台汗都哇与窝阔台汗察八儿汗向元朝求和，承认元朝的宗主国地位，于是订约言和。
在这以后，元朝与察合台汗都哇联合击败了窝阔台汗察八儿，兼并了窝阔台汗国的大部分领地，灭亡了窝阔台汗国。察八儿于1310年降元，元仁宗封他为汝宁王，又将两汗国的归降部落安置在了金山以南，元朝大军则驻守在金山北面，监视察合台汗国的同时维持着友好关系。察合台汗国后期大权旁落，各地贵族裂地自据。1349年后，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中间仅有过短暂的统一，从此逐渐没落。
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亲弟弟，所以和元朝的关系亦最紧密。
“伊利”这一名称是忽必烈所封，意思是“辅臣”，由此可见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旭烈兀以后历代伊利汗的即位，都要得到元朝皇帝的册封才算合法。伊利汗颁布的公文，也都使用大汗颁赐的汉文印玺，把大汗（元朝皇帝）列在前面，表示尊崇。同时，伊利汗本人在中国汉地也拥有大量的属民和封户。伊利汗国部分官吏的俸禄也由元朝提供。终元一代，伊利汗廷与元廷之间的使节往来频繁，不绝于书。
这种密切的政治关系，为元代中国与伊朗及阿拉伯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是通过旭烈兀的西征将中国人的火药武器，通过波斯、阿拉伯等国家传入了欧洲。旭烈兀在西征过程中还带去了许多精通天文历算的学者，如屠密迟在伊朗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就曾向他传授过中国的天文推步术。伊利汗国的丞相拉施都丁还在奉命编纂《史集》的过程中也向中国天文学者请教了东方的天文历法。总之，伊利汗国在东西方文化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名家回眸
13世纪蒙古势力的兴起与对外扩张，扫清了欧亚大陆广袤地域众多国家的此疆彼界，开辟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作为庞大的蒙 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除与西北藩各兀鲁思保持着密切交往外，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往来也很频繁。陆路交通的畅通，航海技术的发达，使元朝在对外方面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不论是所达区域，还是交流规模，都堪称历史上极盛的时期。
元朝的商业与交通
元朝商业
四分五裂的中国在元朝时得到了空前的大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得到了发展，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元代的商业也很活跃。但国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
元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全国货币实现统一，促进了经济交流，商业也得到了发展；但元朝统治者通过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阻碍作用。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专利垄断政策，其形式各不相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铝、锡和部分盐等，由政府卖给商人经销；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天历年间，盐课钞年收入达766万一千余锭，约为全国财政收入之半。民间贸易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
1277年（至元十四年），元开始在各口岸设立市舶司经营海外贸易。市舶司初建时，仍遁南宋旧制治事，其间奸弊丛生。市舶官吏贪赃枉法，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市舶收入。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政府着手制定市舶法则，1293年颁布“整治市舶勾当”。延佑元年（1314），又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二十二条。市舶法则对市舶司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包括办理船舶出入港的手续、舶货的检验收存、 舶货的抽分和纳税等等。市舶司由行省管辖、每司设提举两人。征收舶税和市舶抽分时，往往有行省高级官员前往督察。元朝政府原定市舶抽分额为舶货精品十中取一，一般舶货十五取一，后在抽分之外又规定了三十取一的舶税。
1314年（延佑元年），元朝政府提高抽分额，精品十中取二，一般舶货十五取二。市舶抽分和征收舶税，成为元朝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因市舶法则较严密，抽分征税苛刻，所以舶商“漏舶”（不按规定交纳抽分和舶税）之弊十分严重，元朝政府曾一度禁止民间市舶，改为官府出资造船，以期垄断海外贸易，所得利润官府取七成，经办人取三成。但这种方法未能奏效，只好取消市舶之禁。
当时与中国建立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数以百计，进口的舶货种类繁多。经市舶司允许出口的商品则主要是纺织品、陶瓷器等日常生活用品。
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他们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因而出现许多大商贾。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一般民间商人多为小商小贩，他们处境艰难；少数汉族大商人，也有获得巨额利润的。盐商致富者尤多，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之说。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达97个之多。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很大。陆上与国外贸易也很发达，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
中国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花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漆盘、席、伞等日用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白芷、麝香等药材。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等为主。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发展。
内地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也有新兴的城镇。京师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说：“应知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 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棘（珊瑚）市等，商品丰富。
当时和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据记载，菲律宾以南以西的沿海国家和地区就达97个，最远处到达非洲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当时，东南亚海上的贸易主要掌握在中国商人的手里。当时要想从印度经海路到达中国的话，就只能乘坐中国的船只。
元朝钞法和斡脱钱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如汉代白鹿皮币，唐代飞钱，宋代交子、会子，金之交钞、宝钞等。但只限局部地区流通，而真正在全国范围使用纸币，应始于元中统元年（1260）。这一年发行统一钞票，代替其他旧币。元代纸币可以分两类：一类为交钞，又称丝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丝钞二两值银一两；一类为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银为本位，中统钞通行最广，使用最久。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流通。各路设交钞库为兑换机关，因政府有贮银作本金，准许民间用纸币兑换金银，初期印数有限，元政府对物价的管理又很严格，故纸币信誉很高，甚至一直流通到今越南、泰国和南洋一带，波斯、印度、高丽、日本还竞相仿效，影响遍于世界。
钞法的推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稳定了经济，加强了政治统一的局面。
武宗初年，至元钞的准备金已动用殆尽，国库空虚。1309年海山乃让尚书省议决变换钞法。九月，正式下诏颁行至大银钞。至大银钞与至元钞并行，同时废中统钞。至大银钞钞面以银两为文，自二两至二厘分为十三等。废中统钞后限持中统钞者一百日内到银库换取至大银钞。一两准金一钱、银一两、至元钞五贯。
后尚书省又铸大元通宝和至大元通宝两种。文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银钞厘；文曰大元通宝者，一准至大通宝十。变换钞法，以铜钱、纸钱并行，造成轻重失宜，物价飞涨，金涨十五倍左右。仁宗即位后不久，即废止至大银钞和铜钱，重行至元钞与中统钞。但在顺帝至正年间，由于滥发纸币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腾贵，由物重钞轻演变到以物易物，到1356年以后，公私所积之钞都不能使用，人们视钞为废纸。钞法的败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钞法的推行使货币流通遍及全社会，也使借贷现象日渐严重。于是，元统治者利用斡脱从事商业垄断和高利贷剥削。斡脱就是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从成吉思汗起，大汗、诸王、公主、后妃都各自设置斡脱，提供本银，委托他们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坐收巨利。斡脱放的高利贷称斡脱钱。斡脱钱的年利息为百分之百，第二年则本生息，息转本，年年倍增，十年本利达1024倍，称“羊羔儿利”。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政府对斡脱势力既保护又限制，他设立斡脱所保护高利贷，甚至政府公开拨给钞本，让某些政府机构经营取利，作为行政经费，促使高利贷资本不断扩大。高利贷的盛行，加速了元代城乡经济的崩溃。
元朝的交通运输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海远航线的开辟、遍布全国驿站的设置，使元代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
元灭南末后，全国实现统一，南北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江南物资主要依靠运河北运。由于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故忽必烈时有重开运河、另辟海运之议。
元代大运河是逐步开凿完成的。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连接的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二十年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通惠河自昌平白浮村穿过大都，东至通州，与白河联结，全长160余公里。开工时，忽必烈命令丞相以下的官吏，都要到现场去“亲操畚锸为之倡”。第二年完成。至此，从北京到杭州三千多里的航道完全打通，这对于沟通南北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沿海邻近港口之间就已经开始了海上运粮，元代为了控制东南和解决漕运问题，又继续开辟利用海运航道。从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元政府将大批的南粮北运，这年试运计四万六千石，以后逐年增加，一般为四五十万石到百万石，最高为三百五十余万石。为了保证安全，曾改过三次航线，最后确定由平江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入海，经崇明三沙、江苏北边的黑水洋、在深水中越过东海（今黄海）、山东半岛的成山角，然后航入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达大都。又在途中危崖险滩上，白天竖旗缨，夜间挂大灯，这是我国航标信号运用的早期记录。因海运量大，又省费用，使许多商品亦兼靠海运，南北货运量大为增加，许多外国海船常到北方贸易。元代经常有庞大的船队航行于东海、黄海、渤海，这是海运史上的壮举。
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辟，对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运河通航后，岁运米至大都五百万石以上，来自江淮、湖广、四川及海外的各种物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至大都；海运粮到元代中期时达二三百万石，天历二年（1329）达352万2163石。据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
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全国各地设有驿站1500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利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西藏、大理，西通钦察、伊利二汗国，所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名家回眸
元朝时期，国内贸易很发达，这是因为元朝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上全国统一和水陆的发达，钞法的通行，这就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邱树森先生指出：回回商人在元代商业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元代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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