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由诗词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杂剧。
元杂剧是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戏剧史上的又一枝奇葩。它是综合了初期的歌舞剧、滑稽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是中国戏剧正式形成的标志。
我国唐朝时已经有了戏剧的雏形。到了宋、金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的一些城市里已经有许多民间艺人在戏院里进行说唱表演。宋金时期盛行一种“诸宫调”，就是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演出形式，唱的部分是把多种宫调连缀在一起。元杂剧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杂剧是一种综合的戏剧艺术，它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歌曲按一定的宫调和曲牌歌唱，是按规定韵律、富有抒情性的新诗体：宾白包括人物的对白、独白，一般都用当时通俗的口语；动作叫“科”，是角色的动作表情。曲词一般由一个演员（男的称“正末”，女的称“正旦”）演唱，通过它抒发主人公的心情，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描绘环境，渲染气氛。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靠简短的宾白来勾画面目。元杂剧大部分有四折（或加一楔子）演完一个完整的故事。
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在城市市民中，作品中充满了生活气息，很受广大市民欢迎。
元杂剧分前后两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当时杂剧的中心在大都，这些作家都是北方人，主要是大都人。14世纪初 以后，戏剧中心南移到杭州，后期的杂剧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他们大部分是南方或寄居于南方的作家。元代后期的杂剧不像前期那样富有现实主义，比较追求曲辞的典雅工巧。据记载，元代一共创作了杂剧五百多本，现在保存下来的有136本。见于记载的剧作家有二百多人，最着名的有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郑光祖等。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白朴是陕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他的作品以爱情喜剧《墙头马上》最着名。它和《西厢记》相似，也是歌颂男女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的。戏中的主人公李千金敢于和她公公作斗争，最后终于和裴少俊重做夫妇。
王实甫是大都人。《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描写张生和崔莺莺恋爱故事的戏剧。作者歌颂了这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精神，无情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西厢记》是一部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品。
郑光祖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的代表作是根据唐人传奇《离魂记》改编的《倩女离魂》。剧本通过张倩女灵魂出壳追随王文举进京的浪漫主义情节，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压抑下青年妇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张倩女既有崔莺莺的温柔深情，又有李千金的勇敢坚定，是独具特色的。这个剧本和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一样，都是元代着名的爱情剧。
关汉卿（1220～1300）原籍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后流寓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据传说曾任元太医院尹。还有传说他为金遗民。
他毕生致力于戏剧活动，常自编、自导、甚至亲自参加演出，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善于从民间汲取生活素材和语言词汇，因此，他的戏剧内容充实，艺术技巧运用娴熟，创作杂剧六十余种，占金、元杂剧现知剧目十分之一强，后人将其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其剧作通过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广泛而又深入地反映出元朝统治下的极端黑暗混乱的历史环境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塑造了众多性格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现存杂剧十三种，其中以《窦娥冤》影响最为广泛。
他的《窦娥冤》等剧作在1838年以前就被译为英文传诵。现存的套曲有十余 套，小令五十余首。其剧作对元杂剧和后来的戏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5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玉京书会”里最优秀的元曲作家。由于长期与市民接触，对社会现状很了解，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他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而且会下棋、踢球、歌舞、演戏、吹弹、做诗，与艺人往来密切，常常与着名艺人朱帘秀一起粉墨登场。关汉卿共创作了63个杂剧，现在保存完整的只有12个剧本。悲剧《窦娥冤》
是他最出色的代表作。
元杂剧有大量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33部，流传下来的有十部，其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民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和地痞流氓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着的艺术特色。
散曲又叫“清曲”、“乐府”；包括小令、套曲两种主要形式。它是在金代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乐曲，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韵文形式，是不同于传统诗词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样式。开始主要流传在北方，故也称北曲。
小令又被称为“叶儿”，原是民间流行的小调。小令是散曲中最早产生的体制，它比套曲更为盛行，作品数量约九倍于套曲。一般地说，小令是单只曲子，句调长短不齐，有一定的腔格，而几乎每句都要押韵。在本调（正字）之外还可以加衬字。在语言的表达上更加活泼生动，小令短小精悍，使用方便，在散曲中居主要地位。
套曲也叫套数，是由两者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连缀而成的组曲，一般都有尾声，并且全套通押一韵。套曲篇幅较长，适于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既可抒情，亦可叙事。散曲中还有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带过曲”，通常是三个以下单只曲子的联合，但必须是同一宫调，同押一韵。此外，还有“重头小令”，是由同题、同调，内容相连，首尾句法相同的若干只小令联合而成。每首小令可不同韵，每首可以单独成立。总之，散曲比起传统诗词来，更加灵活多变，对仗形式也比较自由。但它是有严格格律的倚声填词的诗歌形式，所以在某些方面比诗词还有更多的限制。
白朴是这一时期很有才华的散曲作家。他的散曲主要内容是咏唱男欢女爱、 感叹人生无常和描写自然景色。他的作品笔调明朗，色彩鲜明，他的那首《天净沙·秋思》，描写秋天景色，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白朴是金代遗民，又终生不仕于元，所以在他的散曲中还充满着对故国衰亡的感叹。在发泄不满、怨愤和牢骚的同时，不免有些消极悲观的情调。
关汉卿的散曲大部分内容是写离愁别恨、男女恋情。他特别长于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形象鲜明、细致入微。其写景作品也很成功。他的代表作是《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可以看作是他自己思想性格的自我表白，曲辞自然，比喻生动，是他散曲中的优秀篇章。但他创作散曲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杂剧。
马致远在前期散曲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就收有其散曲作品120多首，比关汉卿、白朴现有散曲的总和还要多。马致远是个政治上很不得意的文人，是“困煞中原一布衣”。他有“九天雕鹗之志”，但“恨无上天梯”，只落得退隐山林，寄情诗酒。他的《北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一首充满愤激和厌世之情的套曲，最能反映他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态度，是他“叹世”
题材的代表作。他极端厌恶追名逐利的官场和市侩，骂他们如“蚁排兵”、“蜂酿蜜”、“蝇争血”，自己则满足于“竹篱茅舍”“东篱醉了也”，充满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这篇套曲，显示了作者在造句用字、声调和谐等方面的功力，苦心锤炼的功夫见于字里行间。马致远描写景物的代表作是《天净沙·秋思》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以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写出秋天的萧瑟，形象地表现出天涯游子的凄凉情感。马致远的散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语言清新俊丽，写景抒情自然逼真，他的散曲艺术成就最高，是元代散曲大家。
散曲兴盛期是元代大德四年后，散曲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张可久、乔吉、贯云万、睢景臣是主要作家。他们当中有些是专攻散曲的专业作家，写出了不少好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前期。有的作品继承和发扬前期散曲通俗直白、生动活泼的特色，像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和刘时中的《上高监司》等都是些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散发散曲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散曲作家，多事追求音律格调，撷取诗词名句，艺术上趋于雅正典丽，失去了散曲质朴的本色，也就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到了元末，南戏音乐融入散 曲，出现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为以南曲为主的明代散曲准备了条件。
在元曲以外，元代的民谣也很有特色。不过因为历史距今太远，流传下来的很少，目前能收集到的大约只有二十多首。这些民谣多在元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所以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
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元末这类歌谣就更多了，如一首鼓动人民起义的歌谣是这样写的：
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总之，民谣往往代表了当时底层人民的呼声，所以他们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也就最尖锐、最突出。
名家回眸
元杂剧的兴盛，使元代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当时涌现出了许多着名的杂剧作家，有姓名记载的就有两百多名，有记载可查的杂剧剧本就有七百多种。元杂剧在题材上是一种突破，她把文学的创作题材深入到社会的现实，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正义这一人类生活中的严峻问题。这一类题材通过戏剧这一具有煽动性的文艺形式表现出来，产生的效果也是特别的强烈。元杂剧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莎士比亚把哈姆雷特搬上舞台的前300多年，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已经上演了《窦娥冤》；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还没有出炉的时候，中国的《西厢记》早已红火了三个世纪。元杂剧中的许多剧目一直到今天仍在戏剧舞台上上演，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元杂剧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元代书画与建筑艺术
元代书画
文人画出现在宋代，到元代开始盛行，是在元曲之外能够反映元朝时代特征的另一艺术门类。文人画，是指作画者“不求形似”，不注重对客观对象的着意摹写，而是注重映射自身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的一种绘画形式。
元代不设画院，画家逐渐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而形成了挥洒淋漓、重视笔墨情趣、追求意境深远的写意派。且在画面上加题跋和篆刻印章，把书法、文学、治印和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开创了新境界。前期着名画家有赵孟頫、钱选和高克恭等。赵孟頫擅画山水、人马、花鸟，博采众长，自成一格，绘画、书法、篆刻兼施，书法用笔圆转流美，画面自然有神，开创了元代文人画的新风貌。钱选擅画山水、人物和花鸟蔬果，笔致柔劲，着色清丽，自成风格。高克恭是畏兀儿族人，晚年居钱塘，擅画林峦烟景和墨竹，笔墨苍润，造诣精绝。
后期着名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他们经常深入山水之间，领略自然之胜，用水墨或浅绛描绘山水，凭意虚构，峰峦浑厚，气势雄秀，自然生动，形成了宋以后山水画的主流，称“元季四大家”。
“元季四大家”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广泛吸收五代、北宋水墨山水画的成就，充分发挥笔墨于绘画中的效用，将笔墨趣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突出了山水画的文学趣味，使诗、书、画有意识地融为一体，开创了一代新风，形成了以文人画为主流的绘画潮流。
黄公望，江苏常熟人，过继于浙江永嘉黄氏。曾于做小吏时受累入狱，出后遂隐居不仕，皈依“全真教”，寄情山水之中。常携笔墨于虞山、三泖九峰、富春之间领略江南自然胜景，随时摹记，代表作有《富春山居图》、《溪山雨意图》、 《快雪时晴图》等，其作品有浅绛和水墨两种面貌，浅绛山水浑厚圆润，水墨山水则萧散苍秀，笔墨洒脱。王蒙，元末弃官归隐浙江杭县黄鹤山，善画山水，也工诗文书法，绘画主题多表现隐居生活，喜用枯笔、干皴，其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布局充实，结构复杂，层次繁密，笔法苍秀，而在笔墨工夫上又高出时辈。吴镇，浙江嘉兴人，为人“抗简孤洁”，隐居不仕，以卖卜卖画为生，一生贫困。绘画主题多为渔夫、古木、竹石之属，所作多幅《渔父图》，表现江南名山景色及离尘脱俗的意境。倪瓒，江苏无锡人，家为豪富，雄于资财，喜与名士往来，后遇元末动乱，便卖去田庐，散其家资，浪迹于三山五岳之间。长于山水、竹石，多以水墨为之，又创“折带皴”。其画好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之景，意境萧散简远，用笔似嫩实苍，给文人水墨山水画以新的发展，有传世名作《水竹居图》、《梧竹秀石图》
等，论画主张超于形似之外，重在抒发“胸中透气”。
元代文人画创作无论就笔法还是境界上，都成就卓着，并最终奠定了文人画在中国画史上的重要地位，极大影响了后代的绘画创作，使该派画风成为中国画的最典范样式。
元代壁画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存的敦煌、安西榆林窟（今万佛峡）的元壁画，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的壁画，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山西洪洞县广胜寺的壁画，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着名壁画家有朱玉、李时等。
元代着名书法家有赵孟頫、鲜于枢、虞集、杨维桢等人，他们都善正、行、草书，笔力有劲健之气。而赵孟頫则属一代大师，称雄一时，篆、隶、楷、行、草，无不精湛，自成一家。他的书法落笔奔腾，运笔流美，骨力秀劲，笔势超绝，世称“赵体”。
建筑艺术
在元朝这个多民族的帝国里，元朝政府对于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政策。无论是什么宗教，只要不影响蒙古人的统治及尊严，就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
元代对道教十分尊奉。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往中亚晋见成吉思汗，宣传教义及为政之道，深得成吉思汗欢悦，给予道教免赋役的特权。自此道教势力大盛。忽 必烈时虽曾一度受到排斥，但自此之后直到元末，道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受尊奉。
元代道观祠庙建造很多，元大都的东岳庙、河北曲阳北岳庙德宁殿和山西洪洞水神庙都是元代着名道教建筑。其中位于山西省永济县的永乐宫就是元代道教建筑中的典型代表。
永乐宫是元代道教全真教的三大宫观之一，原位于黄河边的永乐镇。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就在这里出生，山川非常秀丽。永乐宫的建造前后共用了110年的时间，从定宗二年（1247）修建大纯阳万寿宫，后来改称永乐宫，然后逐步建成各主体殿堂，到至正十八年（1358）完成各殿中的壁画为止，差不多经历了整个元代。
永乐宫中的三清殿建筑最为宏伟壮丽，殿中奉祀三清神像，画阔七间，进深四间，长28.44米，宽15.28米，殿中四壁绘制着巨型壁画“朝元图”。殿中为扩大空间采用了减柱法建造，仅后部设有八根金柱，其余均省去不用。用黄蓝琉璃制作的层脊上两只高达三米的龙吻，造型生动，非常引人注目。无极门又称龙虎殿，原为永乐宫的宫门，后部明间台阶退入台基内呈纳陛形制，造型非常罕见。
纯阳殿又名混成殿，内有吕洞宾像，故又称吕祖殿。最后是纪念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和他的弟子的重阳殿，也称为七真殿。纯阳殿和重阳殿壁面均分别绘制吕纯阳、王重阳的生平故事的壁画。
永乐宫建筑规模十分浩大，原来在永乐宫周围还建有许多祠庙，但现在只剩下了永乐宫一处。永乐宫沿中轴线依次布置官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五座殿堂，除宫门是经清代改建外，其余四座殿堂均保持着元代时的建筑风貌，组成了一组雄伟、浩大的道教建筑群。
永乐官的四座元代建筑在建筑上和艺术上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是它在总体布局上突破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廊院式结构，在同一条轴线上布置殿堂，使空间关系主次分明。其二是它采用了减柱法等一系列革新手法，扩大了建筑空间，对明清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是它的殿中保存了大量元代彩画，彩画的构图和色彩运用均有许多创新。四是各殿中共有960多平方米的巨幅壁画，题材多样，色彩绚丽，在建筑史、绘画史中都极为罕见。尤其是三清殿中的“朝元图”壁画，泰定二年（1325）由马君祥等人绘制而成，描绘了诸神朝拜元始天尊 的故事，以八个帝后像为中心，周围有金童、玉女、星宿、力士等共286尊，场面开阔，气势恢弘。这些壁画都成为我国古代壁画中的经典佳作。
中都城发扬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建筑结构和形式承袭宋代旧制，但在砖石结构、材料和装饰方面有所创新；又采用了许多兄弟民族的建筑造型，并创造了完全新的式样。在宫廷布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千步廊”。城市恢复了宋以前的坊里封闭制度。城东西两面相当于今北京旧城东西城墙，南抵今东西长安街，北抵今德胜、安定门外土城旧址。都城规模宏大，宫殿壮丽，为当时世界少有的大城。《马可·波罗游记》描绘当时北京的景象是“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官邸”，“全城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名家回眸
元代绘画风格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形成了挥洒淋漓的写意风格，这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一大转变。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使传统绘画从侧重客观事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思想的表现，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创作倾向促进了意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元朝，由于复杂的民族关系，元代文人比前代文人有更多的背负，更复杂的情感，也就需要更多的寄托，这使他们能够借助画笔在中国绘画史上涂上浓浓的一笔。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史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元朝文人画家们笔下所造的“境”，不仅将自己和风景相沟通，也将看画的人和风景相沟通，还将画家、风景和观画人三者相沟通。陈衡恪先生解释文人画时说：“不再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元代的宗教
在元朝这个多民族的帝国里，元朝政府对于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政策。无论是什么宗教，只要不影响蒙古人的统治及尊严，就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忽必烈即位前，受戒于吐蕃高僧八思巴，即位后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王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藏传佛教高于其他佛教派别的地位由此确定。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制成蒙古新字，忽必烈升其号为帝师。此后遂成定制，元朝皇帝即位，必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同时，帝师也成为元朝诸帝供奉的最高神职，被尊为皇天之下、万人之上的神圣职位。元朝帝师共十二人，都来自西藏的高僧。其中多半出自八思巴一家，有的年仅十二岁便成为帝师。
帝师不仅在元廷享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作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备受尊崇。
忽必烈曾把西藏十三万户封给第一任帝师八思巴作为供养地，使之成为西藏地区最高统治者。帝师往来于京城西藏，百官均隆重迎送。其在世时接受大量的布施、赠赏，死后赐金亦十分优厚。帝师的子弟、门徒也大多受封官号，享有极大的特权。元朝做佛事之频繁、规模之大、用度之巨都是十分罕见的。
但是，由于受到帝师八思巴的影响，在元朝佛教各派中，吐蕃佛教在元廷中的地位最高，而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则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即“白莲教”，在南方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徒众，到元末竟成了农民起义军最初的主要力量。
道教在元代比较盛行。元朝时期，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全真三派及浑元教。在这些教派中以全真对蒙古统治者的影响最深。
全真教由道士王重阳创建，教义主旨在于宣扬儒、释、道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因在金末元初，全真派掌教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关系，全真教在蒙古帝国时期前期的三四十年内，成为北方道教的主要势力，形成了一门独尊的势头。后来在蒙哥在位时期，佛教与道教为谁是正宗的问题发生争论，全真教在两次佛道辩论中都失败，结果使道教的地位降至佛教之下，而且也改变了全真教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局面。但贯穿元朝始终，南方主要是太一、大道这些自宋以来就进行传播的宗教，而北方道教依旧是全真为尊。
伊斯兰教早在唐代就已经传入我国。元代一般称伊斯兰教徒为回回人。“回回”一名则是“回纥”的谐音。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和大食俘掠来的人口或当时投降依附蒙古的官员将领，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的商人。回回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任，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如元朝的着名能臣赛典赤就是回回。
基督教（主要指聂思脱里教）也是唐代传入我国的，当时被称为“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9世纪中期，由于唐政府的取缔，基督教在内地趋于灭绝。但在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蒙古草原上的克烈部、乃蛮部都信奉基督教。这些部落被成吉思汗灭亡后，基督教也随着被征服的部众重新传入内地。因为基督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进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基督教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因商业原因，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摩尼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又一教派，是唐代漠北的回鹘汗国所信奉的宗教。因为回鹘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所以摩尼教在唐代受到保护。840年回鹘人西迁以后，把摩尼教带入了吐鲁番地区。而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限，但并未灭绝，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仍然被信奉。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因此也称“明教”。到了元代，元朝人像对待其他宗教一样对待明教，并不进行干预，将其和基督教一样看待，不加区分。当时明教在泉州、温州地区十分流行，并建有寺院。
在元朝，天主教也传入了中国。因为蒙古大军的西征，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因此法国国王和教廷都曾遣使者到达过中国。蒙古人掳回的战俘中也有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后来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所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
但影响远不及基督教。
相较于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犹太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就要早得多了。宋代时，就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在了开封。他们是来自波斯或中亚落籍不归的西域商旅的后裔。在开封，这部分犹太人有自己的社区，保存了自己的宗教。金代，1163年，开封的犹太人还在俺都喇的组织下开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犹太教教堂。元代，犹太人被称为术忽，或主吾，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术忽回回。蒙古人并不注意区分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把他们都视为一类人。总之，只要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损害蒙古统治的尊严，蒙古人对回回人和犹太人则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干涉。
另外，由于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发达，自宋朝起，就有来华的信仰印度教（即湿婆教）的印度人。总之，应该说元朝对于宗教的宽容政策是成功的，在元朝没有发生过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与统治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名家回眸
作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点，在宗教、思想、史学等各个领域，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
元朝之所以在宗教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成功吸收了印度的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长的良性文化环境。中国现有的五种主要宗教，除道教外，其他各大宗教均在不同的时期由外国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展。历史上，各民族和睦共处，宗教和谐共生是主旋律。
理学思想的确立
理学，始创于北宋，经过程颢、程颐，到了南宋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
理学在元代的北传并取得正统地位，是元朝统治下的汉族儒士，在失去了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后，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表现。
理学在北方的广为传播始于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5年窝阔台伐宋，攻破德安，赵复被俘，欲赴水自沉，被姚枢救出留在幕中，后随姚枢至燕京，受到忽必烈召见。忽必烈在燕京立太极书院，请赵复传授程朱理学，培养了一批理学家，元代着名的理学家姚枢、许衡、刘因等皆出其门。
在金朝，理学就已经在北方的局部地区流传。金章宗时，信安人杜时升隐居嵩洛山中，以程学授徒，他是在北方传播“伊洛之学”的第一人。后来，理学着作开始在金境流传开来。最早在金境公开刊行、造成广泛影响的，是张九成作解的理学着作选集《道学发源》。
蒙古灭金后，与南宋之间的战争展开。1235年，蒙军攻陷湖北安陆后，俘虏了“乡贡进士”理学家赵复。赵复被俘后很快得到了元朝的重用，当时元朝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及僚属姚枢等受命在俘虏中搜求儒、道、医、卜以及工匠艺人，知道赵复是南宋名儒后，立即护送他北上。赵复被护送到燕京后，在太极书院讲学，向他学习理学的人有上百人之多。其中北方儒士姚枢、刘因、窦默、郝经也在其内。在太极书院讲学期间，赵复也刊行了自己的着作《伊洛发挥》。后赵复又持此书遍游河北、山东，宣讲程朱理学，将理学思想较为系统地介绍到北方。
所以《元史》认为“北方知有程朱之学”是从赵复开始的。
但由于赵复不愿做官，不久就在真定隐居了，所以他并没有直接促使理学成为官学。许衡则将理学变成了官学。忽必烈经理汉地时，重用儒士，让姚枢担任劝农使、许衡做京兆提学。许衡所在州县都建起了学校。1262年，忽必烈设诸路提举学校官。许衡在1265年接受忽必烈召见时，提出了采用汉法的五条建议，其中第四条就是：“自各城市州县都要设立学校，让皇子以下的普通百姓子弟都能上学，以懂得父子君臣的纲常伦理。”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逐步实施。后来又在京师设立了蒙古国子学，许衡作为国子祭酒主持国子学事务，在元朝的蒙古人、汉人官吏和贵族的子弟中招收学生入学读书。国子学的学制体系都是许衡按照朱熹的教育思想确立的。1287年，元朝正式建立国子监学，由许衡的学生耶 律有尚任祭酒，一切也都遵从许衡的体系进行教学。1291年，元朝又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了小学，自此从京师到郡县，元朝统治的各地都设立了学校。
在元代，地方有自由建学的权力，因此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宋朝，北及大漠，南到云南，都有地方办学。书院的山长由政府任命，掌钱谷的直学则由郡守及宪府（廉访司）考试选补。自京学到州县学以及书院的学生，经守令的荐举和台宪官的考核，合格者可出任教官或做吏员。虽然通过这一途径不能让读书人做到省台的要员，但在科举停办的时代，仍然给读书人指出了一条出路。而程朱理学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得到传播发展的。
程朱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播，为元仁宗在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元代科举乡试的程序为蒙古、色目人为一科，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为经问三条，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经义须从五经中明选一经为本经出题考试。汉人、南人为一科，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于《四书》内出题，经义一道，从五经中出题，各治一经。
元朝的科举考试已经和明朝的科举制度十分相近了。当时的考生在答题时，《四书》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注，《尚书》以朱熹弟子蔡沈的《书集传》为主，《周易》以程颐的《伊川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程颐、胡安国的《春秋传》、《礼记》用古注疏。
这样一来，读书人认识到，如果不读《四书五经》，不学程朱理学，就没有出头的一天，所以《四书五经》就成了世人奉为经典的书，理学思想也在这一时刻被确立。这以后，文庙从祀诸贤的座次在元代也已依照理学的道统观加以排定。1313年六月，仁宗以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和许衡从祀孔庙。1316年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这样，全国的文庙制度被统一起来，道学的正统地位及其所宣扬的道统说在这时正式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对元后的明清影响巨大。尽管理学到明末清初时已经彻底没落，可由于它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加上有科举制的支撑，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枷锁，存在了300多年。
名家回眸
在元代思想研究史中，理学思想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关于理学的传播，史学家姚大力在其《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中指出：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可以1235年赵复游学北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1235年以前，流传在北方的理学，主要是二程学说的残支余脉，同时偶尔也有朱熹之学零星北上，但更多的学者则潜心辞章声律。理学在北方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且招来相当多的反对。赵复游学北上则是北方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元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
元代教育中最富特色的教育形式就是社学，社学属于正规教育之外的、教育面广泛的一种社会教育。
元代规定每社设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学校的老师，在农闲时教农民子弟读书。社学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农桑耕种技术的传播，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元代的私人教学因受统治者鼓励而得到充分发展，私学不仅促进了一般教育，还补充了学校教育的不足，更有意义的是私学促进了专门学术研究的发展。
元代史传中记载了许多靠家学和自学成才的人物，如雷膺、许谦等，反映了元代家学和自学从师现象的普遍存在。私人办学在元朝也较为普遍，如董土选曾聘名儒虞集的父亲虞汲在家塾中教导子弟等，在少数民族及西域诸族居住地区，私人办学者也不少。据《元史》记载，蒙古族的月鲁不花，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灿然成章”。元开国之初，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曾命令其弟在征服西域的过程中，把西域着名天文学家送到国内，请其讲授。他还注意学习西 文教学，是我国最先接触和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人。可见元代各民族学者在兴办私学、研究科学文化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元代作为多民族国家，其文化教育在民间以私学的形式广泛展开，内容丰富，教育涉及专业技术、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多民族国家多元化共同发展的繁荣景象，为统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313年（皇庆二年）十一月，元廷下诏科举取士。
元初，科举制度没有受到重视，仁宗即位后，命中书省议行科举，于十一月正式下诏科举取士，定于1314年正式实行。
元朝的科举考试，一般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共举行过九次。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层。乡试于当年八月举行，蒙古人、色目人试经问、策问二场，汉人、南人试明经、古赋、策问三场。全国共设乡试会场十七处，从考生中选出三百人参加第二年在大都举行的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相同。从中选出一百人，其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各二十五名，以参加殿试。根据考试结果分为三等，每等从这四类人中各选一人，后增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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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为传统教育中非常有特色的机构，在元代普及到全国。王颋在《元代书院考略》中指出：全国书院有400余处，并绝大多数集中在江南三省，对普及文化与传播理学有很大的贡献。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说：元朝政府在尊崇程朱理学，大力鼓励书院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扼杀了书院学术的独立性。
此外，杨国勇讨论了元代教育的四个特点：蒙古文化和汉化相表里的教育体制，教育发展的起伏不定，学校与科举关系的松弛，创设学习域外文化的教育机构。他认为，从元代的教育设施可以看出当时对教育的重视，学校的课程设置则表明元代教育对科学技术和外国文化的重视，这些都推动了元代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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