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在剑桥大学呆了七年（1625—1632），先后得了学士（1629）和硕士（1632）学位，但他在当时和后来的言论里从未说过一句剑桥的好话。他的第一个导师体罚过他（鞭打他），体罚在当时极普遍，弥尔顿自己也打过他所教的外甥。他认为当时的大学生都肤浅虚荣[376]。他尤其对当时的课程不满。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对他以后作为诗人和政论家并非一无好处，只是他自己没有承认罢了。
他对大学教育的不满情绪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文艺复兴不仅是一场重新发现古代文学和学术的运动，而且伴有一场持续同样久、甚至更久的教育改革运动。教育改革的矛头主要指向中世纪的经院教育。它不仅是一个破坏性的运动，也是一个建设性的运动。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僧侣，英国当然也不例外。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教育也处在一个从旧到新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大学教育在反对中古经院教育的同时，正在走向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的世俗性教育（弥尔顿就主张把圣职人员都驱逐出大学去），但尚未达到以夸美纽斯、杜瑞、哈特利布[377]为开端的更加注重普及、实用和科学的教育改革阶段。弥尔顿就生活在这过渡时期，此时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正处在逐步从主要是僧侣过渡到主要是官吏的过程。学生经过文法学校到大学，最后入伦敦的法学院读法律，然后进入仕途。中世纪大学的课程有所谓“前三科”（Trivium）和“后四科”（Quadrivium）。前三科指文法、修辞和逻辑，毕业得学士；后四科指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完得硕士。到十三世纪又增加了三门哲学课（自然哲学、伦理哲学、形而上学）。大学没有笔试，学生阅读指定的书，必须听某些指定的演讲，参加辩论课。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后，必须登台演讲。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是以培养僧侣为目标的，为了读经、注经、论辩而设的，即如几何也是为丈量土地之用，天文（日心说）用来计算宗教节日（如复活节），甚至音乐也是为唱弥撒用的。这样的教育制度当然不能适应新形势，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几乎无不对教育问题发生兴趣。有的用文学形式，有的撰专著，有的用游记形式，有的用乌托邦形式，表达他们的教育理想。[378]按内容分，有的着重思想品德教育，有的着重教育体制的改革，一直到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的改革。
有关教育的论述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是谈教育问题的著作集中地、大量地出现，恐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而且以后也不绝如缕。即以教育为内容的文学作品而言，它也形成了悠久传统，一直延续到十八九世纪，甚至更晚。最突出的当推德国的“教育小说”（ Bildungsroman），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1795、1796），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绿衣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 1854,1879,1880）[379]。卢梭的《爱弥儿》（1762）当然也属此类。有人甚至认为二十世纪某些小说也是“教育小说”，如写一个青年成长过程的小说（如乔意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这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题目。我们这里只能对十六七世纪一百多年间这类主要作品按其内容和时间顺序作一鸟瞰。
从内容讲，大致有三类，即人品、体制、语言文学修养。当然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都是为培养新人服务的，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最早的有关培养新人的书似乎集中注意于人品，塑造一个新人形象，一个新贵族（由贵族改造而成或由市民阶层上升而成），树立一个典范和理想。意大利人卡斯提里翁涅（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的《朝臣》（Il Cortegiano）[380]就是讨论一个新贵族在人品道德、思维能力、军事、体育、文化修养、社交礼节诸方面应达到什么标准的问题。此书影响极大，1561年由侯毕（Sir Thomas Hoby）译成英文出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受它影响的也甚多。有人认为哈姆雷特即卡斯提里翁涅朝臣的化身[381]。几乎与此同时，在英国出现了另一部论教育的书：托玛斯·艾略特（Sir Thomas Elyot）的《统治者》（The Governour,1531），是一部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书，专门谈《朝臣》一书中最后一部分的问题。一个国家需要有人统治，统治者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才能统治有方，而教育可以提供这些条件。一个好的统治者应从幼年开始直到成年学到一切最好的技能和学问。作者偏重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第二、三部分），但也不忽略体育和智育，如古代语言、几何、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哲学包括《圣经》（第一部分）。这些都是基础知识和技能，属于教育的初级阶段，而品德的锻炼则属于成年阶段。艾略特还主张教育应用民族语言进行，废止用拉丁语教学。他自己这部书就是第一部用英文写的论教育的书。另一个特点是，他主张教育要联系实际。
艾略特把统治者分为两等，即君主与官吏，下面则是具体执行者。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希望都系于最高统治者一身，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的普遍看法。统治者既能左右一国命运，因此他必须是个贤人，而要成为贤人，又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一思想实际是柏拉图在《共和国》里提出的“哲人—国王”的翻版[382]。
此外，培根的《论说文》（1597,1625）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培养新贵族的教科书。蒙田的《论说文》如I. 26，也谈到儿童的教育问题。斯宾塞的未完成的巨制《仙后》（1590,1596），尽管故事曲折离奇，景象变化万端，从它根本用意上说，是一首教育诗篇，歌颂一个新贵族应备的美德。
有破有立。破得最厉害的恐怕要算拉伯雷的《巨人传》（II, I. 1532,1534）。在他笔下，中世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话都不会说，只会像母牛一样吼叫，“从他嘴里引不出一个字来，就像一头死驴不会放屁一样。”他设计了德廉美修道院，章程只有一句话，“做你愿做的事”，要求从中世纪的束缚下，尤其是中世纪教育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以便能够“喝啊喝啊”，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他的课程设置和当时革新派所主张的大致相同。
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还反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量乌托邦著作里面。摩尔的《乌托邦》就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乌托邦的居民从童年起就需受初级教育、劳动教育、职业教育。到高级阶段，优秀者无论男女都可受高等教育，不能胜任者去从事体力劳动。从这优秀的知识阶层产生官吏、学者、教士。鼓励学员听讲，讨论，举行文学作品朗读会、音乐会。摩尔也主张教育应用母语进行。此外还有许多乌托邦著作都有教育改革的设想，如康帕内拉（Campamella）的《太阳城》（La Città del Sole,1602），德国学者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6—1654）的《基督城共和国》（Reipublicae Christianopolitanae descriptio,1619），培根的为训练科学家而设计的“所罗门学院”（《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1626）[383]。前面谈到的勃顿的《忧郁的解剖》一书也有这类设想。
从这些论著可以看出，教育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指社会上层子弟的教育，到了文艺复兴晚期，即十七世纪，随着历史的变化，科学的发展，工商业的发达，教育的重点有所转移，这在培根的《新大西岛》已见到端倪。教育理想逐渐更多趋向于普及化、实用化，体现在上述夸美纽斯、哈特利布的主张里。[384]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改革具体实行起来，首先遇到的问题无疑是教学手段，即用什么语言教学。当时舆论在这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废止中世纪的拉丁文，用本国语教学，这是一种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表现。但是本民族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还有待完善，因此仍需借鉴古代的修辞学。中世纪学校的修辞学是为了培养僧侣能更好地用拉丁文写教会文件和世俗的刀笔吏起草法律和政府文件，到了文艺复兴学习的目的大大地扩大了。人们学修辞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新思想。在中世纪，“前三科”以逻辑为主，到了文艺复兴，逻辑让位给了修辞[385]。当时也出现了不少有关修辞的著作，如威尔逊（Sir Thomas Wilson）的《修辞术》（The Art of Rhetoric,1553）。甚至用英文写诗也有“教材”，如普腾能（George Puttenham）的《英诗技巧》（The Art of English Poesy,1589）。为了丰富本民族语言，还大量引进当时的外来语，主要是意大利语，以致有泛滥之势。威尔逊的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纠正滥用古字和外来语，所谓“墨水壶辞语”（inkhorn terms）。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中的村学究霍罗福尼斯（Holofernes）就是这类典型[386]。到了十七世纪，对修辞学的兴趣逐渐减弱，随着科学的发达，对语言的要求是准确、朴实、实用。实用派的教育家如夸美纽斯一派甚至从根本上反对“前三科”，拉丁文可以学一点，但时间不应太长，这派的重点在职业教育。
弥尔顿一向对教育有兴趣。他在大学就作了两次有关教育的演讲，1640年以后他还设塾教两个外甥约翰和爱德华·菲利浦斯（Phillips）,1644年发表《论教育》（Of Education）论文。他可能受哈特利布的影响，也主张缩短学习拉丁文的时间。随着革命的胜利，他在1659—1660年的言论也主张普及教育，开办公立学校，进行职业教育[387]。但是从根本上说，尤其四十年代以前，弥尔顿的教育观和科美纽斯是不同的[388]。其根本不同在于弥尔顿的教育理想是从以卡斯提里翁涅为开端的人文主义传统而来的，具体说，他想建立的是“毕达哥拉、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的学园”，一个上层子弟学校，课程设置围绕着语言文学修养。因此夸美纽斯派反对“前三科”，弥尔顿则不全然，他只对逻辑有所保留，对文法与修辞则毫无保留。在他看来，文法指的是各种语言的学习，修辞则包括诗歌的理论与实践。可见弥尔顿的教育观是处在一个从僧侣教育到科学职业教育的中间阶段。他虽然生活在十七世纪“科学时代”的门限前，他虽然也强调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但他的教育观基本是保守的，属于前一个时期即文艺复兴时期或文艺复兴晚期的。[389]
他的教育观点比较全面地反映在《论教育》一文里。这篇文章是写给哈特立布的一封信，在这篇文章里他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得很高。他说：“没有教育，这个国家就必灭亡。”教育是国家命脉所系。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使一个人能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公正地、熟练地、心胸广大地执行一切公与私的职务”。他详细地规定了各门学科，他突出体育锻炼，还规定了伙食标准。这篇文章里的一些观点，早在十几年前，也反映在他在大学时的两篇演讲里，而大学演讲既是演讲，也就更富于修辞的文采。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的大学演讲。现存的七篇演讲，按当时学制的规定，可以肯定是在他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获得硕士学位之前，即1629—1632年间写的。1674年书商收集弥尔顿的书信出版，但嫌单薄，于是把这七篇演说与书信合并为一册出版。这七篇演说的题目是：《白昼黑夜孰优论》，《论天体之和谐》，《反经院哲学》，《物质毁灭后不可能分解为最初之物质》，《动物除有整体形式外，部分不可能有形式》，《体育锻炼与哲学研习并不矛盾》，《学问比之无知能给人更多幸福》。这些题目多半是指定的，用拉丁文写，是修辞演说课的作业，在学院或大学当众宣讲，时间约半小时到一小时。从这些题目以及进行的方式看，显然保留着中世纪经院的痕迹，但这里也有新事物新内容，即人文主义的内容。既然是修辞课，所以讲究文采。
我们知道，不论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主要以西塞罗（Cicero: De Oratore）为宗。我们不妨稍加阐述。按照西塞罗的看法，演说须注意五项要求：一、发明（Inventio），指找内容或选定内容；二、分布（Dispositio），指论点的安排，要求能层层深入或正反论证，不仅要引起听众兴趣，而且能提供有关论点的知识；三、措辞（Elocutio），指表达本人思想感情时，用辞贴切动人；四、吐音（Pronuntiatio），包括姿势动作（Actio）；五、“记忆”（Memoria），指用事用典。除了这五项要求外，每篇演说的布局要求有一个引子（Exordium），目的在引起听众注意；接下来是陈述（Narratio），陈述本人的论点；三、肯定（Affirmatio），为自己的论点提出正面的论据；四、反驳（ Refutatio），批驳反对意见；五结束（Peroratio），要求有力，令人难忘。
这种文章作法的程式或公式看来好像很呆板，像八股文，束缚人的思想，也常被人嘲笑或反对。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修辞学原是古代口头交流占思想交流的主导地位时，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书面交流和信息传递技术再发达，口头交流仍占重要地位。不论书面交流还是口头交流都有一个如何取得最大效果的问题，这里就用得着修辞学或演说术，尤其在正式场合。修辞学这套程式至少对思想不成熟或思想杂乱的人有很大帮助，能使他清理一下思路或启发他的思想。说理条理化自然比杂乱无章更有说服力。善于利用程式（如我国的格律诗，西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的人，照样能创作出一流作品来。严格地说，所谓“自由的形式”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就在这演说所规定的框架内，青年弥尔顿发挥了他的文采和雄辩。他的第七篇演说一般公认为最好[390]。请看他是怎样描写追求知识给人带来的幸福：
掌握住宇宙苍穹和全部星辰的奥秘，大气的全部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掌握住那些使愚昧无知的人惊慑的隆隆雷声和火焰般的彗星的奥秘，能了解风的转变和从陆地与大海上升的云气；能识辨植物与矿物的潜能，了解一切生物的本性与感觉（如果可能的话），了解人体微妙的结构，以及使之保持健康的方法，然后更进一步去了解灵魂的神力，掌握我们所能掌握的有关我们所谓的家神、魂魄和护身神——这将是多么了不起啊！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事物，大部分都能很快学到，用的时间比列举它们所需的时间可能还少些。因此，诸位，当我们把一切知识都掌握了，人的精神就不再被关闭在这所黑暗的牢房里了，而是高飞远飏，充斥宇宙，以其天神般的伟大气魄，充塞到宇宙以外的空间。于是，世间的一切变幻与变化都能立刻为人所察觉，对人来说，他既控制了智慧的堡垒，他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也几乎都能预见到。他简直和神明不相上下，星辰要服从他，陆地与海洋要听他的命令，风暴要为他服务，最后，万物之母的大自然也要向他投降，好似天神逊了位，把自己的权利、法律、治理之权，转移给他，封他为统治者。
此外：
任思想翱翔于各国历史地理之间，观察列国、各种族、各都市及诸民众之变化，增长智慧与是非感，乐莫大焉。诸位，这无异是亲身经历世界历史的每一阶段，与岁月同寿。我们既向前看到我国未来声誉之荣，又能将生命向后伸延到我们出世以前的时代，向吝啬的命运之神讨索不朽。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雄壮、宏伟、高昂的气概，一种富于朝气、充沛而陶醉的心情。他要囊括上下古今一切知识，获得精神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后攀古人，前瞻未来，人变成了主宰宇宙的神，成为不朽。整个一段演说就像一支狂欢乐曲。这和马娄的《浮士德》何其相似？他对知识的推崇，知识使人成神，使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世界的主宰，和培根、莎士比亚的普洛斯丕洛，勃顿，完全是一脉相承。这种充满信心的精神正是文艺复兴时代巨人发出的声音的最后回响。这正是演说术中所谓的“措辞”的具体表现。
但首先要破。第三篇演说（Prolusio III）就是破。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在演说术的程式之内，达成他的目的的。
诸位，我近日来一直在苦心孤诣钻研探求一种最能吸引听众注意的修辞手段。一天，西塞罗著作中反复申述的定则骤然涌入脑际——我的这篇演讲即在西氏启示下开始的——其言有云：演说家基本职责有三：一、传道；二、娱众；三、服人[391]。我当以此为主要鹄的，尽力履行演说家三职责。
先说传道。以诸位之饱学精研，我岂敢向诸位传道，诸位也无需从我受道。但请允许我简略提醒诸位一件事，此事于诸位想必不无兴趣。其次娱众。我才疏学浅，恐未必能胜任，但仍希望能勉力为之，即使成功，亦仍嫌不足，仍需能说服诸位方好。其三服人。我目前最高的希望即在使诸位听我演说之后，不再潜心于所谓宿学大师的鸿篇巨制，对所谓智人的晦涩论辩[392]，热心稍减。
为使诸位认识到我的论题正当合理，我拟在我所能支配的半小时内简要说明何以上述学问既不能怡神，亦无道可传，更无任何实用价值[393]。
诸位，我拟先提出一个诘问。我若能以己之心度诸位之心，我不免要请问，那些龙钟腐儒之斤斤论辩岂能提供任何乐趣，其腐臭气味若不出自特罗丰纽斯[394]的地穴，也必出自僧侣之斗室，因为此等书册都是在斗室里写成的，散发出作者的阴郁气息，他们的额角皱纹还在字里行间隐约可见，他们的文章虽然缜密，然累牍连篇，徒使人厌烦，使人感到乏味而已。读者若读其全书，则反感和厌恶之心必油然而生。不止一次，每当我领到功课，要求我缕析这类无聊而莫名其妙的文章之时，每当我读得头脑麻木视觉模糊之时，我不止一次辍读喘息，看看尚有多少功课没有完成，以稍解烦闷之情。但我时常发现，所余功课每多于已做的功课，此时我真愿与其被迫同这类蠢物[395]打交道，不如差我去再度清扫俄吉阿斯牛圈[396]为佳，并不禁令我艳羡幸运儿赫尔库列斯因为尤诺好说话而未被迫去完成我所作的这类劳务。
其次，这类枯燥乏味的题材，像在地上爬行一样，行文无华，因而永无高致；风格干瘪而无生气，同它的贫瘠的内容恰相吻合，使人以为是阴郁的萨图恩[397]王朝的文章，但当时的初民天真而单纯，可能还不懂充斥这类书籍里的邪门歪道呢。诸位博雅学者，请相信我，每值我不得不浏览这类空洞无物的诡辞之时，真像在荒碛、乱石、深山、隘谷之中挣扎前进。看来，纤弱优雅的文艺女神们不可能司掌这种贫瘠而零碎的学问，亦不愿眷顾这类说梦的痴人。我不能相信帕那斯山[398]有其容身之地，若有，也只在山脚下荒凉角落，遍布荆棘、野蔓、乱藤，远离诸女神歌舞，月桂不生，群花不放，阿婆罗琴声不到的一无可取之处。
再说神圣的诗歌具有上天恩赐的力量，能提摄为人世尘土所窒塞的灵魂，而置之于天上之殿堂，喷之以仙酿之芬芳，洒之以仙露，注之以天福，轻声细语告之以无极之乐。至于修辞之学，它使人倾心甘为其俘虏而追随它，修辞的威力时而能启人恻隐之心，时而鼓动仇恨，时而能激励英武，时而又能使人无所畏惧而视死如归。历史出之妙笔，能时而消虑，时而解颐，时而使人一洒温婉之泪，哀中有乐。但无用无谓之论辩争吵断不能动人之情感，只能使人头脑麻木不仁。凡乐于为此者，率皆秉性粗鄙，天生喜与人争辩，聒噪不休，而于合理健全的智慧则不屑一顾。我们应将此种人连同其诡辩一齐放逐到高加索或其他荒蛮无知之土去，让他在那里建起作坊，制造他的狡辞和谬论，就无足轻重的问题尽兴地去折磨他自身，直到最后像普罗米修斯之鹰，将自己的心啄尽，把自己全部耗蚀罄尽为止。
这种学问不产成果，也无乐趣，对真正的知识毫无裨益。我们可以想像成群的老朽，身着僧袍，撰写这种诡辩书，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丰富文学方面作出贡献？哲学一经他们的折磨，必然面目可憎，全失去其往日的文采、条理以及典雅；他们就像恶鬼把荆刺插进人们的心里，挑起学院中的纷争，明显地阻碍我们学者愉快的前进。这批朝三暮四的假哲学家，尔来我往争辩不休，甲想尽方法充实自己的论点，乙又千方百计推翻他，甲以为自己理由充分，无可辩驳，乙则轻而易举地将他攻击得体无完肤。学者则如临歧路，莫知所从，不辨方向，举棋不定，宛如乱箭从四面八方袭来，遮蔽光明，洒下黑暗，掩盖住全部问题，其结果，读书人就如克列斯[399]手持火炬，历尽艰辛，到处寻觅真理而终不可得，最后落得如癫如痴，竟自以为是盲瞽，而事实上并无可见之物。
此外，凡以其全部心力热忱地从事于这种病态论辩的学者，一旦面对新环境，超出其痴人说梦的学业之外，就表现出无知与幼稚，可悯而又可笑。最后，热中这种学问的人，其终局无非是愚上加愚，更善于在概念上逞其小技，更为冥顽不灵。这本不足为怪，因为诸位苦心焦虑所欲解答的问题，现实界并不存在，不过像没有实体的鬼影占据着已经狂乱而毫无真知的头脑而已。
此外，纵使我不说，诸位当亦了然，这类雕虫术对道德、对纯洁的人生这些最关重要的问题，也毫无补益。从这里很自然引出我最后一点，即这种丑陋的咬文嚼字之争，对我们国家既无一般的益处，也不能使它获得荣耀与实利，而一致公认，这些方是一切学问的最高目的。
我已谈到，能使我国既富且荣者，率有二端：雄辩和高行。然而这种咬文嚼字的对阵，既不能使人学到雄辩或智慧，又不能启发人去做出高尚的事业。这些弄小聪明、剌剌不休之徒，以及他们的种种套式与辞句，均应废止，让他们死后在阴府与传说中的俄克努斯一起搓绳去。[400]
诸位，与其如此，何不做些更适合于诸位的尊严的事为更好。可以浏览舆图，放眼万国，纵观古代英雄足迹所到之处，遨游众土，其中或以战争、庆典而著称，或因文人吟咏而得名，时而横越波涛汹涌的亚德里亚海，时而又可以攀登埃特那火山之陂而无虑伤害，还可以窥见人类的风习以及井井有条的各邦国；再次，还可探索一切有生之物之为物，转而观察草、石之潜能。不要退缩，要翱翔太空，凝视形态多变的白云，雄伟的堆雪，朝露的源头；然后可以考察藏雹的巨匮，储电的武库。如果彗星出现，似乎要把天空燎燔，也不必惊恐，不要误以为是尤彼特或大自然有意这样做的；散布在两极之间的亿万星宿，虽极微小，也勿错过；即使太阳，也应密切注意它巡行轨迹之始终，探求计时之法，查问如何计算时间的永恒进程。
但是不要让诸位的思想仅仅局限在大地范围以内，要冲出世界的樊笼，最后登上人类智慧的顶峰，臻于对思想本身之了解，并因而领会何谓神圣的思想，何谓神明，因为人的思想是终需与之聚合的。
此外还有一点未尽之意。诸位从事以上各门学问，都应奉亚里士多德为师，这些学问，亚氏都以其渊博勤奋笔之于书，备我习学，他早已是诸位爱读的作者，所以我如今一提他的名字，就见到诸位的精神立刻为之一振，足见诸位已逐渐服膺而党同于我，就像亚里士多德召请而诸位立即归附一样。若果然如此，则我以上一席话如于诸位有所裨益，诸位应赞颂感谢亚氏；至于我本人，我只愿诸位出于善意原谅我演说的冗长。我到此结束。
弥尔顿的这第三篇演说，在文采方面较之第七篇略有逊色，但文章短，翻译出来占篇幅少，而从演说术角度看，作为例证还是充足的，能说明问题的。除了引子（Exordium）外，主体的结构（Dispositio），即论点的安排，先是反驳（Refutatio）然后是肯定（Affirmatio）。反驳部分，即批判经院哲学部分，层层深入，分四点：一，经院哲学内容枯燥；二，风格死板而又纠缠蔓衍；三，缺乏修辞，不能动人以情；四，经院哲学无实用价值，因为，a.它不能增长人们的知识，不能使人获得真理，徒然令人迷惘，b.不能解决现实问题，c.不能提高人的道德情操，使生活纯洁。小结，经院哲学给人的训练，于言于行，都无补益。肯定部分的主旨是提倡新学。关于新学的内容第七篇演讲和十几年后的《论教育》的文章讲得更具体详尽。
不过从这篇演说里可以看出弥尔顿从早年起对生活就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强调生活的纯洁，强调道德修养。演说里也贯串着新的求实的精神，对腐朽的旧学表现出极大的憎恶，而对新学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结构是一篇演说的骨架，把各种理由按轻重安排，从理性上说服听众。但仅此还不够，还需动人以情，其手段就是“措辞”（Elocutio），也就是针对听众对象，用适合听众心理和趣味的辞语，用形象的、富于情感和想像的语言，打动听众。刘易士（C. S. Lewis）在《失乐园序》（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1942）里有一段话很精采，他引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理智不能感人”，说理只能促人思考，要使听众思考之余而奋起行动，必须能鼓动起听众的感情，修辞的目的就是动人以情，促使人们行动起来。
我们再看弥尔顿这篇演说，在反驳部分，在说理的同时，他的措辞，他使用的意象，使用的典故，他的讽刺口吻，既表达了自己对经院哲学的厌恶，也引起听众的共鸣。而当他歌颂诗歌文艺、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则完全是运用诗人的想像，不仅使听众理解到新学之有用，而且感受到它的美妙高昂。
这里我只想作一点说明。这篇演说结尾谈到人的思想和“神圣的思想”和“神明”最终聚合，并把它称为“人类智慧的顶峰”，这是在古典词语和概念下，柏拉图的宇宙灵魂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弥尔顿的上帝观，人的最高智慧在于认识上帝。[401]
修辞的训练不仅对弥尔顿以后写政论文有直接影响，而且对他以后写史诗也派上很大用场。按史诗除描写动作和场景之外，很大比重是对话（小部分是独白）。史诗而无对话即不成其为史诗。而对话的内容又不外问答、申述、反驳。这些都需要向演说术，也就是说理、修辞的方法求援，用这些方法把对方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并使对方行动起来。自己在“是”的一方，靠修辞可以增强说服力，并动人以情，比平铺直叙效果可以大得多。自己有“是”有“非”，可以靠修辞突出“是”，掩盖“非”。自己全“非”，修辞即成诡辩，容易被人识破。修辞不善，则自己虽“是”，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就以《失乐园》为例。演说术在这部史诗里起很大作用。我们若留意这点，则可以增加我们阅读时的乐趣。例如卷二里著名的一段写堕落的天使在地狱里开会的文字，就全用演说术。以英国议会为蓝本，弥尔顿写堕落天使开会辩论，题目是：《是否立即向上帝宣战以雪失败之耻》。比利尔陈述了立即宣战之弊；玛蒙则主张接受现实，在地狱称王；别西卜第二次发言，反驳“和平论”，用一连串修辞反问句，引起听众对和平论的怀疑。演说修辞增强了这一段叙事的戏剧性。
《失乐园》里最精采的一段演说修辞是在全诗情节最关键的一段叙事里，即撒旦引诱夏娃的一段（IX 532—779）。诗人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撒旦开始引诱夏娃。诗人是有意识地运用演说技巧的，这可以用两点来证明：一，他用了proem一词（549），即prooemium，与exordium是同义辞。二，史诗在重要动作或道白之前，往往要用明喻（simile）。当撒旦把夏娃引到知识之树的面前要引诱她去摘果这一关键时刻，弥尔顿就明确地用了一个古代演说家的比喻（670—678）：
就如古代雅典或共和的罗马——
当时雄辩术发达，如今已销声——
一位有名的演说家就某重要问题
满怀着自信，耸立着，不待开口
那仪表举止就赢得了听众的心，
有时他满腔正义不可遏止，
不耐烦作开场白，就直入本题。
同样，引诱者撒旦满腹激情，
屹立着，移动着，挺直身躯，开口道……[402]
关于引诱的整段叙事也有个引子，引子原为集中听众的注意力，引起听众兴趣，这一段的引子（532—548）也是为此目的，因为夏娃刚刚开始注意到这条蛇。同时这段话还在打动夏娃的虚荣心，解除她的警惕，把她争取过来。以下撒旦的一段演说（697—732）则是充满了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怀疑论，并用严格的逻辑进行论辩。撒旦现身说法，说他吃了禁果，心明眼亮，能洞察因果。他劝夏娃不要怕上帝的恫吓，吃了禁果是不会死的，他自己也吃了禁果，非但没有死，反而获得了人性。兽做得到的，人类怎么反而做不到？不要怕犯一个小小的错误，上帝应当鼓励有勇气犯错的人，因为这人为了争取更幸福的生活，为了知道善恶而无所畏惧。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知道善，这是正当的；知道恶，才能避免作恶。上帝如果不准人知道善恶，上帝就不公正，按定义，不公正的就不是上帝，既然不是上帝，你就不必怕他，也不必服从他。你怕上帝，是怕他罚你死，他罚你死是不公正的，不公正的就不是上帝，所以又不必怕他。上帝禁止吃果，无非要你没有知识，无知才能崇拜他，服从他，否则你有了知识便会和他一样眼明心亮，知道善恶。你或许会死，上帝用死来恫吓你，你应主动去求死，死不过是死而已，并不可怕，而可以换来与神同等的威力。我们以为上帝创造了一切，我怀疑，我的视觉告诉我，万物是靠阳光的温暖而滋生的。如果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主宰一切，违反上帝意旨，于上帝何害？可能是因为上帝嫉妒？但上帝岂会嫉妒？这些疑团都需要吃了禁果才能得到答案。撒旦最后说：“人类的女神，伸手摘果，大胆尝尝吧。”
从演说术角度来看，撒旦这一席话有肯定有反驳，主要是反驳，肯定是为反驳服务的，因为他所肯定的——知识使人成神，是为了反驳上帝的禁令。反驳的主要论点是上帝不公正，他用事实和逻辑推理，反复论证上帝既不公正也不可怕，引起夏娃对上帝的怀疑。这篇演说的鼓动性极强，达到了演说的最终目的——促使听众行动起来。夏娃越想撒旦的话越觉得“有理”，于是“把手伸向禁果，摘下，吃了”。撒旦达到了使人类堕落的目的，暂时挫败了上帝。这篇演说也生动地烘托出撒旦性格特征的一面——一个狡猾的政客。
弥尔顿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大学虽然在变，但旧的因素——课程和教学方法，仍有很大势力。培根遗嘱要在牛津、剑桥各设一自然哲学讲座，未能实现。国教右派也起着阻挠作用，洛德大主教（Laud）就反对在剑桥设历史讲座。弥尔顿的教育观是倾向新派的。他在中学时代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到了大学，这影响并未削弱，而且增强了。他善于利用大学的课程，使它为新学服务，他的几篇演说就是证明。弥尔顿的教育观不过是他全部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也只是他全部创作中的一部分。对他这一部分做一些研究有助于对总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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