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余福里还不叫余福里的时候，还只是两排泥墙草屋的时候，朱先生就已经在这里尿尿和泥巴了。
后来当余福里初具规模时，朱先生当兵走了。
朱先生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直不大清楚朱先生是给谁当兵，后来又多年没有音讯，还以为他死在战场上了哩！直到解放了，一家人知道朱先生是国民党兵，而且跑到台湾去了。这样，朱先生在大陆的所有牵牵连连的亲人便一直都抬不起头来，“文革”开始以后的那几年就更不用说了。
再后来自然又变了，因为亲戚们也算得上是台属了，过年时街政府还会来一大帮人带着慰问品上门拜年哩！这时候朱家的人才敢在人前骄傲地说朱先生在宝岛台湾。
这一天朱先生终于回到余福里了。朱先生一下飞机就受到几十个男女热烈地欢迎，那是朱先生的几乎所有的晚辈，他们全部放下各自的重要工作或重要生意或重要会议，亲自来机场迎接。他们坐满了整整一个大客车。朱先生面对着那么多陌生但热情洋益的面孔，听着那么多的年轻人喊他叔叔，喊他伯父，喊他舅舅，喊他姨夫，还有喊他爷爷外公的，朱先生顿时热泪盈眶，口不能言。
有关部门给朱先生安排了很好的饭店，但朱先生执意要回余福里自己家里住。朱先生的父母早已过世，兄弟姐妹也大都不在了，住在余福里老房子里的，只是朱先生的一位老姐姐。
那天晚上余福里真是热闹非常，朱先生老屋门口的自行车把路都给堵了。大陆中国人仍然习惯把所有的热情都表现在吃上，于是给朱先生安排了一家接一家的饭局。朱先生连连摇手：“我这一大把年纪还能吃得多少？我倒只是想和我这老姐姐说说家常话就行了。我看，咱们就在这里吃上一顿家常便饭，团聚一下就行了，谁家都不去了。你们各自的工作都忙，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千万别因为我而耽误工作。”很多年轻人便反对，说这老屋里也坐不下呀！便又有提议干脆上饭店，就去新开张的“新亚洲”大饭店包他几桌。那个晚上的议论很像我们的某些会议，各说各话，最后却没有任何明确的决议。接着便向朱先生问这问那，最后才弄明白朱先生在台湾退休前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务人员，虽然退休后生活安定吃穿不愁，但绝对不是那种能随随便便万儿八千往外掏钱的主儿，那些热烈地喊叔叔伯伯舅舅姨夫的人情绪便有些低落了。
朱先生在余福里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搬到饭店去了。这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抽水马桶，更不能像在台湾家里那样一天洗两个热水澡，朱先生不习惯了。
朱先生在饭店开了两个房间，把老姐姐也接了去住。第二天朱先生在饭店开了六桌饭，除了所有的亲戚以外，还请了很多老邻居。大家吃得十分热闹，一桌桌轮流向朱先生敬酒，朱先生吃得不多，但心里舒服。
一周之后朱先生要回台湾了，去机场送行的人比来时迎接的人要少多了。年龄最大的侄儿告诉朱先生其他人刚好今天都忙，有的厂里加班，有的参加培训班，有的有重要会议，有的岳母住院了，有的去进货了……朱先生摆摆手不让侄儿往下说，嘴里轻轻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忙，都忙。”接着让大侄儿打开了他的小手提箱，说：“我没有给你们带任何礼物来，也不知道带什么礼物合适。这里有点儿钱，不多，只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来的人一个人一份。你们自己去买点儿什么吧！买什么都行，只别把钱存起来。世界上最傻的人就是把钱存起来的人。”
于是送行的人每个人都拿了一个红包，有人偷偷地打开看了看，是200美元，按当时市场价，合两千多人民币。
小提箱里的红包没有发完，还剩下一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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