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需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总的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革命化规定了军队的性质与政治方向，是我军建设的首要问题；现代化规定了军队建设的时代内容和必须达到的发展水平，是我军建设的中心环节；正规化则规定了与革命化、现代化相适应的战斗力的组织形式与军事运行机制，是我军建设的重要保证。
1．必须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
要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关系军队建设的全局，决定军队发展的方向，历来都是军队革命化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大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论述揭示了人民军队性质的科学含义，对于军队革命化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首先，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军队是属于阶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军作为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缔造的武装力量，是执行党所赋予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在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的革命队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再三强调，军队要以党的宗旨为宗旨，党的目标为目标。
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自有国家以来，军队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说过：“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隶属于国家，其基本含义，指的就是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所发挥的职能作用，集中反映在为国家服务的问题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这支军队肩负的双重历史任务。
再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子弟兵；服务人民，是人民利益的扞卫者。除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军队没有也不允许有超越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因此，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我们这支军队的惟一宗旨和最高行动准则。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三者是完全一致的。三者的一致性，归根到底，是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上，也是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以，党领导下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要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之一。他从政治原则高度明确了党同军队的关系，多次强调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一再重申：“我们这支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他还强调说：“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我们国家之所以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我们这个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也是因为没有脱离党的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忘记这条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懂得，没有党的领导，便没有人民的军队，军队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是要把坚持党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同加强纪律建设结合起来；二是要大力加强军队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三是要求军队永远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定扞卫者；四是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一条。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确保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关键在于培养干部，选拔干部，让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手里。
2．我军建设必须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军队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来展开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邓小平军事发展观，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加强现代化建设。当前我军建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还不相适应。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主要任务是解决现代化问题。1978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军队建设时，就明确指出：“指导思想要解决现代化问题”。1981年9月，他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讲话时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军队现代化建设是我军全部工作的中心。这就是说，我军建设必须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军队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来展开。
首先，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是军队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和关键所在。实现军队建设现代化，人才是关键，没有一支现代化的军事人才队伍，要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就无从谈起。当今时代军事领域，许多国家纷纷把发展高技术作为兴国强军的战略重点。而发展高技术，关键是人才。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现代战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军要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抓紧培养军事人才。因此，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建设来讲，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所谓合格的现代化军事人才，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而且要有现代科技知识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武装，真正做到红与专的统一。
其次，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整个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在国防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当今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他还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是促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关键。武器装备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也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要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如若武器装备落后，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对抗能力不强，赢得胜利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要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是加速我军和整个国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之一。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十分关注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进展情况，多次明确指出，抓军队，不仅要抓编制，抓战略，而且要抓装备。江泽民也说，要集中力量把武器装备搞上去，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未来高技术防卫作战的重要条件。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增强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含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此外，军队现代化还包括后勤现代化，还要搞好编制体制，因为编制体制是实现人与武器有机结合的军事组织形式，是军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3．提高军队建设的正规化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有鉴于此，中央军委、毛泽东就把正规化建设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提上军队建设日程。1952年7月，毛泽东致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五统”、“四性”是对军队正规化建设内容的科学概括，至今仍然是我们进行正规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军队正规化要随着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也要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邓小平强调指出，解决新时期的军队正规化建设问题，必须同军事领域内的变革形势相适应，坚持用以条令条例为主体的法规制度规范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把建立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一个重点突出出来。
军队建设的正规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要实现军队建设法制化、治军要严、建立科学管理制度、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建立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等。这里着重阐述军队法规制度建设问题。
实现军队建设的法制化，是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法制化是衡量军队正规化水平的显着标志。一支军队正规化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其依法治军的程度如何。邓小平在总结我军和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正规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全局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依法治军，通过法制化、带动正规化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规划了正确的道路。他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是决定因素。解决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依法治军，只有依法治军，才能加强我军“三化”建设。依法治军，重要的前提是有法可依。邓小平提出，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要订出章程。他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一直把建章立制作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点工作，领导全军恢复、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依法治军方针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法制建设同国家法制建设相适应，相继制定一系列军事法律、军事法规和军事行政法规、军事规章和军事行政规章，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军事法规体系。有了法规、章程，还需要切实执行。事实上，军队正规化的过程，就是对指战员不断进行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使之自觉地贯彻条令条例和其他法规制度的过程。
二、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时培养干部，锻炼部队，主要靠战场考验，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处在相对和平时期，基本上不打仗，靠什么来锻炼部队，用什么来锻炼部队，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部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从教育训练着手”，“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还说：“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小平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为新时期军队教育训练指明了方向，对开创我军教育训练新局面，促进部队素质的提高和军队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军队的教育训练和作战，是军事实践的两种基本形式，是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两个主要环节。训练，特别是军事训练，是作战的基础。实施战略指导，如果不把用兵和练兵统筹起来，不从作战方面思考和解决部队训练问题，就是没有通观战争全局和整个军事行动过程，就不可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邓小平强调，在世界上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情况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从应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来看，教育训练问题，实际就是军事斗争的准备问题。没有这个准备，一旦战端一开，那就必然遭致失败，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因此，无论是从遏制战争还是从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来讲，教育训练本身都处在战略全局的一个关节点上。
邓小平提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从根本上说，是从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的使命出发提出来的，充分揭示了相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
1．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我军任务的变化，对军队素质和教育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客观效应：（1）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教育训练具有极为深远的“聚能”效应；（2）遏制战争的爆发，教育训练具有十分重要的威慑效应；（3）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教育训练具有极其现实的实战效应；（4）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教育训练具有无可否认的社会效应；（5）培养军事和建设人才，教育训练具有不可忽视的成才效应。总之，从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军队的教育训练是在新的战略环境下，为达到我军乃至国家战略目标所采取的重要战略手段。
2．教育训练是提高部队素质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主要是靠教育训练。须知，现代战争非常复杂，其形式变化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领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军事技术和技能的掌握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估计，目前正在研究的科学技术有90％以上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价值，高技术的发展将大大提高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加快更新换代的速度。未来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软科学的对抗，谁在这方面占有优势，谁就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战争正向着立体战、总体战、合同战方向发展，要求军事指挥员必须具有更高的指挥艺术。所以当今特别要重视加强诸军兵种的合成训练。实践告诉我们，现代战争，即使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往往都是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单凭哪一个军兵种都将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要形成整体作战能力，军种之间，兵种之间，仅仅依靠编成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编成只是合成的基础，编起来了，未必能够“合”得起来。解决这个“合”的问题，就要靠教育训练。合成训练是在单一军兵种训练基础上的合练，是整体性的协同训练方式，贴近实战，能体现出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是现代军事应用于训练的高级形式。邓小平强调要注意合成训练，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和指挥问题。此外，现代战争更加紧张激烈，对官兵素质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训练才能达到。所以说，教育训练是和平时期提高部队素质的主要途径。
3．加强教育训练是全面建设部队的需要
教育训练的战略意义，邓小平除了从战略环境的需要和教育训练的规律考虑之外，还看到了它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长远意义。通过教育训练提高官兵的素质，是在我军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尽快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措施。部队的战斗力组成有多种因素，但最基本的是人与武器装备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教育训练本质上是为了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技术技能等主观能动作用的，在促进人与武器的结合上具有独特的功能。目前，我军的武器装备虽然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军队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这种情况在今后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内，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邓小平充分估计到了这一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加速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其力量投向很大程度上要放在教育训练、提高军队素质上。这与改善武器装备相比，花钱少，收效大，便于充分发挥我军传统的人的因素的作用，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事实上，我军建设中许多工作都与教育训练密切相关。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我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其中的大多数要求都必须通过教育训练，从提高官兵的素质人手才能真正做到。所以说，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具有牵动全局和关系全局的重要作用，是和平时期一项经常性的中心工作。
三、注重质量建设，坚持科技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邓小平从现代战争要求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出发，提出了军队建设要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思想。他认为，只有把军队搞精干了，才能提高战斗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因此，要高度重视军队的质量建设。
1．注重质量建设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
军队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和质量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数量，质量再高，也不可能形成很强的总体战斗力；同样，如果质量很差，数量再多，战斗力也不会强。现代条件下，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构成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即人和武器装备在结构关系上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就是：军队员额的比重相对下降，武器装备的比重相对上升，战争强度随之大大加剧。因此，在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上，乃至在整个军事斗争的最终结局上，质量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邓小平指出，中国还穷，养兵不能太多；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养兵太少也会影响国家安全。因此，军队的数量与规模要控制在国家安全需要和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解决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只打数量上的主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提高效能水平。邓小平强调说：“质量问题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问题。”江泽民也说：“随着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和武器系统效能的空前提高，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显得愈来愈重要，愈来愈紧迫。军队质量在现代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加强质量建设作为实现我军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方针，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注重军队质量建设，要坚持四个原则，这就是：第一，要坚持“精兵”的原则。“精兵”，就是要把军队搞精干。一个是要压缩员额，再一个是要精简机关，还有一个就是全面提高官兵素质。从长远来说，重点是在提高官兵素质方面。第二，要坚持“利器”的原则。武器装备是军队质量建设的物质基础。要改进武器装备，我们要下决心搞出自己的、新的、顶用的东西。第三，要坚持“合成”的原则。一方面，要重视解决科学编成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和协同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合成”就没有整体水平。第四，要坚持“高效”的原则。从机关来讲，是要提高工作效率和指挥水平；对部队来说，就是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野战生存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归总起来，讲质量，就是要求军队具备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具备现代战争条件下所必须具有的整体效能和水平。
2．实施科技强军的战略
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关键，是实施科技强军的战略，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含量，增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因为在当前以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真正影响长远的，涉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大局的，是军队建设的科学技术含量问题。科学技术含量的高低，是衡量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军队战斗力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军队建设的科学技术含量，加速实现军队装备现代化，是邓小平根据当代军事斗争及其发展趋势提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更要立足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为贯彻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央军委明确提出，谋划军队建设的未来发展目标，要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军事意义，实行科技强军战略，逐步解决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问题。要改变那种单纯依靠增加兵员数量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维方式，彻底克服轻视科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错误倾向，把科技强军的思想观念牢固确立起来。近几年来，江泽民多次强调要贯彻科技强军战略，他说：“要依靠科技强军，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由此可见，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发展高科技，走科技强军之路，是加强我军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基本环节，是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重要保证。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中央军委确定的科技强军战略，就是在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在人的因素、物质因素、体制编制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等诸要素中，把科学技术置于关键性的位置上。换句话说，科学技术是增强我军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打现代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不能离开科学技术。从战争存在的那一天开始，人和武器就是形成战斗力的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科学技术在两个要素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作用的轻重却是大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讲，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到了今天，人类社会的战争史已经进入高技术兵器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武器装备中科学技术含量比先前的阶段不仅有了显着的增长，而且可以说有了质的飞跃。战争双方不再单纯地把能量释放规模作为战场拼搏的主要形式，而是强调把有限的能量有控制地精确地投射到打击目标上。武器已经具有智能化的高技术性能，战场空前扩大，作战空间高度立体化，消耗巨大，进程也大大加快。如果作战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时代差”，那么要想“以劣胜优”，就必定有更多的困难，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代价。在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利用掌握大量高技术兵器的优势，把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隐形飞机、激光武器、夜视器材和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军舰，以及侦察卫星等大量地应用于战场，使得伊拉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不得不以惨败而告终。事实表明，科学技术在今天的军事领域和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前所未有的，谁不正视这一点，谁就要在战争到来时陷入极大的被动局面。所以，江泽民告诫全军：“各级指挥员要刻苦学习高科技知识，掌握高科技技能，将来才能稳操胜券。”
第二，坚持科技强军，是解决新时期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提高我军战斗力的关键。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因此，随着当前世界性军事革命的兴起，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当今的世界上，通过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来增强国防和军事力量，是各个国家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基本途径。由于我们是个大国，又是个穷国，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底子都很薄弱；加之中间还被“左”的错误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问题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多次讲，同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比，我们军队和国防的整体建设水平仍然相对落后，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上还差很大一截。具体地讲，是官兵科学文化素质较差；部队武器装备水平较低；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所以，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全军，在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对手这个最基本的军事问题上，“从自己落后的方面去看看人家的，找一找差距，很有必要”。根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我军的现实情况，中央军委在80年代就明确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提高我军战斗力，必须坚持科技强军战略。
科技强军不仅要求改进武器装备，而且还包括科学的编制，科学的训练，科学的指挥，科学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全军上下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气，普及科学文化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注重从人员、装备和编成上全方位地增加科学技术含量。坚持科技强军的战略和方针，我军现代化建设必将开创新的局面，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3．实行精兵政策，进一步提高我军的质量水平
“兵贵于精，不贵于多”，是古今中外的治军之道。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各主要军事国家为了争夺21世纪的战略优势，普遍在规划“冷战后时期”的军队建设，越来越注重实行精兵政策，提高军队质量。特别是由于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构成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即人和武器装备在结构关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以数量优势弥补质量的思路，已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由此，许多发达国家的军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通过精简军队，提高质量，增强军事实力。例如，美军1969年至1974年，裁减兵员近140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压缩体制、编制。共撤销两个战区司令部，陆军撤销7个军级以上司令部，空军撤销两个集团军司令部、28个师级指挥机构，海军两洋舰队各6个司令部分别合并成了3个司令部，从而使战略空军、陆军防空司令部和海军系统司令部等兵种司令部军事人员减少38％。陆军器材司令部、海军器材司令部和空军后勤司令部等后勤支援司令部军事人员减少31％。日本一直坚持走富国强兵之路，各级指挥机构力求精干，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全军的作战和训练，编制仅为117人，其中军人83人，文职人员34人。鉴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我军的实际情况，在1980年3月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从面临更强大的对手来衡量我们战斗力的可靠性。“消肿”，精简军队，就是要把军队搞精干，利于提高战斗力。他说：“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了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开始了我军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伟大实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结合军队建设不断发展的实际，进一步坚持和拓展了这条道路。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郑重宣布，“在八十年代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五十万。”这一战略决策，对于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我军质量建设水平，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兵少不足卫，兵多则不胜其养。我国军队总员额是由国情、军情和国家的安全环境及综合国力决定的。江泽民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由于装备性能比较落后，机动能力比较低，军队需要保持一定的规模。但如果规模过大，又会影响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越来越频繁；新的武器系统造价越来越昂贵。据估算，目前的武器价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轰炸机是当时的200倍，战斗机是100倍，航空母舰是20倍，主战坦克是15倍，操作人员的培训费用也在大幅度增加。因此，即使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既维持军队的庞大规模，又保持其质量的快速提高。要使我军建设的数量和规模与国家的安全需要和国力所允许的能力相适应，与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相适应，与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反侵略战争要求相适应，必须实行精兵政策。这是我军建设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就是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通过结构的优化组合，使军队规模更加精干，编组结构更加科学，指挥系统更加高效，诸军兵种合成进一步加强，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更加提高。一是精简人员，压缩部队规模。目前我军规模仍然偏大，国防费的开支中生活费占的比重过大。裁减军队员额50万，将更有利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二是减少层次，逐步改革指挥体制。适应高技术战争的要求，军队指挥层次将逐步由纵长“树”状结构转变为扁平“网”状结构，以达到信息传递快，保密性能好，抗干扰能力强，生存率高的要求。三是加强合成，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与协同。未来的信息战争主要是联合作战。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C3I系统，将使传统的陆海空战场连成一个统一的作战空间。这种趋势要求我们更重视诸军兵种的合成，打破军兵种界限，逐步向一体化部队过渡。四是搞好应急机动部队建设，提高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能力。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搞好应急部队建设，是加速我军质量建设的有效途径。它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有利于探索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为军队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示范和引导。
四、治军要严，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治军要严，是邓小平对军队建设的一贯要求，也是他为我军正规化建设确立的基本指导方针。邓小平还要求军队保持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这一思想，针对新时期我军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治军要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一系列具体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我军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
1．治军要严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
军队建设越发展，治军越要严格。治军要严，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建军原则，也是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必须始终贯彻的一条重要方针。邓小平在领导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实践中，反复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关键是要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必须突出一个“严”字，把“严格要求”贯彻到部队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指出：“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整顿，一定要从严。”并将这方面的思想概括为四个字，即“治军要严”。这一概括，总结了古今中外的治军经验，深刻阐明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首先，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治军之道的精华所在。在古今中外军事思想宝库中，极具普遍意义的是从严治军思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兵书的《孙子兵法》就十分强调严治军队，以严取胜。孙武还明确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把从严治军列为军队将领的必备条件之一。与孙武齐名的另一位着名军事家吴起认为，兵不在众寡，以治取胜，强调从严治军乃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国外资产阶级军队虽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都强调从严治军。二次大战中号称“血胆将军”的美军将领巴顿，以严整的军容和高昂的士气打败了德军名将隆美尔，扭转了北非战局。在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的今天，西方国家更加重视严格治理军队。一是严格军事训练。二是严格管理。三是严格军规军纪。坚持军法从严，违法必究。总之，严治出精兵，严治出强军，严是军旅生活的主旋律，是制约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军队发展程度愈高，愈需要通过从严治军提高军队的正规化水平和战斗力。这是军队建设漫长历史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
其次，治军要严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内在需要。邓小平通过分析研究古今中外的治军经验和我军建设的现实要求，认为从严治军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内在规律之一。军队正规化建设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遍及军事、政治、后勤等诸多领域。尽管不同领域和特定的局部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要求，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局部都有共同的规律性要求，这就是必须用严密的制度、严肃的章程和严格的纪律对其进行严格的约束和规范。可以说，在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中，从严是共同的本质要求。离开了这一点，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就无法有效地正常运行。着眼于提高战斗力，是邓小平关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要提高战斗力，就必须从严治军。因为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就能将单个力量有机地联合起来，生成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治军要严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光荣传统。我军素有从严治军的光荣传统。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我军牢记自己的宗旨，不辱肩负的使命，形成了严密的制度、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而饮誉中外。这是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可以说“军令如山重，纪律似铁坚”，这首红军时期流行的歌谣，是我军从严治军的生动写照，并伴随着我军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邓小平关于治军要严的思想，正是对我军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第四，治军要严是新形势下加强军队建设的迫切要求。在新时期，由于军队建设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使得从严治军不仅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紧迫性。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随着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容易使官兵淡化职能意识，滋长和平麻痹思想，产生松散问题。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无不影响官兵，毒害军队肌体。再者，现代战争对部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以及作风、纪律和军事技能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尤其需要坚持和贯彻从严治军的方针。否则，我军就难以经得起和平环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很可能被麻痹、松散思想以及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所瓦解，也就难以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2．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军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和克敌制胜的法宝。它包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关心群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公道正派，廉洁奉公；尊干爱兵，拥政爱民；雷厉风行，英勇顽强；等等。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部队是有传统的，传统好坏很重要。”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好的传统和作风，是我们的传家法宝，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治党治军的锐利武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坚持这些好的传统与作风，就是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就是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所以，江泽民强调说：“丢掉了这些优良传统，我军就会变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情况变化而贬低甚至否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非常错误的。江泽民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反复强调要大力加强我军的作风建设，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要发扬邓小平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艰苦奋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积极进取；要确立实事求是，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思想作风，真抓实干，大胆创新，各项工作都在抓落实上狠下功夫；要坚持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和爱护士兵，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谦虚谨慎，廉洁奉公，永葆人民军队的本色。但是，由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任务和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使优良传统在新的实践中获得发展。只有这样，我军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加强国防建设，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我国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加强国防建设，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就不能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防建设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国防建设只能加强，而绝不能削弱；只能发展，而不能停滞。然而，国防建设决不单纯是军队的事情，而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业，要靠党的各级组织、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国防和军队建设，关系国家安危，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党的事业，全国各族人民的事业。因此，必须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在国家财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
1．依靠人民建设国防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方针和原则
当代中国的国防事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走的是依靠全国人民建设人民国防的道路。中国的特点是国大人多，经济力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靠人民建设国防是必然的和惟一的正确选择。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的威力所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仍然要沿着毛泽东开创的道路前进，仍然要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国防，本质上就是人民的国防。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依靠人民建设国防，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和方针。当然，要真正落实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这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国防观念是国防建设的社会思想基础。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淡化国防观念，甚至产生和平麻痹思想。如果不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就不可能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也就不可能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新时期的国防教育，其实质和中心内容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教育，是在全体人民中唤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的教育。新时期的全民国防教育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全民国防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健全国防教育领导体制；必须把国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必须形成国防教育的法制环境；必须建立国家、军队、社会、学校和家庭“五位一体”的国防教育网络。
其次，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要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综合国力要强，应付战争的潜力雄厚；再一个条件是战争动员要快，能迅速从和平时期转入战争状态，最大限度地把已经具备的战争潜力转化为投入战争的军事力量。建立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是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贯彻这个原则，必须把战争动员纳入国民经济和后备力量建设之中。要在加强动员立法工作、健全动员领导体制的基础上，统筹规划，从武装力量、国民经济、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医疗卫生、城市防空以及全民政治动员等方方面面，逐步建立和健全动员机制，不断提高国防建设的整体效能和水平。一旦战争发生，保证国家可以迅速动员全民族和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去。
再次，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还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现代国防是整体国防，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和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是现代国防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提出，在武装力量建设上，要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常备军和后备力量是构成现代国防的基本要素。常备军是骨干，后备力量是基础，只有常备军而没有后备力量的国防是不完整的国防。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边境线和海防线长、周边情况复杂的大国来说，在常备军减少的情况下，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的国防后备力量，一个是民兵，再一个是预备役部队。1978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要提到战略地位。80年代初期，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个好办法。可以寓兵于民，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新时期民兵、预备役工作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适应国防建设需要，贯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方针，要坚持劳武结合，把发展生产力与提高战斗力统一起来。江泽民说：“预备役部队和民兵要保持适度规模，优化结构，提高快速动员能力和训练水平，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部门十分重视抓好民兵建设，抓好预备役部队建设。建立预备役部队，是全民办国防的根本方针得到落实的具体体现，标志着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基础，是我们过去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法宝，也是我们与任何强敌相比永远具备的最大优势。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他还说：“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我们不会去侵略人家。敌人要打进来，中国的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邓小平的论述告诉我们，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人民战争仍然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在现代条件下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呢？这主要是由于：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毛泽东反复阐明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等观点，不仅具体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事实上，我党我军有实行人民战争战略的光荣传统，有着丰富的实行人民战争的经验，也有丰富的建设“三结合”武装力量适合打人民战争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为我们取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有的同志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已经非常先进，尤其是大量高技术兵器的出现，人民战争已经不适用了。确实，当前由于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以海湾战争为例，高技术战争显示出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例如，作战手段的高度现代化，综合运用火力战、电子战和心理战；在火力战中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实施独立的空中战役，打乱敌指挥系统，袭击敌重兵集团，并极大地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掌握制空权，空中机动与地面突击紧密配合，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实施空地海一体的全方位大纵深立体进攻；以高效的侦察、通信和指挥系统，协调各种作战；组织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等等。但是，这种看起来惊心动魄的高技术战争，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外在形式，只能影响战争的进程，但不能改变战争的性质，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本质和基本规律。这是因为：（1）高技术战争的实质，仍然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说过：“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现代战争，包括高技术战争在内，虽然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阶级、集团、民族、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以暴力手段施行政治的继续。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几场现代战争，没有一场战争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政治性，决定了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仍然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区别。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仍然是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民战争从根本上讲，是由我们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决定的。今后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就具有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2）在高技术条件下，人与武器的关系没有变，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不是物。战争是诸种力量要素的凝聚和释放，在构成军队战斗力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决定因素。现代战争既是高新技术的对抗，也是人力、人心和士气的较量。从历史上看，每当一种新式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总有人夸大其作用，宣扬“技术制胜”。而战争实践总是一再证明，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几件新式武器，而是觉悟高、素质好的人。还应该看到，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由于高度机械化和电子化、指挥自动化、智能化，使战争的突然性加大，战争将更加广泛、更加残酷，这更加强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空前复杂的战争机器需要人去研究、制造和使用，需要人去组织、管理和指挥；战争的广泛性和立体性，需要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战斗；战争的残酷性，需要参加战争的人们具有更高的觉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由于我国是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加之我们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在这些方面，显然我们占有巨大的优势。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即使是在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对这一点，美国60年代的国防部长、发动侵越战争的决策者之一麦克纳马拉，后来在他的着作《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曾坦诚地承认，美国应该接受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第二，坚持人民战争，是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同时它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拥有的真正优势和力量所在。在现代条件下我国之所以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主要是：（1）是由我国的阶级属性和社会性质决定的。（2）是由现阶段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决定的。（3）是由我国军事战略和国防战略的性质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内政、外交政策决定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进行侵略扩张，不会搞霸权主义。我国的军事战略只能是自卫性质的，是防御的，我们没有必要也绝不可以挑起战争。当然，这种防御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积极防御。1980年10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要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宣传、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路线和指导方针。
第三，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要把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点放在现有武器装备上，“总是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因此，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经济是国防的基础，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科技力量还不够强大，不仅与超级大国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比较明显。所以，我国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建设，我军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地位还不可能在二三十年内得到根本改变。对此，党中央、中央军委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80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人家是优势装备，我们是劣势装备……要是打仗还只能立足于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立足于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这个基础上。”“我们总是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况且我军有以劣胜优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经验。
应该坚信，在高科技条件下，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继承和发扬以劣胜优的光荣传统，完全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打败任何敢于来犯的侵略者。这样说的根据在于：
第一，我们所进行的是扞卫祖国领土、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而敌人入侵我国，则属不义之师，失道寡助。
第二，我军的武器装备从总体上说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并不是所有武器装备都落后。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经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钢铁、煤碳、铜、石油等战略物资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导弹和科技工业体系。我国掌握和运用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能够自行设计制造飞机、舰艇、电子设备、火炮、导弹、核武器及航天设备，有效地增加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现在，我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先进的运载工具，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撒手锏”，战争到来时使用得当，照样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压倒敌人的优势。
第三，高技术武器尽管威力强大，但并非万能。武器不论如何先进，总是有局限性的。高技术武器虽有许多“特异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结构复杂、联系环节多、易受干扰、造价昂贵、保障困难等“先天不足”。传统兵器虽然在射程、精度、机动性能和自动化水平上远不及高技术兵器，却具有操作简便、易于部署、独立作战能力强、不易受电子干扰、造价低廉和便于保障等优点。传统兵器的这些优点与高技术兵器的“先天不足”相比，无疑也是优势，在高技术战场上只要使用得当，也会发挥出高技术兵器“力所不及”的作用。越南抗美战争初期，越军的防空武器主要是高炮和高射机枪，防空作战收效甚微。战争中、后期越军装备了地空导弹，使美军作战飞机不得不降低高度从低空、超低空进入，这就为发挥高射武器的潜能创造了条件。据统计，在越南战争中，越军地面防空火力击落美军飞机4033架，占美机损失总数的97．7％，其中只有150架是地空导弹击落的。然而，越军地空导弹尽管只击落了极少部分美机，但它却给高射武器充分发挥自己的效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种情况表明，高技术武器装备不是无懈可击的，普通兵器在高技术装备面前也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我们找准敌人的薄弱环节，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就有可能制敌于死地。对于这种效果，连高技术装备堪称世界之最的美国国防部在致国会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的进步即使它们强大，同时也是它们的弱点所在，它们有许多脆弱的高技术设备与设施。当其关节点被摧毁时，这类系统就会立即失灵，并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我国人多地大，这是打赢人民战争的得天独厚的客观环境。中外战争史表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形复杂的国家，战争潜力更大，更能经受战争时间久、规模大、破坏严重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经济力、军事力和科技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加之地方大、人口多、有耐力，霸权主义若要进攻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是不行的。即使如此，也只能占领中国的部分地区和一些点和线，即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余的广大领土，即大片地区它无法占领。因为敌战线拉得越长，兵力就越分散，后勤保障和供应就越困难，被我各个击破的机会就越多。1981年5月，邓小平曾以苏联入侵阿富汗终遭失败为例说：“并不是有了最先进的现代化装备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这样的。最新的例子就是阿富汗。苏联在阿富汗有十万的最现代化的军队，但是也消灭不了游击队。中国总比阿富汗强一点，人口比它多几十倍，地方也大几十倍，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打法，我们有我们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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