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是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是一个统一整体的大系统，世界各国都是这一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或子系统，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辩证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全球人力资源第一大国，它在全球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的发展，也就无所谓全球发展。中国的发展既是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必然对全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中国在历史上曾对全球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为全球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八千年前，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用石器、木器等简单的工具创造了比较发达的原始文明。钱塘江口的河姆渡遗址和西安的半坡遗址表明，中国人民在当时已开始了从原始采集经济走向种植经济，在世界上率先开始了农业生产。从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史来看，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采集经济、种植（养殖）经济和制造经济。在近代以制造为主导之前，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古代世界的文明进步都是以农业的进步为前提的。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勤劳、勇敢、务实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千年中，中国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走在世界历史的最前列。
勤劳的中国人民不仅很早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很早就创造了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业。古代中国在许多农作物的培植和耕作技术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公元前2世纪我国便开始种植茶树，公元7世纪蚕桑业已十分发达。长期作为手工业主要产品的丝织品和瓷器，是我国闻名于世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早在公元7世纪，我国的丝织品就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古罗马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的转音。公元10世纪，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至今英文中的瓷器也称作china，以瓷器来象征中国。中国的工艺品，不论是玉雕、漆雕，还是缂丝、景泰蓝等，无一不是精美绝伦，巧夺天工。
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古代天文、数学和历法亦不断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公元前6世纪，我国便有世界最早的关于哈雷慧星的记录，这比英国人哈雷1682年测出这颗彗星运行周期几乎早了两千年。公元前4世纪我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天仪器——浑天仪。公元前3世纪便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星表。东汉时的天文学家张衡将浑天仪与漏壶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准确地表示出天象的演变，他在公元132年制造的候风地动仪，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检测仪器。在数学方面，中国人运用十进位制计数法领先于欧洲两千年；南北朝时的祖冲之把圆周率值推算到小数点后的第七位，较之欧洲人达到同样水平早了一千年。在历法方面，秦朝使用的颛顼历，西汉的太初历均以一年为365．25天，比罗马帝国的儒略力要早约二百年。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以一年为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相差26秒，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古代中国，令世界瞩目的最伟大的人工建筑有万里长城、大运河和坎儿井。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横跨北国七个省，全长为6700公里，自秦朝之前就开始修建，是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各民族人民智慧和辛勤劳动共同创造的历史丰碑。从隋朝时期就已基本定型的大运河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总长1794公里，成为铁路出现以前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新疆的坎儿井，起源于汉代的“井渠”，是利用浅层地下水或山脉积雪融化的水进行自流灌渠的一种地下暗渠，它包括竖井和暗渠两部分。从新疆的哈密到吐鲁番，坎儿井引水渠总长达1000余公里，工程浩大。坎儿井具有不需提水工具、流量稳定、减少蒸发损失和防风沙侵蚀等优点，平均每井可灌250亩至500亩（1亩=666．7平方米）地，是干旱地区农业灌溉的伟大创举。坎儿井对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长城、大运河和坎儿井凝结着中国人民的血汗和生命，体现了中国人民超众的智慧和强大的创造力。
在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过许多举世闻名的创造和发展，中国的冶炼铸造技术长期在世界领先。中国古代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从公元前直到15世纪末，在世界最重要的298项发明或发现中，中国即有173项，占58％。英国着名科技发展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古代的中国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春秋时代的诗经、战国时代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时代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更是异彩缤纷，璀璨夺目。其他如在音乐、舞蹈、绘画和书法等领域，也都有过具有民族特色的重大贡献，给人类文化宝库增添着光彩。
客观的历史事实表明，从远古时代到踏入近代之前，无论是农业和手工业，还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中国都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中世纪，中国创造了封建社会最强大、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展示了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征服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巨大能力和超众智慧。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成果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曾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有些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正进入一个高度交往的新全球化时代。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作为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离不开全球性的普遍交往。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两篇论着中，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的转变”的命题阐述了全球化趋势。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系统的基本特征和总趋势。邓小平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交往越来越普遍频繁，全球发展正逐步呈现出信息网络化和整体系统化的趋势，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与这种客观变化的形势相适应，必须从封闭保守转向开放创新。他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总结了我国近代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训，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强调中国要发展只能开放，不能封闭。他指出：“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明鉴，中国的发展“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在新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较快的发展，一步也离不开全球性的普遍交往。邓小平洞察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从中找出我国与之的差距，不无忧虑地说：“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的，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纵观世界，凡是发展较快或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无一不是开放创新之国。邓小平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和发展态势，深刻地指出：“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3．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必然对全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1世纪末，中国人口已达12．5亿，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数量是人力资源的前提。自从1981年哈佛商学院第一次创设了《人力资源管理（humanresourcemanagement，HRM）》课程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管理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新兴分支学科，人们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源在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人才资源。邓小平一向注重人的作用，尤其是人才的作用。他指出：“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1977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尤其是他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战略高度揭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国家发展规律。他在1985年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目前人才资源相对贫乏。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不断实施，中国一旦成为一个人才资源大国，中国的发展将实现一个飞跃，而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的腾飞，无疑对世界的发展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而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事实上，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发展不均衡，霸权主义一意孤行，势必引发战争，甚至爆发大规模战争，破坏世界和平。和平遭到破坏，人类沉浸于战争的苦难之中，就根本谈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维护世界和平，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促进共同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邓小平指出：从政治角度讲，“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之所以说中国的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主张维护世界和平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宗旨和原则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其根本任务的。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讲了一段发人深省、非常辩证的话，他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着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的大国，但目前尚又是一个经济上的小国，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就更为显着了。中国越发展、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这是肯定无疑的。正如江泽民所说：“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坚决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发展既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保证。
二、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一小步
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其着眼点既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客观实际，又着眼于未来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邓小平始终认为，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仅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一小步，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并强调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全球发展的背景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历程中不断反思并勇往直前。
1．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全球正在进入信息社会
步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气息越来越浓厚。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迈进。
高新技术的发展召唤着知识经济的降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一些对人类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技术，如核裂变反应堆技术、半导体技术和第一代计算机技术等，这些被称为“新技术”，随之出现了“新技术革命”。但当时这些技术和科学还是基本分离的，到70年代又一批新技术的涌现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原有界限已不再明确存在，至80年代这批新技术被称为“高技术”，由于高技术具有科学和技术高度融合的特性，又被称为“高科技”，高科技推动人类时代变革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其高科技产业化。当今高科技产业化已成为时代的浪潮，今天世界各国的竞争已成为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高科技产业冲击着传统的产业结构，并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所在。1997年，信息高科技产业已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出口总值已接近商品总值的40％，世界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1991年，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为支柱的知识经济已是呼之欲出。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高科技产业化的浪潮席卷西方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传统工业部门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比重日渐下降，一种新的未来经济已进入人们的视野。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一些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分别对未来经济和未来社会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强调了知识在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1982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首先提出“信息经济”，以新型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命名这种经济。英国福莱斯特1986年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的“高技术经济”，准确地以新型经济的产业支柱群体命名未来经济。中国学者吴季松1992年则提出“智力经济”概念，指出未来经济是由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支配的经济等等。综合了种种概念和新经济特点，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说法，明确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性质。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界定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并第一次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测度。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采用“知识经济”来称谓美国《商业周刊》所提出的“新经济”概念。从学者首先提出到国际权威的认同并明确下了定义，再到国家领导人接受，“知识经济”已为全球大多数人所接受，未来新的经济被正式命名为“知识经济”。随之而来的未来社会则被称为“信息社会”。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它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通过知识、智力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而不依赖现已日益短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不仅如此，知识经济通过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开发来创造新的资源财富，逐步代替工业经济依为命脉的、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例如信息科技的计算机芯片来自石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的受控热核聚变原料来自水中的氢。知识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未来带来光明前景。在知识经济中对人才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占有远比工业经济对自然资源一石油、煤炭等的占有更为重要，在新的时代中，国家如果不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或者不用高科技产业改造工业经济中的传统产业部门，就很容易受到知识经济的冲击，这也是东南亚近年来出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事实证明，谁在高科技领域中落后，谁就会陷入全面的被动。
知识经济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本原因就在于：高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高技术产业以高科技为其最重要的资源依托。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分类，“高科技”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与管理科学（软科学）技术。高科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传统工业技术的简单创新，注入了一些高技术的传统技术并不就是高技术。只有当高技术成分大大提高，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在高科技超过总技术贡献率的70％时，传统技术才可认作为已被创新为高技术。
知识经济的兴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将成为当代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知识经济的兴起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等这些外延扩大因素的密集程度，因而是一种粗放型经营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即投入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方面的增长都会使收益递减。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及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经济发展的状况，取决于科学、技术、管理等集约因素的密集、转化程度和诸因素的最佳配置和组合，取决于人力资源效能的充分发挥和创新能力的充分显示，所以知识经济是一种集约型经营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技术和知识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增长。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当今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自然资源消耗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连续8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各项经济指标表现良好，呈现高经济增长率、高出口率、高企业盈利率，低失业率、低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的良好态势，这其中与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了《为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的报告，这份报告在总结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后指出，“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长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这也从客观事实上，论证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并从一个方面表明，邓小平发展观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相呼应的。
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原有的生产力要素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首先，知识经济的兴起促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从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体力型”转化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型”，高科技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那些掌握高科技知识，具有创新开拓能力的高科技人才，成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最终命运。其次，在高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人的智能在生产工具中得以进一步延伸，人类生产越来越多地依赖智能型机器。建立在新科技革命基础上的知识经济，将使未来智能型机器运用到越来越广阔的一切领域。再次，知识经济的兴起将使人类社会发展逐渐摆脱自然资源的羁绊，人类运用新的科技将创造出大量新型的人工合成材料，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将被广泛地用到各个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中去，大量渗透高新科技的新产品将不断涌现。
知识经济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时所形成的新发展观。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两个纲领性文件《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在此可持续发展观被明确定为三个命题和两重关系。三个命题：一是人类的发展不能削弱自然界多样性生存的能力；二是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三是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可能性。两重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可持续发展观与知识经济时代密不可分。可持续发展将使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可持续发展将保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证良好的生产与生活环境，使人类社会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知识经济促使人们形成一种人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新的发展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发展观将经济发展作为惟一目标选择，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为追求经济的发展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观强调在追求人类自身价值的同时，尊重自然界和环境的价值；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注意解决好保护补偿的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它促使人们形成一种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全方位的开放意识。当代新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世界经济国际化，经济活动全球化、一体化的局面，知识经济的兴起正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依托，用计算机网络将世界联为一体，通过计算机网络人们可以任意获取、输送、筛选所需要的信息，并突破国界的限制在计算机网络上漫游，从而使人们彻底突破原有的、潜在的僵化封闭、半封闭意识，确立一种全新的开放意识。另一方面，知识经济促使人们的创新意识大大增强，知识经济的动力就在于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发展，否则随时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此外，知识经济的兴起，促使各国政府和公众教育、科技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包括企业间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知识的差距，没有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个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直接涉及到该民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能力，教育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现在，而且关系到它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21世纪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教育、知识的竞争。同时，知识经济促使人们的资源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已成为重要资源，社会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有效信息的吸收、处理、运用能力。它促使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迅速升值，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高报酬的机会大大增加，知识强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都对人们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
知识经济的兴起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社会的整合。知识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知识经济依靠无形资产的投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依靠世界经济一体化。从世界角度而言，知识经济的兴起将进一步加速全球的多极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在自然资源消耗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持续增长，世界大市场是主要因素之一。新技术革命开辟了十分广阔的新技术产业领域，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开发及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发挥后来者居上的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世界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知识经济的开放特性要求国家之间在各自拥有优势技术的领域，实行相互合作，以达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寻求共同的发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的前提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技术垄断，更不可能脱离世界体系而单独获得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的历史大背景，离不开知识经济时代。
2．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是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飞跃
邓小平在1987年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当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也就是中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之时。然而，这只是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飞跃，它仅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一小步。中国的发展不仅是要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而且是要完成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飞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是对工业社会以后未来社会发展类型的统称。“后工业社会”首先由美国着名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于1995年提出，其影响迅速扩大，逐渐为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接受。有些学者用来描绘未来社会虽有不同，如阿尔文·托夫勒把未来社会称为“超工业社会”，阿米泰·艾特齐奥尼称为“后现代化社会”等。但其思想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分析和探讨基础上的。
18世纪中叶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机器制造取代手工生产，以此为标志使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时代。经过200多年蓬勃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工业文明发展已达到顶峰。一方面由于人类知识的不断扩展，人们将越来越广阔的自然领域纳入自己的改造对象，大量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为人类社会开创前所未有的丰富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牢牢确立了人对自然的主导地位，人对物的追求在工业社会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对物的追求，过于强调对自然的征服而不是和谐，人类在取得物质成就的同时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对自然的破坏性开采造成自然资源日益匮乏，工业的发展带来全球性的污染已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口的城市化带来诸多问题等等，促使人们去反思工业社会的“工业病”，促使人们去探讨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方对未来抱悲观态度，在《增长的极限》一文中，他们分析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灾难性后果。虽然当时西方国家开始掀起第四次产业革命，但罗马俱乐部对新技术的出现会给人类带来福音还是灾难持保留态度。他们提出“零增长社会”以求保持经济稳定与生态平衡。不同于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论点，大多数未来学家对未来社会抱以乐观情绪。就像人类社会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农业时代一样，人类的发展势必将超出工业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兼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Naisbitt）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认为美国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卡恩（HermanKahn）等人在《未来两百年的探测》一书中，就世界某些主要经济问题提出不同于罗马俱乐部报告的乐观前景，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后工业社会是对工业社会后社会类型的统称。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进行时间准确的预言，而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绘，是根据出现的一些特征所作出的一种假定，并以此估计几十年后的社会现实。”因此它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人们不可能对它作出准确性的描述和详尽的分析，并明确其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人把信息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在一些后工业化国家内，信息已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知识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人们把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看作是后工业社会的同义词。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的预测的一项探索》的序言中，指出他们之所以采用“后工业”这个词，其原因在于：第一，在于强调这些变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第二，在于着重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但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技术是所有其他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它不可能把一个社会观念描绘穷尽。“每一个概念图式都是各种特征中遴选某些特征的棱镜，以便突出社会变迁”。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图式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大多数未来学家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都是通过同前工业社会（或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比较得出的。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人类迄今经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它们分别是三次浪潮的结果。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是第一次浪潮，即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各民族文明虽然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在骨子里基本相似。他们都是以土地为其经济、生活、文化、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他们的生活都围绕着村落。他们分工简单，阶级少而界限森严：贵族、神父、武士和奴隶。他们的政权强硬而权威。他们都是以个人的出身决定一生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经济都是分散的，因此每个群居之处，都是自足的。
产业革命的雷声震憾了世界，从而把人类送入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第二次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势，超越了旧文明，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托夫勒对工业社会特征作了高度概括，他认为工业社会的运行遵循六个相互联系的原则，这一套原则贯穿在工业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并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1）标准化原则。按照相同的标准工业社会生产出千千万万同样的产品，实行着大批量生产。不仅如此，在整个社会中，标准化原则被应用到许多其他事情上，诸如劳动过程、雇用办法、实行单一的标准货币、语言、大众传媒甚至劳动者都有统一模式，因为工业社会的思想家们，明确地坚信标准化原则，把千差万别的东西尽可能趋向于统一。
（2）专业化原则。托夫勒认为工业社会加速了劳动的分工，以只攻一门埋头业务的专家和工人替代了安逸自在、多面手的农民。工业社会的人们深信专业化可使工作能以较少的劳动时间获取较大的劳动成果。因此泰勒式的把人看作为“物化的人”的管理在工业社会被推崇备至，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谴责高度专业化的重复劳动带来的是工人的非人性化劳动，但随着工业社会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实行专业化的部门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职业集团，甚至政治鼓动也包括在专门职业之中，专业化在工业社会中被看作“文明的原动力”。托夫勒认为：“标准化和专业化像两个巨人，携手并肩前进”。
（3）同步化原则。在工业社会中，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要随着机器转动的节奏而进行，并且要求非常精密的同步，机器成了生产过程中的最高权威。在工业文明中，人们从小就培养要有时间观念。因为在工业中不单单是劳动生产同步化，而且社会生活也由钟点支配，人们被称为“钟点动物”，因为他们通常按照同一时间起床、吃饭、上学、放学、劳动、休息等等，人完全为时钟所支配，某一职业的人群成为同步化的职业人群。
（4）集体化原则。工业社会中，能源集中使用。然而又远远不止于能源的集中，它包括着人口的集中，由分散的农村集中到城市（城市化过程），由城市各个角落集中到工厂，甚至犯人被集中到监狱，疯子被集中到疯人院等等，这种集中现象也表现在资本的集中过程中，并由此出现了垄断资本。不论在能源、人口、劳动、教育、以及各种经济组织中，第二次浪潮文明的集中化原则，“深深地渗透在各个方面”。
（5）好大狂原则。在工业社会中“大”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由于求“大”，导致了许多政府、企业、公司和其他组织形成一种要求不断地扩大的观念，人们喜欢实行大规模工业化，强调规模效应。这种极度对“大”的追求，甚至不顾破坏生态环境和造成社会危害。
（6）集权化原则。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发展了中央集权化。中央集权化成了第二次浪潮各国先进的精致的企业管理方法，第二次浪潮也鼓励了在政治上的中央高度集权，这成为发展经济实力之所必需。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这六条原则都是从生产与消费的分裂和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六条原则组成了带有第二次浪潮文明特色的标记。在今天，条条原则都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把人类社会推向后工业社会。如果说阿尔文·托夫勒仅是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可能状态，丹尼尔·贝尔则主要是对后工业社会进行总体的把握和预测。
丹尼尔·贝尔认为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里，绝大多数劳动者从事于采掘和提取自然资源工业。诸如矿业、渔业、林业、农业等。人们的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所以生产率低下，经济被自然界的具体变化和世界经济中原料价格所左右。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单纯用体力进行劳动。生活的节奏是由偶然事件所形成的。人对时间的感觉是一种持续性的，是长的瞬间之于短的瞬间的感觉。在前工业社会中，虽然服务行业（如家庭仆役）的就业比重很高，但范围仅属于个人服务或家庭服务。“前工业社会”是按照日常活动与政权的统治方式所构成的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商品生产的社会，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进行竞争。世界成为技术的和合理化的世界。在这个社会中，机器处于主导地位，生活节奏决定于机器的节奏，人为机器所左右。由于机器代替了体力，提供了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动力。过去的手工业界，这也是一个有组织的世界——等级森严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日渐冷淡，人成了“单向度的人”，活动的单位是人，社会“是个人决定的总和”。这些决定是最终由市场所记录的种种需求而汇总起来的。工业社会造就了人们生活冷酷无情的特性，然而基本的技术方面的特点依然存在。
丹尼尔·贝尔从五个方面说明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图式。一是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它是人与人的竞争。二是在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白领工人的比例超过总人数的50％。三是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以财产关系为中轴，当前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以技术为中轴，则中国尚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而美国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阶段。四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有效控制，尤其是避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五是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用规则系统（解决问题的规则）来替代直观的判断，使多元化社会“井然有序”。
纵观托夫勒和贝尔以及大多数未来学家对后工业社会种种设想，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他们无一例外地谈到知识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正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刚刚兴起之时出现的，人类从知识、技术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取得了空前的物质成就。知识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转型。知识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知识对政府决策、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目光敏锐、思维活跃的未来学家们设想人类下一阶段是后工业社会，而无一例外都把知识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知识成了未来社会的支柱，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因此后工业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也是建立在对工业社会批判基础之上的，但他不仅仅立足于技术层面，而是用唯物史观论述社会演进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了顶峰，那么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由于出发点不同，当代未来学家们主要以技术、知识的发展为主要指标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出发点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同三分法相对应，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应属于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工业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归属于后工业社会范畴。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实际上也仅仅是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飞跃，这相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讲，只能是完成了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因此，无论是从实现共产主义角度，还是从后工业社会角度，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只能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一小步。
三、中国的发展要遵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规律
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它既必须与全球发展的后现代氛围相适应，又必须从中国尚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历史时期这一具体国情出发。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发展无法超越现代化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发展的主线是工业文明，它必须遵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规律。
1．以史为鉴，历史必然要对现实发生作用
中国发展的现有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明，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尚处于相对不发达阶段。这个不发达阶段，从历史上来看，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并且中国的人口众多，相对而言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较少（参见表11-1）。
历史的不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加了难度，历史不是过去了就算了，它必然要对现实发生作用。邓小平认为，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于1979年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条件之一，它必然要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发生重大的影响。
2．现代化起点不同，其过程、结果亦不同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或者说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由于现代化的起始条件不同，其过程、结果亦必然不同。
邓小平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这就表明，实现现代化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和无产阶级的现代化。西方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第一批先行者，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从历史上看现代化与西方化确实有一定的重合。现代化是西方首先出现的，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从当今世界态势来看，现代化国家即发达国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了发达国家的代称，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代称，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在邓小平看来，西方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实现方式，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化事业，正如同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一样，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样一个取代过程，同样反映着新生事物战胜旧事物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是一种广义上的现代化过程。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封建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是不一致的。这些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民族经济，实现从小农生产方式向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现代化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进程，不同的民主政治、不同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文化传统，其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结果也必然不尽相同。
3．钉子原理——在不断弥补起点条件不足过程中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后现代氛围中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究竟以现代化（工业文明）还是以后现代（后工业文明）为直接的赶超目标？这就出现两种相持不下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工业化、现代化为轴心的渐进式发展思路，理论依据当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三步走”战略论。然而到21世纪中叶，即便实现了人均GDP5000美元，达到现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从全球发展结构来看，由于那时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后工业文明的中后期，因此我国发展水平依然是处于全球性结构的边缘极，依然无法摆脱被中心控制的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然难以实现。而且，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在发达国家早有显现，我们应当可以避免。于是有人提出“超越现代化卡夫丁峡谷”论，认为应当以后现代化为轴心，以中国特色与多元化理论为依据，强调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格局，抢抓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机遇，以高科技为龙头，提升优化产业结构，放弃单一工业化思路，因地制宜建构多元化绿色经济结构，全面跨越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走科教兴国之路，这与邓小平倡导的加快发展、跨跃式发展战略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强调指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但是，在这种赶超型战略中，由于起点的不足，必然要影响其发展进程，这就提出了一个钉子原理：当以钉子为原点，橡皮筋向前拉长，如果钉子不动，橡皮筋很可能蹦断，或由于回拉力而后退；如果钉子适时地、不断地向前移动，那么在橡皮筋向前拉长的过程中永远不会蹦断或回缩。钉子的适时地、不断地向前移动，就是不断地弥补现代化起始条件不足的过程。钉子的前移过程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中国的发展，能实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级两跳，但它不可能逾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飞跃的过程，而依据“钉子原理”，不断地弥补历史的不足，则将完全有可能顺利地飞跃至信息社会。
四、中国的腾飞，向后工业文明社会奋进，最终建成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是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腾飞。当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也就是说，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进尚未完成，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跃进。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腾飞，已经不再仅仅是创建工业文明一农业文明结构，而是必须创建后工业文明一工业文明结构，向后工业文明社会（信息社会）奋进。这一奋进过程必然是以信息化、知识化来带动工业化的跨跃式发展的历史进程。
1．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与20世纪初相比，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两者的不同表现在：
第一，产业轴心不同。300多年来，一直到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产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马克思用“世界历史”概念科学指认的，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旧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海洋科技、航天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环保科技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经过一二十年的结构调整与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第二，结构构成不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一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一边缘”发展格局。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的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普雷维什及阿明等人的“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对“世界两极经济格局”的分析，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所指认的全球分裂结构，如此等等，均以“工业文明一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全球化发展的轴心原则是工业文明原则。而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其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一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形成了后工业（后现代化）社会。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衰落与新兴工业文明国家及地区的崛起，全球化体系曾经在工业文明平台上出现了发展的多极化、多元化格局。然而，在不到20年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完成，一个新的全球化格局即“后工业文明一工业文明”已经基本形成。多极化被新的两极化所取代。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是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中实现的。全球化时代的实质及其主要矛盾已经从“工业文明一农业文明”两极格局转向“后工业文明一工业文明”的结构平台。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限定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其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则是以跨国公司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例如，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无冕之王，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策略大多是所谓“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两者之间保持极大的张力。欧盟、东盟、北美等各种经济共同体间的差异与碰撞显而易见，一体化与多元化并行不悖。同样，在全球政治一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一体化与多元化两极间张力密切相关。
第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通过商品、资本与武力，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造就“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借助的主要手段。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尼葛洛庞第的《数字化生存》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全球图景。
第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惟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惟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在托夫勒看来，这也是工业文明社会的逻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成为其现代主义统治的精神特征。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在深刻变革旧全球化时代实践结构的同时就深刻变革了旧全球主义，造就出一种本质上的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它主张多元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性、惟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及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进而成为21世纪的思维向度。
2．中国的腾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最终建成社会主义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它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既不是传统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文明”意义上的“后现代”，而是一种“新现代化”。这一命题大致包括这样几点内容：其一，尽管由于新全球化时代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轴心的，但是，鉴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中国现阶段的基本走向仍然主要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就总体而言，要一步跨越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幻想。其二，在“世界普遍交往”环境中的中国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新现代化，是具有全球交往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其三，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一应战”关系的现代化，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来重建、实现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它具有许多以往现代化所不具备的新特点，也必将同时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新全球化时代许多主导原则，都将在中国新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再以工业文明，而将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原则，以科教兴国为国策，“信息化”、“工业化”两手抓，并以高科技创新体系来带动工业化的实现；将不得不在工业化的早中期就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承诺实现西方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而其工业发展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提高初始工业化的水平。其四，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要求我们根据多样化原则，用多元视野来探索区域现代化路径，走多向度、多格局、多元化发展道路。“差异性”成为地区发展的新视野。邓小平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发展必定是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在新全球化时代，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因素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展现，因此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可能会陷入社会发展标准抉择中的两难困境，它的发展离不开从理论、体制到科技的不断创新，离不开邓小平发展观的指导。
中国的腾飞，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下，在完成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级两跳的过程中的腾飞，它必然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以知识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以邓小平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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