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那天，九月十九日，早晨有点寒冷，老先生去散步，就迟迟没回来。后来，远处一家邻居打电话来，说发现曾先生死在小湖里，说他们已报了警。我连忙赶去，老先生已被打捞起来放在湖边的草地上，那样子真难看。警察认为不排除他杀的可能，盘问了许多情况。我说：我们既没有吵架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他每天吃吃睡睡，死前一切正常。如果自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我怀疑是不是谁杀了他，但他没有仇人，身上也没有钱和贵重物品。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失足在湖边滑跌下去淹死的。后来，我连忙打电话给在奥克兰的女儿和女婿，还有在美国波士顿的儿子和媳妇。儿子他们太忙不能来，女儿和女婿答应就赶来。但我很快在家里楼上发现了他写的一张纸，上面写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细细想想，有点像他的一封遗书。我把这也给警探看了。他们说：从尸体上未发现有任何他杀的迹象，他们认为自杀的可能很大，后来又认定这像遗书，说如今老年人心情悒郁或变态自杀的并不少。……”
我插话问徐钢：“遗书上写了些什么呢？”
徐钢搔搔秃顶说：“她没拿给我看。她说：‘曾奎这两年来越来越不爱说话，越来越古怪，我将纸条给警探看了，他们拿去侦查研究后，又带给了我，说：看来曾奎似有思乡病，寂寞忧郁，有心理障碍，自杀完全是可能的。反正，不是他杀，是自杀！女儿女婿来后，我们将他安葬进了公墓。你看，这是安葬那天拍的照片……’”
“她拿照片给我看，一共有五六张，那公墓不错，墓碑上写的是曾奎的英文名字。他们都早入了新西兰籍，都有外国名字。从照片上看，女儿女婿都穿的黑色衣服，挺富态的样子。曾太太忧悒平静，倒不像先一会儿见到我时那么激动。”
吟秋叹了一口气，会心会意地对我说：“唉！我们不是谈过他俩的情况吗？看来，你的估计还大致不差呢！”
我说：“听徐钢再说，你别打岔！”
徐钢说：“她后来又说了些话，大致的意思是：她只要想起曾老先生的死，就心中战栗，既非因为爱情，也非因为忧伤，她心很乱，很遗憾，甚至很恨他。恨他让她独自一人在这么七十多岁的年纪时孤苦伶仃。她拿起《圣经》翻到一处，念了一段给我听，很玄，大意好像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都能蒙神的恩典，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看看时间已是黄昏，又似乎无话可谈了，我说，我得走了，请她保重，并且希望她给你们写信，让你们了解情况。她说：‘你来，我很高兴。老先生死后，我很怕孤独和黄昏，我服安眠药，睡得早，但傍晚时分太长，撒旦会使我心神不安，使我忧郁。其实，他活着我们也不交谈，但没有了他我总觉得少了什么，也许方华和吟秋告诉过你什么，也许他们也没告诉过你。我却不怕老老实实地说：我同曾奎之间没有爱情，是个悲剧！其实一切早都结束了，现在他自杀了，就更算结束了！我不会自杀，但我已经老得不可能重新开始生活了！他给我造成过痛苦，很深的痛苦。也许我也给他造成过痛苦，很深的痛苦，现在，我们的账已经清了！……’这个衰颓哀伤的老太太，说起这些话来时给我一种非常厉害的印象。我急着想离开了。于是，我站起身来又重复地说：‘我希望你给方华和吟秋写信，最好把曾先生的遗书给他们看看！我想，他们是十分关心、十分想知道一切的！’”
“她点头答应，拔去了耳朵里的助听器。我向她告辞，她也没有送我，脸上似有一种低徊追怀往事的神情，只说：‘出去时请替我把门带紧！’”
曾奎告诉我光大纺织染厂的女老板崔若萍喜欢他。这使我不禁想起了他同谭星的事。曾奎当然是个会讨女人欢心的青年人，长相好，性格又好，人又能干。凭这三条，对女人就有魔力。但对他同谭星的事我有同情，对他同崔若萍的事我却有反感。
他告诉我的那天，是个星期日，他过江来看望我，带了些吃食给我。然后我们便在江边坐茶馆喝茶摆龙门阵。
远处一些山上烟雾缭绕，山势峥嵘，看着春天的江水翡翠似的绿得透明，使我们这种因战争背井离乡的游子心中有那种“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的心境。
我直率地说：“你不是正同竹影在恋爱吗？那你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曾奎为难地喝着盖碗茶，沱茶味酽发苦，他叹口气，张开棱角分明的嘴唇说：“可不就是为此我才特地来同你商量的吗？你以为我愿意！我是不得已啊！”
我说：“你可不能对不起竹影！”
他说：“正是为了要对得起她，我才必须应付崔若萍！”
“怎么呢？”
“你想，我多么穷！又不像你是大学生，我只是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学生！那张伪造的大学肄业证书早被崔若萍发现是假的了！人家凭什么要用我，要提拔我？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这点不寻常的关系吗？”
我叹气说：“这种关系要不得！”
他先也叹气，接着说：“没人知道的！崔若萍她很谨慎，我也一样。你想，我因为穷，过去失去了那么善良那么好的谭星，那是我的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如今，我要是没有崔若萍做靠山，我马上就失业！我这穷光蛋马上就得离开光大厂去睡马路。我实在穷怕了！如果有了崔若萍做靠山，我才有可能实现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
“我可以将来有一番事业，可以发财，做个有钱人！她答应我的！她说只要我对得起她，她还要更重用我！她这人心地不坏！”
“那你打算放弃竹影？”
“没有那意思！”
“那怎么办？”
“你看怎么办？”
“我觉得太难办了！这种事我既无经验也缺少点子！”我的话是带刺的。
“崔若萍是聪明人，她比我年岁大得多，不可能同我结婚。我结婚不会妨碍她的。我想，她不会反对的！”
“那你告诉竹影吗？”
“当然不能告诉她！老实告诉你吧！是竹影拼命追求我，不是我追求她。我觉得她孤苦伶仃，人也比较老实。现在不同她交朋友也晚了，甩掉她也不应该。你懂我说的话吗？”
我叹气了，觉得无话可说，也无计可施。
曾奎忽然正色道：“方华，别以为崔若萍同我仅仅是男女苟且的关系，不！不是的！她主要是看中了我的精明强干和可以信任。我替她干事是尽心尽力的，什么占便宜收好处的事我是不干的。我收款从不错一笔，收货从不马虎。她发现我是这样的人，所以信任我。她一个女人家打天下闯江湖不容易。她是指望我在事业上帮她一把的！”
我依然觉得无话可说。我相信曾奎说的不是假话，但却确实感到这件事尴尬。
曾奎又说：“方华，我是剖出心肝什么都对你说了，可此事你知我知，谁都不知。告诉了你，我心里有一种安慰。但你别嘴快，特别是千万别写信告诉吟秋。你发个誓好吗？”
那时我们年轻，十分讲义气的。我起誓说：我一定保守这秘密，连吟秋也不告诉，要不就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听到这，他笑了，说：“你太当真了！”但我确实没有告诉吟秋，是解放后我同吟秋结了婚，那时，曾奎已带竹影去了香港，互相之间断了联系。有一天，吟秋忽然叹息说：“竹影和曾奎成了个未知数了！他们不知现在什么样了？”我才在回忆旧事时，把那次在江边茶馆的一番密谈告诉了吟秋。
吟秋听了，皱眉说：“好呀！这样的事你竟瞒了我这么久！”
我忙如实解释：“起先是因为讲义气、守信用，后来则是忘了，觉得讲也没意义了！”
吟秋认为竹影追求曾奎，追是追上了，却又夹着个女老板在中间，这下子跟着曾奎到了香港，香港到处有那种灯红酒绿男欢女爱的场所，曾奎这人说不定会沾染上许多恶习，竹影长得又不漂亮，心胸又狭窄，只怕他俩好不到头呢！
我说：“这种事就无须我们烦心了。曾奎那人在这方面是有问题，可是心地还好，他既决定在解放前夕同竹影火速结婚把她带到香港去，说明他是会对得起竹影的。”
吟秋是个和蔼文静说话温柔内心宽容的人，也就不说什么了。
我说的“解放前夕曾奎火速同竹影结婚并把她带到香港去”，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四月，那时，渡江战役已快发生，我早已随学校由四川复员回到了上海，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吟秋随校迁回浙江杭州后从数学系毕业后也到上海一所女中任教，我们那时都参加学生运动，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法西斯专制十分反感。曾奎和竹影则仍留在重庆，我们常通信，曾奎是个不问政治的人，竹影在这点上同他倒是般配。他们常来劝说我们不要参加学运“免得招来不幸”，劝我“明哲保身”，总说：你们是大学生，前程远大，将来可以创大事业，“别为政治栽跟头”。但那时，光大纺织染厂的女老板崔若萍已经决定迁厂到香港。这个能干的女人，看准了在香港办纺织染厂大有可为，就盘下了原先香港的一家小纺织染厂作为基础，而将光大纺织染厂里的亲信调到香港去。她看中了曾奎的精明强干和可以信任，决定调曾奎立即随她去香港协助她工作。曾奎来信给我说：“这个能干的女人已经知道了我同竹影的关系，竟宽宏大量地主动提出：她不但调我去香港要重用我，而且要让我同竹影立即结婚，然后可以让我带着竹影一同到香港去。我当然只有接受她的好意。我准备月内就同竹影结婚……”
那时，我同吟秋还没有结婚，但差不多每周都要碰面一同游游公园、看看电影，偶尔在林森路上的小咖啡馆里喝杯咖啡，吃客价廉物美的“罗宋大菜”。我把曾奎来信说要同竹影结婚然后到香港去的事告诉了吟秋，为不损害曾奎，当然隐没了女老板崔若萍的事。吟秋是个热情单纯的姑娘，听了竹影要同曾奎结婚的消息，抱着一种“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心理显得很高兴，说：“可惜他俩不能同我们一起都在上海。这下又双双要去香港了，以后见面怕就难了！……”
我后来收到曾奎最后一封信是在上封信之后约莫二十多天的时候。那时，百万雄师渡了长江，南京解放，上海面临战火，国民党军队正在高叫“保卫大上海”。但，谁都看到上海是守不住必然要解放的。曾奎来了一封航空双挂号信，并附来了他和竹影在照相馆里拍的结婚照。曾奎穿黑色燕尾服手捧礼帽站在竹影身旁，竹影披着婚纱捧着鲜花坐着，照片上写着我和吟秋两人的名字，给我们作留念。信中说：他和竹影结婚因时值非常，一切从简，只在照相馆里借婚纱礼服拍了张照片就成婚，喜糖只好后补了！他们日内就去香港。信上仍劝我们“一切事都要小心谨慎”。看来，他是很担心我们参加学运出问题的。在信的结尾处，他却写了一段晦涩的但我能读懂的文字，我简直能背诵下来：
你记得别人送我的那本《圣经》吗？我本来是作为纪念品珍藏的。但今天整理物件打算去香港时，我将它烧了！我不能一直背着这么沉重的十字架！记忆是难忘的，我相信在我心上永远消除不了！但这件纪念物如今已无留下的必要了！我既无法再重逢它的主人，我也不信仰耶稣，自从收到后，我从来没有翻阅过它。我将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之旅，我要去香港闯一闯，努力成为一个有钱人，我要轻装上阵，使我自己自由自在些，那么，为什么还要留下这本老是使我痛苦的纪念物呢？……
记得那天在上海江湾我担任助教的复兴大学校舍里，读着曾奎的信时，从收音机里收听到的战讯是人民解放军将实现对上海的攻击，可能很快上海就要解放，轰隆隆的炮声和咯咯咯的机枪声已离得不远。反复读了曾奎信上这段话，我仿佛看见曾奎在点火焚烧谭星送他的那本《圣经》，我也仿佛看见了谭星那两只美丽哀怨的眼睛。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著名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焚鞋故事：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福楼拜开始整理自己的书信，他不愿意人们知道他的隐私。他翻出了一只丝绸舞鞋，里边有一枝枯萎的玫瑰，一条发黄的手绢，福楼拜将它们丢进了烈火熊熊的壁炉。这只舞鞋是路易丝·高兰的。高兰是十九世纪巴黎文化界的一颗明星，她的美丽、才智和诗歌才华曾使无数人倾倒。她与福楼拜的恋情炽热而绵长一直保持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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