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发现曾奎完全正常，除了那只左脚有点跛，那是中风后遗症，显然，他平时那种呆滞、压抑的表情和默默不作声的表现都是对竹影的一种抗争和反击。
我说：“曾奎，竹影跟你几十年，养育了子女，也不容易，现在你们年岁都大了，有什么问题互相多交交心多好。你老是沉默着不说话，也不是个办法！”
“我不是告诉你她搞政变吗？她总算没有在发动政变后杀掉我！她做个政客是够格的。夫妻之间到发动政变的局面是很可悲的。她那时装着一切顺着我，可是我一中风，就下毒手了！”曾奎的话突然使我想到了马克思说的金钱和血污的关系，我胆战心惊。
我们走向买活鸡活鸭的地方。天热，菜场一侧已覆盖着金色的阳光了。我挑了只肥硕的白毛鸭，让摊主宰杀。这时，我说：“曾奎，她怎么发动政变呢？”
“她先彻底毁坏了我的自尊，自尊！你懂吗？”我没有作声，但凝视着曾奎那两只气愤的眼睛，他说：“她将我与谭星、崔若萍、潘菲菲的事添油加醋全部告诉了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说我腐化，将我说成一个坏蛋、下流胚！我的子女就都把我看作是个坏父亲。然后就让他们支持她夺权，利用我中风，请了很恶劣的律师，将全部存款、房产都过了户转到她手中。待我病好出院，她已废了我，然后就进行报复了！”
“她能怎么报复你呢？你别这么想！”
曾奎看着摊主给鸭子用开水烫了拔毛，指着鸭子说：“比这用开水烫把毛拔净更厉害。你又不是没看到。她整天训斥我，戳我的伤口，当人面数我在女人问题上的罪状，不给我一个钱的零用，说：‘有钱你就要玩女人。’‘从今以后，钱没你的份。’‘我养着你，但你得完全听从我的！’她信基督教，却没有仁爱之心，逼我也信教，整天要我读《圣经》。其实，谁知道有没有上帝！……”
我突然想起曾奎当着竹影面做祷告、读《圣经》的虔诚样子，可笑却笑不出。
曾奎继续说：“她指定我读《圣经》中的某些段落，要我背熟，比如《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二章中，她就要我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她却不肯悔改她的淫行。看哪，我要叫她病卧在床，那些与她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受大患难。’诸如此类，你看，她会虐待我不？我还能开口说话吗？——我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什么权利也没有了！……”曾奎本来凄黯的眼光更加凄黯了！
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想：这夫妇俩显然是用一生的时间以心灵的手在合奏一曲不和谐的曲子了，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是托尔斯泰说得对：幸福的家庭都一样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只能说：“要不要我和吟秋来劝劝竹影？”
“没用的！”曾奎心灰意懒地摇头，“我同她的问题，年轻可以解决，现在太老了，不好解决了！照镜子时，我看到满面皱纹满头稀少的白发，已是半死的人了！我能怎样？我只能跛着一只脚在她的独裁下生活。有趣的是她用《圣经》作武器对付我。当年谭星送我一本《圣经》要我忏悔，并不强迫，如今竹影给我一本《圣经》，是枷锁，是强迫我赎罪。《圣经》也真不凡，需要找什么样的话都能找到。她说《圣经》可以救我灵魂，我却觉得读《圣经》时许多地方越来越想不通。我生活在痛苦中，生和死有时觉得完全一样。”
我说：“你别这样消极，老夫老妻了！什么事化解不了？还是互相谈谈心，化解化解为好。”虽然这样劝他，我却不知为什么想起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说的“魔鬼也会引证《圣经》来替自己辩护哩”这句话来了。
曾奎冷冷地说：“她不会听的！她手上捧着《圣经》，心里可没有耶稣！她没有爱，只有恨，不把我当人待。我曾反抗过，但太老了！又中过风，反抗不了，只有忍受、装呆！不忍受，只有像这鸭子一样，死掉！”
这时鸭子已杀好包好，我觉得话越说越不是味了，付了鸭钱，将鸭收到大塑料袋里提着，又陪他散步去买蔬菜。我劝解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消极。”
曾奎忽然摇头苦笑，说：“那是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实际权就是钱，钱就是权。当我穷时，想富。但当我手中掌握许多钱时，我也没有感到幸福！只是现在钱被竹影夺去了，我又不习惯了！你想不到吧？你知道我身边有多少钱？”
我不懂他的意思，愣着未答，他说：“我是个高级乞丐，身边一块钱也没有。在上海如此，到成都也如此，在新西兰当然也这样。她说得好难听：‘给你钱你又要去玩女人的！’这是污辱我！气我！”
“孩子们对你还好吧？”
“唏！”曾奎摇头，“自小在西方长大，亲情本就淡薄，竹影挑唆后，我成了多余的人。再说，最根本的是竹影有了钱，子女成了她的拥护者！”
我不能不觉得曾奎当年在崔若萍和潘菲菲的问题上的确伤害了竹影，但却又觉得现在竹影在“政变”后的报复确实太过分。竹影是虔诚的基督徒，怎能一点不讲仁爱呢？有人说西方文化始终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就是基督教精神与商业文化的对立。商业文化倡导的不是上帝主宰，而是利益主宰。金钱和财富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上帝。按照商业文化的标准，人的价值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和财富的多少。一个富有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穷光蛋则被鄙视，只能任人宰割。人与人的关系完全由利益所调节。看来，这种对立与矛盾早已进入曾奎与竹影这个家庭中间了！
我忍不住说：“唉，你们会弄得两败俱伤的，还是妥协些的好！我来叫吟秋劝劝竹影如何？”
“不不不！”曾奎拖着疲惫的软塌塌的脚步，坚决地说，“钱在她手里，我无能为力了！越劝可能越坏！你还是装作不知道为好。跟你谈了许多，我心里痛快多了，但千万别把我讲的告诉谁，包括吟秋，更别说我装呆，懂吗？我装呆也是报复她，她也不好受的。”
那天，又买了新鲜蔬菜、牛肉回去。曾奎和我都已浑身汗湿。我装了一肚子秘密，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回去时，竹影与吟秋正在吃早饭，竹影脸上凛然透出一股冷峭之气，讲话带着鼻音，朝曾奎看，说：“老先生，你快读《圣经》，今天读《新约全书·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已经给你折了角放在那里了。用铅笔画的几行，你应当背熟！”
曾奎疲惫地像个听话的孩子默默地去沙发上坐着捧起《圣经》。电扇嗡嗡地摇着头吹。他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呆滞、压抑的神态。
我后来走过去，看见《圣经·新约》在303页上竹影要他背诵的话是：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用我们以前思想改造时惯用的话说，竹影是在要曾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呀！竹影用《圣经》对付曾奎的方法，却使我不由想起了在十年“文革”时期的一种不快的回忆。竹影并没有经历过“文革”，不知她怎么也会这一手？
六
徐钢“滋滋”吸着烟听到这里，忽然若有所悟地说：“我在西方国家有个发现：有些夫妻，男的年轻时荒唐胡闹，女的忍气吞声。到了老年，女的就报复男的，这种事很多。香港也不少。看来曾奎和竹影也是这一套。这次到新西兰，了解到毛利人的婚姻，都还保留着纯朴亲爱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容易造成夫妇关系的破裂是肯定的。病态都源于享乐主义，曾奎当年就是如此，最后来了家庭政变，夫妇之间也似政坛会有权力金钱之争。”
我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的恩怨并不同。不过人类性格复杂，各个家庭情况也复杂，尤其是富了的家庭，怪事常是层出不穷的！西方影视片反映得不少了！”
徐钢说：“看来，那些具有充分条件享受，生活可尽量得到满足的人，恰恰常是最不满足最不愉快的人！”
吟秋说：“嗬！你们都像哲学家了！不过，数学中的同类项可以合并，曾奎和竹影看样子是无法合并的，他们只能矛盾在一个畸形婚姻中！”
我问徐钢说：“你现在同申丹丹过得挺好了吧？”
徐钢笑笑：“不错！我觉得要离婚就在年轻时离，到了老年，就不必了！虽然，现在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老年人离婚都风行，但听了曾奎夫妇的故事，我觉得有申丹丹这样的女人是种幸福！可不能让她将来报复我。不过，她倒也不是个竹影那样的女人。”
吟秋给徐钢茶杯里兑开水，说：“你这话我得告诉申丹丹！”说得徐钢又笑了。
我说：“徐钢，你刚才说的倒也颇有道理。西方近代社会几百年间，基督教和商业文化共存而又融合，其实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有的宗教哲学家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在他们的现实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发生分裂和隔阂，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本身内部精神的失调，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皈依上帝，也就是说，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回到上帝的启示中去。竹影报复曾奎，所采用的方法是要曾奎读《圣经》，皈依上帝，可是，能有效吗？并不！尴尬的局面形成，畸形婚姻的悲剧也有了产生的条件。”
徐钢说：“我到敦煌临摹壁画时见到过欢喜佛。佛经说：这男的是天之长子大荒神，总是行恶；女的是观音化身，与大荒神匹配得其欢心，使大荒神不再干恶事，所以叫欢喜佛。竹影要曾奎不放荡本也无可厚非，但只知报复，方法不对，两人之间就一点欢喜也没有，只有痛苦和仇恨了！”
吟秋说：“问题复杂，这还牵涉女权问题。竹影当年如果是职业妇女，不靠曾奎吃饭，曾奎恐怕也不会那样放荡。他们的家庭是一个病态的家庭，病态的造成原因很多，无数理论书，无数小说书，真能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启发因而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我看罕有！我们是否空话废话说得太多了？”
我感慨地说：“这样谈谈也有好处。当然，生活中的许多事本身便都是悖论！真正彻悟人生并不容易。徐钢对申丹丹有了‘发现’不就是谈的好处吗？”
徐钢手里又把曾奎的遗书拿着在看，这时说：“话归正题吧！我听你俩谈了不少，现在总算比先一会儿明白些了！但你们还没有谈完，我也还没有能完全读懂这封遗书，你们断续往下讲吧！说真的，我兴趣很大！现在，主要倒不是为要画我那张《异国的秋雨黄昏》了，我想知道这一对夫妇故事的发展。”
窗外，是漆黑的夜晚，夜还不深，但很静。我说：“好吧，那你就继续听我们讲吧！”
竹影和曾奎成都之行一共只住了四天，就匆匆飞回上海了。因为竹影在我家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同女儿谈话后，女儿告诉她外孙琼森病了，她心中牵挂，所以决定带曾奎就回上海。第一天清晨曾奎同我上街散步后，第二天竹影就不准曾奎散步了，说：“老先生，回惠灵顿再散步吧！此地早晨空气有污染，不好！”我曾悄悄在曾奎口袋里塞了一千元，说：“你拿着用，想买什么就买点什么。”但曾奎立刻把钱塞给了我，说：“别，别这样！不要！不要！”
在我家住的这四天里，大家常沉浸在怀旧的气氛中。我们陪他夫妇俩去龙抄手吃成都名小吃，陪他们到杜甫草堂坐茶馆，去陈麻婆吃川菜，去石磨豆花庄吃豆花，去火锅店吃火锅。也逛逛热闹的春熙路和改革开放中建成的漂亮的东西干道。但竹影嫌人太多，曾奎走路又不太方便，说：“还是就在家里谈谈好，出去胳膊碰肩膀没意思。”
不论到哪里，曾奎始终沉默寡言，满面呆滞和压抑。他每天早上照例六点起床（我们给他架了一张小铁床在客厅里），不能散步了，就总是照例正襟危坐捧着那本黑皮面烫金书页口染成红色的香港圣经公会印的《新旧约全书》，按照竹影指定的地方阅读和背诵。中午午睡，晚上八时准时就寝，每日三餐照常是先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胃口总是很好，我和吟秋也总是给他夹菜。每当他吃得太多或嘴有点出声，竹影就要文明地训斥，语气平和但尾音很凶，像对一个顽童又颇有咬牙切齿的味道：“老先生，注意吃相！”“老先生，你看你牙齿上沾了菜叶多不雅观！”“曾奎，这红烧牛肉你不能再多吃了！”“曾奎，你简直给我坍台！”“老先生，你情绪有点失常了！”……
曾奎总是乖顺地听从训斥，既不回嘴，也不说话。我和吟秋有时听不下去了，我总像个老朋友似的劝着说：“竹影，你别对他干涉得太多了！”吟秋也笑着说：“我们这儿对怕太太的人叫作‘妻管严’（气管炎），你别让他害‘气管炎’。”于是，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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