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山柳对张昌盛产生了一点好感。凡是他谈了自己关于创作的看法博得来请教者的共鸣时，他就会产生这种好感的。张昌盛听了他的话没有反驳，他就认为张昌盛是同意了自己的观点了。对张昌盛有了好感，他认为自己应该设身处地尽力帮助对方解决一些困难，就更加诚恳了。他抽着烟又踱方步绕了一个圈子坐下来面对着张昌盛郑重地说：“哈哈，要你这篇《夭折》不夭折，我倒有些设想，提供两条路子供你参考，不知你有兴趣没有？……”
张昌盛抬起头来，倒想听听崔山柳的意见。
崔山柳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接上一支烟和颜悦色地说：“一个路子，是把背景改一改，放到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以后的运动背景上去！第二个路子是换一个写法，改成歌颂‘三反’运动。当然，可以将原来的故事改造一番。比如说，歌颂的对象可以改为年武城或者钱英，可以这样写——”他伸出大手挥舞着，“证明‘三反’是无可非议的，一定要搞的！比如说，把黄劲松改成一个麻痹大意的经理，认为天下太平，想不到他手下的出版科长就是贪污犯。而年武城、钱英则嗅出于瑞祥气味不对，最后老黄猛醒，‘三反’胜利，于瑞祥玩尽种种手法也逃不脱末日来临。这样写，比较切合时宜。……”他扬扬得意，笑容可掬，像一个刚完成了一张杰出的新设计图纸的工程师。
张昌盛心里涌起波涛，思忖：看来，干什么都有风派啊！经你这样好心的改造，闪光的东西可是一点也没有了！他觉得自己刚想迈步崔山柳却跑来打断自己的腿，气恼地想：说假话难道是文学的义务吗？“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说假话的作品，还不是因为极左的政治路线和粗暴的挞伐造成的吗？那还不是因为作家或者作者的怯懦，天真甚至有市侩哲学才有那种表现吗？这样的作品正像这二十多年来我不能实事求是地坚持原则，正像我遇到难以抵拒的压力什么帽子也肯承认的违心行为一样呀！啊！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损害扭曲过，现在是由于党中央的政策和新鲜的政治空气使自己那曾经扭曲的灵魂又复苏过来的。可是，崔山柳他过着顺当的日子，他的灵魂为什么也是畸形的呢？这是为什么呀？……产生了鄙薄崔山柳的感情，他急于想离开了。
张昌盛苦笑笑说：“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寓言：一条一直按自己的主见走路的百足虫，遇到一位‘理论家’，‘理论家’指示百足虫必须按这种方式走路——先以左面的第一只脚走第一步，再用右面的第一只脚走第二步，然后又用左面的第二只脚走第三步。接着再用右面的第二只脚走第四步。……百足虫听了‘理论家’的指示后，竟变得不会走路了！……”
崔山柳苍白着脸愣在那里，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昌盛已经迈步出屋，彬彬有礼地回头说：“再会，谢谢你的好意。你说了许多，我终于懂得了一条：我不想使我的《夭折》夭折，我一定要写出来。你使我懂得该怎么自己走路了，谢谢！”
崔山柳如坠入五里雾中，摸不清张昌盛是什么意思。现在轮到他惶惑了，瞪大眼看着张昌盛的背影，头脑里乱七八糟地在想：他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我是说错了还是没错！……终于，明白过来了！心里暗骂：“这老头古怪、固执！怪不得当年成了右派！”
张昌盛甩掉包袱似的丢下崔山柳走到外面。春夜宁静的月光照得遍地清辉如水。他走着，不知为什么，仿佛又看到黄劲松那严峻的面容呈现在眼前了。他觉得神智清爽，步履飘然。
路，在他面前展开着，延伸着。……
不要飘带的花圈
一
清明节那天下午，雨过天晴，放晴了！烈士陵园里游人又多了起来。在陵园中央那七十六米高的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金字的汉白玉石基的纪念塔前，有人献了一个美丽的用塑料花制作的大花圈。花圈非常精巧，但奇怪的是花圈上没有飘带。
围着看花圈的人纷纷在议论。
有人说：“这个美丽的花圈本来是有飘带的，是献在陵园东侧那个六角形的张麓枫旅长墓前的。后来，是谁把花圈挪到了这儿？”
有人说：“对了！早上有一个气度不凡头发银白的老妇女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起来到陵园，在张麓枫墓前站了好大一会儿，男人手里捧着的就是这个花圈。”
一个似乎知道内情的人说：“那白发老妇女是张麓枫的夫人，本在南方一个省的省委组织部工作，这次是办了离休手续后和儿子一起来扫墓的。”
有人说：“那个中年男人将花圈献在张麓枫旅长墓前，打算拍照片。可是，母子俩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
二
清明节一早，霏霏的细雨弥漫天空。雨丝儿飘飘洒洒，如同蒙蒙迷雾。在陵园里，苍松翠柏沾染着点点滴滴晶莹洁白的小水珠儿。喷水池边的垂柳像一队披着绿纱婀娜多姿的美人伫立在烟云缭绕中。在烈士陵园东侧六角形的张麓枫旅长墓前，放着一个塑料花制作的美丽花圈。花圈上挂着两根白绸飘带，右面写的是“献给我们的亲人张麓枫旅长”，左面飘带上写的是“妻郑翠率子张继枫媳黄萍孙儿张小枫敬献”。墓前，站着一个穿一身半旧蓝涤卡干部服的白发老妇女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生得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肩膀，穿得很挺，挎着一只照相机。他的眉毛和眼睛很像那白发的老妇女。所以，从相貌和年龄以及他对老妇女的那种态度上揣摩，人们就可估计到她们一定是母子关系。
儿子拿起照相机要拍照，对着光说：“唉！这天气真捣蛋……”妈妈却摇摇手说：“继枫，不要拍了！”母子俩争吵起来了！
妈妈眼里闪动着沉思的神情，说：“继枫，我是不满意你的。你将花圈摆在墓前拍照，我懂得你为什么这样做，这是要借烈士来炫耀自己！”
儿子觉得妈妈古怪，摇头说：“妈，您年岁大了，怪不得黄萍说您有时做事不那么合乎人情了！您怎么这样说呢？难道来给爸爸扫墓，拍张照片留念也不应该吗？”
蒙蒙的细雨中，妈妈摇头：“拍张照留念当然可以，但我早观察到了，你们对三十多年前牺牲了的爸爸并不是常常想念的。黄萍不是说过吗？‘要是你爸爸没有死那就好了。死了，这个烈属有多大意思！？’你忘了吗？这次我们来，她别的不关心，却叮嘱你：‘花圈飘带上别忘了把我和小枫的名字写上！一定要连坟墓带花圈拍张照片带回来！飘带上的字要拍清楚。’我一听就懂得这是为的什么！”
“这是为什么？”
“为了好向人炫耀：看！我有这样一个过去是旅长的烈士公公，小枫有一个烈士爷爷！”
“妈，也许她有那么一点，但……”
“但……什么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嘛！你一到这里，就热衷于买大花圈，热衷于在白绸飘带上写上你们和小枫的名字。你是我的儿子，难道我连这点心理都揣摩不出吗？”
儿子掏出香烟来，衔在嘴上，用打火机“啪”地点着了火，说：“妈，您轻声点不行吗？给人家听了当笑话。……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我们本来是烈属嘛！小枫是他爷爷的孙子嘛！”
霏霏细雨飘在树叶上，发出轻微得几乎听不到的咝咝声。妈妈仍旧摇头：“呵，今天下雨，这儿人少。这倒好，在你爸爸墓前，我应当给你直率地讲讲心里话！”
儿子有些泄气，掏出手帕拭去脸上的雨水，情绪不高地说：“我和黄萍并没有什么不好吧？她在啤酒厂搞化验，我在外贸局当科长，我们都在好好为党工作。您老是嫌我们追求生活享受，那不就是吃点穿点购买点家具和录音机、洗衣机什么的吗？总不能让生活倒退到战争年代去吧？你说我们私字太多缺少忧国忧民的思想……”
妈妈打断儿子的话：“是的，你们很少想到烈士们了！当然不能全怪你们。你们的生活经历、所处的时代，都和我们不同。但你们既是革命后代，以你们的出身为荣，就应当常常想到烈士，不能丢掉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我知道，你们不爱听这些，嫌我唠叨。现在，从你的脸上我又感觉到这一点了。但我要坚持：照片不要拍！花圈上的飘带给我摘掉！”
“摘掉飘带？”
妈妈严峻地点头：“是呀，摘掉！把花圈献到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去！”
“为什么？”儿子觉得妈妈又古怪了。
“来时，我光想着你父亲一人了，但现在我觉得，花圈应当献给烈士们。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亲属，忘了大家！”
“这怎么说？……”儿子简直不能理解了。
妈妈目光严峻，湿润的沾着小水珠的苍苍白发下那线条严肃的脸上露出凛然的神态：“我这样做，你爸爸会高兴的！”妈妈眼神发出遐想的光芒，似在思索回忆着许多往事。忽然，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昨天夜里，我给你爸爸写了一封信，这里有我的感受。你看一看！”
都是些古怪的事！儿子默默地接过信来。
三
麓枫：
昨天，我又回到这阔别快二十年的沂蒙山区来了！那是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里的一个清明，我来祭扫过你的墓。以后，工作忙，接着，是十年动乱。我像无数老干部那样，经历了一场疾风暴雨。而今，白发满头，我又来了！
我老了！在泰山脚下黑龙潭附近，组织上周到地给我安排了离休后的住处。以后，不但不可能常来，而且可能不会再来了。所以，我决定来了了心愿。我的心像一个坟墓埋葬着你，你在我记忆中，永远是一个年轻、挺拔的革命军人形象。在这阴雨纷纷的清明节前，我让继枫陪着来给你扫墓，是想让他多了解点烈士的心，让他懂得今天我们的政权来得多么艰难，是多少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道理，他们有些年轻人以为早就懂了，甚至有时会腻烦。其实他们不懂或懂得很少。但他们不能不懂。
明天，就是清明。现在，夜刚刚来临。我在招待所的绿色台灯下独自给你写信，仿佛又像当年一样在跟你促膝谈心了。感受很多，但我只写一点主要的。
我很难描述自己的心情。我清楚地记得四七年十月中那个难忘的秋晨，司令员和我们送你出发，当时你爽朗地笑着，牵着战马眼神炯炯地说：“等着听捷报吧！”后来，捷报是来了！但是，我们没能迎接到你的归来！十月底，我在前线见到的是一具用铁条钉住了的黑漆棺木！我惊心动魄，明白永远失去了你！但我们那时都非常懂得无私的意义。你常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愿意献出生命！”而我，理解你，也支持你。那时，你只有三十二岁！你献出了生命。我就抱定踏着烈士血迹前进的决心，跟着党战斗！个人的痛苦创伤是可以用革命精神来自我消除的。无须呻吟，无须哀泣，没有怨气，没有萎靡，更不必消极和失望。个人的一切理应从属于整个革命的目标。
许许多多在记忆中沉淀了的往事，在翻腾的心潮中都又浮泛上来。昨天，我到这里后，谢绝了地委的汽车接送和专人陪伴。下午，就带了继枫去找小何的葬地。小何，名字叫什么，当时就没弄清楚。她那时是卫生员。一次蒋机轰炸，我负伤时，她救过我的命，拼死从瓦砾废墟堆里将被砸晕了的我背了出来。可是，后来她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了！她有一枚手榴弹，要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未拉响，被敌人生俘了。就在这个小城里，敌人押着她走进一家民房。她一进屋，发现老百姓家桌上有把菜刀。她抢起刀来抹了脖子，血溅得一墙一地，吓破了敌人的胆。当夜，我们随主力进城，知道了这件事，将她埋了。但不知她的名字，当时也不可能为她立碑。六十年代初那次来，真惭愧，我竟没有想到去寻找她的葬地。这次，在十年浩劫中活下来了的我却深深想起了她。失望的是这个小城的变化极大，我已找不到当年那块地方，那里早已成了一个烟囱林立的工厂区了。我怎么能不想得很多呢？在我们的革命中，有名的英雄受人敬仰，无名的英雄却易被人遗忘，多么不公平哪！革命的取得胜利，有名的英雄的业绩，难道是离开了众多的无名英雄能取得的吗？除了在烈士陵园里立墓镌碑祭祀的烈士外，实际还有无数小何这样的无名英雄，因为无名而不知骨埋何处。而在他们用血肉肥沃了的土地上，人们正饱食着丰收的庄稼。现在，经过十年浩劫，我突然强烈地追忆起他们。我们是否曾经过多地将功劳归于有名的英雄人物了呢？何等不公允啊！当“一将功成”的时候，忘掉“万骨”，怎么能说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呢？我想：烈士陵园中那个高高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正如同北京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实际是代表包括小何这类无名英雄在内的全体烈士的。无名英雄们，对革命，他们只有功，没有过！使我肃然起敬的首先是这种无名的献出一切的代表历史动力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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