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中，他的面孔像一尊石像，庄严得很，话说得板上钉钉似的肯定，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时，忽听脚步声纷乱突兀地响起，本来死气沉沉的村东口哗啦啦出来了白压压一大群人，灯笼火把先像鬼火，后来断续亮成一片，咋咋呼呼的声音使人心惊。原来这些反动白军和地主恶霸组成的搜山队伍都穿了白衣，好在雪地里不被发现。白衣队伍拥到村口像是要出发。我觉得心口好像突然冒汗了。我拉拉老夏的衣襟，他注视着敌人，执拗地推了我一把，沙哑着声悄悄急促地说：“快！快走！让大家往南山转移！不然，可来不及了！”
我一把揪住他一拽，说：“我们一起走！”
可他重重地一拳打开了我的手臂，斩钉截铁用使我汗毛直竖的低声命令：“别误事了！大家都死了就完蛋了！快跑！去南山！这里有我！”
我猜到他的脚伤使他不能再走了，我懂得了我肩上的责任重大，必须快走！时间紧急，天寒彻骨，泪水在眼角似结成了冰，滴落不下来。我拎着布袋，拔起脚，猫起身，飞步向来的路上拼命跑去。……
那个可怕的夜晚，我完成了任务。我们二十个人立刻向南山转移。在黑漆包裹似的夜里，走最崎岖艰难的山路，听着远处传来的搜山的枪响，有人熟悉这一带山路，带着我们绕道爬到南山的一条山岭背后。那山险峻极了，笔陡笔陡，那里乱草树木更密，从正面上去，根本不可能。除了冰雪，腐烂的树叶、茅草铺在地上很厚很厚，滑溜溜地陷入。我们沿着险峻的崖道，攀着树木杂藤，蹬着雪岩，顺着羊肠绝径，由山腰转移到深山幽岭里去了。
我是在上南山后的第二天把铜扣子交给政委的。
政委头一天吃了老夏挖的还魂草汤剂，敷了草头药，接着又来了金创药，加上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竟从危险的边缘走了回来，减轻了病情。我动感情地哭着，向政委呜呜咽咽地详细说了老夏的一切，并且再次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这支原来二十二人的队伍中，是建立了党支部的。政委是支书，伤了右臂的大个儿连长是副支书。
第三天黎明，我对着东方升起的一轮火红的旭日宣誓。
政委要我宣誓入党后，把老夏的铜扣子亲手交到我手掌中，只说了一句话：“斗争在考验共产党人，你要像老夏一样永远记住你的入党誓言！”从那，我恪守着一份沉重的嘱诺，立志永不背弃。
在以后的日子里，政委常鼓励大家说：“失去了老夏父子，我们只剩二十个人了！人虽少，但不可怕！这二十个人一条心，都能像老夏父子宁死不屈，一个人就能抵成百成千个人。只要坚持，形势一定会好转的。别看现在是隆冬，但雪地的下面分明捂着一个春天！春天总要来的！”
我们在政委领导下，在雪封的深山中过着原始的生活。抓野兔、逮野鸡、挖草根……老夏弄来的一点盐巴和粮食帮了大忙。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渐渐康复了的政委在洞里坐着，手里拿了一根干瘪了的还魂草。我刚好走过去，政委向我点点头，忽然叫我在他身边地上坐下。
我坐下了，他对我说：“小鬼！你认识这种草吗？”
我说：“认识！这是还魂草！老夏那天挖了给你当药用的。”
政委叹息了一声点头说：“是啊，这就是他给我治病剩下的一根。我也正在想老夏呢！这还魂草，普普通通，长在石缝岩隙间，管它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旱不死，涝不死，也冻不死！枯萎了又能还魂！就像个革命者一样，从不动摇。干革命，不可能都是风调雨顺，但我们就该像这还魂草一样，坚韧不拔，同逆境顽强斗争。……”
苦苦熬呀，熬呀！熬到第二十六天，像暗云中忽然辉光朗朗，外线出击的红军终于又回来了。山下的老乡带着红军上山来寻找我们，高叫：“同志们！出来吧！红军人马回来了！……”我们悲喜交加，兴奋得流下了眼泪。我们又回到党的怀抱里了！
我们是在下山以后打听到老夏的消息的。被我们抓住的一个反动白军的排长说：那天晚上，搜山的队伍正要出发，向马家畈附近的北山包剿，突然有一个瞎了一只眼、跛着腿的黑瘦庄稼人，约莫五十几岁，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在村头那个被烟火熏黑了门窗墙壁的破庙里审讯他。他承认他是赤卫队员，承认他知道山上躲着赤卫队员也藏着枪支。搜山的队伍逼他带路上山，还对他说：如果找到赤卫队员和枪支立了功可以不杀他。这独眼老头带他们摸黑上了西山，一跛一瘸骗他们绕了一夜。快近天亮，走到名叫绝虎岩的地方，他说有些枪支藏在崖下一个石洞里，用绳索吊人下去可以取上来。他们让他下去取。他同意了。他让白军拽好绳索垂他下去，他把绳索拦腰捆住，上边两个人拽住他。他是早就存心不想活了。拴好绳索突然咬牙，“哇——”地大叫一声，往下一纵，两脚使劲一蹬，双手使劲一拖，他自己连带那拽他的两个白军士兵，一起坠下绝虎崖万丈深渊里去了！……白军排长说完后，还心有余悸地摇头咂嘴：“真厉害！真厉害！……”
对于老夏的死，就跟他的生一样，所知都不多。他只是革命队伍中曾经有过的一个无名的英雄。
我们在一个傍晚去了绝虎崖。天空高远，云儿悠悠地飘。远山刚要吞没血红的太阳。雾气像拉网似的缭绕在空间，归鸟鸣噪，薄暮冥冥，四面是模模糊糊的碧山高峰，苍苍的松树，我们合起手来，放在嘴上呼叫：“老夏！……”来自山谷间的空荡荡的四壁就有不断的回声传来：“老夏！……老夏！……老夏！……”
这回声，声声撞在我们心上。老夏那黧黑的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的面孔似乎在飘逝远去。我眯缝起眼睛，这容貌又似乎在向我飘近、飘近。啊，啊！老夏！我将在何处再能见到你？……
我们连老夏的遗体也没有找到。大家悲哀了一阵，心中只剩下了回忆。但我们都说老夏活着。有人活着，其实生命早已中止；有人死了，却永生在人们心里……
今天，当这颗铜扣子寄到我手里时，虽然我的入党介绍人老书记没有附来一句叮嘱或者教导，我却懂得他的心、他的深意！面对着倒流的时光，我激奋难抑，感慨泪盈。
我双手敬重地捧着衬着红绸的玻璃盒子，将铜扣子放在我的写字桌上。我将天天看到它！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入党誓言……
因为，正如当年那位我不知名的政委说的：“斗争还在考验共产党人！……”
网上的蜘蛛
题目和题材都有点像惊险推理小说，其实却不是。爱看惊险推理小说的读者看了不知是否会失望？
一
一九四九年八月里的一天。那时，上海解放还不到三个月。军管会调我去参加清理国民党特务机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一批档案。天闷热，地下室里阴暗潮湿。许多档案均是陈年旧货，散发着霉烂的气味，呛人鼻息。一天下午，我突然发现在一只大木箱的上层，有一个密封的油布包。打开一看，啊！是一厚叠好几本“黑名单”！这一本本的黑名单，都是十六开本，是用印着红格子的毛边纸装订成的，毛笔字抄写得很整齐。我拿起一本“上海各大中学校共匪分子名单汇编”的黑名单，翻开一看，在“大沪大学”的部分，忽然一眼瞥见黑名单上赫然有我的名字：孙元璋，大沪大学共匪地下支部成员……
我并不是什么“地下支部成员”，但年龄、性别、特征几项填得倒是准确的。那是上海解放前三个月，因为风声太紧，有一天，地下学委的领导申耀东同志亲自同我在黄浦江边外滩公园见面。他是一个热心、热情但是头脑冷静的人，有一双熠熠生光的眼睛。他说：“你平时比较暴露，现在敌人可能要有一次全市性大逮捕，你快撤退到浦东乡下去暂时躲避一下吧！……”当时，我还表示不想转移，老申用大手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说：“不要犹豫！就这么决定了！”现在，见到了黑名单，我不禁想：要不是地下学委及时要我转移，说不定早在解放前我就遭到敌人毒手了呢！我是个好动感情的人，一眼就盯住了“情报提供者”一栏，仇恨地看到“中统党派组通讯员”竟然是“朱翔”！啊？我脑海里立刻浮起一个白白胖胖、身材不高的上海籍同学的脸庞，他是我同系的同学，住过一间寝室。真想不到啊，他竟是个可恶的特务！我喊了一声：“快来看呀！这儿有黑名单！你们看，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大家一窝蜂围上来，七嘴八舌议论着：“这黑名单太珍贵了，赶快交上去！”“啊！孙元璋，敌特形成的大网把你也给粘在网上了哩！”“哎，这个朱翔是谁？”
接着，我匆匆将大沪大学被列在黑名单上的人草草浏览了一遍，发现名列黑名单上的所谓“共匪分子”，有的准确，有的好像并不准确。比如一个名叫周晓的人。这个人平时有点神秘，我们对他一向是提防的，现在看来是我们怀疑错了，他竟是敌人黑名单上的迫害对象呢！可见要了解一个人多难啊！
当天，我们高兴地将这些黑名单呈报领导，作为特急的绝密件转给有关部门去处理。我是个疾恶如仇的人，黑名单上缴后，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朱翔那白白胖胖的脸孔不断出现在我眼前。我好像看到敌人张开的一张大网，朱翔就像踞伏在网上的一只肥胖凶恶的蜘蛛。我愤恨地想：不知这个家伙现在在哪里？唉，当初，我怎么竟看不出他是个万恶的特务！……
那时，我和朱翔以及其他两个同学住一间寝室。
朱翔，有一张胖胖的白皙而文静的脸，有一双含着才气的眼睛。我只觉得他是个政治上无定见的自由主义者。有时，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贪污腐化、实行法西斯统治很不满，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也很愤慨。但有时，他口头上也以资产阶级立场来评论共产党。他爱写文章，大部分写的是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小品，但有时也写些抨击时弊的文章。组织上曾让我在思想上帮助他，给他一些进步影响，争取他参加到学运中来，但他笑笑说：“让我保持自由吧！我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那时我认为他不是我们的同志，可也不算敌人，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人物，所以，我同朱翔始终还保持着正常的同学关系。毕业后，听说他依靠一个亲戚的门路到一家民营的小报里去当编辑，现在才明白，他竟是个善于伪装的暗藏在我身旁的特务。至今他在哪里？一时也打听不到。
有一天，遇到地下学委的申耀东同志。他这时在搞公安工作，脸被暑天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有点憔悴。我们热烈握手。他的手总是滚热、有力的。我就激动地把朱翔的事告诉了他。出乎意外，他目光熠熠地说：“我知道了！你们发现的黑名单我也见到了……”就这样，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没有深谈下去。
二
以后，我仍没有打听到朱翔的下落。
谁知，不几天，朱翔却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天上午，我在外滩军管会的办公大楼三楼上开会，传达室打电话告诉我：“孙元璋同志吗？有个你的老同学找你，名叫朱翔。你见不见？”
“朱翔？啊，他来了！”我的心“噗噗”跳着，说，“好！让他在会客室等一等，我马上下来！”
我快步下了三楼，到了会客室，见一个穿蓝色列宁装的矮胖子坐在长条椅上。那确实就是朱翔，我同他已经快两年不见面了。原先，他在我印象里并无恶感，现在，有的全是鄙视和厌恨了，连他穿列宁装我都看不顺眼。见到了他。我就叫了一声：“朱翔！”
他站起身来，看看我身上的黄军衣和红色军管会标章，白皙的脸上带着几分敬意，淌着汗搓着手，拘拘束束地说：“啊，孙元璋，久违了！”
我尽量捺下性子，陪他在长椅上坐下，发现他眉宇间蕴藏着怔忡不安的神色，我讨厌这种神色，就仿佛看见他戴了一个假面具。我问：“你现在在哪儿？”
他答：“我在华东新闻学院学习。”
那时候，华东新闻学院正将大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新闻从业人员包下来集中进行学习。我点点头说：“你有什么事呢？”
天燥热，他擦着汗说：“唉，我们那儿领导老是怀疑我有政治问题，我简直痛苦极了！我想请你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在大学里的表现。我们是住过一间寝室的，平时谈得比较多，你对我还比较了解。我打听到你在军管会，高兴极了。想来想去，我就决定来找你了……”
我心中有底，越看他越觉得他狡诈。他那白皙的脸上显得诡秘阴险。我想：你这个特务真鬼呀！竟还想利用我给你写证明包庇你，可惜你还不知道吧？你的主子逃跑得太匆忙，你的马脚早暴露了。但我却脸上不动感情地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呢？”
他慌张、不安而又为难地停顿了一下，摇头说：“说实话，确实没有！……”又说，“你对我是比较了解的，我现在当然是懊悔。我那时候不该走中间道路！但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我也并没有站在国民党那边。老同学，难道你不可以为我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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