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的农场主要种水稻、茶叶，长兴虽然在南方的最北，但也只能种种这些东西。水稻和茶叶都是不能留给自己的，到一定的时候，农场里就会开来许多车，把稻谷和茶叶收购走。三哥说，最苦的是早春二月种秧板，那时候，到处都还是板结的，脚踏在地上，好像马上就变成冰柱了。田里就不用说了，镜似的水里，实际上已是一层冰，我们要破冰下水，把秧床抹平，把种子撒下去。闲月是四到七月份，那时候只用耘耘田，担担栏，做些田间管理。最忙的是抢收抢种，那真是连轴转，要在立秋之前收上稻谷，也要在立秋之前种下水稻。
说是农场，又不完全是农场，连长和指导员总想把学生们搞得像部队一样，他们要把部队的那一套推广到农场里，好像不这样折腾就体现不出他们的威严。每星期，总有一天，不定是哪天，夜里哨声大作，紧急集合，学生们在黑暗中打起背包，急行军到十公里之外的一座野山，听连长一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训话。每次训话的最后，连长还会讲一句他的经典句子——不要像二八月的狗一样，五分钟就连起来了。连长指的是有些同学在谈恋爱。三哥说，我们同学之间有恋爱的，但我们没事情，那是一种情怀，我们都是斯斯文文的，就是递个条子，顶多约到屋子外说个话。他说的二八月的狗，其实是连长自己的生动写照，因为他老婆每隔半个月就会来一次农场，那天晚上，连长准会弄一个木桶拿到宿舍里，而他的宿舍一定会传出像狼嚎一样的叫声。
三哥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粮食，不是他们自己种的粮食，而是不知从哪里调过来的粳米，他们有一句戏言，我们吃的是翻仓米，就是从仓库底下翻出来的陈米。陈米无油，三哥们本来就不够吃，他们每月的定量是28斤，他们大部分人一顿都可以吃一斤，加之陈米糙，吃进肚子里像石子一样，咬得更厉害了，他们就更会吃了。三哥说，他们这里最高纪录是一顿吃下27个馒头，但这个人后来去讨饭了，因为只有讨饭才随时可以找到吃的。三哥饿了的时候去吃三级粉，那是一种饲料粉，是用麦麸皮做的，给猪吃的。他们把偷来的三级粉兑了水，放了油和咸菜，有时候放些葱和虾皮，在铁锅里做煎饼。那是三哥们深夜里的节日，那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已熟睡，他们像游击队一样出没在农场里，活跃在农场里。为了把这个来之不易的节日过得更好更欢，有人去农民田里偷球菜花菜，有人去捉田鸡钓鳝鱼，就像演唱后面的伴舞，只有那时候，他们才是真正自由的，欢愉的。
三哥说，农场也不是一潭死水，也很复杂。复杂是农场里不光是学生们，还有一些老职工，这些老职工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头衔”，有地富反坏右的，也有判国投敌的，因此，连长还经常要“私设公堂”，要审训和教育。到连长那里的事，连长基本上都能够审结，因为大家都怕连长，或者说那都是一些小事，无所谓，真到了较真的事情，连长的态度即便再凶，也无可奈何。农场有三件事很蹊跷，一直是个谜。一是曾经出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说是把印有毛主席三个字的报纸拿去揩屁股了。那时什么报纸没有这三个字呢，所以说，揩屁股也要多一个心眼，要先擦亮眼睛，关键是报纸丢进万丈深渊一样的毛坑里，是谁守候着这个倒霉蛋？又是谁把这张报纸从粪坑里捞起来……二是农场里发生过一起强奸案。农场的地域很大，有水田一万多亩，山那边是一片茶园，山上还有林场，虽然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但也有相当的规模。因此，农场里每天都要派出一些人在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巡逻，因为那些人迹不到的地方，经常会有些农民光临，或砍些柴去，或拔些菜去。一次，一个巡逻逮住了一个偷菜的农妇，农妇比较理亏，拼命地哀求，但农妇穿得简单，她的身体蓬勃，这也成了农妇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她的哀求就跟巡逻站得很近，她的稻谷一样的气息喷到了巡逻的脸上，马上激发起了巡逻的欲望。这是夏天的黄昏，暮色即将下来，喧嚣都已停止，兽生和人们都在忙于进食，但巡逻把农妇推倒了，这件事就这么简单地在田坎上发生了。整个过程，他们都没有照面，农妇知道自己错了，巡逻也占着自己的优势，就肆意地让事情发生了。发了也就发了，但站起身来的瞬间，巡逻突然意识到，他们马上会照面了，一种潜在的危险似乎就在他的眼前，他想，他不能让这次照面发生，就顺势捡起身边的石头把还在忙于收拾的农妇拍晕了……三是农场里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推荐的是我的三哥，因为我三哥在农场里表现好，但最后定下的是另一位表现平平，长相也平平，出身更平平的女知青……这三件事都经过了连长私设的公堂，但都没有结果。那个反革命是个顶真的人，他坚持要弄清楚毛坑里的报纸是怎么弄上来的，是谁弄上来的。那个农妇之所以告上门来是因为气不过，她说，做了也就做了，干吗还打人呢，什么意思嘛。那个即将上大学的姑娘一脸坏笑，对于连长的质疑，她说，我怎么知道啊，你去问你的上司好了。三哥说，连长的公堂是他作威作福的产物，看似很有震慑力一样，其实大家都没把他当回事。
那个时候，三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挺大的，他在农场有粮食吃，他也偷三级粉吃，他还钓鳝鱼捉田鸡，他把省下的粮票都换成了全国粮票，这在部队建制的农场是有条件的。在农场没有工资，只有几块钱补贴，补贴留着买生活用品，但三哥有意在攒全国粮票，一个月四斤五斤，半年就是二三十斤，寄回家，每一次都让母亲眼睛一亮。粮票是不能倒卖的，但教场头三脚门外的弄堂里，有自由市场可以转手，一斤相当于四斤普通的。也可以当作礼品，一些经常出差的供销员，身边带着全国粮票，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好像身上带了件武器一样。这些，父亲都会精打细算地经营好。
三哥是1979年返城的，他在农场里呆了五年。返城的风是一点点刮起来的，最早动起来的是“边疆的迁到了老家附近的农村”，后来是“独生子优先”，再后来，就是“知青大返城”，三哥也就回来了。那时候，我们这个城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人，骑着自行车，头发理得新，衣服比较“洋气”，要么上衣兜里插了支口琴，要么肩上斜挎了个吉他，这些都是知青，他们是这个城里的人，但又要装得自己与众不同，特别是要体现自己经过世面的意思，他们还经常打架，放肆得有点像前线回来一样。三哥那时候就是这样，整天荡进荡出，他人是回来了，但心没有着落。这些政府很快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一下子拿出了500个国有企业的名额，这消息多么鼓舞人心啊，不仅鼓舞了像我三哥那样的年轻人，同时也鼓舞了像我父母那样的焦急的家长，半天时间就报名了4500人。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考试两门，语文和数学，因为招得突然，定的分数也是出奇的低，两门加一起，女的到79分就上榜，男的到69分就过关，结果更离谱，男的36就中标了，女的42就录取了。三哥也考上了，进了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市府招待所。这是个市府部门的小饭店，有几十张床铺，有一个小食堂，开始的时候不是对外的，都是招待那些到市里来办事的乡下人。在这些乡下人中，洞头海岛来的人最多，码头一上来，直走十来分钟，就到了这里。这也给饭店埋下了祸根，以为是洞头人的专门客栈，海岛上来的人，人们一想就想到了盐潮和腥味。据说，后来生意的冷淡就和这个有关。
三哥在招待所里做大厨，他没有学过厨师，但在农场的历练帮助了他，他进来的时候有过一次露手的机会，他拿出了农场的“绝活”。他用三级粉做麦塌糊能做得满农场飘香，何况现在用的是“富强粉”；在农场炒鳝丝只能放芹菜，芹菜硬鳝丝软，其实并不搭配，现在他可以放洋葱，放彩色的椒丝；田鸡也一样，在农场都是清煮，顶多放点酱油，现在他可以炖茭白，炖芋艿。效果可想而知。那段时间，也是我们家最欢愉的时光，我们的餐桌上不仅多了油水，样式也丰富了不少，三哥时不时地会带些小菜回家，有时候一块卤肉，有时候一片熏鱼，最差也是花菜烧豆腐泡之类。我们知道，那都是饭店里的菜脚，或者说抠下来的，但接济总会让父母宽心，让我们欢呼雀跃。那个时候，大哥已结婚搬出去了，二哥刚到运输队不久，正卖力地在路上跑，家里只有我和五妹，所以那时候，三哥是家里的“顶梁柱”。到了月底，三哥还会分过来许多日杂用品，酱油老酒醋，味精红糖盐，都是食堂从烧菜中省下来的。食堂算是国有的，烧多少东西都有定额，这就给了三哥们可乘之机，老酒放与不放你闻得出吗？味精多一点少一点你能辨别吗？不能。所以，那些年，家里的这类东西都是三哥捎来的，算起来也非常可观。有一次我就对父亲说，有人药片纱布都要你记下来，你不能偏心，三哥的你也要记下来。父亲说，当然当然，我记的是谁有没有心思，不计分量质量。
三哥虽然有了份实惠的工作，但也有让父母为之操心的，就是他对女性没有兴趣，没想着要谈恋爱。一般这个年纪的人，都会有些这方面的迹象，或讲究打扮了，或留意姑娘了，或呆在家里少了，突然地忙了起来。三哥没有，三哥却是另外的迹象，这也是慢慢显露出来的，开始是蓄起了胡子，他的胡子本来就多，每天刮还马马虎虎，现在追求蓄了，很快就成恩格斯了，过一段时间又是马克思了。这种样子其实已经是一个暗号，透露的信息应该是严峻的——三哥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后来，三哥还蓄起了头发，不是类似于艺术家的那种，而是类似于狮子的那种，芜杂，蓬乱。对于这个现象，母亲想得比较简单，她觉得一定是长期找不到对象的缘故，邋遢了，没有别的。而父亲则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性取向和染色体。不过父亲没说，他怕说了有伤三哥的自尊，怕扩散开来不好听。因为这个话题在当时来说是耸人听闻的。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无从知晓，我只是从一个家庭的走向去揣摩，据说，任何事都是能从最初的“雏型”去判断的，我们这个家庭，也许辉煌得过早了，它的力量分配得不均衡，那么，它的衰败是必然的。父亲的精打细算只能让家庭的滑翔稍微地平缓一些，而没有办法让它提升。换回来说生命，说命运，也是一样。
如果我还在，我不会像父母那样去想三哥的事情，那都是正常的想法。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人离开家庭后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就是“化学式”的，比如二哥，他就回不来了。我会想到三哥在农场的情形，在农场形成的后果。那个农场我去过，人在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在无边的田野，在深幽的老林，你感受到的不是要升华，而是化为尘土和烂叶。有些人是一直要在一个包容里面的，放到这样的地方，他的形就散了，魂就销了。在我们把三哥送到农场之前我们深想过这个人吗？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蓬勃的荷尔蒙会哪里去？他能不能承受强大的劳动？他对某件事物的心理刺激？我会想到农场那件蹊跷的“奸事”，假设那个拍砖的人就是三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那个农妇强大的身体把年轻的三哥吓住了，俗话说，吃伤了胃只用一口，农妇把三哥给吃伤了，所以，三哥才会鬼使神差地拍了砖，而这一砖又引来了农妇的追溯，三哥后怕了，“道德”在日夜纠结着他，从此心里埋下了悔恨，他决定惩罚自己，惩罚的方式就是相当于自虐和自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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