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烈波

    內容摘要：1645年清軍南下，南明弘光政權滅亡，錢謙益向清軍投降，這是其人生的一大轉折，也引起後人的眾多議論。錢謙益的降清是個人性格、特定環境、時代心態等諸多因素促成的，其降清的經歷與心態都在易代之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進行細緻的分析與客觀的評價。

    關鍵词：錢謙益降清心態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軍渡江，南明守軍崩潰，朝廷主要官員迎降，使清軍順利佔領南京，並進而開始征服江南。面對清軍的鐵蹄，錢謙益與趙之龍等迎降，不久便循例北遷，至北京候官。自順治三年元月至六月，錢謙益為清廷官員六個月後，以疾乞假，回到家鄉。錢謙益的降清是其人生的一大轉折，其降清的經歷與心態都在易代之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並成為後世錢謙益研究中繞不開的話題。一、錢謙益降清的過程

    弘光元年五月初九日，清軍開閘放舟，蔽江而南，江南之師全部崩潰，武弁各卸甲鼠竄。鄭鴻逵等軍怯於殺敵，勇於掠奪，入丹陽燒劫後南走，雞犬一空。面對兵敗如山倒，清兵刻日便至的局面，弘光帝於初十日夜悄然逃走。十一日黎明，錢謙益坐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庭紛然。過了良久，馬士英出來，小帽快鞋，上馬衣，向錢謙益一拱手說：“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平旦，百姓見宮門不守，宮女亂奔，纔知道皇帝、首輔俱已逃走，於是驚惶失措，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滿街。一時間，文武官員逃遁隱竄，互不相顧。民眾蜂湧出城，又有出而復返的，民心已亂。趙之龍於是出告示以安民心，有“此土已致大清國大帥”之語，並閉各城門以待清兵。此時，南京城降清已成定局。中午，有趙監生率百姓千餘人，擒王鐸到中城獄，群毆之，使認太子。王鐸大聲說：“非干我事，皆馬士英所使。”眾人亂打，王鐸鬚髮俱盡。太子阻止眾人，命令把王鐸監禁於中城獄。於是百姓擁太子上馬，至西宮，拿出戲箱中的翊善冠給他戴，于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由於人心洶洶，憤恨權奸，馬士英黨害怕報復，十二日，李沾求趙之龍庇護，逃出京城，而張捷與楊維垣自盡［1］。十三日，百姓焚毀馬士英和其子馬錫的寓所，並掠奪阮大鋮、楊維垣、陳盟家。此時南京城內處於一片大難臨頭的恐慌與混亂之中。十四日，清軍至南京，兵臨城下。

    當此之時，錢謙益等南明官員有固守與投降的選擇。固守城池必需以下幾個條件：充足的兵員、可能的援救、穩定的民心、充分的準備、必死的決心。而當時四鎮兵和操江軍或潰或逃，南京守軍又毫無鬥志，軍心渙散，根本不可能堅守；南京周圍明軍基本都已潰散，不可能有援軍趕來，即使有，也不可能與清軍相抗；南京城內人心惶惶，民心不穩，流言紛起；擁有實權，主持政務的趙之龍念念不忘與清媾和，十三日，文武諸僚集中府會議，談到太子，皆有難色，不知是否當立。趙之龍便說：“此中復立新主，款使北歸，其何辭以善後！”眾皆然之，鬨然而散［2］。這就說明南京官員都只寄希望於款和，而未準備過戰。最重要的是南京官民畏懼清軍的屠刀，惟恐南京失守後全城被屠，認為只有降順才可保萬一，如趙之龍欲迎入清軍，“百姓不願，羅拜於地。之龍下馬諭眾曰：‘揚州已屠，若不迎之，又不能守，徒殺百姓耳。惟豎了降旗，方可保全。’眾不得已，從之”［3］。所以南京城中眾人只有苟免之心，全無堅守之志。在這種情況下，戰不能戰，守不能守，逃不能逃，鑒於揚州屠戮之慘，南京官員為保全全城的生命、財產，只有投降一條路。

    錢謙益開始並不清楚形勢，對清軍還抱有幻想，《三垣筆記》云：“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于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徹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為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啓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求活耳。’擬啓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4］《東澗遺老錢公別傳》亦云：“上出狩，洪范輩紿公以南宋金人之約，公信之，人多就公謀進止，公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以求活耳。’擬致書北軍前，移草于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之龍屏不用，竟以降表去。”錢謙益在當時並不掌握實權，對朝中大事沒有決策權，所以向清求和而趙之龍不用是可能的。當時清軍大兵過江，就是為了完全征服明朝，而錢謙益居然相信清軍會接受與南明的和約，也真是幼稚得可以。當投降已成定局，對於錢謙益而言，他還有降清與自盡的選擇。降則屈志辱身，大節有虧，留下駡名；死則可全節取名。在兩者中錢謙益最終選擇了投降。五月十四日乙未，錢謙益與阮大鋮、李喬各向清軍遣迎報名［5］。十七日錢謙益引清官二員，從五百騎由洪武門入，盤九庫，清軍命錢謙益駐皇城內守之［6］。二、對於錢謙益降清的種種解釋

    對於錢謙益為何不選擇自盡，而選擇降清，論者有種種觀點：一是追逐權益說。如陳子展在《中國文學史講話》（下）中云：“雖是有理解的文人，不作兩截人，談何容易！我縱不要富貴，無奈富貴逼我，怎熬得住心頭癢？……看見了物質享受，熬不住心頭癢的人壓根兒不怕精神上的譴責，像錢謙益、龔鼎孳之流，就是一個好例。”即認為錢謙益降清是由於富貴的誘惑，追求物質享受［7］。在當代也有持相近觀點者，如楊義《錢謙益降清心態》中說：“錢謙益這人一生愛官，幾經沉浮的他好不容易做到了禮部尚書，豈可輕易拋擲？……在他的內心深處，他還想圓他那個曾經近在咫尺的宰相夢”。［8］二是降以有為說。這又可分為二種，第一種是政治復明說，如顧苓《東澗遺老錢公別傳》云：“北師入京，乃謬為招諭，陰圖伺隙，不得已而行文種、范蠡之事，計復不售”，張鴻在《錢牧齋先生年譜原序》［9］中則說：“先生（錢謙益）委曲求全，亦止盡其心，而不使復仇之機自我而絕而已，成敗生死置之度外，何論榮辱乎？”［10］第二種是含垢撰史說，如《有學集》姜殿揚跋認為“其不死也，實以遺山、太樸自負，欲完有明一代史稿耳”［11］。暴鴻昌在《錢牧齋降清考辨》［12］中采信了這一說法。三是怕死無奈說，這是最通行的意見。陳寅恪說：“牧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點。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於事勢所使然。”［13］周法高說：“牧齋本來怕死，這也是人之常情，由於怕死，只有出諸投降之一途。”［14］

    近年來研究者更從錢謙益心態來分析錢謙益降清的選擇。如李慶的《錢謙益：明末士大夫心態的典型》［15］，他認為錢謙益在儒家傳統之外，還受到陽明心學、“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因而他“得以從另外一種角度來審視人生，來考慮個人和客觀世界的關係”，“當這種感情遇到了現實利益抉擇時，也就有可能變成為衝破傳統道德觀念束縛和改變傳統思維方式的精神力量”。而且錢謙益十分追求自己的享樂，“有很強的生命意識”，所以選擇降清是自然的。汪群紅《論錢謙益人格特徵的遊移性》［16］進而認為錢謙益悲劇性的人格精神“是由其人格特徵的遊移性造成的，而遊移來自于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個人與社會的衝突”，並指出“其思想的矛盾，行為的反復，一方面體現了他內心強烈的濟世救民的儒家理想和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各種異端思想對其儒家人格精神的消解。”她以此推論，認為錢謙益“對改朝換代，態度非常超脫與平靜。忠君報國的儒家正統思想，顯得那麽縹緲，那麽毫無意義”，從而導致他做出降清的選擇。三、對錢謙益降清心態的認識

    筆者認為，首先，任何選擇的背後都有對得失的權衡，這種權衡又與個人的人生、價值取向有關。推動自盡殉節的力量是對於氣節的堅持，而推動降清受辱的力量則是生的本能。孰輕孰重的比較，則根於平日的修養。錢謙益雖然是東林中人，但他只是與東林的政治立場相同，聲氣相通，關係密切，他的思想接受王學更多些，重個性的張揚，而對個性的肯定中就潛含著對自我的重視。殉難諸人平日多注重砥礪自己的氣節與忠義之性，而錢謙益卻慣于優遊山水，愉悅情性，對氣節的培養要欠缺些。而且，他性格中的放達無拘束反而有助於消解義、節對精神的壓力。在生死關頭，錢謙益重視自我、樂於享受，懦弱戀生的個性就充分暴露了。錢謙益不是沒想過死，《牧齋遺事》云：“乙酉五月，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對錢謙益而言，死，就意味着拋棄一切功業、才學、享樂、親人……這要付出比生大得多的勇氣。而且在當時，個人之死什麽都不能挽回，國家已破，宗社為墟，死的意義只在於表現個人的氣節，追求身後的美名。而對錢謙益來說，美名雖好，怎及得身家性命重要。所以錢謙益選擇降清是他個性特徵、所持信念、平日修養、當時局勢綜合作用的結果。如他的朋友“邵得魯以不早剃髮，械系僇辱，瀕死而不悔”。為安慰邵得魯對最終剃髮的不能釋懷，錢謙益引佛典而論：“優波離為佛剃髮作五百童子剃頭師，從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孫陀羅難陀不肯剃髮，握拳語剃者：‘汝何敢持刀，臨閻浮王頂？’阿難抱持，強為剃髮，亦得阿羅漢果。得魯即不剃髮，未便如難陀取次作轉輪聖王。何以護惜數莖髮，如此鄭重？彼狺狺剃髮，刀鋸相加，安知非多生善知識，順則為優波離之於五百釋子，逆則如阿難之於難陀。而咨歎慨歎，迄於今，似未能釋然者耶？”為剃髮，本已歸順的江南奮起反抗，付出慘重的代價，錢謙益不會不知道反剃髮中所蘊涵的民族感情與道德意義，他如此說，雖是安慰，也正透露出他內心對剃髮、降服的無奈與順受，認為性命比氣節重要，“我輩多生流浪，如演若達多晨朝引鏡，失頭狂走。頭之不知，髮于何有？”［17］事實上，錢謙益本人在剃髮問題上就是很隨意的，“豫王下江南，下令剃頭，眾皆洶洶。錢牧齋忽曰，頭皮癢甚。遽起。人猶謂其篦頭也。須臾，則髠辮而入矣。”［18］由此也可以隱約看出他在降清中的思想軌蹟：死不如生，命都沒了，一切對自己也就沒意義了，既然不能抗拒清軍的鐵蹄，那還不如坦然接受，說不定這就是自己的命運，也許還能從中找到新的意義。他的性格太有彈性，正是這種彈性纔使他得以安然渡過種種危難與困苦，但也正是由於這種彈性，使他在不該屈服的時候彎下了腰。沒有彈性難以處世，也難以成事。而在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首鼠猶夷，以至最終走向失節降敵，則不惟毀了自己的一生，且亦有辱民族尊嚴，有負于家國。當然，他也並不是從來就如此，在閹禍最酷之時，他也曾激昂慷慨［19］，但這麽些年那麽多的挫折漸漸地磨平了他的銳氣、勇氣與豪氣，他既然能與周延儒妥協，與馬阮、妥協，自然也就不再乎再向清軍妥協一次。

    其次，歷史人物的選擇與他所處的環境、他選擇時所參考的資訊源與信息量密切相關，若忽視這些，則容易得出錯誤的判斷。錢謙益降清是由於迫於形勢和對清軍的恐懼，是一種權宜之策，在亂世中，他只想到顧惜自己的性命，而難以考慮其他。

    所以，第一，關於錢謙益投降是為了追求富貴，這點有些令人難以置信。就投降諸人來說，他們內心充滿了恐懼與對清軍如何處置他們的揣測。趙之龍迎清軍入城之前就已經說明他投降是因為害怕重蹈揚州慘禍。當南明大僚前往拜謁豫王時，“縋城出迎，跪道旁高聲報名。將近豫王前喝起，眾人倉皇入報。此時大雨淋漓，無一騎一卒敢站簷下者。二大僚匍匐進，行四拜禮”［20］，可見眾人對清軍非常惶恐，狼狽至極。當時有傳說云：“豫王入城，越二日，詣校場出寶刀豎立案上，拜而祭之。若城應屠，當祭時刀鞘自出；如不應屠，則刀鞘不出。豫王祭畢視之，刀鞘不出，遂免屠。既而上有使至，以南京人眾，復將議屠。廿六日，王令發三炮乃屠。及放第三炮，見關帝服綠袍，以袖拂炮，數燃火數拂之，炮終不得鳴。豫王見而異之，拜焉，謂其下曰：‘關聖在此顯異，不可屠。’遂免。”［21］南京人傳述這種故事，正說明他們驚魂未定，投降後依然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就征服者而言，清軍入城之初，“李喬齎大清告示二道，一為《大清攝政叔父王曉諭江南文武官民》，一為《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曉諭南京官民》，大約言：‘福王僭稱尊號，沈緬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22］這說明清軍是以弔民伐罪的姿態入南京的。入南京後，清軍帶著勝利者意得志滿的倨傲，生殺在手。五月十六日，豫王受百官朝賀，“查不朝參者，妻子為俘。差假本堂報知注冊，每日點名，大僚俱四更進而午後歸。工部尚書何瑞征先於十一日自縊，不死，損左足，臥家不朝，王命縛之”［23］。所以平日趾高氣揚的南京官員如今不過是命懸於他人之手的俘虜罷了，已經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清軍對南明君臣並沒有什麽好感，一向否定弘光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統性。豫王入城後，問太子何在，趙之龍以王之明對，豫王說：“逃難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說姓朱，你們早殺過了。”朱國弼見機馬上說：“太子原不認，是馬士英坐易。”豫王大笑說：“奸臣，奸臣！”“太子”見豫王，豫王離席迎之，坐於己右，相去不離丈許。弘光帝被擒，豫王使他坐于“太子”下，並對弘光說：“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討賊，于義何居？”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又轉輾磨滅之何為？”［24］所謂北來太子真偽難辨，而豫王入城後便當即以之為真，其實他是想借此“太子”以否認弘光帝繼位的合理與合法，並以此證明他下江南、征服南明是正義的。事實上，在南下之前，豫王就與史可法等互相論爭，其意義也在於為自己的軍事征服找藉口。既然弘光政權不合法，那麽滿朝官員自然也就都是偽官了。對於投降諸官員，清人在內心是很鄙夷他們的。五月二十二日，豫王下令建史可法祠，優卹其家。而當李喬等官員為諂媚清人而剃髮求見，豫王便斥其無恥，加以唾駡［25］。褒揚忠臣，斥駡無恥官員，說明清人獎勵忠義，貶斥貳臣，留用南明諸臣，只是要利用他們而已。一旦他們失去價值，就會被毫不容情地拋棄。事實上，南明諸臣北上後，大多不被重用，王鐸雖是個例外，那是得益于他弟弟在清軍中。所以，在這種生命尚且不能得到保障，匍匐苟活於清軍刀劍之下的情況下，降清官員根本不可能知道等待自己的命運將是怎樣，正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如果說錢謙益居然還能幻想升官發財，那豈非滑天下之大稽？所以錢謙益的宰相夢不僅不可能近在咫尺，而是根本不敢做。因為對於他們而言，如何生存下來才是第一位的，也是迫在眉睫的。

    第二，錢謙益的投降是一種保命的倉惶選擇，而參與復明運動與修史都是他仕清回鄉後的再選擇，它們與降清雖有關聯，但並非因果關係。事實上，錢謙益對他的降清是很後悔的，這在他的詩文中多有表露，如果他的投降是隱忍以待，又何悔之有呢？

    再次，錢謙益降清與王朝滅亡時亡國之民的心態有關。在封建社會中，人們的生活、理想、喜怒哀樂都是與帝國息息相關的，儘管明末臣民都明白明王朝遲早要傾覆，但一旦他們以生命維繫的帝國真的崩潰了，那種絕望、悲痛與迷惘是難以言說的，似乎他們的過去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他們，而前途卻一片黑暗，他們不知應向何處去，曾經的理想與未來化為了泡影，人生道路也一下轉了個大彎，他們想哭，卻不知該向誰去哭；想喊，卻又不知該喊些什麽。北京被攻陷、南京投降，都有許多士民自殺，既是出於堅持氣節，也是出於絕望與悲憤。在這種天崩地解的時刻，人們往往茫然奔走，有的投降，有的自殺，有的逃入深山大澤，一片末日氣象。在這樣重大的歷史轉變關頭，士人的動盪、分化就顯示出來了。他們的道德素養、人生態度、情操性格中的優點與弱點一下子暴露無遺。錢謙益性格中的脆弱的一面，他處事的彈性，他因私心而引發的患得患失，也都在關鍵時刻暴露了出來。在天崩地解之時，他自覺身世飄搖，突然失去了心靈的依歸，猶如溺水之人，哪怕一根稻草也要抓得緊緊的。他害怕死，但又不知如何走下去。就是在這樣激烈的心靈震盪中，他降清，並且不僅自己降，而且代清軍勸降，如他與常熟知縣曹元芳書云：“主公蒙塵五日後金兵始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卻恐有追師入越，則吳中未免先受其鋒，保境安民之舉不可以不早計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古之人行之矣，幸門下早決之。”［26］清軍進南京後約束軍紀，軍容壯盛，錢謙益一方面承認清軍是強者，明軍不能相敵；一方面又希望清軍能保證江南士紳的既得利益，和平相處，因而與清朝合作，稱北兵為三代之師，諄諄勸邑中歸順［27］。這是他勸降的理由，其實我們也可以看作是他為自己降清所能找到的自我心靈的解脫。他脆弱，他痛苦，他自責，而根本的一點，是他怕死。古代士人在經濟、政治與精神上往往依附于統治者，朝代更替之後，士人為了尋求依附以得到政治地位與經濟利益，往往投身於新統治的懷抱。如“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28］錢謙益不過開風氣之先。中國士人傳統人格的這種複雜性，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對錢謙益性格中的軟弱、怕死、義利之間的動搖，以至走向變節這一不可原諒的行為，我們無疑應該加以否定。中國傳統士人作為社會的精英，一向被視為國家道德、文化的標杆，他們一直以社會良心自持，以肩負社會的、歷史的使命自傲，以追求道德的完美與持守氣節為理想，錢謙益的降清行為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道德與士人的氣節，因此顧苓說：“公不死為東林之門戶羞。”［29］但在探討他降清的心態時，我們不僅要注意他性格中一貫的脆弱、彈性、因過分聰明而易變的特徵，還應更細緻地考察他做生死抉擇時的歷史環境，以及這種環境對他心態的可能影響，因為內心的扭曲必然是在一定的外部壓力下發生的。首先要注意清軍在揚州屠城的殘酷與兵臨南京城下的威懾所帶來的恐怖氣氛，以及這種氣氛給南京臣民包括錢謙益的震動與驚惶，如《揚州十日記》述當時慘狀云：“諸婦女長索繫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為史書的記載而毛骨悚然，而當日南京城內眾人望著城外嘶鳴的戰馬，那種恐懼無疑更為刻骨銘心。其次，錢謙益在弘光帝與馬士英等相繼逃走後，進入決策層，戰與降不僅決定著南京城的命運，也決定江南四郡人民的命運，身為禮部尚書，他所要承擔的壓力，所要面對的責任都較之他人大得多。他的脆弱的、易變的性格，他那怕死的致命弱點，在那關鍵的需要做出重大抉擇的一刻，他所面對的責任交錯進來，有可能是促成他做出選擇的一個因素。錢謙益可能想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清軍與反清軍民之間進行斡旋，使損失減小到最低程度，他說：“大兵到京城外纔一日，僕挺身入營，創招撫四郡之議，此時營壘初定，兵勢洶湧，風鶴驚危，死生呼吸，僕真見大事已去，殺運方興，拼身捨命為保全萬姓之計，觸冒不測，開此大口。”［30］這雖不無為自己開脫的意思，但也可能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第三，從當時朝廷中的議論看，中心議題是戰還是降，彌漫的是畏死與降敵的氣氛，而弘光帝與馬士英的悄然逃走更讓官員在危機關頭首先想到如何保存自己，而沒有殉節的慨然與勇氣，因此他們大部分最後都投降清軍，殉節者只是少數，多鐸曾上奏說：“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爵，保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淮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囿、項城伯韋應俊、大興伯鄒順孟、甯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城伯黃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駙馬劉贊元、內閣大學士王鐸、翰林程正揆、張居、禮部尚書錢謙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雲構、李綽、給事中杜有本、陸郎、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敬及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一員，副將五十五員，並城內官民迎降。”［31］可能正是受朝廷官員的妥協議論與降清氣氛的影響，使得錢謙益內心的保命之念勝過氣節之想，而從眾效應也使他內心中的羞愧得以減輕。當然，一切外因都要通過內因來起作用，上面三點也只是提供一種探討其內心的可能。通過內外兩方面、性格特徵與特定境遇的結合，纔能對錢謙益降清的心態有一個全面而準確地把握。因為對這一關鍵事件的準確把握，我們纔有可能正確地解讀他後來抗清的行為。

    儘管錢謙益降清，但他的心境十分複雜，降時，他“泣語其館賓沈明倫曰：子憶朱勝非事乎？未知得為朱勝非否？洪武門開，慟哭而出。”［32］顯然他降清是不得已而為之，內心充滿了傷痛。五月十七日，錢謙益領清軍入城，忽向帝闕四拜，因淚下。北兵問他緣由，他說：“我痛惜高皇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旦廢墜，受國厚恩，寧不痛心！”北兵亦為之歎息［33］。“田雄執弘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贊周第令諸舊臣上謁，王鐸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出。”而錢謙益見到故主，“伏地痛哭，不能起”［34］。弘光帝固然有罪，但諸臣也都有過。錢謙益既為國破而感傷，也為弘光被擄而悲哀。這種種哀傷又與他降清的羞慚結合在一起，化為一聲長歎：“亡國之臣求死不得”［35］，可見他的內心實在是非常悲痛的。從這時起，他的心靈就已經背負上降清的十字架。

    四、對錢謙益降清的評價

    如何評價錢謙益降清的行為？筆者個人認為只有殉義而死者、堅持抗清者、終生拒不仕清者纔真正有資格批評他。當時有許多人對錢謙益冷嘲熱諷，但他們自己也並非真的能在生死關頭堅持心中的原則而毫不動搖。他們生活於清軍鐵蹄之下而不敢反抗，甚至最終為了生計扭扭捏捏地應試赴選，和錢謙益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坐而論道易，躬行實踐難。錢謙益也曾慷慨陳詞，但真到國家需要的時候，對生的留戀、對死的恐懼、種種私心雜念一霎那間都浮上心頭，而終於失節。沒有大勇氣、大智慧、高尚情操的人是很難克服這些誘惑的。死，永遠比生更沉重。一個人的生命有多重意義，就個人而言，包含個體生命的存續、個性的張揚、身心的解放與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就社會而言，則要維護自己所處群體的利益，保證群體意志得到實現。自我價值溝通了自我與社會的聯繫，如果以社會為中心，則自我的實現應在社會中完成；而如果以個體為中心，則自我價值的判斷更多在於己身。錢謙益受王學影響，但同時儒家倫理準則又與之糾纏，因此在投降與自殺之間徘徊。但經過多年的坎坷磨難，他逐漸拋棄道德理想主義，走向政治實用主義，在明末特別是南明不惜屈氣節而求實利，因此他的降清仕清又不是偶然的失足，這也正宣告東林黨後期借政治實用主義實現道德理想主義策略的破產，它最終必然蛻變為掩蓋個人利益追逐的漂亮招牌。

    無疑錢謙益的降清是有種種理由的，如重生惡死、修史的心願尚未完成等等，但不管怎樣，他背叛了自己曾經賴以自傲的氣節與時人對他的尊敬，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感情［36］，這與他所享有的威望極不相稱，也對不起抗清而死的恩師孫承宗。面對危局，他確實無能為力，但他最終放棄了一切人格、尊嚴、名譽而屈膝投敵，這是封建社會中士人品格的最大侮辱。比起殉節者、抗清者、遁隱者，他不夠堅強，不夠勇敢，未能經受住誘惑與考驗。他曾在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作的《重修維揚書院記》中批評當時“朝著無槃水加劍之大臣，疆場多扣頭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並說：“夫立乎人之本朝，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37］真是鏗鏘激昂，擲地有聲，可是言猶在耳，他卻變節事清，兩者的反差如此強烈，不啻對他自己的尖刻嘲諷。

    “時窮節乃現”，在生與死之間，人格高大與卑微的差別便完全暴露出來。自清軍南下，義不受辱，拒絕降服，乃至奮起抵抗，兵敗被殺者極眾，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勇氣與堅定，對於道德理想與民族氣節的堅持讓我們肅然起敬。“金陵破，秦淮河丐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髠，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迂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啓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升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吏部考功司員外郞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愧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38］……壯烈殉國者很多都是錢謙益的老友、相識，如祁彪佳、陳子龍、侯峒曾、金聲等，錢謙益的氣節、精神自然不能與他們相提並論。

    當然，同死心塌地效忠清朝的降者相比，錢謙益心中的良知從來也沒有泯滅，他降清並不等於說他就沒有民族感情，氣節蕩然無存，只不過是對死的恐懼壓倒了這一切罷了，所以他雖然懾服於清軍的武力之下，但對明朝依然有深深的眷戀。他曾對清朝抱有幻想，但薙髮之令下後，清朝消滅漢族衣冠文化與民族意識的企圖得到暴露，江南士民奮起反抗，遭到清軍的血腥鎮壓。清朝決心借殺戮以立威，推行民族征服與民族壓迫，這無疑令錢謙益大為反感，對與清朝和平相處、互相利用的幻想也破滅了。他此時痛悔降清、仕清，並努力為自己開解，試圖平息內心的不安，但輿論的壓力與自己的悔恨讓他生命中的最後十餘年充滿了艱辛與苦澀。

    注釋：

    ［1］《明季南略》卷四“马士英奔浙”、“赵监生立太子”、“十二日癸巳”条。李清与夏允彝认为张捷、杨维垣是死节，笔者以为不然：十一日马士英出走，留下几十名黔兵全部被百姓击杀。十二日，获马士英中军八人，也全被赵之龙斩杀。马士英的党羽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清军尚未来，京城秩序大乱，民众殴打王铎，抢掠马、阮、杨、陈诸家，说明他们在宣泄对弘光朝的不满情绪。当时有谣谚曰：“马刘张杨，国势速亡”（《明季南略》卷三），张捷、杨维垣应该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故而极度恐惧而自杀。

    ［2］《明季南略》卷四。

    ［3］《明季南略》卷四。

    ［4］《三垣笔记》附识下。

    ［5］据《国榷》卷一百四，在其他记载中则有不同，如《明季南略》卷四“十四日乙未”条云：“报清豫王兵到都城，忻城伯赵之龙率礼部尚书管绍宁、总宪李乔，各遣二官缒城出迎，跪道旁高声报名。”阮大铖似乎当时也已逃走，不在南京。

    ［6］《明季南略》卷四。

    ［7］汪龙麟《钱谦益诗研究》（《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学史及有关论文，在阐释钱谦益失节事时多采此说。”而据笔者目前所查阅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十餘种文学史（如胡云翼、林之棠、曾毅各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其中论到钱谦益多是略为介绍其经历，认为他人品低劣，文学成就高，分析其投降原因者极少，“富贵逼人”说也仅见于《中国文学史讲话》。

    ［8］《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

    ［9］见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10］汪龙麟《钱谦益诗研究》（《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称：“金谱之成书与钱文选之翻印的时代，正是日寇大举侵华之时。金、钱于民族危亡之际为钱谦益降清所做的如上辩护，不独证据不足，且难免有取媚汉奸之嫌了。”要说明的是：钱文选翻印金谱可能有取媚汉奸的嫌疑，这点在来新夏的《近三百人物年谱知见录》中也有提及。但金鹤冲作《钱牧斋先生年谱》始于1911年，成于民国戊辰，即1928年（见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跋），曾于1934年印行，而日寇大举侵华是在1937年。此书立论确有失偏颇，但金鹤冲在书中强调钱谦益的反清行动与心志，洋溢着民族气节。金鹤冲本意可能是为家乡先贤讳饰，与为汉奸辩护无关。

    ［11］《有学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2］《北方论丛》1992年第4期。

    ［13］《柳如是别传》第五章。

    ［14］《柳如是事考》，台北：作者自印本，1978年版。

    ［15］发表于《复旦学报》1989年第一期。

    ［16］《吴中学刊》1996年第2期。

    ［17］《有学集》卷四十九《题邵得鲁迷途集》。

    ［18］史惇《恸餘杂记》“钱牧斋”条，转引自《柳如是别传》。

    ［19］参见《有学集》卷四十六《李忠毅公遗笔跋》。

    ［20］《明季南略》卷四。

    ［21］《明季南略》卷四。

    ［22］《明季南略》卷四。

    ［23］《明季南略》卷四。

    ［24］《明季南略》卷四。

    ［25］《明季南略》卷四。

    ［26］《虞阳说苑乙编》第三册。

    ［27］《祁忠敏公日记》第六册《乙酉日曆》六月初五日。

    ［28］《柳南续笔》卷二“诸生就试”条。

    ［29］《东涧遗老钱公别传》。

    ［30］《牧斋外集》卷二十二《与邑中乡绅书》。

    ［31］《多铎奏疏》，引自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

    ［32］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

    ［33］据《明季南略》卷四与《小腆纪年》卷十。

    ［34］《牧斋遗事》。

    ［35］引自钱谦益《与常熟知县曹元芳书》，《虞阳说苑乙编》第三册。

    ［36］在《初学集》卷二十七《书武林禳夷事》中钱谦益对满洲攻杀明军表示强烈的义愤，并极端仇视所谓“建州夷”。

    ［37］《初学集》卷四十四。

    ［38］《枣林杂俎》仁集“群忠备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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