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宁

    內容摘要：待詔原本是一個詞語，意即等待詔命。秦漢以後，待詔成為一種具有臨時和候補性質的職官名，並發展為古代官制系統中一個特殊的類型。在漢代，入仕之初的人常常待詔公車，而待詔金馬門則是較高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漢代待詔的人很多，來源也很複雜，有很多不同的名目，文獻中出現的“待詔”一詞也有很多不同的用法，這些都值得認真清理和研究。

    關鍵詞：待詔金馬門東方朔

    待詔一詞，從字面義上來說就是等待詔命或召見。秦漢以後，待詔逐漸成為一種低級官員的名稱。認真地說，待詔大多只是臨時稱號，表明一種身份和地位，一種等待召命的狀態，有時都不能算是官僚體系中的一員。也正因為待詔毫不起眼，歷代正史職官志或百官志都很少提及，而歷來研究官制的學者也不太注意。但事實上，待詔在漢代是很特殊的一種官職，並且是一個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群體，很多名人都曾經有過待詔的經歷，如賈山、公孫弘、東方朔、枚皋、吾丘壽王、朱買臣、蘇武、劉德、劉向、劉歆、王褒、揚雄、馮商、黃霸、谷永、張禹、李尋、桓譚、馬援等。我們沒有理由忽視這樣一個群體以及這些名人的待詔經歷。

    首先要說明的是，古書上很多有關待詔的記載，需要分別看待。“待詔”本來是一個動詞。如《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有一次漢武帝賜群臣肉，但負責分肉的大官遲遲不來，東方朔自作主張，割了一塊先拿回去了，“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1］這裏兩處“待詔”都是等待詔命的意思。待詔一詞又常常與官署名、宮殿名連用，表示於某處等待詔命，如待詔金馬門、待詔黃門等。這些詞組描述了一種狀態，而待詔的地點或宮殿不同，則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地位。這樣待詔一詞便具有了名詞性。尤其當待詔與人名連起來時，可以看成是一種非正式的、候補性質的官名。如《後漢書·寇恂傳》云：“帝使待詔馬援招降（高）峻，由是河西道開。”又如《漢書》中有待詔李信、待詔賈讓等［2］。如果“待詔”前加上官名或執掌時，一般可視作官名，如尚方待詔、本草待詔、太史待詔、太卜待詔，以及唐以後的書待詔、畫待詔、琴待詔、棋待詔等。本文主要是對作為非正式官名的待詔進行研究，但必須注意到，文獻中出現的“待詔”一詞，我們今天可以用動詞、名詞這樣的現代語法作區別，實際上有時卻不易劃分，更何况他們本來就是相關聯的。一

    待詔之職始見於秦。《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漢書·叔孫通傳》也有同樣的記載，顏師古注“待詔博士”曰：“於博士中待詔。”博士是學官名，戰國時已有，如魯有公儀休，魏有賈祛，秦始皇時曾有博士七十人［3］。待詔博士並非正式的博士，但秦二世召見“博士諸儒生”議陳勝起義時，叔孫通也與其間，諛二世而得封賞，“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由此可知，待詔博士雖是較博士低級的職位，但也能參與議政，相當於候補博士。漢承秦制，也有博士和待詔博士。《漢官儀》云：“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4］此處記載有些不清楚，可能“為待詔博士”一句是待詔博士若干人的意思。

    秦時關於待詔的記載很少，而到漢代則大量出現。尤其是漢武帝以後，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待詔群體，很多都是政治史、學術史、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武帝之後待詔的大量出現，與朝廷廣求賢良方正文學技藝之士、大開獻書進言之路有密切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待詔正是漢代察舉徵辟制度的產物［5］。漢代第一次察舉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98年），文帝在詔書中說：“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書·文帝紀》）自武帝以後，各種察舉徵召之事非常多。如武帝即位之建元元年（前140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元封五年（前106年），詔書“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書·武帝紀》）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漢書·昭帝紀》）。宣帝地節三年（前67年），“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漢書·宣帝紀》）。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親覽焉”（《漢書·成帝紀》）。此類事多不煩舉。當時很多人就是從這些察舉徵召中脫穎而出，入京為待詔的，如谷永，“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漢書·谷永傳》）。

    值得指出的是，在漢代詔舉之目頗多，除上述所及外，還有“明陰陽災異”（元帝初元三年）、“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元帝永光元年）、“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等。東漢順帝時詔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沖帝時詔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也是此類。事實上，詔舉之目並不一律，可據當時的具體情形徵求各類人才，如元始五年（5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漢書·平帝紀》）。由於徵舉科目繁雜，徵舉之人眾多，漢代待詔的情況也就變得十分複雜，不同的人往往因徵舉之目不同而成為不同類型的待詔。昭帝時丞相蔡義，最初是因為朝廷“詔求能為《韓詩》者”而徵為待詔的（《漢書·蔡義傳》）。韓生則“以《易》徵，待詔殿中”。（《漢書·儒林傳》）類似這樣因朝廷特徵或憑一技之長而為待詔的還有很多，如武帝時的吾丘壽王因善格五（一種棋藝），枚皋因善辭賦，宣帝時的趙定、龔德因知音善鼓琴等，皆召為待詔。應劭曾對待詔有一個定義，正符合這些人的情況：“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漢書·哀帝紀》注引）漢代的待詔人數眾多，但往往來源不一，身份各異，其人則自文學經藝辭賦之士以至醫巫方術音樂律令之徒，無所不有。要弄清楚待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二

    在漢代人中，東方朔的待詔經歷大約是最為典型和有趣的。我們可以他入仕的經歷作為瞭解待詔的起點。《漢書·東方朔傳》云：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

    東方朔因上書得武帝贊許，則待詔公車，而那些“不足采者”則各返本國本鄉。公車有兩個意思，一指公車司馬門，或稱司馬門，一指掌管司馬門的公車司馬令，或稱公車令、公車司馬。顏師古注：“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顏師古注：“《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記載：“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司馬門是漢代宮門的統稱。《漢書·項籍傳》顏師古注：“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所謂“待詔公車”其實就是到宮門處登記報到的意思，這些人暫時由公車司馬令管轄。漢代皇宮未央宮四面均有司馬門，其中北門、北闕最重要，公車司馬令在此。《漢書·高帝紀下》顏注：“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闋，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漢書·枚皋傳》：“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闋，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枚皋上書北闕的經歷，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書北闕後來還成了一個典故，如孟浩然《歲暮歸南山》：“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就用入詩中。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微薄，且不得見武帝，於是設計誆騙侏儒，說他們“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向武帝請罪，武帝知是東方朔生事，乃召見。

    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體；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金馬門也是未央宮的一個宮門，本名魯班門。《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即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顏注引如淳之說與此相同。據記載，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時還說過：“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這是有名的典故。東方朔此後逐漸升遷，一直做到太中大夫。有一次他在殿上小便，又被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待詔宦者署也就是待詔金馬門。《史記·東方朔傳》云：“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旁有金馬，故謂之曰‘金馬門’。”宦者署是漢代少府所屬的辦公機構。《漢書·蘇武傳》云：“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顏師古注：“《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東方朔設計得見武帝，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可見待詔金馬門的地位高於待詔公車。這一點由丞相公孫弘之事也可推知。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公孫弘，對策，武帝擢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公孫弘對策第一、身為博士而待詔金馬門，可知待詔金馬門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漢代待詔金馬門或宦者署之人頗多，僅《漢書》中有明確記載的就有公孫弘、東方朔、蘇武、劉向、劉歆、翼奉、賈捐之、王褒、張子僑、華龍、柳褒、聊蒼、鄭朋等。此外，據《三輔黃圖》卷三云：“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得待詔金馬門，即此。”［6］這份名單還可以增加主父偃、嚴安、徐樂三人。由於待詔金馬門身份和地位特殊，後世常用以代指仕途宦場，有時也以指英才俊傑聚集之所，如俗語所說“金馬門外聚眾賢，銅駝陌上集少年”［7］。金馬門也因此成為古典詩文中常見的詞彙。如江淹《上建平王書》：“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台之上。”李白《古風》：“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又《玉壺吟》：“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劉禹錫《寄上都同舍》：“通籍金馬門，家在銅駝陌。”錢起《送鄔三落第還鄉》：“荷衣垂釣且安命，金馬招賢會有期。”

    上文提到東方朔待詔公車時，飯都吃不飽，這大概是很多待詔的生活狀態。齊人東郭先生，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漢書·滑稽列傳》），連鞋都是無底的。朱買臣也有過乞討和寄食的經歷。他隨上計吏為卒，入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困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不久他因嚴助薦為中大夫，但後來又坐事免，為待詔。雖然曾做過一段時間的中大夫，此時卻不能自給，“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漢書·朱買臣傳》）不過，這些大多是入仕之初待詔公車時的情景。至於待詔金馬門，不僅是一種榮譽性稱號，而且有較高的地位。三

    前面說到，待詔一詞在文獻裏出現時可分為動詞和名詞兩種用法，而且往往與其他詞語連用，形成複合詞，所表達的含義也較為複雜。大略言之，可分為三類：

    一是與官名或職掌相連。如待詔射聲士［8］、待詔候鐘律、待詔太史、太史待詔、靈臺待詔、典星待詔等。《後漢書·百官志二》注引《漢官》云：“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又云：“靈臺待詔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由此記載可知，實際上太史待詔和靈臺待詔是眾多待詔的總稱，這些人負責天文曆法、星相節氣、占卜建除、祈禳巫醫，甚至時令音律，其職掌所涉及的門類非常之多，均屬太常之太史令。《後漢書·律曆志》有“待詔候鍾律”、“待詔星象”、“典星待詔”等名目，都可歸入靈臺待詔。《後漢書》還提到太史待詔董萌、張隆、霍融，只稱待詔者則有嚴崇、楊岑、張盛、景防、鮑鄴、宗紺等人，《漢書·律曆志上》有待詔李信，這些人均可視為太史待詔。《史記·日者列傳》中還出現了“太卜待詔”，大概就是太史待詔裏的龜卜。此外還有掖庭待詔。《後漢書·百官志三》掖庭令下注引《漢官》云：“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這些待詔則可稱為掖庭待詔。此類待詔往往具有候補官員或非正式官員的性質，也可以看作是助理。上文提到的待詔博士也屬這種情況。需要指出的是，太史待詔、靈臺待詔、太卜待詔等，也可以看成是下面要講到的第三種情況。太史待詔、靈臺待詔中的分工，如龜卜、廬宅、日時、典禳、請雨、候鍾律之類，其實也表明了一種職掌和身份，和尚方待詔、方士待詔的情況類似。

    二是與官府名或宮殿宮門名相連，如待詔公車、待詔金馬門（宦者署）、待詔黃門等［9］。當待詔一詞與官府名或宮門名相連時，待詔往往可視為動詞，表示一種狀態，意思是在某官署或宮門聽候吩咐，受命行事。如武帝時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與北海太守詣武帝行在所，“至宮下，待詔宮府門”（《漢書·滑稽列傳》）。宣帝時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漢書·儒林列傳》）。孝成帝時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漢書·揚雄傳下》）。這些名稱都是指在某處等待詔命，有一種臨時安置的意味。除待詔於某官府、宮門外，也有待詔於某地的說法。如《漢書·東方朔傳》云“與侍中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此“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是指於隴西北地這個地方待詔的良家出身的男子。此外，漢代還有待詔保宮、待詔五莋（柞）宮、待詔丞相府等［10］。這一類待詔有時也易與前一類相混。如待詔黃門。黃門既可理解為皇宮禁中，也可理解為黃門令，若後者則與上述的待詔太史相類。本來，在某一官署待詔候命，其實也就意味著在此任候補官員，二者本有相通之處，有時不易區分。

    三是表明待詔的特殊身份和職掌。如《漢書·郊祀志》出現的尚方待詔、本草待詔，顏注：“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而尚方，據《漢書·郊祀志》“為膠東王尚方”句顏注為“主方藥”。由此可見，尚方待詔與本草待詔本來就差不多。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漢書·郊祀志下》）。這些人以及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的東郭先生（《漢書·滑稽列傳》），都可稱為尚方待詔或方士待詔。《漢書·董賢傳》中有伍宏，以醫待詔。漢代少府下有太醫令，掌醫藥，伍宏可能是“太醫待詔”，但史籍中未見此名稱。伍宏通曉多項技藝，《漢書·息夫躬傳》說他以因方術醫技得幸，所以也可稱為方士待詔。《新論·譴非》云：“待詔伍客（應作伍宏）以知星好方道，數召。”［11］則與太史待詔、靈臺待詔相近。古時醫巫、方技、術數關係密切，本草待詔、尚方待詔的身份本來就近于太醫等官署下的待詔。《新論》中還提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道士王仲都“為待詔”［12］，也可認為是方士待詔。《漢書·東方朔傳》中有“待詔能用算者”，《後漢書·鄧皇后紀》注引《續漢書》有“相者待詔相工蘇大”，這些名目也用以表明其特殊身份和職掌。

    《漢書·王莽傳中》載有一個“用方技待詔黃門者”，當時有人問這個待詔王莽的相貌，他說：“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王莽知道後便殺了此人。這個以方技待詔的人會看相，也可算作方士待詔，但他又待詔黃門，“方技”是表明其身份和執掌，黃門是指他待詔的地方。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待詔一詞，或為名詞，或為動詞，有時表身份職掌，有時表等候詔命或候補的狀態，視情況不同而有所側重。但一般說來，待詔公車是指入仕之初的準備狀態，待詔金馬門則是較高的職位和一種榮譽性稱號，太史待詔、靈臺待詔之類可視為一些低級的甚至是非正式的官員，方士待詔之類則表明某些待詔特殊的身份和職掌，待詔黃門、待詔承明殿之類則表示在某官署宮殿等候詔命的狀態。四

    前述《後漢書》所記掖庭令有“待詔五人”，此掖庭待詔指掖庭令屬下的小吏，且為宦者。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掖庭待詔大約也掌類似之事，如暴室臣“主中婦人疾病”之類。但《漢書》中又有“待詔掖庭”者，與此不同，需說明之。《漢書·元帝紀》：竟寧元年（前33），“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漢書·匈奴傳下》云：“元帝以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掖庭在西漢是後宮所在，王昭君入宮待詔，意為在此等待皇帝召幸。據《漢書·外戚傳上》，漢代后妃，于皇后之下，還有昭儀、倢伃、娙娥、傛華、美人直至無涓等稱號，名目繁多，共十四等。這十四等之下還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顏師古注：“家人子者，言採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由此可知，所謂良家子是指採自清白人家入宮而無職號的宮女（與上文所說的“良家子”指男子不同），將這類宮女稱為“待詔掖庭”，本非職號，只是描述其在掖庭等待皇帝召見的狀態罷了。《後漢書·南匈奴傳》云：“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待詔掖庭的王昭君數歲不得見元帝，正如東方朔待詔公車時不得見武帝，可見其身份地位之低。

    《漢舊儀》卷下：“皇后一人，婕妤以至貴人，皆至十數。美人比待詔，元帝、成帝皆至千人。”此云美人比待詔，與《漢書·外戚傳》云“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不同。大約《漢舊儀》所云美人只是后宮普通宮女的統稱，非如《漢書·外戚傳》特指某一級嬪妃的稱號。少上造是漢代實行的二十等爵制的第十五等，爵位較高，其下第九等為五大夫，第八等為公乘。五大夫及其以上為官爵，公乘及其以下則為民爵，一般平民也可授。而在漢代官制中，六百石是一重要的分界線，六百石及其以上者可稱為“長吏”，而六百石以下則為小吏。在某種意義上，六百石和五大夫有著一定的對應關係［13］。《漢書·外戚傳》也說：“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那麽待詔的祿秩和爵位的狀況如何呢？東方朔待詔公車時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但不知折合為漢官祿秩受奉制度為哪一級。據《後漢書·百官志五》、《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漢官祿秩最低兩級為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前述家人子就是“視有秩斗食”。又據《後漢書·百官志五》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漢延平（106）中，百石一級的俸祿是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待詔公車時的東方朔的俸祿應該是少於百石的標準的。後來他待詔金馬門和再次待詔宦者署時，也不知俸祿多少。前又述及已任官而待詔者，如博士公孫弘、黃門郎劉歆。博士西漢為比六百石，黃門郎東漢時為六百石，疑西漢時低於六百石。史書上無待詔爵位之記載，任待詔或待詔於某處，或與爵位並無關係。但可以推測，一般而言，待詔祿秩不會達到六百石，爵位不會達到五大夫。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待詔身份低微，但往往只是臨時安置，或者為皇帝近幸之臣，易於升遷，且常“待以不次之位”，所以有時候待詔尤其是待詔金馬門卻成了一種特殊身份地位的表徵。

    有些待詔也擔任實際的職務，如上文所提及的太史待詔、靈臺待詔一類，本來就可視為佐吏掾屬，他們的生活狀況會比待詔公車的人好一些。不僅如此，有時已有官職者，也有待詔之名或待詔之命。如上述公孫弘為博士時，已拜官，卻待詔金馬門。褚少孫自述其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史記·日者列傳》）。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漢書·儒林傳》）。鄭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漢書·蕭望之傳》）。劉歆在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漢書·劉歆傳》）。西漢末王音召揚雄為門下吏，又“薦雄待詔”（《漢書·揚雄傳上》）。可見，待詔也常為郎、佐史一類的小官，或者說一些較低級的官員常有待詔之命。像這樣的情況，有時可以將待詔理解為一種職事和差遣。待詔常常進言獻策，顧問應對，本來就與光祿勳屬下的郎官角色類似。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都是比較低級的官員，待詔任此職或升遷至這一類的職務，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如梁丘賀待詔黃門時，數入侍中說教，宣帝召賀入說，善之，封為郎（《漢書·儒林傳》）。哀帝時災異頻繁，哀帝詔問待詔黃門李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漢書·李尋傳》）。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漢書·黃霸傳》）。

    大致而論，待詔金馬門因可以親近皇帝，地位較高，可視為一種官職，其人也有機會議論政事，如大夫、郎官之任。西漢後期的待詔黃門與之類似，而且和宦者令一樣，黃門也是少府屬官，都屬於中官。待詔黃門可以看作是待詔金馬門的延續。但從史書記載來看，待詔黃門的地位似不及待詔金馬門顯赫，這大約與武帝、宣帝時待詔金馬門人才之盛有關。在漢代，待詔金馬門或黃門的近臣由於能常在皇帝左右，參與議政，對當時的政策曾發生過較大影響。如待詔金馬門賈捐之、待詔黃門夏賀良。初元三年（前46），“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厓，救民饑饉。乃罷珠厓”（《漢書·元帝紀》）。建平二年（前5）夏六月，待詔夏賀良建言改元易號，哀帝竟下詔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過了兩個月又收回詔命，稱夏賀良妖言惑眾，下獄伏誅［14］。

    漢代不僅有很多著名人物曾有過待詔的經歷，在《漢書·藝文志》裏還可以見到很多待詔或曾經待詔之人的著作，可惜絕大部分都已亡佚。六藝略裏《春秋》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樂》有“雅琴趙氏七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即前文提到的趙定、龔德）；《孝經》有“翼氏說一篇”（翼奉）。諸子略儒家有“賈山五十八篇”、“公孫弘十篇”；道家有“郎中嬰齊十二篇”；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小說家有“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還有“臣壽《周紀》七篇”，可能也是待詔［15］；詩賦略裏有“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朱買臣賦三篇”、“郎中臣嬰齊賦十八篇”、“待詔馮商賦九篇”、“漢中都尉臣華龍賦二篇”。另據《經典釋文·敍錄》，西漢時有《爾雅注》三卷，作者為“犍為郡文學卒史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至於枚皋、吾丘壽王、王褒等辭賦名家以及劉向、揚雄這樣的大學者，留下的著作就更多了。五

    奇特的是，與西漢時待詔人物之盛相反，東漢時待詔之人很少。較著名者僅桓譚、馬援、魯恭、趙憙、丁鴻、尹敏等，都是待詔公車，再無待詔金馬門之說。此外就是前文提及的太史待詔多人。這些人大多都是東漢前期人，而到了中後期，文獻典籍中幾乎不見有關待詔的記述。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尚不太清楚，可能是因為東漢中後期朝廷徵召之人多直接除官，如郎、舍人之類，不再令待詔。此外，這一時期很多官員由各級地方機構直接徵辟，不需要到中央朝廷等候任命，也就無須經歷待詔這一階段。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東漢待詔的記載較少見，但到了靈帝熹平時出現了“待制鴻都門”，與西漢時的“待詔金馬門”相仿。《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命為制，令為詔。”待制與待詔之義相近。光和元年（178），漢靈帝置“鴻都門學”，地位愈高。待制鴻都門及鴻都門學的性質，《後漢書·蔡邕傳》所載較詳：

    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頗非之，乃上封事曰：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光和元年七月，靈帝特詔問蔡邕，蔡邕又對曰：“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當時士君子皆恥于與鴻都門學為列，批評反對之聲不絕。除蔡邕外，司徒楊賜、尚書令陽球等都曾上奏要求罷鴻都門學。毫無疑問，待制鴻都門或鴻都門學與待詔金馬門性質完全不同。在後人看來，金馬門是英才薈萃之地，而鴻都門則是以蟲篆辭賦、尚方工技邀寵的小人聚居的場所［16］。

    漢代以後，待詔再不復往日之盛。南北朝時仍可見有關待詔的記載。如梁武帝時，庾於陵、王僧孺、丘遲、到沆、許懋、張率等待詔文德殿（文德省），吳均待詔著作。《北齊書·文苑傳》還記載了待詔文林館的盛況，存錄了當時眾多待詔之人的姓名。南北朝時期待詔者多為文學之士，這與皇帝、王侯們的文學愛好有關。不過史書中關於這些待詔的記載，多半是用作動詞的。本來在漢代，待詔有時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職遣，尤其是本身已有官銜秩祿的人，如前面提到的有些博士、郎官、佐史之類，常于某處待詔，這說明待詔具有臨時職遣的含義。南北朝時期有關待詔的記載，更多是這種職遣的情況。

    唐初王績，高祖時曾待詔門下省。太宗至中宗時，都有各種名目的待詔，至玄宗時有翰林待詔。《舊唐書·職官志二》云：“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鍊、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性質和以前的待詔差不多。李白供奉翰林，實際上就是翰林待詔。他任職時有一首《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說：“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離職後有一首《東武吟》（一作《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說：“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都是將自己的待詔翰林和西漢的待詔金馬門相比，雖然翰林待詔實際上地位不高，但李白看得很重。由於李白沒有別的官銜，翰林待詔成為其實際的官職［17］。

    翰林待詔後來演變為翰林學士。《新唐書·百官志》云：“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翰林學士由此從翰林待詔中分化出來，至宋代翰林學士更由宮中內官發展成為正式的朝官，翰林制度乃成為古代官制另一系統。

    宋元明清時雖仍有待詔之名，但其性質和身份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于翰林院待詔之人，多為擅長琴棋書畫或其他技藝的人，地位很低，幾同小吏。唐宋以降的待詔狀況，非本文所論，這裏謹引瞿蛻園的概括説明作為結尾：“待詔、待制本為伺應召對之意，非官名，故漢代常令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唐之翰林待詔亦同。宋代采其意，於館閣直學士以下置待制，始為官名。明廢，唯翰林待詔院有待詔一官，秩甚卑。至清代六員減為一員，尤與文學之任無關，僅存此空名而已。”［18］

    注釋：

    ［1］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本文使引“二十四史”文字均依中華書局標點本。

    ［2］分別見《漢書·律曆志上》、《漢書·溝洫志》。

    ［3］參見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

    ［4］《漢官舊儀》、《漢舊儀》也有同樣的文字，但無“待詔博士”四字。均見《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

    ［5］一般認為，漢代選舉制度分察舉和徵辟兩類，察舉是定期或不定期由高級官員或郡國舉薦，徵辟則更多臨時性質，科目也不同。又有所謂以四科辟士。參見孟祥才《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筆者認為二者之別當時並不嚴格，而待詔來源既有詔舉又有徵辟，故本文統而言之，不作分別。

    ［6］何清谷《三輔黃圖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163頁。

    ［7］《太平御覽》卷一五八《州郡部四·河南道上·河南府》引陸機《洛陽記》，中華書局影印本，770頁上。

    ［8］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顏注引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9］待詔黃門者如梁丘賀、李尋、夏賀良。《漢書·儒林傳》記載梁丘賀“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漢書·李尋傳》云：“哀帝初即位，召（李）尋待詔黃門。”又云：“（李）尋遂白（夏）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詔見。”

    ［10］待詔保宮有周向、丁姓，見《漢書·儒林傳》，顏注：“保宮，少府之屬官也。”郭廣意曾“待詔五莋宮”（即五柞宮），見《漢書·武五子傳·劉旦傳》。劉德曾待詔丞相府，見《漢書·楚元王傳》，顏注：“於丞相府聽詔命也。”

    ［11］桓譚《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4頁。

    ［12］分別見《新論·見徵》、《新論·辨惑》，17、54頁。

    ［13］參見羅寧《小說與稗官》，載《四川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6期；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第一章，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14］此事見《漢書·哀帝紀》、《漢書·李尋傳》。

    ［15］參見羅寧《〈黃帝說〉及其他〈漢志〉小說》，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3期。饒、安成、壽約都是方士身份的待詔，而《漢志》的小説家出於稗官之說，就和這些人的身份、地位有關。參見羅寧《小説與稗官》。

    ［16］參見王永平《漢靈帝之置“鴻都門學”及其原因論》，載《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年5期。

    ［17］參見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學士辨》，載其《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18］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参見〔清〕黃本驥《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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