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它的里面竟然发现了3件铜编钟！编钟自南而北从大到小依次整齐地排列着，口部朝西平放于这个黑色匣箱内。接着，在它的北边又出土了2件铜车器，它们是安装在车前横木上的车轭顶端与末端的铜饰件。3件铜编钟的出土，鼓舞了士气，增添了信心，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们想：即便是就剩下这么3件编钟，也算没有白等，没有白干，总之一句话：值了！
据仔细观察，这些东西都被埋在墓葬上部的填土里。而这种情况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应国墓地M230与M45的填土中都埋有不少器物，有的是青铜礼器与车马器，有的是被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在距地表3.7米时，在墓道底部最南端与墓室相接处，出现了一根东西向放置的圆木朽痕。痕迹大致呈灰白色，外表为棕色，应是树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它应当是用绳索系着悬于墓道口部的一根横木，可能是在棺材下葬时放在下面用来滚动的圆木，或者可以垂下几根绳索，供当时修墓的人从墓室出来时向上攀援所用。
挖到距地表4.3米时，墓北侧椁壁板露出来，已经腐朽成黑色痕迹。我们测得，木椁南北长为4.1米，东西宽为2.2米。椁盖板上放置着不少铜车马器，多数车器的銎孔内尚残留着一些朽木屑。在我国古代，有的较大型贵族墓葬，往往在其旁边会附葬一座车马坑。这些车马坑大多为长方形，也有近方形的，里面埋葬有真正的木车和被用药物毒死的马匹。受到本国或个人财力的限制，如果没有能力单独埋葬真车真马，就把木车与马身上装配的铜饰件拆卸下来放置在墓主人的墓葬中。其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墓主人能在阴间世界里，继续享受出行时有车坐的特权。
8月30日，发掘面距离地表6米左右，因墓室东部与南部由于曾经滑坡，土方量较小，所以提前到达墓底。按照应国墓地这些年来的发掘情况，装殓墓主人的木棺一般都被放置在墓室的中央，木棺的周围放置大件青铜器与陶器，棺内放置玉器等。但非常奇怪的是，在墓室的南侧与东侧，除了填土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究竟是在墓葬塌方时这里出土的器物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还是根本就没有放置器物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样一座大型墓葬，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啊！我默默地祈祷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该墓的青铜器或许堆放在墓室的西侧与北侧吧！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西周墓葬中的铜器大都放置得过于集中，往往是在墓室的一角或一侧，一层又一层地叠压堆积在一起，相反其他位置则多半是空空如也。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没有人给予较多的留意乃至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南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中，在没有铜器的地方放置了大量的漆木器。后来我才明白，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整个墓室原本也应是被随葬器物堆放得满满的，之所以看不到漆木器之类，是因为它们都像木棺与木椁一样腐朽成了灰黑色痕迹。该墓的东侧与南侧没有发现随葬品，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看了看手腕上廉价的电子表，还不到下午的下班时间。但是，按照惯例，在临近傍晚之时，我们不再开始新的工作，尤其是快到墓底即将“见货”的时候。因为如果突然有重要的发现，而且被传了出去，在没有预先安排的情况下，就会给晚上的值班带来风险。因此，我们尚存的这点希望只有等到明天才能揭晓。
第二天，当把墓室西南角堆积得较高的虚土清理掉时，大家不禁同时欢呼起来，因为那里堆积着很厚很多的青铜器，有鼎、方壶、簋、盘、匜……那正是我们经常在梦中看到的东西啊！就像是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被找回来一样，它们那熟悉的模样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参加发掘的每个人都很兴奋，顿时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大家手拿毛刷、竹签、小手铲认真仔细地清理墓内填土，那青绿色铜器一件又一件地露出来。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些文物能由自己亲手清理出来，以体验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与成就感。紧接着，我们在墓室的西侧又发现一些错落叠压在一起的青铜礼器与车马器，计有铜鬲、石编磬、铜车辖、铜輨、盨……这批器物除个别是用来随葬的明器之外，绝大多数是墓主人在生前使用的制作精美的器物，而且有很多铜器上都铸有铭文。多少天来的担心顿时化为乌有，久存于心中的美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怎能不让人高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墓室北侧又发现了4件铜编钟和一些铜车马器等。这样算来，该墓已经出土7件编钟。据初步观察，这是一座西周晚期的应侯墓。按照当时的惯例，铜编钟都是8件为一套，这里为什么偏偏少了1件呢？难道是在那次塌方中被人顺手捡走了？而这批编钟又为什么会放置于两处，而且有3件竟然放置在填土中呢？这使我想到一种可能性：当墓主人埋葬之日，鉴于随葬器物的大小不同，送葬的人们或单人肩扛，或多人共抬，陆续不断地从家向墓地运送。运来早一些的器物就全部埋在了墓葬底部，或运来较晚，届时墓穴已经回填过半，于是就只能放在上面的填土中了。多年来的发掘经验告诉我，除此之外没有更为合理的解释。
9月1日上午，我们开始绘制随葬器物的平面图与剖面图。按计划需要2～3天的绘图时间，但是下午就开始下雨，连续下了6天。虽然用帆布篷与塑料薄膜将墓葬覆盖得很严实，但仍然有雨水进入墓葬中。连绵不断的秋雨不停地下着，虽然大家心里很着急，但除了强迫自己耐心地等待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因为发掘资料没有取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东西一收拾、拿回家了事，那样与盗墓者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发掘古文化遗址与古墓葬，目的是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通过研究古人的物质生活方式，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各种行为的动力来源，进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运动轨迹。
这些天来，发掘工地里这座墓的安全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幸好，省文研所的王胜利不失时机地赶到工地，更多地担负起晚上的安全值班工作。当发掘伊始，在墓葬周围，我们搭起2顶帐篷，里面放置着几张供值班人员临时休息的铁床或木床，在帐篷内外安装好几个电灯泡。白天还好一些，轮流值班就行，除此别无他事。尤其是夜间，除了炊事员之外，我们驻应使馆所有人员都得参与值班，谁都别想安稳地睡觉。我们将10多个值班人员分成前夜、子夜、后夜三个班次，每隔一天轮换一次。为了防范附近村庄有人路过或者前来盗窃，我们专门在每一班里配备2名当地民工。值班的时候，一部分人员必须一直守卫在墓葬周围，“以与文物共存亡”；另一部分人员则要在墓葬外围方圆1公里范围内，穿着雨衣、雨鞋时不时地打着雨伞来回巡逻，以提前防范“来犯之敌”。
每当深夜里看到一个黑影向这边游来，我们都会虚张声势地大喊同伴，或高声说话以惊动对方，以言外之意告诉他这里早已有所防备。当月黑风高的夜晚来临，恐怖的气氛会大大增加，大家都会提心吊胆，唯恐发生不测之事。这一次，好在是平顶山市武警支队特以委派班德库、张军华两位小战士前来帮助值班，我们紧张的心情才算稍微好一些。我们找来一些子弹，在上午或下午下班之后，总要以练习射击为名，“啪”、“啪”、“啪”地放上几枪，有意让人们知道我们手中有枪。因为这样可能会打消一些人在看到文物后产生的那种“铤而走险、不妨一试”的心理。即便如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大家谁都没有踏实地睡过好觉。
9月7日，雨过天晴，我们开始清理墓葬中部的木棺部位。当天，省文研究所的姜涛、郭民卿与王建民一道前来工地拍摄录像，并与平顶山市文物办的贺全法主任、廖佳行、孙清远、冯陆平、王宏伟、郑永东等人一道，参与了该墓葬的清理与发掘工作。木棺已经腐朽，棺底铺有朱砂。棺内人骨架仅残留1段股骨与2枚牙齿。让人大为意外的是，在该墓中部的木棺内，我们没有看到像其他应侯墓那样的琳琅满目的玉器，所发现玉器竟然少得可怜。这种情形与该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的规格很不相称。我不能不认为，在那次墓葬塌方时肯定有不少玉器乃至少数铜器已经散失。虽然经过反复询问与调查，但终究没有任何结果。
奇怪的是，这座墓铜礼器、铜乐器、车马器相互叠压在一起，显然没有按类别分开放置。即便是铜礼器，其口部也同样是有朝上的，也有朝下的，或者是朝向东南西北，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堆积。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铜器的表面大多还发现了布纹或丝绸纹理。在特别注重祭祀的西周时期，这些在古人眼中非常神圣的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用品，被如此随便地胡乱堆放，显然有些不合情理。我们知道，从春秋早期开始，随葬的器物就已经按照其不同的用途，整齐地摆放在不同的位置了。据此推测，这些铜礼器从墓主人家运到墓地，应是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即由很多参与送葬的人们分别承担，因为那些贵重的器物如果放在木制的车上运送，恐怕会由于车的颠簸而被损坏。因而这些器物可能被包裹在用布帛做成的包袱即布囊内，其中较大的器物单独用一个包袱，较小的器物则若干件合用一个包袱。当木棺放置在木椁内以后，人们便用绳索将随葬器物连同包袱一起，自墓口向下投放在某一个指定的位置。由于包袱内的器物会因为形状的不同，而互相填补对方边缘所留下的空隙，以至于它们在包袱里的共用空间上相互契合，放置于墓葬中之后东倒西歪，并且有的上面还残留布帛（包袱）痕迹。该墓葬的铜礼器乃至车马器等散乱地堆放在椁室西侧，大概即出于这种原因。
这座墓出土有5件铜鼎、4件铜簋、4件铜鬲、7件铜编钟、4件石编磬。按照周代礼乐制度，这是应侯的墓葬，而这与应国墓地国君夫妇墓的排列规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该墓正好处于应侯墓所在中轴线的位置上。该墓所出4件铜鬲铭文是“侯氏作姚氏尊鬲，其万年永宝”。无独有偶，1980年湖北襄阳县邓国墓地出土1件铜簋，其铭文为“侯氏作孟姬尊簋，其万年永宝”。就其铭文内容而言，前者讲的是侯氏为其夫人姚氏制作铜鬲；后者则是说侯氏为其出嫁于邓国的女儿制作铜簋。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两篇铭文，除器物名称与被赠送人的名字之外，其内容和用词竟然分毫不差。这充分表明，铜鬲与铜簋不仅是墓主人侯氏（即应侯）一人铸造，而且应为同时制作。稍有不同的是，这位应侯（亦称侯氏）将铸造的铜簋送给了女儿孟姬作为陪嫁礼器，而将铜鬲赠给自己的夫人姚氏使用。这两篇铭文相互对读，共同揭示了应国国君侯氏曾将其女儿孟姬嫁给邓国国君的历史事实。
9月8日上午九点多，应国墓地发掘工地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在平顶山市委宣传部长邹积余等市领导的陪同下，省委宣传部长余友先一行前来工地参观视察。当我汇报了整个工地主要是这座墓葬的发掘收获之后，孙清远谈及应国墓地的发现及邓公簋的流传经过等故事。由于邓公簋记载的是邓国国君邓公将其女儿嫁于应国的事情，余部长听后风趣地说：“看来古代邓国出美女啊！当时邓国国君怎么把女儿送过来的呢？我现在已经构思了一部电视剧……”
在这座应侯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铸有铭文的青铜礼器，除上述4件铜鬲外，还有3件公作敔鼎、4件公作敔簋、2件应伯盨、2件应伯壶、1件应伯盘等。其中，鼎、簋铭文为：“唯八月初吉丁丑，公作敔尊鼎（或簋），敔用赐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其内容是说，公制作这几件鼎与簋的目的，是为了送给一个名叫敔的人，希望他能够用它来祈求长寿，并让他的子孙后代永远珍爱地用这些铜器祭祀其祖先与神灵。据我们研究，这个公即是上一代应国国君——应公，而敔则是公的儿子或孙子，同时也就是这座墓的墓主人——侯氏。敔与早年传世的十月敔簋铭文中的敔是同一个人，其中敔是他的私名，侯氏则是他继承应侯职位以后的称呼。在尚未继位之前，他由于是应国太子，还曾称为“应伯”。
五、风雨中的兴奋剂：发掘应侯之墓
1992年9月中旬，我们在滍阳岭中南部的机灌站附近勘探古墓葬。那里上层土是褐色黏土，由于长时间没有下雨，土壤中水分很少，土质坚实之极，导致著名的探墓专家“洛阳铲”完全失灵，不仅很难向下钻探，而且有时根本带不上土来，这可真让人着急上火。因为按照古墓葬排列规律与以往发掘经验，这里应是应国墓地西周中期的贵族墓葬区，其所出铜器不仅制作精美，而且大都铸有铭文，学术价值很高，1988年发掘出土的稀世珍宝雁形铜盉就是在这儿发现的，所以从钻探一开始我就对这一带抱有很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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