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应国访问记-古应国墓葬发掘手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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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墓铜礼器虽然数量较少,但品种齐全,制作精美,而且大多数铸有铭文,墓主人生前佩戴大量玉器,出行时拥有七辆车。所有这些均非一般贵族所能拥有,充分说明墓主人是西周中期的一代应国国君——即铜器铭文中的“应侯爯”。古代的部落首领或王、侯,往往集政、军、巫权于一身,M84同样也表现出这种特征。该墓出土的玉戚(或称钺)、铜人面具及原始青瓷簋,都是墓主人身份与地位崇高的象征。首先,玉戚是祭祀场所的仪仗用玉礼器,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其次,铜人面具是一种反映古人精神领域内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器物,是巫师作法时使用的法器和道具;其三,瓷器来自南方地区,在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相当贵重,仅出现于应国墓地的应侯墓葬,即便贵如应侯夫人,墓葬里也没有这种东西。在古文字中,宝字写作“寶”,意思是在房屋下面藏有玉器、缶与海贝等三种宝物。其中的海贝是可以用来交换物品的货币,玉器是一种名贵的装饰品,被视为宝物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缶字,大都认为它只是“寶”字的一个声符而已,其实不然,它是指商周时期十分珍贵的瓷器,所以才跟玉器、海贝一起,成为“宝(寶)”字的组成部分。

    该墓中有数件泡形铜带扣的装饰纹样,原本只是一种装饰性图案,后来被道家赋予了神秘的含义,最终演化成我国道家的太极图——旋转式阴阳鱼的形象。

    在该墓棺顶板上放置的1件木匣内,盛装着很多件柄形璋、匕形璋等玉器,这与三门峡虢国墓地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在外棺顶板上放置玉器盒或首饰盒的情形基本相同。在我国古代,玉璋是贵族大臣在朝廷当官时手执的身份证,因而成为当官的象征物品,因此怀孕妇人生育男孩子,称为弄璋,意思是期望他长大后能够当官发财;如果生育了女孩子,就称为弄瓦,意思是用陶纺轮纺线织布。这种重男轻女思想,在这座应侯墓葬中也表现得很清楚。

    六、独一无二的积石墓:发掘首位应侯墓

    1993年2月,河南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89级的20名学生,前来应国墓地进行毕业前的考古实习,带队的是袁俊杰、李莉二位老师。我和王胜利、技工王广才三人被聘为临时校外辅导员。我们5个人与驻应使馆的其他人员带领这支考古大军,突破砖厂取土区范围的限制,在墓地中南段南北近千米的战线上,分别选取四个古墓葬集中区域同时发起猛攻,来了个地毯式轰炸。这次发掘历时两个月,共清理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的应国与楚国贵族墓18座,战国末期至汉代的平民墓近40座,出土铜、金、铁、陶、瓷、蚌、角、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数千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次大规模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应国墓地唯一的一座西周早期大型积石墓(M232)。它位于滍阳岭南端,是应国墓地最大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甲字形墓”,带有30米长的微弧形斜坡墓道,而且墓室里填满了石块。在商周墓葬中,一些大型贵族墓往往带有长条形斜坡墓道,因其平面形状近于“甲”字的形状,所以考古上大都称之为“甲字形墓”。

    在发掘过程中,由于一些石块太大太重,无法直接运出墓外,只好采用先将石块用铁锤破碎然后再搬运出去的办法。该墓自3月8日开始发掘,至8月5日才最终结束,前后历时整整五个月,是应国墓地自发掘以来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该墓上部共有7个盗洞,大件铜礼器被洗劫一空,虽然也出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小件文物,但距离我们原来的想象差得实在是太远了,让人大失所望。

    这座墓的埋葬方法大致如下:在长方形墓室底部,先铺一层较薄而且厚度大体相当的石板。这些石块虽然形状不很规则,但依其边缘斜度相互间错接对缝,显得浑然天成,整体铺得较为平坦。然后,在这层石板上面,用备好的木板或者方木,垒砌成一个近似于长方体的大木箱,古代文献称之为木椁。在木椁内的中心部位放置盛敛尸体的木棺,在木棺与木椁之间放置铜器、瓷器、陶器等死者生前使用的物品。在木棺内的死者身上,一般都佩戴有珠宝、玉器等装饰品。在木棺顶板上面放置一些铜器和玉器。那时候无论男女,其身上都时常佩戴着很多玉器,死后也是一样。当时佩戴玉器是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这就是古文献所谓“古之君子必佩玉”的原因。在将木棺与随葬器物放置在木椁内之后,再用木板将木椁的顶部封闭。在墓室东西两壁上,斜靠着一些带有木柄的小件铜器,诸如铜戈、铜矛、铜锛、铜人面具、海贝、蚌饰等,久而久之,它们都贴在了墓壁上。

    待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开始使用黄沙土与石块,以分层相间隔的办法填充整个墓室,也就是说,大致是每填充0.5~1米厚的黄沙土后,就要平铺一层形状不很规则、大小不同、厚度不一的红色石块。就这样,自下而上用石块与填土依次交替填充,总共填有12层积石,每层石块大致铺成一个平面。由于木质棺椁的腐朽坍塌,致使石块逐层向下陷落,中间部分塌陷更为有害,从而形成四周高而中间低的锅底状,而且墓室中部的石块较为密集,四周则较为稀疏。在墓室西北角有一个较大的盗洞,当时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塌方,每层石块大都呈现向西北倾斜的趋势。这些石块一般长宽都在1米左右,最长的2米多;厚度大多在0.1~0.2米之间,最厚达1.3米;其中最大的一块重约800千克。

    无论是哪座墓葬,它的埋葬年代与墓主人身份的判定,都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出土器物判断,这座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从其形制和规模来看,该墓是应国墓地首屈一指的大型墓葬,仅墓道就长30多米,墓深10余米,其土方量之大可想而知。除此之外,该墓随葬大量的积石块,据估计约有80吨~100吨重。据其颜色与质地判断,这些石块采自距离此墓北边800米~1000米、应河东岸滍阳岭西边的一座小山上。在当时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要开采、搬运如此大量的石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该墓墓主人若非应国君主,绝难享用如此盛大而隆重的葬礼。

    该墓出土了很多原始瓷器与海贝。瓷器在当时非常珍贵,在一般中小型墓里根本见不到;海贝是当时的流通货币,在金文中常被周王作为礼品赏赐给臣下。随葬如此多的海贝,说明墓主人生前拥有大量财富。

    根据这座墓的规模及其年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墓主人是西周早期受封的首位应国国君,周武王庶子之一的应叔,是《诗经》中深得成王赏识的应侯,同时也是晚年在周王室兼任“三公”之一的地位显赫的应公。大约在西周康王时期,为抵御强大起来的长江、淮河流域的南淮夷与南夷的侵略,周王朝将原本位于山西长子县应城一带的应国迁来平顶山一带定居。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在山西境内的西周时期贵族墓葬中,大都用河卵石或石块建筑石椁,或者填充椁室,其他地方则很少见到。在应国墓地内发现的这座大型积石墓,表明该墓葬保持或继承了山西一带的丧葬习俗,同时也成为应国从山西迁来的最为有力的实物证据之一。

    这座墓被盗掘一空的青铜礼器等文物,究竟都到哪里去了?是否早已不复存在了呢?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有幸找到了它们的下落,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在该墓的盗洞中,出土有1件北宋时期的茶叶末釉的小口细颈瓷瓶。难道这预示着,墓葬的7个盗洞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宋代被盗掘的?众所周知,宋代是我国青铜器收藏最为兴盛的时候,那时的文人雅士大都爱好古董收藏,从而导致当时社会上盗墓成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无独有偶,在宋代的金石学著录中,有许多署名为“应公”的青铜器铭文拓本。据近现代考古学著作,在清代宫廷所藏的古董中也有好几件应公铜器;现有1件应公方鼎与1件应公簋,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有1件饰凸弦纹的应公圆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应公卣(其实应称为应公壶),美国一家私人博物馆藏有1件饰兽面纹的应公圆鼎。据判断,这些青铜器的年代都是西周早期。

    基于该墓在宋代被盗掘的事实,我们相信,这批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早已流传于世的青铜器,正是从这座大型积石墓中出土的,该墓上面的7个盗洞正是它们从墓葬中流散出去的出口。

    尽管该墓的铜器和玉器几乎被盗一空,但它的发掘印证了宋代金石学文献对诸多应国青铜器来历的记载,应该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七、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发现“柞伯簋”

    1993年3月~4月,发现的1件柞伯簋是青铜器中的珍品,无论是艺术还是史料价值都很高,是一件难得的文物瑰宝。其发现情况大致如下:

    在应国墓地南区的最南端,也就是滍阳岭南端位置最高的被当地群众称为“义学”的地方,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遗址的北侧有一座带30米长弧形墓道的大型积石墓M232,墓葬虽然被盗,但有证据表明它就是西周早期第一代应国国君应公的墓葬。就在这座墓墓道的东南角,有一座中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为M242。

    在这座墓葬的上部稍微相错的位置,又埋葬了2座汉代砖室墓。非常幸运的是,这2座汉墓都不太深,都没有触及到M242的墓底,致使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但非常危险的是,其中1座汉墓的底部与下面墓葬的铜器之间只剩下不到1米的距离。在应国墓地这块古人选择墓穴时首选的“风水宝地”中,像这种早期墓葬的上面再埋葬一些晚期墓葬的现象十分常见,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如果上面的墓葬有足够的深度,搞不好就会正好碰到下面早期墓葬中的随葬器物,这样前来修墓的人们少不了就会来个“顺手牵羊”,拿走这些东西。农村有的地方在修筑新墓的时候,当碰到下面已经埋有墓葬的情况,被认为是一种吉利的象征。他们说这是“棺上棺”,取义为“官上加官”,意思是新入葬者的后代可能要升官了。因此,他们并不排斥将自己祖先的墓葬叠压在他人的墓葬之上。

    4月13日,来此实习的同学们说出土了1件形状非常奇怪的铜簋,而且簋内底部还铸有长篇铭文。兴奋的同学们与当地民工竞相传播这个消息,个个称赞不已,弄得满城风雨。参与清理工作的李莉老师也告诉我说,这件铜簋的形制确实从来没有见过。我很不以为然,更不希望同学们从中推波助澜,主要是因为担心消息会传到别有用心的人那里,给我们这个临时存放有文物的工地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就无端地对兴奋着的同学和民工们大泼冷水,并且有意贬低它的价值,试图缩小传闻的影响。其实,我在内心深处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尽早看到,这件被传播得沸沸扬扬的神秘铜簋了。

    待见到之后,我惊呆了,因为它造型的精致与铭文的重要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它是以往考古发现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出现的一种铜簋,那么完美而特别,尤其是器内还铸有长篇铭文,更令人赏心悦目。果然是名不虚传!我深为自己之前的错误感到难堪,真想向那些兴冲冲前来报喜的同学们道歉,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因为无论你们怎样形容它、夸奖它都不过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我激动的心情。只记得我用颤抖的手充满无限爱怜地抚摸着这件珍宝,嘴里情不自禁地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无论是形制还是铭文,它确实独一无二,全国也找不到第二件。毫无疑问,这是应国墓地自雁形铜盉出土之后又一件国宝级的文物精品。

    这件国宝通高16.5厘米,因其铭文中的作器者称为柞伯而被命名为“柞伯簋”。簋内底部铸有竖款铭文,计8行74字,自右至左为:

    隹(惟)八月辰(晨)才(在)庚申,王大射

    才(在)周。王令(命)南宫率王多

    士,师酉父率小臣。王迟

    赤金十反(钣)。王曰:“小子、小臣,

    敬又(友)决,隻(获)则取。”柞白(伯)十

    爯(称)弓舞(无)法(废)矢,王则畀柞

    白(伯)赤金十反(钣),诞易(赐)柷见。

    柞白(伯)用乍(作)周公宝尊彝。

    整篇铭文大意是说,在某年八月庚申日的早晨,周王在宗周举行大射礼。参加射礼的人员被分为两个小组。周王命令南宫率领王多士这一小组,命令师酉父率领小臣这一小组。王拿出十块红铜作为奖品,王说:“小子、小臣!你们要互相尊重对方,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如果谁射中靶的最多,就拿走这十块红铜。”柞伯射十支箭,都射中了靶的,周王就赐给他红铜十块,并且又顺便赐给他2件乐器。柞伯就用这些铜材做了这件用来祭祀周公的宝簋。

    据研究发现,柞伯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胙国的一位太子,胙国位于今河南延津县。然而为什么柞伯簋被埋葬于应国墓地中呢?这其中有着怎样特殊的原因呢?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考虑两种可能性:第一是战利品,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者抢走了失败者的东西,继而随葬在自己的墓葬中;第二是赠送品,也就是说原来器物的主人因为某种原因,将这件东西赠送给对方,对方就把它埋在自己的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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