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向下清理，墓葬中发现了青膏泥，经验告诉我们，此处已经接近墓葬里的木椁。为了解墓室内的实际情况，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掘计划，孙清远拿起探铲向下钻探，由于青膏泥的湿度很大，再往下探，已经成了稀泥，探铲头上都是泥水，根本带不出土来。我们因此而感到一丝庆幸，心想墓室底部可能就在地下水平面以下，这样被盗掘的可能性就变小了。再往下探，感觉到有些震手，下面的东西有弹性，似乎探到了木棺的盖板，提出来探铲观察，果真有棺木痕迹。经测量，探铲触及到棺板处距离发掘面只剩下1米多深，这说明已近墓室底部，于是我们在发掘中更加小心翼翼。
墓葬深度已经超过地下水位，墓底部开始不停地向外渗水，致使发掘人员根本无法在工作面上进行作业，于是赵文军与孙清远商议决定，分别在墓的对角各挖一个小蓄水坑，以便将墓底积水排进坑内，然后在小坑里放置一个小型潜水泵，不定时地向上抽水。就这样，才能保障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接近木椁时，大家都分外小心，由发掘人员和技术员在工作面上用手铲按层次仔细清理，务必保证出土文物不要移动位置；清理出的泥土再由民工们往上运出，经仔细检查确信没有带走小件文物时才能够扔出墓葬外面去。
在接近墓底时，安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市里为我们工地调来了新华区公安分局的四个队员。为便于瞭望，值班帐篷必须搭在高处，也就是土岭的岭脊上。于是在东北角、西南角与西北角分别搭建了3个帐篷，相互之间形成犄角之势，值班时可以对整个墓室进行全方位监控。东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帐篷，是我们工作队的值班帐篷。西南角的帐篷，是我们专门为公安保卫人员搭的军用棉帐篷。夜晚，公安人员荷枪实弹伫立在墓口四周，工地发掘人员三五个人分为一组，轮流不停地在墓葬周围，大约1000米的范围内往来巡守。
此时已进入了秋冬季节，经常刮大风，帐篷处在较高的位置，经常被刮翻。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风将帐篷撕开掀翻在地，篷内的纸张、塑料制品等被刮得到处乱飞，值班人员赶忙抢救，但刮起的篷布带着泥水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往往捂住了这边，却顾不上那边，怎么也治服不了这肆虐的大风。后来，还是平顶山市公安分局在工地值班的王队长过来稳住了局面，他说：“大家别慌，找一根竹竿来，先把篷布裹在竹竿上，然后沿帐篷四边的地表各挖一条沟，最后埋下竹竿。”大家一起动手，忙活了半天，总算把帐篷重新搭好。王队长事后对大家说：“我在部队时，参加野外训练，这是其中的一课。有时遇到的情况比这还严重，都给克服了，这算不了什么。”从部队里锻炼出来的战士果然比我们有经验啊！
发掘工作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首先在墓葬西南部的二层台上发现了一具人骨架，在骨架的周边有几件小玉佩。为什么在二层台上有人骨架呢？并且还有佩玉？这具骨架究竟是预先埋葬的殉人，还是盗扰后的墓主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发掘人员对这具骨架进行清理、拍照、登记、绘图，继而做了认真的保护处理。如果是殉人，那么这座墓的墓主人地位是很高的。但是我知道，应国墓地自发掘以来，还从未发现过有殉人的墓葬。这会不会是首例呢？
继续向下发掘，在整个墓室的中部发现了长方形木椁，但绝大部分已腐朽不存，只是痕迹而已。不一会儿，在椁室西南角出现了一件陶器，据观察是一件陶壶的器盖；紧接着在椁室的西侧陆续发现了陶鼎、陶壶、浴缶等一大批陶器；在椁室的东侧，陆续发现了铅钮钟、铅编镈、石编磬三套不同质地的打击乐器；在椁室西侧还发现了鼎、豆、壶等铜礼器；此外椁室周围还出土了铜车马器与剑、戈等铜兵器。尽管该墓葬出土器物数量不是很多，但毕竟大都保存完好。
根据发掘情况分析，该墓葬具为木质单棺单椁，由于椁室周围填充有很厚的青膏泥，致使椁底板保存较好。木椁长近6米，宽3米多，残高1米；木棺因盗扰因素，长宽不详。由此可见，该墓上面发现的两个盗洞只是扰乱了木棺部分而已，至于其他部分的随葬器物一概完好无损。
该墓的发掘进入严冬后，每天早上都要刨开冰面，穿上胶鞋，在冰冷刺骨的泥水中进行清理。因为要获得完整的照相资料，发掘出的文物都要在资料取完以前原地保留，而此时的安全保卫工作就更加重要。被派来值班的公安人员在墓口的周围拉上了警戒线，规定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工地上所有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以其所能分别参与清理、绘图、照相或转土等工作。开工时大家一同下到清理现场；下工时将有关文物进行覆盖，采取保护措施后，一起收工；收工后，任何人都不准下到墓底现场；所有考古队员和公安人员，24小时全天候值班。发掘过程中，不时有省市有关领导和专家到现场视察、指导工作，病中赋闲于工地的我，就成了一名不断重复同一段解说词的讲解员，因而一些考古队员对我说：“你讲的那些内容，我们都快背了。”
12月下旬的一天，平顶山市文物局除留下值班人员外，刘局长亲自带领全局人员前往工地，参加出土文物的提取与移交工作，当刘局长接过发掘人员从墓葬中递出的第一件出土文物时，摄影师王蔚波及时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经过长时间的辛勤耕耘之后，收获的季节到了。
据初步统计，该墓随葬器物有160多件，可分为铜、铁、铅、锡、玉、石、陶、骨、皮革、漆木器十类，主要数量在椁室内，以铜器占绝大多数。其中铜器大多放置在椁室西侧，可分为礼器、兵器、车马器等。铜礼器有鼎、豆、圆壶各2件；铜兵器有剑、戈、矛、镞等；铜车马器有铜车軎、马衔、盖弓帽等；陶器放置在椁室南侧和东侧，基本上都是仿铜陶礼器，计有平底束腰的升鼎3件，圜底盖鼎6件，簋6件，方壶2件，圆壶2件，浴缶1件，敦2件；玉器21件，计有琮、壁、璜、佩饰、水晶珠等。此外，该墓还出土有铅、石乐器计3套，其中铅质钮编钟9件，编镈8件，分别被放置在椁室东侧与东北角。编钟被叠压在陶礼器下面，依其大小自南向北依次排列；编镈则分成两组，其中较小者套装在较大者器腔内；石编磬9件，上下相叠压地放置在椁室东南角。
在回到室内对随葬器物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在该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上面，发现了6个字的错金铭文“应侯闭作甫戈”。铭文是用鸟形符号即所谓“鸟书”书写而成，字体优美，线条流畅，而且闪烁着金光，令人目眩。因为这是应国墓地发现的第一件带有错金铭文的铜戈，所以显得尤其珍贵。根据墓葬的形制、规模、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其特征，推断该墓的年代为战国中后期，墓主人是“后应国时期”的一位应侯，私名叫闭。这揭示了应国在战国时期仍然存在的历史真相，而这是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信息。
自从被楚平王恢复国号以后，应国一直是楚国北方边境——“方城之外”的组成部分，所以该墓随葬器物诸如束腰平底式陶鼎表现出典型的楚文化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该墓的发掘，为研究复国后的应国历史文化面貌和战国时期贵族的丧葬制度，提供了一批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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