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被盗国宝流散记

    （一）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应侯见工铜器

    20世纪70年代，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在整修山坡地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铸有铭文的铜编钟。据编钟铭文记载，这是古应国一位名叫见工的国君制作的铜器，故又称之为应侯见工编钟。经蓝田县文化馆文物工作人员奔赴现场实地勘查，确定编钟的出土地点既不是一座古墓葬，也不是一座窖藏坑，而是一个由于某种原因而临时挖掘并随后掩埋的不规则小坑。从其所铸铭文内容来看，这件编钟只铸了一篇铭文的上半部，显然铭文的下半部应当是铸在另外一件编钟上面。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往往是多件成套的编钟共同铸就一篇铭文，因为一件铜编钟上能够铸造铭文的地方有限，无法完整地将一篇铭文全部容纳进去，于是将铭文分铸于同一套2～n件器物上面，就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因为铜编钟这种打击乐器，向来都是多件成套地进行组合性演奏的，所以在铸造时也决不会只是1件或2件，在西周晚期往往是8件为一套，春秋时期开始有9件一套者，此后至战国时期还出现了10件、13件、26件一套的现象。

    青铜做成的编钟是在西周时期才出现的一种打击乐器，它来源于商代晚期3件或者6件一套的，形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铜编铙。铜编铙与铜编钟的形状基本相同，稍有区别的是，铙的口部向上，柄部朝下，人们在使用时需一只手执其柄部，另一只手用木槌敲击钟腔外表。这种乐器由于靠敲击时钟腔产生共鸣而发声，所以器壁很厚，也很重，用手举着难以坚持很久。如果将其柄部插置于下面的支座上，又会影响它的音响效果。到了西周时期，人们便将这种乐器翻转过来，让它口部向下，用绳子将柄部悬挂起来，从而解放了人手，并且使其演奏起来更加灵活，也更为方便。再者，悬挂起来的编钟由于失去了手部或支座这样的根基，发出的声音也显得更为空灵，余音更为悠长。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在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开始出现3件一套的编钟，到了西周中晚期发展为8件一套。

    当陕西蓝田这件应侯见工钟的资料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之后，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告知简报作者之一的韧松同志，说是一个叫中村不折的日本人那里也藏有一件应侯见工钟，而且钟上所铸铭文正好是整篇铭文的下半部，恰好可与蓝田编钟上的铭文前后相衔接。我们推测，这两件应侯见工编钟极可能是同时出土于同一个地方，即平顶山应国墓地。它们在失散多年且相隔很远的地方，不意间竟然完成镜圆合璧之约，真让人感到高兴。这一发现，向我们揭示了西周时期古应国曾经的辉煌历史。尤其重要的是，这两件姊妹钟开创了铜编钟铸造铭文的先河，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编钟上铸造铭文的习惯。

    一些专家学者从《汉书·地理志》与《水经注·滍水》等文献资料中，认识到河南鲁山县东南的古应城可能是出土铜器的地方。陕西蓝田与日本所藏应侯见工编钟铭文前后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通篇铭文计73字，其内容如下：

    唯正二月初吉，王归自成周，应侯见工遗王于周。辛未，王格于康宫，荣伯入右应侯见工。赐弓一、矢百、马（以上为蓝田出土编钟铭文）四匹。见工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皇祖应侯大林钟，用赐眉寿永命，子=孙=永宝用。（以上是日本藏编钟铭文）

    整篇铭文的大意是说，周历二月的一个吉日，周天子从洛阳的成周城视察归来，回到西安一带的宗周镐京。应国国君应侯见工托人转赠给周天子一种申请拜谒天子的见面礼（推测可能是玉圭、玉璋之类的物品），周天子同意了应侯见工的请求。辛未这一天，首先，周天子来到先祖康王的宗庙——康宫里等待接见大臣。然后，由周王室的一位卿士荣伯（其地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引荐，应侯见工上殿拜见周天子。应侯见工向周天子汇报了应国及其周边形势的相关情况，周天子表扬了应侯见工，并赏赐给他红色的弓1张，红色的箭矢100支，驾车的马4匹。应侯见工恭敬地报答颂扬天子的美意，并感谢他的赏赐。为纪念这一荣誉，特意制作了这件祭祀伟大光明的祖先应侯的大林钟，用它祈求长寿永生，并希望子孙们能够长久地珍爱它使用它。

    蓝田出土的应侯见工编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日本的应侯见工编钟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法博物馆。20世纪之末，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分多次从流散于海外的收藏家那里购买了一大批中国青铜器，其中有1件应国爯簋、1件应侯盘、2件应侯见工簋、2件应侯见工编钟、2件应侯壶；与此同时，上海博物馆从海外购买了1件应侯盨、1件应侯见工鼎、1件应公鼎；大概也在这个时候，美国某私人收藏家入藏了1件应侯簋，其中簋盖铭文记载的是，应侯见工受周王之命征伐淮南夷的事情，簋身铭文与之不同，记载的是应侯为姬原母制作铜簋之事，而且后者的铭文曾经见于宋代的金石学著录当中。不仅如此，近年在美国另一私人收藏家那里，也有1件与上海博物馆入藏的应侯盨相同的应侯盨盖和1件应侯鼎、1件应侯盘，部分资料发表于《收藏界》2005年第1期上。

    据估计，这一大批铜器可能都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应国墓地考古队从发掘工地撤走之后，在应国墓地内随即发生的几次盗墓案件中被倒卖出去的。它们几经周折流散海外，然后才辗转入藏于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这批铜器的数量较多，而且同一品种器物的器型不尽相同，因此远非同一座墓葬所能容纳。也就是说，它们可能出自两三座墓葬。单就铸铭为应侯见工的铜器来看，它们应当原本出土于应侯见工及其夫人的墓葬中。在应国墓地这些年的考古发掘中，应国国君应侯与其夫人的墓穴，一般都是东西左右并列，相距很近，所以盗墓者往往会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也就是说，当应侯夫妇墓中的一座被盗掘，另一座也难于幸免。

    事有凑巧，我们近年还真找到了这两座神秘的应侯见工夫妇墓的位置。在应国墓地南区中段，纵贯滍阳岭中脊部的石砌水渠的下面，东西横断滍阳岭的两条大沟中北侧的一道大沟南岸，有一座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盗掘的大型墓葬。有一次，因为浇灌麦田，在水渠底部塌陷一个很大的窟窿，当地人从中捡到不少小件青铜器，从而发现了这座被盗的古墓葬。此墓的盗掘是从墓葬西南方向一座废弃的破砖窑里挖凿30余米的地道后才得逞的。由于此墓穴的下部填土被掏空了，浇灌麦田时，很薄的石渠底部难以承受流水的压力而向下塌陷，所以才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式的洞穴。我们相信，它就是那座被盗掘的应侯见工及其夫人墓。

    当时平顶山市文物办由于没有考古发掘权，更没有经费支持，虽然上报申请发掘，但尚需一段时间，所以只好派人将这个塌陷的空洞给回填起来，而没有进行清理。过了不久，就在这座墓葬的位置，从石砌水渠的底部水泥石板上又挖凿了一个窟窿，表明该墓再次被盗掘。这次盗墓者是从墓葬的上方向下挖掘的，大概他们认为这座被盗的墓葬里还剩下一些东西。后来村政府派人将盗洞再次填实，并将水渠底部的窟窿给补上了。直到2006年，被补上窟窿的地方又一次被人挖开，可见盗墓者贼心不死，仍然对这座墓葬抱有希望。其实，在村政府填补窟窿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座墓葬被挖开很大一个坑，里面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当然只是残留一些破碎的铜片而已。

    这座被盗掘的大墓，据当地村民传说是一座“将军墓”，里面被盗出很多青铜器，其中有2件又高又细的铜器，装饰纹样非常精美。有的群众说，他们看见有10多件像人字形弯曲的扁平体石块，被丢弃在墓葬的旁边，待后来再去看时已经不见了踪影。据传说中描述的情形，那件细而高的铜器与保利博物馆购买的2件应侯壶十分相似，至于那些所谓石片形器物，显然是用“响石（即石灰岩石）”做成的多件成套的打击乐器——石编磬。在我国古代，石编磬与铜编钟分别悬挂在相邻的两个不同的乐器架上，演奏乐曲时分别由两个音乐师协同配合地打击节拍与增强气势，有时也与长笛之类管乐、琴瑟之类弦乐一道演奏乐曲的旋律。

    至于陕西蓝田与日本的应侯见工钟，我们认为也是出自石砌水渠下面的那座后来被群众称之为“将军墓”的墓葬中。其理由如下：中华民国时期，为将岭西侧的应河水顺流引入东侧的滍阳镇，特以修建了一条东西向的大水渠，水渠拦腰切断了滍阳岭。推测当时一定是挖到了应侯见工墓的一角，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至少包括后来辗转流传于我国陕西与日本的2件应侯见工编钟。时隔数十年之后的20世纪之末，位于大水渠南岸的这座“将军墓”——应侯见工墓再次被盗掘，所以又出土了一大批应侯见工的铜器，继而为北京保利与上海博物馆等单位收藏。

    应侯见工夫妇墓南距应侯爯夫妇墓39米，向北与大沟北岸不远处出土邓公簋的应侯夫妇墓相距88米。自应侯夫妇墓再向北侧30多米，就是厉王时期的应侯夫妇墓。若从铜器形制与花纹等多方面观察，应侯见工诸器显然都要比恭、懿时期的M84、M85应侯爯夫妇墓所出器物略晚一些，而比厉王时期的应侯夫妇墓出土器物早一些。根据应国墓地国君及其夫人墓的排列规律，位于南侧的墓葬年代较早，愈往北年代愈晚。因此从排列位置上看，这座墓的年代应晚于应侯爯夫妇墓，而稍早于应嫚毗夫妇墓。若从应侯墓葬自南向北年代从早到晚依次递进的排列规律来看，这种在墓葬位置上所排的序列，有力地支持了依靠各墓葬青铜器所排出的墓葬年代。应侯见工钟的年代原来被认为是西周恭王时期，随着应侯见工大批铜器的再次出土，王世民先生提出了它应当属于孝王、夷王时期的新观点。从各方面看，这是符合事实的。

    除此之外，在平顶山市西郊西高皇鱼塘里捞出的一批青铜器，也应是应侯见工墓葬出土的器物。

    北京大学教授李家浩认为，武侯是应侯见工的父亲应侯爯的谥号，并说铜器铭文中的釐公→爯（武侯）→见工是祖孙三代。若以墓葬来表示其间次序，则应为：釐公墓→应侯爯墓→应侯见工墓→应侯墓M104→应侯墓M95。

    从近年收集应侯见工铜器的情况来看，该墓至少有铜鼎6件、簋2件、盨4件、编钟4件、圆壶2件、盘1件、匜1件、车辖1件。从西周中晚期铜编钟的组合形式看，应侯见工编钟至少是8件一套。其中每2件编钟上各有半篇铭文，正好前后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这套编钟，截至目前仅发现4件，其余4件已散失，但愿将来或有发现之日。

    （二）被盗的应国文物今何在？

    据当地老人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原滍阳镇西门外的滍阳岭东侧，有一条像大沟一样的南北向的道路通往宝丰县城。遇到大雨，路两旁的悬崖上往往有青铜器被冲出来，被路过的人们捡到。那时当地人大都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也都不拿它当回事儿。由于一些外国人喜爱中国文物，愿花金钱购买那些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因此南方的古董商人作为中间人来到这里收购，或者他们干脆在当地住下来，雇用一帮人整天为他们挖古董，当地人称之为“挖宝”。在后来的发掘中，我们发现确实有许多西周早中期的大墓都曾被盗掘过，其中文物多被盗劫，所剩无几，证实了这种传说并非子虚乌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地群众在滍阳岭上先后建起6个砖瓦厂，由于取土做砖的原因，经常挖掘到一些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起初，因为大家都没有文物意识，所出器物大部分遭到毁坏，有许多被卖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然后被送到冶炼厂熔铸成其他物品。后来由于政府部门加大了文物宣传，他们再挖出的青铜器和玉器大都交给了文物部门。有时候，当地群众在滍阳岭上取土时，也会挖出青铜器来。

    在滍阳岭的南段，有一条大沟和一道水渠东西向横穿而过，犹如两把利剑将滍阳岭拦腰和头部斩为三段。位于南侧的大沟据说是在民国时期开挖的，起初大约有30多米，后来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越挖越宽，如今大概有80多米。位于北侧的水渠是20世纪50年代开挖的，宽约10米左右。这两项引应河水东渡工程的修建，导致应国墓地究竟有多少文物出土并流失，谁也说不清楚。

    20世纪50年代，滍阳岭中段西侧的应河上修建一个拦河大坝，坝基东侧修筑有一座农田水利提灌站。自提灌站向北沿滍阳岭岭脊修筑有一条灌溉农田的石砌小水渠。当地群众说，修坝挖渠时曾出土很多青铜器和玉器，大家常常是把铜器砸碎当作废铜来卖，或者弃之路旁，无人问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物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应国墓地有不少墓葬陆续不断地被人盗掘。1987年，某砖瓦厂民工集体盗掘古墓案件得以破获，缴获了一批青铜器。此后，滍阳岭提灌站院内和房后的古墓也多次被盗，据传出土了一些有铭文的青铜器。我工作人员曾捡到过被盗墓者丢弃的西周大墓常见的薄铜片、玛瑙珠，以及原始瓷豆等文物。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座位于石砌水渠下面的墓葬被盗，据说出土了很多青铜器。2001至2002年，原薛庄乡砖瓦厂的砖窑内有一座古墓葬被盗挖，据说大批文物再度流失。21世纪初，上海博物馆、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从海外文物拍卖市场上，以重金购回不少铸有铭文的应国铜器，大多都是近年来从应国墓地流散出去的。不可否认，仍然有一些应国墓地出土文物流散于海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