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老了。

    哥哥在信中说，父亲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他常坐在家门口我小时候亲手栽种的那棵石榴树下默默地抽着旱烟，或是从陈旧的箱子里找出这几年我给家里写的信，小心摊开，一遍一遍地看。见父亲呆久了，家里人劝他进屋去，父亲固执地不同，烟叶更是卷得快抽的凶，咳嗽也更厉害了。

    我不禁落下泪来。

    父亲，你不止一次叮嘱我，让我踏实做人，做学问。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您所期望的作家，只是我还没有完全辜负您。您的儿子要出书了，大学期间最后一个寒假他选择留在学校，呆在报社办公室里写他的大学和父母，校订他的书稿。这些年来，他忙于奔波求学，常年漂泊在外，除了每月写一封信，他再没能为家里做点什么。这些年来，他已将尊敬的父亲当成了知心的朋友，彼此倾诉一些如意或者不如意的事情。

    人们都说母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父爱则是蒸馏水，我却不这样认为。其实，父爱是可以触摸的，如果说母爱是港口，那么父爱就是大海，而大海的呼吸是要通过巨浪和狂风用心去感受的。

    我们每个月写一封信给对方，这个习惯从我念高中就养成了。您代表您和沉默劳作的母亲给儿子讲家里的事情，譬如小麦的长势，稻子的收成，还有您养的那几只兔子。您的信写在小堂妹的练习本上，黄黄的，皱皱的，有不少错别字。我却总能从哪些歪歪斜斜的字迹中读到城市里难以寻觅的温暖，读到故乡一年中渐渐变换的季节。您的问候总是伴着村里的月色和炊烟如期而至。信总是平静地叙述、殷切的希望，以及深深的自责，丝毫不提您借钱的艰难和辛酸。您说“现在的病情还可以”“妈妈好，只是太苦太累了，爷爷好，只是越来越孤独了，哥哥姐姐好，至少挣不了多少钱，晴晴好，会说话了会走路了……”。我用正楷字给您写信，详细汇报学习、生活和工作近况。我告诉您，我很忙但是很充实，我很穷但是很快乐。我说“请您和妈放心”，我会好自为之保重自己的，我不会贪污报社的公款，不会违法乱纪给学校添乱，不会眼高手低不向先生请教，我不会忘记应该记住的一切，我会努力做一个坚强勇敢真诚的男子汉。

    父亲，因为你是伟大而坚韧的，母亲会将您看成大树，儿女会将您当作天空。父亲是一部书，但生活的重担和严酷的现实常常掩饰了父亲的情感，让父爱藏在深处，变得高远，年轻的儿女常常读不懂父亲这部书。父亲呵，我也一样。我读了17年书，却始终未能将您这部永远读不尽的书读透。

    父亲只上了四年学。本来父亲是乐于读书的，后因祖母早逝，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妹，作为长子的父亲只好辍学了。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书读少了，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亲希望能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实现读书的梦想。比我大四岁的哥哥极聪明，却不愿被拘束在学校里，而爱鼓捣一些小玩意，因此挨了父亲不少斥责。终于有一天，哥哥逃离了学校。老师追到家中，他竟不顾一切从后窗跳了出去，一连几天不见踪影，父亲只好作罢，叹着气说：“平娃子是真读不进书了，老师们都说管不住，要他站着，他偏坐着，要他跪着，他干脆躺着了。”

    小时候，父亲喜欢用一只手托着小小的我走来走去。我站在父亲的手掌上，望着他呵呵地笑。据说，这样的孩子长大会有出息的。不到一岁就被送进一年级课堂，父亲看我果真读书专心，老师们也道悟性高，认为我颇有天赋，便下定决心让我读出一个模样来。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就发现了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在他看来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还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放羊》给父亲看后，父亲竟然破例允许我和哥哥看了一晚电视，那时村里穷，方圆数里就族兄家里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乡亲们茶余饭后讨论了好几年，而平时父亲是不让我们去添麻烦的。父亲仔细修改了我的作文，他甚至到羊群里数了数，将我写的十七只白羊改成了十八只白羊。次日，老师当着全班三十几位同学的面念了我的作文。“好儿子，你会成为作家的。”父亲笑眯眯地抱起我抚摸着我的头说。

    父亲，我真的能成为作家吗？

    我考上了大学，父亲送我，一路近千里，父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住旅社时，他安顿好后，便自己出去，回来踢了几个苹果给我吃。要他同吃，他舔了舔嘴唇说“吃过了”。然后默默地掏出他的烟袋。旅途的极度困顿让我很快入睡。被客车的隆隆声惊醒，却见父亲端坐于床位上，黑暗中有一点暗暗的火光抽的忽闪忽闪。父亲怕误了点，又担心数千元学费。

    送父亲上车前，我们静静地在街上走。父亲的胶鞋和旧灰裤在街市上很惹眼，他却很自豪地走着—上了大学的儿子正穿着崭新的皮鞋和笔挺的衣裤，伴在他的身旁。走到舞阳坝，在一个摊位前，父亲拿起一根皮带。“买一根吧，爸。”我说。父亲红着脸，似乎做错了什么事。我赶忙讲好了价，付了钱。“您那根旧皮带可以扔了。”我记得父亲经常坐在油灯下缝补着那条伴了几十年的断皮带。父亲慌忙道：“不能扔，留着有时候到坡里去，还可以系。”上车的时候，父亲怕我不放心，回过头来倚在车窗上，晃晃手中的饮料瓶，说：“在这呢。”我知道那里面装的是隔夜的凉开水。

    这样想着几年前的事，我的心里又酸酸的。父亲，儿子说过的话是算数的。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好好生活，他没有也不会让您失望，现在，大学生活要结束了，他想跟您说说心里话，可是，从哪里开始说好呢？

    做了一辈子木匠的父亲，您修了多少门窗，主持修了多少房子，可是您老没有赚到一分钱；勤苦劳作辛苦一辈子的父亲，您流了多少汗水花费了多少心血，可您从来不愿到医院为折磨您八九年之久使您丧失大半劳动力的病花一分钱。父亲，您抗争了一辈子，您在逆境中梦了一辈子。现在，您老了。您还在捧着儿子发表的作品用哼唱式似的品赏方式给他无比的鼓励和奖赏。您说您有罪，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让母亲当牛做马在地里受苦，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受苦。可是，父亲！这是您的过错吗？

    父亲，您经常来信念叨让我多看看《杨家将》，让我记住杨家将。我怎么会忘记？那几册关于杨家将的线装书据祖父讲是早年先祖从江西带过来的。小时候，我出于好奇，经常瞒着您在祖父如雷的鼾声中偷偷出入他的房间，不止数十次地抚摸那些黄旧不堪，已被一种叫“灰鱼儿”的小虫子弄坏了不少的书册，纵然认不了几个字，却也能感觉到一些历史的神秘。

    “教我启蒙识字的祖父念过私塾。他用唱诗般专注的神情和悠悠连绵的语调去读那些竖排的句子。祖父眯着眼睛，读得专心致志。当时我并不理解，现在想来，大概他捧的只是一种回忆，一种心境，读的只是一种情绪吧，读几段，就仰起头，见孙辈们团团围在身旁，便乐呵呵地接过已经点燃的烟锅吸上几口，再饶有兴趣地讲几段故事。这时候的祖父是最高兴的，冷不防还用粗糙的手掌拍拍正听愣了的孩子们。祖父讲诉的故事重复的内容还多，但总不乏听众。”

    这是我童年的记忆。许多年过后，长大了的晴晴会不会这样写父亲您呢？同您一样，我也不能认定，我们这个家族与杨家将们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仍然十分赞同长辈们写在脸上沟壑纵横那种飞扬的自豪。即使不是，也就不是罢。人活着，总要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支撑复杂的生活。这种精神有时候本来就有，而大多只能靠想象和寻找。

    你感到孤独。母亲要没日没夜地下地劳作，哥嫂也有自家的事情，与八旬的祖父也谈不了什么，您只有和您的宝贝孙女说话。可是侄女太小，还不到两岁，当然听不懂他祖父说了什么。不过您不管，您喜欢和小晴晴说话，说了半天，见躲在怀里的晴晴懂事地笑了，您也会两眼湿湿的，特别欣慰地跟着笑。

    父亲，您真的老了吗？

    母亲

    每个人心中都藏有许多关于母亲的话题，可能这里面的故事太多，往往很少有人能满意地描述他的母亲，表达他们之间那刻骨铭心的挚爱深情。很早的时候，我就想为母亲写一篇文章，又担心笨拙的笔头写不出伟大的母爱的万分之一，写不出我对伟大的母亲最深的爱和最大的尊敬。我没有对母亲说过“我爱您”，这个世界上她是唯一一个我用全身心感恩并热爱着却不用表白的人。我坚信自己和母亲之间不需要任何言语和文字，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用简单质朴的方式默默关爱，彼此挂牵。

    母亲属于湖北五峰人氏。她十二岁参加生产队劳动，二十几岁嫁给了同样是贫民出身的父亲。近五十年的生活光景，母亲没有几天不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母亲心地极好，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和父亲是一对模范伉俪，因为他们都属于农村那种很能干的，并且少有争吵。我却深深地知道母亲在性急的父亲面前做出的迁就。她从来未曾对我们说过父亲半个不字。不甘被重病压垮的父亲有时候会表现得敏感多疑，而每当母亲无端受了委屈，他只是躲在一边使劲干活，边不停地念叨，“这……他爸的病哪门办呢？哪门办呢？”并不和父亲计较。

    为了整个家庭，为了年近八旬的老人，病重的丈夫和读书用钱的孩子们，母亲终年生活在耕种背挑这种近乎原始的超越了女人性别和体能的劳作里。她言语不多，只知道起早贪黑没命地劳作。十三亩劣质沙田被她安排得满满的，收了油菜种花生，割了小麦种红薯，一年四季都有做不完的事。母亲还不嫌累，为了多收几担粮食，找几位本家叔叔讨了几片荒地，翻耕、锄地，几番折腾，又种上的苞谷或洋芋。农忙时节自不必说，即使是不可多得的农闲日，母亲也不肯在家闲着。她背了大竹篓，扛了锄头，到附近山头挖药材。丛林中荆棘遍布，野藤盘根，时有蛇虫出没。母亲天不亮就出门，饿了食红薯，渴了饮山泉，夜半回家额头或手臂常被野蜂蛰了肿得老高。而辛辛苦苦挖掘黄姜、采摘山倍挣得的一点钱她却不肯自己花，除了给父亲买药之外，就给家里带些油盐回来。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很少流泪，无论受了什么苦，她都独自承受。我所知道的只有两次，一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正起新房子，母亲喂养的几头年猪都无缘无故地死了，后来父亲将外祖父送的一头百来斤的壮猪背回来，又没喂多少天。那些日，母亲整天望着空空的猪槽发呆。才过了一个月，一场大风吹到了母亲那年最后的希望。狂风伴着骤雨淹没了夜晚，母亲心怀恐惧睁着眼睛望到天明。次日我们跑到地里，只见几亩正抽穗打花的苞谷大多匍匐在地，母亲站在路上失声痛哭。见我们走来，母亲马上止住了哭声，连声说，你们快回去，只倒了，扶起来就行了。说完，将断了的苞谷杆一根接一根的往上扶。可是扶了又倒下了，扶了又倒下了。“妈妈，别哭，我们回去吧！”母亲愣了一下，抱着我和哥哥，眼泪又簌簌地流下来。二是大二暑假我在恩施晚报社做实习记者，由于未与家里联系上，同学们又都回去了，日子过得极其艰苦。当日在烈日下锄草的母亲听叔叔说我一个月只用了四十几块钱，天天流鼻血，晒得又黑又瘦却才写发表了几十篇新闻稿件后，她呆住了，无力的双手托着锄把立在田中，任泪水和汗水无声地低落。母亲极其难过，他责怪父亲没能及时与我联系上，又责怪自己无能，责怪那一学期都不能想出办法为我寄钱，责怪没能让我早些回来。

    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只到县城去过一次。

    那是去年冬天，收到哥哥的信，母亲乐坏了。哥哥在信上说，嫂子生了个女儿。当天晚上，从不愿出门的母亲收拾了半夜。她准备到县城看孙女去。天未大亮母亲就提着大袋小袋出发了。里面装的是鸡蛋、腊蹄、红枣、还有几斤白糖。父亲说有些东西不必带，在城里买更便宜。母亲执意不肯。要送她，她也不肯，孩子似的辩解道：“我好歹也认识几个字，我又不是不会问。”后来据哥哥讲，母亲进城后累得不行了，四十多里的山路走完，再在轮船上折腾四五个小时。母亲从未坐过船，甚至没有见过波涛汹涌的大江。一路晕着吐着，又累又饿，却舍不得买口水喝。

    进城第二天，吃过午饭，母亲提出要给我打电话。母亲颤抖着手捧起话筒，又是紧张又是激动，好不容易拨通了，接电话的是位“嗓子脆的很”的女孩。她听了半天，弄不懂母亲的意思，急了，说，“您说普通话吧！”母亲小心翼翼地答说不会。“那么，英语呢？”这回母亲不懂了，只好挂了。

    母亲在城里呆了一个星期，只在街上“玩”过一次。那天哥哥给母亲五十块钱，说您到街上散散心，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由八岁的表妹陪着，母亲上街看世界去了。可是，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回来了，见哥哥问，母亲笑着说钱用完了。“用完了？”看着母亲空空如也的双手，哥哥很奇怪。还是表妹嘴快，“姑妈把钱都给别人了。”原来，母亲在街上见着有要饭的，就请一位摊主帮忙欢乐零钱，遇见一个就给一些，母亲说，他们怪可怜的。

    从城里回来那天正在下雪，母亲坚决要走。她说担心楼上的谷子还有父亲的病。乡亲们问起城里，她只说城里热闹着呢，只是有些方面太浪费了，比如馒头扔得到处都是，卫生间竟嵌着瓷砖。

    母亲不但是远近闻名的厨师，经常有过事的人家不愿数十里来请她主厨，而且精于女工。母亲做鞋快，做出来的鞋也是最耐看。小时候穿着母亲就着油灯做的布鞋到别人家去串门，主人家见我穿的鞋子好，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答了，他们就啧啧称赞：“怪不得，你妈大能人呐！”母亲除了给家里人做，还给娘家老人做，热天里做宽口浅底布鞋，冷天则做高帮厚底布鞋，每人一年几双。为此，母亲睡眠很少，独自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纳着鞋底，常常熬到深夜。

    我读初三那年，父亲由于劳累过度，一场大病夺去了他大半劳动能力。母亲打柴、挑水、种地，用单薄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母亲头上的银丝更多了，她更憔悴了。母亲再也很少给我们做鞋，有时候，好不容易纳个鞋底又爱不释手地搁下。

    考上大学后，一大早母亲将我和父亲送出门，走了几步，又像是忘了什么贵重物品似的跑进屋，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放在我手里，叫着我的小名说：“红儿，到大学了要争口气，带上这双布鞋，休息的时候穿着爽脚，听话啊！”我拿着这双做工精细，平整秀丽的黑色布鞋，想着母亲的好，眼睛随母亲身影的后移渐渐湿润了。

    母亲给我做的布鞋我只穿过一次，我把它珍藏在箱子里，这表面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鞋不正像母亲呢那颗质朴的心吗？母亲用结满厚茧的双手把满腔的思念与祝福牢牢缝进游子心里，布鞋他内在蕴藏着巨大的韧性：不怕人生道路的崎岖和坎坷，经得起打磨。

    我要好好保存这双鞋。上次父亲在信中说，母亲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一根细细的线已穿不到针孔里去了。

    乡亲

    八根大爷

    八根大爷是九一年冬天去世的，那年我正好小学毕业，因自幼在湖南读书，我没有见过八根大爷。关于他的故事在老家流传甚广，至今，人们在茶余饭后仍然谈得津津有味。

    八根大爷的真名就叫八根。八根娘总共生了八个子女，天花病夺去了四个，闹饥荒死了两个，还有一个才生几天就被闯进村的土匪一刺刀挑走了。最后剩下八根。

    八根爷命苦，妻子只跟他半年多就早逝了，他便未再娶。早年媒婆们自告奋勇地找上门，表示愿撮合好事，并且表示不收面条和鸡蛋，八根爷却性子倔，一口咬定“要为妻阿兰守节”、“阴阳相伴”，开始大家笑，后来没人笑了，也不再管他，八根爷的婚事就搁了下来，直到他八十高龄寿终正寝。他年年不忘的是“好伴儿”阿兰，各种感情从当年大胆昵称可以看出。

    八根大爷读过几年书，《论语》《春秋》背过不少，当过教师。他一生中最高官职是最高指示学习小组第二副组长。文革前一天，上级传达精神：打倒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当然，揪斗任务也有八根大爷一份。他不知道当权派究竟何所指，上面派来的领导也说“目标尚不明确”。不清楚不等于不工作。最后，在工作组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当权派”就是乡党委乡政府各机关干部。

    八根爷身为基层领导，为充分体现自己对毛主席的指示活学活用，从“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上展开联想。于是，花了一幅“雄鸡鸣晨图”，贴在堂屋里，每日三观而后言行，自我感觉很忠诚，很革命。然而，“当权派”的帽子很快就戴到了八根爷头上。罪因即那幅画。得到报告，揪斗组立马兴奋起来，一根绳子将他请到工作总部。八根爷一个劲地叫冤，但是领导说，你的阴谋由来已久，你想当雄鸡，领导天下反动派闹革命。批斗整整维持了两个星期，每天晚上七点，八根爷被押到特设的高台上站着，问一阵、吼一阵，然后下班。八根爷的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反革命”、“坏分子”够不上，只好当成“右派”。定罪那晚，八根爷大骂起来，话刚出口就有几位“战士”冲上来一用劲。八根爷瘫了，倒在地上还哭着骂。

    有种呢，乡亲们暗地里说。

    八根爷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了，不过在七十八岁那年又做过一件正义的事情：教训村里的恶棍疤子。疤子卷起袖子指着老娘的鼻子痛骂，正巧被八根大爷看见，丢下拐棍，跳上去就是几个猛巴掌，揍得疤子咬牙切齿，却始终未敢还手。

    祖父说，八根大爷百年那天精神特别好，坐在床上不停地念叨：“我没有背叛毛主席，我没有……”后来，就悄悄地闭上了眼睛。

    八根大爷的丧失特别隆重。

    微笑“的哥”

    陪朋友辉满街寻“的哥”，辉使用的是基本方法：看见有齐兴出租车驶来，他就拦。停了不打的，却只奔车头。

    “不是，对不起！”

    有时候拦停了，不见“的哥”，却是“的姐”。有一位大胡子的“的哥”被戏弄了三回，终于怒不可遏，“你到底是要搞么子？再烦，烦，烦……”还是离去了。

    不知拦过多少辆出租车，不知被骂过多少回“神经病”。回有些气馁了，他说只知道的哥开的车是齐兴出租车公司的，还有“的哥”剪着板寸头，总是一脸温和的笑。

    事情，还得从上周六说起。这天，辉借来一辆自行车学骑，学了约两个小时，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并不太差，便大胆上街。然而，对于刚学会上路的辉来说，在土桥坝骑车无疑是伟大的创举，行进途中充满惊险，远没有院子里独来独往镇定自若。果然，只几分钟，辉的自行车就鬼使神差地扑上一辆的士的车头。辉被弹下来，额头上开了一条口子，手、腿等多处擦伤。他却顾不了痛，他最担心的是司机凶神恶煞地下车，理直气壮地抓住他威胁说：“不给钱别想给老子走路。”

    只听门“砰”地一声开了，跳下一位身材魁梧的“的哥”。

    “宰就宰，老子认命了！”辉准备着，只是心存侥幸：可别漫天要价，五百、八百的。

    但是，“的哥”只嚷了一句：“怎么搞的？”就拉辉上了车，再后来就去了医院。

    辉很清楚地听的哥说了一声：“医生帮忙看一下，他摔伤了。”然后问辉有没有钱，辉连说：“有，有。”

    待辉回过神来，才发现的哥早走了。辉说：“我太蠢，满脑子充满恐怖的’宰’，竟忘了问人家的姓名。”不过，他永远记得：他留着板寸头，总是一脸温和地笑。

    “的哥”袁也

    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时，一些宾馆、舞厅或学校门前，各色各类的出租车就纷沓而来。“的哥”“的姐”们都自觉将车停在台阶下，依次排开。也许，你会偶尔发现，有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总是不愿呆久，猫一般溜来溜去。没错，开车的准是袁也，他讲过，他总是有股跑的冲动。

    袁也不姓袁本姓张，只是因为魁梧的身体上面生了一个圆大脑袋，更主要的是他专科毕业又到湖南锑都武术院修炼了两年，回来后却与比他大八岁的笔友小燕结了婚，大家都替他惋惜。有好友曾叹曰“冤也”，其后日渐演变，逐成袁也。袁也先是在家乡宜昌跑出租，干了七八年，前些年恩施兴起出租车，袁也立马携妻回娘家，成为一位地道的山城的哥。

    老袁活了四十几岁，拥有一绝：跑车。老袁勤勤恳恳地挣，妻子也就小心谨慎地花，辛苦经营十几年，去年在土桥坝买下一栋小楼房，购置了“现代化”。老袁让妻子在家享福，自己仍是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双啪嗒响的破皮鞋。

    两口子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就有人在背后嘀咕推论，说他在宜昌肯定有“前科”，而且昧了不少黑心钱，现在才这么谦虚。老袁听了就发急，求求你了好兄弟，别开这种国际玩笑，咱姓张的可是世代良民呀，干不好那事的。

    见老袁面相宽厚，年纪又大了点，有些人就打起了坏主意。某日夜里，老袁载三个年轻人到后山湾，三青年下了车不给车钱，反要“烟钱”。老袁不给，他们就动起手来。习武出身的老袁哪肯吃素，三拳两脚，歹徒们就趴在地上喘着粗气讨饶叫大哥。

    老远从不玩手脚敲诈客人，当交的费用也是老老实实地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开车”。

    袁也跑出租，一路泥泞一路歌。

    王老汉“打的”

    王老汉是宜恩县会口乡苦草坪村人，五十多岁了，为人“古怪”。

    据王老汉自己说，他还是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恩施那年到过州城，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读过几年书的王老汉是知道妇女节的，3月7日那天，王老汉浪漫地算计开了：妇女节进城给老伴买牦牛壮骨粉去。王老汉想，老伴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现在落了个腰酸背痛的病，听电视上讲得玄乎，咱也给老婆子买几盒试试。

    因为有个侄子在恩施市三孔桥做生意，王老汉计划先去那里看看，就用袋子装了一块腊肉，还揣上女儿从北京带回来的两包“红塔山”香烟。

    走了近三十里山路，转了两道车，约五个小时后，王老汉在舞阳坝车站下了车。然而，面对车来车往的崭新世界，王老汉不知所措了。他没问过侄子的电话号码，不能让他来接，无奈，他就问旁边的人：“到三孔桥前两百米怎么走？”一位卖水果的中年妇女笑着说：“您可以打的呀。”

    于是王老汉就喊：“打的！”惹了一阵笑，但是马上就有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到他的面前。“您去哪里？”“到三孔桥前两百米。”王老汉笑答。开车的小伙子一笑，启动车子。

    王老汉上车心里就忐忑起来，他问这位自称“小杨”的伙子：“要好多钱吧？”小杨说不贵，就收三元。“啊？这么贵！”王老汉吵着要下车，说什么也不坐了。他说他早就清楚城里人，他宁愿走到三孔桥去。小杨哭笑不得，只好自认倒霉说：“算了算了，不收您的钱。”到了三孔桥，王老汉下车了却磨磨蹭蹭不肯走。终于掏出了那两包烟，塞在小杨手里说：“你这娃心好，抽抽这个吧。”小杨急了，说：“您给侄子拿去拿去。”

    王老汉却转身不见了，从巷子里传出一句话：“我还有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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