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人物篇

    在中国，阿纳托尔·法朗士有着鲜明的形象。人们只要谈起法朗士，“人道主义”这个词马上就会显现在脑中。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法朗士与“人道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吴岳添的《法朗士精选集》“编选者序”就以《人道主义的斗士》为题，在开篇第一段这样写道：

    法兰西民族素有热情奔放、幽默诙谐的天性。在法国文学史上，从拉封丹到贝朗瑞的诗歌，从莫里哀到博马舍的喜剧，从拉伯雷到伏尔泰的小说，讽刺佳作可谓比比皆是。它们有的粗犷豪放，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有的小巧玲珑，如拉封丹的《寓言诗》；有的入木三分，如莫里哀的《伪君子》；有的轻松欢快，如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而在伏尔泰之后，法国更出现了一位炉火纯青的幽默大师和讽刺天才，他善于把动人的传说和对现实的抨击巧妙地融为一体，以优雅诙谐的联想来表现寓意深刻的哲理。这位公认的语言大师，就是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502]

    “人道主义的斗士”“人道主义的作家”，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对法朗士的这一定位是明确的。那么，阿纳托尔·法朗士在中国的这一鲜明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法朗士在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产生的？本章将围绕着法朗士在中国的翻译历程，结合其思想的传播，对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和接受特点做一梳理和探讨。

    第一节 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与特点

    法朗士是一个跨世纪的作家，他的“写作生涯长达六十年之久，共出版了近四十卷的小说、诗歌、评论、戏剧、政论和回忆录”[503]。中国对法朗士的接触和了解，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确切地说，中国学者是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开始注意到法朗士，继而开始译介活动的。有学者认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是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段落，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504]。1921年前后，中国对俄罗斯、欧洲各国和日本、印度等国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达到了高潮。特别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对国外的一些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予以了更多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阿纳托尔·法朗士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

    对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情况，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中做过研究，尤其是对早期的翻译情况，做了比较详尽的梳理。根据钱林森提供的线索，较早介绍法朗士的两家杂志是新文学的阵地刊物中的《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两份刊物几乎不约而同，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把目光投向了法朗士。1920年“11卷12号的《小说月报》刊发了天迦翻译的‘亚那多尔法兰西’原著的戏剧《快乐的过新年》（Conte pour commencer gaimment l'annee）”[505]，而《东方杂志》在1921年第18卷第1号上“译载了英国《观察报》记者访问法朗士的访问记及法朗士本人对欧战的看法”[506]，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法朗士。实际上，在这两家刊物之前，《新潮》杂志在1919年第2卷第2期上就发表了沈性仁翻译的法朗士的剧作《哑妻》（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又刊载了沈性仁重译的《哑妻》）。除《新潮》杂志外，像《新生命》《真善美》《刁斗季刊》《中法教育界》等，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零星发表过法朗士的短篇小说或长篇节译。

    根据《全国报刊索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旬刊》《中法教育界》《真善美》等十余家刊物上，先后刊载了法朗士的小说、剧作、评论等译文二十余篇，有的为全译，有的为节译或编译。同时，还发表了二十余篇介绍或评论法朗士的文章。在此，我们不拟一一罗列。从刊物选择发表的译文、评介文章和当时的语境看，我们认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和思考。

    第一，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是紧密相联的。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及，外国文学的译介，为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早期对俄国文学的特别关注，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瞿秋白曾就当时中国积极译介俄国文学的动因做过这样的说明：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扎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507]

    瞿秋白对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一时之盛之动因所做的分析，可为我们理解法朗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何以在中国得到积极的译介提供参照和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朗士得以在中国译介，其主要的且直接的动因，在于法朗士其人其作品表现出的精神与思想倾向契合了当时的新文学革命所提倡的精神和追求的目标。不可否认，法朗士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他在中国得到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在晚年对战争的谴责，对和平的赞颂，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无疑是他的作品在中国得到特别关注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法朗士作品与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与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些主将的强力推动有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21年之后，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为译介法朗士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之后，1921年，在第12卷第8号上，刊载了高六珈翻译的法朗士的小说《红蛋》。1922年，在第13卷第5号上，不仅在《文学家研究》栏目上发表了陈小航撰写的《法朗士传》和节译的《布兰兑斯的法朗士论》，还刊载了他编写的《法朗士著作编目》，同时，还以插图的形式刊登了“法朗士最近摄影”、“法朗士最近画像”和“初在法国文坛显名时的法朗士”，标志着在中国全面介绍法朗士的开始。紧接着，在当年的第13卷第9号上，又发表了匀锐翻译的法朗士的短篇小说《穿白衣的女人》；1924年，在第15卷第1号上，沈雁冰和郑振铎亲自主笔，在《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栏目介绍了法朗士、拉夫丹、白利欧、伯桑等多位“现代的法国文学者”。同年10月12日，法朗士在巴黎逝世，沈雁冰从路透社得知消息后，怀着钦佩而悲痛的心情撰写了《法朗士逝矣！》一文，发表在10月出版的第15卷第10号上，同期还附有“中文的论法朗士的著作”、“中译的法朗士的著作”和“英译的法朗士的著作撮要”[508]等三种目录。同年的第15卷号外上，又刊登了沈性仁重译的《哑妻》。1925年第16卷第1号的《小说月报》又推出了敬隐渔执译的法朗士的短篇小说《李俐特的女儿》。1926年第17卷第1号上，李金发发表了长文《法朗士之始末》，其中引孔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语，称誉法朗士“不惟是法兰西文豪，实亦世界之文豪，英之吉柏龄（Kipling）、意之唐南遮（DAnnezio）的声誉及影响世界文学之价值，无以过之”[509]。1927年第18卷第1号上，《现代文坛杂话》一栏又见介绍文章《左拉与法朗士》。1928年第19卷第4号上刊登了马宗融翻译的法朗士的短篇小说《布雨多阿》。1930年第21卷第5号上，李青崖发表了《现代法国文学鸟瞰》一文，其中专辟一节，又着重介绍了法朗士。上文所列举的《小说月报》在二十年代有关法朗士的译介情况也许还不完整，但从1920年开始到1930年，《小说月报》几乎每年都推出法朗士作品的中译或有关法朗士作品与思想的评介文章，沈雁冰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不仅主笔法朗士的略传，而且在第一时间撰写悼念法朗士的文章。《小说月报》如此坚持译介法朗士，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体现了新文学运动阵地刊物的办刊宗旨。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明确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固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它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510]在沈雁冰的这段话中，我们特别注意到“选择”一词，而选择的标准则主要为两条：一是文学艺术的标准，二是思想的标准。在他看来，两者的关系是“一半”对“一半”，不可偏废。总之，西洋文学，不可“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按照沈雁冰的这两条标准，法朗士是值得“介绍过来”的最佳人选。他的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他的反侵略反战争的坚定立场，正是沈雁冰所赞许的。由此看来，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和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的立场与宗旨是密切相关的。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译介外国文学风气极盛，有不少“平庸甚至反动的作品”[511]也不加区别地介绍了进来，产生过消极影响，沈雁冰正是注意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选择当译之本方面厘定了重要的标准。而法朗士得以在中国得到大力译介，与沈雁冰等新文学革命主将及同路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与他在法国文学界中的独特地位有关。从法朗士的创作生涯看，他的创作历史之长，他涉及的文类之多，他的创作风格之独特，他的思想倾向之鲜明，为他在法国文坛、在广大的读者之中赢得了重要的地位。1921年，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伟大地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应该说，法朗士为中国所关注、所译介，与他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我们手头所掌握的资料看，虽然在1920年，中国已经开始注意到法朗士，也对他做了介绍，但主要的译介工作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展开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在中国得到译介和传播，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与新文学革命的需要固然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法朗士作为一个作家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他的作品在中国能得到持久译介并产生持续影响的最根本的原因。

    确实，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除在六七十年代，因为那场众所周知的文化大灾难而中断外，法朗士的作品几乎一直在译介与重译之中，他的影响虽然谈不上巨大，却持久不断，在中国读者中确立了一定的地位。下面，我们根据《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和我们通过南京大学图书检索系统所能检索到的资料对法朗士作品的翻译情况按时间顺序做一大致的梳理。

    法朗士作品的汉译在早期主要见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旬刊》等杂志[512]，但译介的大都是篇幅相对较小的短篇小说、剧作和短诗。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阿伯衣女》（金满成译，《文学旬刊》1924年12月5日）、《嵌克庇尔》（马宗融译，《小说月报》1926年第23卷第7号）和《波纳尔之罪》（李青崖译，《小说月报》1926年第23卷第13号）等。在同一时期，与有关杂志有着密切关系的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法朗士的作品。现按初版的出版年代列举如下[513]：

    《蜜蜂》 穆木天译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4年

    《法朗士集》 沈性仁等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年

    《堪克宾》 曾仲鸣译 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1927年

    《友人之书》 金满成译 上海北新书局 1927年

    《波纳尔之罪》 李青崖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年

    《红百合》 金满成译 上海现代书局 1928年

    《黛丝》 杜衡译 上海开明书店 1928年

    《裁判官的威严》 朱溪辑译 上海北新书局 1928年

    《乐园之花》 顾仲彝译 上海真美善书店 1929年

    《女优泰倚思》 徐蔚南译 上海世界书局 1929年

    《艺林外史》 李青崖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

    《乔加斯突》 顾维熊、华堂合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

    《企鹅岛》 黎烈文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年

    《白石上》 陈聘之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年

    《泰绮思》 王家骥译 上海启明书局 1936年

    《法朗士短篇小说集》 赵少侯选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

    《红百合花》 伍光建选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

    《克兰比尔》 赵少侯译 上海三通书局 1940年

    《佛朗士童话集》 谢康译 重庆青年书店 1944年

    《时代的智慧》 徐蔚南译 生生出版社 1944年

    《泰绮思》 徐蔚南译 重庆正风出版社 1945年

    《泰绮思》 徐蔚南译 上海正风出版社 1949年

    《诸神渴了》 萧甘、郝运合译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6年

    《法朗士短篇小说集》赵少侯译 作家出版社 1956年

    《企鹅岛》 郝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

    《一个孩子的宴会》 叶君健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

    《诸神渴了》 萧甘、郝运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年

    《黛依丝》 傅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年

    《蜜蜂公主》 方德义、宫瑞华合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

    《天使的叛变》 郝运、李伧人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年

    《苔依丝》 吴岳添译 漓江出版社 1992年

    《法朗士小说选》 郝运、萧甘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

    《鹅掌女王烤肉店》 吴岳添译 重庆出版社 1993年

    《法朗士精选集》 吴岳添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年

    《法朗士短篇小说选》 金龙格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

    《红百合花》 吴岳添、赵家鹤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年

    《贞德传》 桂裕芳译 译林出版社 2004年

    《文学渴了》 吴岳添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

    《亡灵的弥撒》 王艳秋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

    《温柔蜜蜂》 梅思繁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

    《苔依丝》 伦静、朱春晔译 新星出版社 2013年

    《泰绮思》 徐蔚南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

    《诸神渴了》 萧甘、郝运合译 文汇出版社 2015年

    《苔依丝》 伦静、朱春晔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

    《蜜蜂公主》 蒋哲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

    《蜜蜂公主》 戚译引译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7年

    《金眼睛的玛塞尔》 丁晓花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

    上文所列举的法朗士作品的汉译一定有所疏漏，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做一个完整的目录，而是通过列举的翻译书目，看一看法朗士作品的汉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从时间上看，法朗士作品的汉译在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八十至九十年代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但在新的世纪，法朗士仍然没有被中国的外国文学界所淡忘，仍有出版社继续向中国读者推荐法朗士的作品，如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包括《波纳尔的罪行》、《鹅掌女王烤肉店》和《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三部作品在内的合集《苔依丝》（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文化艺术出版社重新推出收有《波纳尔的罪行》、《苔依丝》和《红百合花》三部重要作品的合集《红百合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贞德传》等。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法朗士作品的译介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个时段，另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在前一个阶段，法朗士的作品得以流传，与人们在战后的思想状态不无关系；而在后一个阶段，对于“人道主义”的重新认识与定位，是新时期法朗士得以传播的重要推动因素。从翻译的具体作品看，虽然在各个时期对法朗士的各类创作都有所关注和介绍，如诗歌、戏剧、回忆录、评论，但从数量和关注的程度上，译介主要偏重于他的小说，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他写的童话集也受到了充分的关注。就整体而言，法朗士的主要作品在中国都有了译介，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卡尔菲尔特在法朗士获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仪式上所致的授奖词中提到的《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苔依丝》、《鹅掌女王烤肉店》和《诸神渴了》更是有多个译本的存在，一译再译。此外，像《企鹅岛》和《红百合花》等也有多个译本。法朗士的中短篇受到中国读者的格外喜爱，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过多个选本，如赵少侯的《法朗士短篇小说集》（1936，1956）、郝运与萧甘的《法朗士小说选》（1992）和金龙格的《法朗士短篇小说选》（1998）。相比较而言，在法朗士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诗歌、戏剧和回忆录，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不高，译介也不够充分。

    从翻译队伍和译介的选择性看，我们发现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成立后，法朗士作品的译者都比较出色，没有当下某些畅销书（包括可以拥有众多读者的经典文学著作）所遭遇的译者队伍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在翻译法朗士作品的译者中，我们注意到李青崖、金满成、黎烈文、赵少侯、郝运、吴岳添、桂裕芳等名字，这些优秀的译者的译介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法朗士作品的翻译质量，为中国读者走近法朗士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上述译者中，吴岳添值得特别关注。是他在新时期最早认识到法朗士的真正价值，意识到在新时期译介法朗士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981年，他在《世界图书》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被遗忘了的法朗士》一文，对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历史、法朗士的创作成就和法朗士的独特价值做了简要评述，指出法朗士不应被遗忘，应该“给法朗士应有的历史地位”。此后，吴岳添对法朗士的译介工作抱以了极大的热忱，潜心研究与翻译，以译序、论文、论著等多种形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法朗士的成果。同时，他又执译了法朗士的主要代表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编选了《法朗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在对法朗士的创作做出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评价的基础上，在篇幅限制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反映出了法朗士的创作全貌。在《法朗士精选集》中，中国读者因此而有幸读到了经过吴岳添精心编选的法朗士的诗歌（胡小跃译）、剧作（赵家鹤译）、文论（吴岳添、林青、郑其行译）、回忆录（吴岳添、刘晖译）、短篇小说（郝运等译）、中篇小说（赵少侯译）和长篇小说（吴岳添、赵家鹤译）。精选集所附的《法朗士生平及创作年表》也为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法朗士提供了方便。

    第二节 新文学革命与法朗士在中国的形象塑造

    一个作家，要开拓自己的传播空间，在另一个国家延续自己的生命，只有依靠翻译这一途径，让自己的作品为他国的读者阅读、理解与接受。一个作家在异域能否真正产生影响，特别是产生持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对中国当代读者来说，法朗士的形象是比较鲜明的，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言，只要提起法朗士，读者脑中马上浮现的恐怕是一个年迈的长者的形象，反对战争，呼唤和平，宣扬人道主义，然后才会想起他的文学创作，想起他的具体作品。

    就法国作家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而言，不同的作家命运是不一样的，有的盛行一时，昙花一现，有的则影响持久。法朗士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的译介历史，其间也曾一度被遗忘，但总的来说，他在中国的影响是持久的。他的作品，他的思想，还在中国读者阅读与理解之中。在此，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他在中国的生命历程，看一看他在中国的形象是如何一步步被加以塑造和传播的。

    我们知道，文化语境与翻译、与作家的形象构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论是广义的翻译，还是狭义的翻译，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而文化语境中所涉及的各个层面的因素，对从翻译的选择到翻译的接受这一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英国的西奥·赫尔曼曾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化语境与翻译的关系进行过研究。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会“觉得有必要或者看到能从其他语言引进文本的机会，并借助翻译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以下这些方面就能够从中了解到有关这种文化的很多东西：从可能得到的文本中选择哪些文本进行翻译，是谁作的决定；谁创造了译本，在什么情况下，对象是谁，产生什么效果或影响；译本采取何种形式，比如对现有的期待和实践作了哪些选择；谁对翻译发表了意见，怎么说的以及有什么根据、理由”[514]。在他看来，一种文化或文化的某个侧面会以“自我”和“他者”这些词来标明自己的身份，在这种语境下，“翻译明显地提供了获得外来信息的手段，以便进行文化自我界定。从这一点来说，翻译的各个方面都与文化自我界定有关”。在上文中，我们在梳理法朗士在中国的翻译历史时已经指出，法朗士在中国被关注、被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语境。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所伴随的，是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离不开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则又直接推动了新文学革命。为了推动这些运动或者革命，翻译起到了某种先锋的作用，或拿鲁迅的话说，成了盗火的普鲁米修斯。无论是反帝反封建的需要，还是为了引进新思想、新思维，或是为了改造中国的语言，翻译恰恰可以起到全面而实在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不仅重视翻译，提倡翻译，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译介外国文学。虽然在积极提倡与推动的外国文学译介高潮中，曾出现过某些令人遗憾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如何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选择当译的文本，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将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和形象的构建过程充分说明了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对翻译，特别是对翻译文本之选择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作为一个跨世纪的作家，法朗士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令人瞩目的。在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卡尔菲尔特所致的《授奖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881年，法朗士就以“奇特的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引起了法国文学界乃至文明世界的注意”[515]；他“作为诗歌明星闪耀在当时的明星的星座之中”[516]；作为“公认的讲故事的大师，他以此创造了一个纯属个人的体裁，博学、富于想象和清澈迷人的风格，以及为了产生神奇效果而深刻地融合在一起的讽刺和激情”[517]。在《授奖词》中，我们还看到晚年的法朗士渐渐离开“伊壁鸠鲁的花园”，开始把目光从关心，甚至有点虚无、有点耽于享受的精神世界转向了“人浸在血泊之中”的现实世界。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样一段话：

    阿纳托尔·法朗士沿着这种倾向离开了他审美的隐居生活，他的“象牙之塔”，使自己投身于当时的社会斗争之中，像伏尔泰一样为自己被曲解的爱国主义、为恢复被迫害的人的权利而大声疾呼。他来到工人之中，设法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进行调解。他的晚年并未成为一个限制他的坟墓，最后的时刻对于他是美好的。在美惠三女神的宫廷里度过了许多年阳光灿烂的生活以后，他还是抛弃了多彩愉快的学习生涯而投身于理想主义的奋斗，在晚年去反对社会的堕落、物质主义和金钱的影响。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并未直接引起我们的关心，但是对于在其高尚情操背景下确定他的文学形象却大有裨益。[518]

    对于法国读者乃至西方读者而言，法朗士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如《授奖词》中所言，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闪耀的“诗歌明星”，是为“古典的法语”之美做出了新贡献的“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是“公认的讲故事的大师”，以“古典大师之手”，为读者打开了一个个“充满无价之宝的真珠母”，“是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主义者”。作为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法朗士是法国读者公认的大师，他之于法国读者的形象，就其根本而言，是文学的形象。正因为如此，当他在晚年逐步走出美的创造世界，“投身于当时社会斗争”，反对战争，反对沙文主义，特别是在1921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参加了共产党的时候，法国文学界和众多的读者并不认同这种“斗士”的形象。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授奖词》中强调指出，法朗士晚年“在这方面的活动并未直接引起我们的关心”。

    然而，与在法国不同，中国的新文学革命的斗士们在一开始，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法朗士在晚年的变化，看到了法朗士与野蛮、与战争抗争的“斗士”形象，而对作为文学家的法朗士，则没有足够的关注。或者说从一开始起，中国就在强化法朗士“社会性”形象的同时，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忽视、淡化了法朗士的“文学性”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法国读者所形成的法朗士的形象是建立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之上的；换言之，在法国，法朗士的形象的构建基础是其作品，是文本。但在中国，法朗士的形象在读者中并不是依靠文本的阅读而形成的，而是通过翻译者或评论者对其作品，特别是对其在晚年的行动的评论与论断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方式的形象构建往往是为了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或社会需要而采取的一种“为我所用”的策略，因此而具有某种“操控”的意味。这种所谓的“操控”力量，在理论上讲，实际上就是对翻译活动起着影响或决定作用的一些外部的因素，它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的文本的选择，决定了译者或者评论者对作家的独特的理解视角，而这种理解，不免受到译者或评论者的视野、立场或语境等各种因素的限制。

    就法朗士在中国的译介而言，我们通过对手头所掌握的一些重要资料的分析，发现法朗士在中国的前期传播中，翻译的文本起的是第二位的作用，而评论则对塑造法朗士的形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在中国介绍法朗士的最初几年里，无论是高六珈翻译的《快乐的过新年》，还是沈性仁翻译的《哑妻》，都不是法朗士的代表作，在法朗士的文学创作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此而言，中国对法朗士的译介，从一开始起，就没有从文学性的角度去加以审视和把握。这一倾向，在早期的评论者的文章中，表现得就更为充分了。下面，我们结合《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在早期介绍法朗士的几篇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文章，看一看评论者为中国读者介绍的是一个怎样的法朗士，看一看在早期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树立起法朗士的“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形象的。

    实际上，在中国介绍法朗士的最早的文章中，《东方杂志》在1921年第18卷第1号上译载的那篇法朗士访问记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中国最早接触法朗士的读者而言，他们对法朗士的认识不是以读他的作品为起点的，而是始于《东方杂志》所凸显的法朗士对欧战的看法与立场。1922年第19卷第2号上，《东方杂志》在《欧洲文坛伟大的时局观》一栏，又发表了郑超麟翻译的《法朗士的非战事主义》一文[519]，进一步强化了法朗士的反战立场。据钱林森的资料，在1922年第19卷第10号的“补白中，再次刊发了法朗士有关战争的警告，在这里法朗士是以一个和平主义者面目出现的”[520]。就这样，通过有关评介文章的一次次介绍，从法朗士对欧战的看法，到“非战事主义者”的界定，再到“和平主义者”形象的形成，法朗士的社会性形象因此而一步步得到了强化。与《东方杂志》一样，《小说月报》在早期评介法朗士的文章中，也在不约而同地突出法朗士反战、反暴力的立场。在早期对法朗士的介绍中，陈小航的《法朗士传》应该说是一篇最为重要的文献。为作家立传，不可能不涉及其人、其作品、其思想。应该说，陈小航的《法朗士传》，对法朗士的作品，对法朗士的思想，对法朗士的生活都有评介。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小航对作品的文学性几乎略而不谈，对法朗士的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却格外关注，且善于从法朗士的自述、作品或谈话中梳理出一条清晰而深刻的生命轨迹：青年时代“宽大而和平”，对“宣战的通告”“满腔忠愤”，在狄德罗和伏尔泰的思想中汲取了“反抗强权和暴力的精神”；中年时对拿破仑“这位代表人类戾气的狂夫”加以批评，后又对德雷福斯事件仗义执言；在晚年，更是“眼见人杀人杀得太不像样了”，所以“常作文演说”，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读陈小航的《法朗士传》，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作者从头至尾，就是着力塑造一位和平主义者的形象。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还特别追溯了法朗士反战态度所形成的最早的影响因素，指出：“法朗士小时听见他的母亲说：‘我很骇怕战争——天下的母亲都怕战争——因为它会把你们，孩子，毁灭掉。’”[521]从生养他的母亲的教育，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法兰西精神的狄德罗与伏尔泰的影响，陈小航所要突出的，就是法朗士的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两年后，即1924年，沈雁冰获悉法朗士逝世的消息，在《小说月报》发表悼念文章《法朗士逝矣！》。与陈小航的《法朗士传》相比，沈雁冰的这篇悼文对法朗士的思想与行动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在这篇悼文中，沈雁冰首先对法朗士在法国和世界文坛的地位做了肯定，认为法朗士“不独是法国现代文坛的权威，并且是世界文坛的权威”[522]。紧接着对法朗士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做了简短的回顾，然后笔锋一转，写道：

    法朗士在近代法国文坛上的地位，可与罗丹在艺术界的地位，和柏格森在哲学上的地位相比拟，我要赶紧加一句：如果我们专在文学上推崇法朗士，恐怕还是浅测了法朗士，我们要知道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艺家，并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523]

    在沈雁冰看来，法朗士是个伟大的文艺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仅仅在文学上评价法朗士，那么就难深刻地理解法朗士。因此，在整篇悼念文章中，沈雁冰将重点放在全面评介法朗士的思想演变与发展上。他认为法朗士的一生有四个时期，思想上有四个重要变化。“第一期的法朗士是一个优雅和善而对人同情的诗人。他的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早看透了人世间的种种不合理。他说人生尚可耐者，幸有怜悯与冷讽：怜悯时的热泪使人生神圣，而冷讽时的微笑使人生温馨。”[524]在人生的第二个时期，“他第二次拔剑，向着‘偏见与迷信’”[525]。在第三个时期，法朗士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沈雁冰指出：

    震动法国朝野的Dreyfus案件起来了，法朗士的思想又为之一变，这便是他的第三期。这件所谓卖国的案子，当时成为保守派与急进派争论的焦点；也成为社会主义者宣传社会主义的好材料，法朗士本来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他的怀疑论颇近于无政府主义，所以此案起，他也就站在急进派的一边，他渐渐的由赞成社会主义而进为信仰社会主义，后来就成为显明的社会主义者。[526]

    需要指出的是，德雷福斯案件解决后，法国的急进派却未如愿以偿走上政治舞台，而是完全失败了。沈雁冰认为，急进派的失败，令法朗士由失望到绝望，一度陷入“悲观的虚无主义”，垂垂老矣的法朗士遭遇了他人生“意气最消沉的时期”。“但是一九一四年欧战的炮声又警醒了七十老翁法朗士血液中潜伏的少年精神！他以七十的高龄要求从军。他这种举动，只是他的苏醒的少年精神要活动的表现，未必就是受了爱国主义的麻醉。既不得从戎，法朗士乃奋其健笔，作了许多文章——后合为一集，名为《在光荣的路上》。他对于欧战的意见，与罗曼·罗兰不同，与海尔芙（Gustave Herve）也不同；他是痛恨旧欧洲，渴望一个新欧洲，他是希望这次大战会产生一个新欧洲。所以当俄国劳农革命成功的消息达到法国时，法朗士立刻被鼓动了；他深表同情于苏俄，他且加入共产党。”[527]

    由青年“看透了人世间的种种不合理”，到中年拔剑，向着“偏见与迷信”，再到晚年站在正义的一边，为德雷福斯仗义执言，信仰社会主义，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七十岁的高龄要求从戎，进而加入共产党。沈雁冰在他的悼念文章中，突出了法朗士一生的思想变化。他认为：“在思想方面，法朗士凡四次变化；依此四次思想上的变化，乃成就了法朗士一生伟大的文学作品。”[528]细读沈雁冰的文章，我们发现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的路径，即从法朗士在其一生中的思想变化来评价法朗士，理解法朗士之所以能成就伟大的文学事业的思想基础。从对法朗士一生的四个不同时期的划分，到指出这四个不同时期法朗士的思想变化，再揭示出这些思想变化与同时期的文学创作间的直接关联，作者因此而着力于为中国读者树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小说月报》在前几年所致力于塑造的法朗士的形象的进一步强化。

    如果我们将沈雁冰的这篇悼念文章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别殊为显著。沈雁冰与卡尔菲尔特都给予了法朗士高度的评价，但前者突出的是法朗士的思想家形象，而后者赞颂的主要是法朗士的文学“天才”。这两种形象，虽有重叠的部分，但差别是根本性的。革命者沈雁冰看重的是法朗士作品所蕴涵的伟大思想，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撰写人所珍视的是法朗士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所闪烁的天才光辉。不同的立场，产生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凸显了有别的形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与文化语境对形象塑造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他者”代表的法朗士经由中国译介这一环节之后，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渐渐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历史空间形成了为中国读者所认同的形象与身份，进而融入接受语境之中。

    第三节 新时期的译介与“人道主义斗士”形象的确立

    从法朗士在中国传播至今的近百年历史看，经由新文学革命所塑造的法朗士形象在中国有着延续性。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高尔基对法朗士的推崇，尽管如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衡量，法朗士的作品中有着太多的“虚无主义”与“官能享受”的腐朽因素，但他的一些作品还是得以流传，如1956年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和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就分别推出了《法朗士短篇小说集》（赵少侯译）和《诸神渴了》（萧甘、郝运译）。不过，随着中国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的爆发，法朗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在中国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1981年，吴岳添在《世界图书》上发表了《被遗忘了的法朗士》一文，开启了法朗士在中国译介的新时期。

    吴岳添的《被遗忘了的法朗士》一文并不长，但作为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他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在新时期重新认识法朗士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能性。之所以说重新认识法朗士，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一个介绍法朗士的热潮”。对于这个热潮，我们在上文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在吴岳添看来，尽管在法朗士逝世前后中国出现过一个介绍法朗士的热潮，但“解放前对法朗士的评论，大都是从外国人那里寻章摘句，鹦鹉学舌，没有对他的作品做系统的研究”[529]。从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对法朗士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对法朗士的接受不是基于作品的传播与研读，而是基于对法朗士人生、思想与行动的关注和评价。这些评价中的确有如吴岳添所说的“寻章摘句”的现象，但并非仅仅是“鹦鹉学舌”，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而塑造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法朗士形象。不少文章，不仅没有“鹦鹉学舌”，反而是与西方的评论大相径庭，如陈小航的《法朗士传》就不同于登在同期的由陈小航执译的布兰兑斯的《法朗士论》；沈雁冰的悼念文章如此，李金发的文章《法朗士之始末》如此，胡风在1935年写的《蔼理斯·法朗士·时代》（《太白》1935年第12期）一文中所论及的法朗士与西方一般的评价也有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界对法朗士的作品确实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

    然而，“法朗士在文坛上活动了近六十年，创作了近四十卷小说、诗歌、戏剧和评论”，“他的作品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内容十分丰富，加上他善于讽刺，文笔清晰自然，幽默典雅，所以读起来明白流畅，妙趣横生，特别是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530]。在文章中，基于对法朗士的全面把握，吴岳添重点列举了法朗士的《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苔依丝》《红百合花》《滑稽故事》《企鹅岛》《天使的反叛》《诸神渴了》等作品，并做了概括性的评价。最后，他强调指出：

    阅读法朗士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汲取丰富的知识，获得优美的艺术享受，而且可以了解一个人道主义者与旧世界顽强斗争的曲折历程，在目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重新评价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对法朗士的研究和介绍作为文艺评论工作的一项任务，给法朗士以应有的历史地位。[531]

    吴岳添文章的这段结语，意味深长。我们特别注意到最后的一句话，在吴岳添写这篇文章时，国内确实正在就人道主义的问题进行论争，思想界和文学界试图对人道主义进行重新的评价。吴岳添以其思想的敏锐，借国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重新评价的时机，把研究和介绍法朗士的任务提了出来，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给法朗士应有的历史地位。

    吴岳添借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重新评价的时机，提出对法朗士进行研究和介绍，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如他在文中所说，法朗士“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解放后的文艺评论家退避三舍”[532]。因此，要评论法朗士，就得以破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一研究禁区为前提。二是在吴岳添看来，法朗士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中国文艺评论界难以评价他，也难以批判他，因为“法朗士这个人道主义作家还不大好批，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斗士。教廷圣职部于1922年下令禁止了他的一切著作。在十九世纪末震动法国的德雷裴斯事件中，他和左拉是民主进步势力的领袖人物。1905年，他担任了‘俄国人民之友社’主席，一贯支持俄国革命”[533]。因此，在1956年之后，中国的文艺界和翻译界处于两难的境地：不能评价法朗士，也无法评价法朗士。于是，只能一时“冷落”法朗士。在吴岳添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关键是中国学界对人道主义没有正确的评价。因此，当国内开始重新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候，他适时地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研究法朗士的重要任务。

    国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重新评价，是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而开始的。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来源主要是蕴含于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西方古典人道主义，它首先是由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重印引起的”[534]。“文化大革命”后，突破思想的禁区，外国文学名著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而其作用主要是通过作品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而发挥的。吴岳添正是在思想解放的高度，把握到了重新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一时机，提出了评价与研究法朗士的任务。在他看来，法朗士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又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理解法朗士，必须基于对他的作品的研读。因此，在新时期，吴岳添不仅研究法朗士，而且翻译法朗士，以加深对法朗士的理解，促进对法朗士的研究，反过来又以研究的成果来指导翻译，同时引导中国读者对法朗士的阅读和理解。翻译与研究的互动，为法朗士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作为译者和研究者，吴岳添在新时期为法朗士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树立新的形象也做了重要贡献。

    勒菲费尔曾经指出：“翻译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patronage）强加于他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universe of discourse）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方法。”[535]由于有着明确的思想指导，吴岳添不同于一般的翻译者，无论是选择法朗士的作品进行翻译，还是对法朗士的作品加以评论，他始终考虑如何给法朗士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也就是如何给法朗士以正确而恰当的定位。这一定位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和评论为法朗士的作品树立形象的过程。从1981年的那篇文章看，吴岳添对法朗士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在其后的翻译与研究中，吴岳添不断深化自己对法朗士的认识和理解，与此同时，法朗士的“人道主义者”形象也不断得到深化与强化。

    然而，法朗士的“人道主义者”形象的树立过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主流意识形态所设立的障碍。实际上，在吴岳添发表《被遗忘了的法朗士》那篇文章的同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意识到了法朗士的重要地位及向中国读者介绍法朗士作品的必要性，率先出版了郝运翻译的《企鹅岛》，1982年又出版了萧甘与郝运合译的《诸神渴了》和傅辛翻译的《黛依丝》。法朗士的这几部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能有机会先与中国读者见面，是因为在译者与出版社看来，这几部作品代表了法朗士积极的思想倾向，乃至革命的精神。无论是在译后记，还是在介绍作品的内容提要中，我们发现译者和出版者都在根据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着力于给作品树立一种“革命”的形象。就《企鹅岛》而言，译者在《译后记》中没有就作品本身，特别是就作者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寓言展开分析，而是基本上因袭了新文学革命时期的那些说法，延续了沈雁冰等老一辈革命评论家对法朗士的评价，着重就法朗士晚年的革命立场与态度来评价《企鹅岛》一书的思想性，如强调法朗士“在七十七岁高龄毅然站到无产阶级战线上来”[536]，说他的《企鹅岛》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和贪赃枉法的司法部门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批判”[537]，认为“《企鹅岛》对我们说来不仅有认识历史的作用，还有擦亮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识破假、恶、丑，并且与之作坚决斗争的教育作用”[538]。无论从语言的使用，还是思想的表达，《译后记》所传达的是一种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企鹅岛》具有符合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翻译与出版价值。

    关于《黛依丝》，译者同样写了一个《译后记》，篇幅不长，对作品的人物和主旨做了简要的介绍，在结尾的那一段，重点说明“鲁迅先生很早就对《黛依丝》有很高的评价”，并引用了鲁迅的有关评价[539]。该《译后记》的目的也很明确，同《企鹅岛》的《译后记》如出一辙，目的在于强调作品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从而让出版的主管与检查部门认识到《黛依丝》有翻译也有出版的价值与必要性。至于《诸神渴了》，出版者为该书中译本写的内容提要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作品打上“革命”的标志：

    本书是一部描写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小说。

    作者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个光辉的爱国分子的形象——主人公哀代利斯特·甘墨兰。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画家，热爱祖国，忠于革命事业。他以革命法庭陪审员的身份，跟反动的政客、投机奸商、失职的将军、通敌的奸细等展开无情的斗争。最后，在革命遭到危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抛弃艺术与爱情，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的祖国。

    同时，作者在本书里也刻划出了那些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窃取革命果实的大军需商、大银行家的丑恶面貌。

    萧甘与郝运翻译的《诸神渴了》曾于1956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1982年版实际上是根据1956年版重印的。内容提要的作用是多重的，既表明了出版者和译者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引导读者阅读与理解该作品的重要提示，更是向审查部门负责为该作品打上了的一个标签。从1982年版《诸神渴了》的内容提要看，出版者和译者似乎不是在介绍作品，而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给作品笼罩上“革命”的光环。内容提要区区两百来字，但“革命”一词煞是耀眼，先后重复了七次之多，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诸如“反动”“丑恶”等常见的革命性、批评性的词语。从上述的译后记和内容提要看，当时的中国思想的禁区刚刚被打开，出版者和译者很难把握政治气候，于是“认同”或假装认同当时的主流思想形态，便成了能保证作品得以翻译和出版的有效策略与方法。至于出版者与译者对作品的这种“革命性”的定位，虽然多多少少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读者通过阅读作品，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郝运与萧甘在十年后再次合作，于1992年还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法朗士小说选》，其中收录了《波纳尔之罪》（郝运译）、《诸神渴了》（萧甘、郝运译）和《克兰克比尔》（郝运译）等名篇。这部小说选没有再收进译者的有关后记或说明文字，而是请吴岳添为译本作序。吴岳添的《译本序》于1989年1月写于北京，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细读《译本序》，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主线，那就是作者根据他在198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观点，自始至终，将法朗士与“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分析，将法朗士明确地定位于“人道主义者”。《译本序》长达八千字，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法朗士积极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倾向于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崇高的政治声望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使他在生前就被公认为是与拉伯雷、伏尔泰齐名的伟大作家，高尔基赞扬他‘是全面地、深刻地和自己人民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他完全可以和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并驾齐驱’。”[540]法朗士作为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不仅仅是表现在他的社会活动中，更是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吴岳添在《译本序》中没有沿袭新文学革命时期那些评论，而是将重点转向了对法朗士作品的分析。他分析了《波纳尔之罪》，认为法朗士“在波纳尔身上倾注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541]；他概括了《贝尔热雷先生在巴黎》的主旨，指出“小说描写了神父们争当主教的斗争，揭露了教会的黑幕和民族主义派的复辟阴谋，塑造了人道主义者贝尔热雷的动人形象”[542]。吴岳添认为，“法朗士的人道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能是一种空想”，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使他“十分痛心和失望”，但是法朗士仍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他的《企鹅岛》和《天使的叛变》“不仅反映了法朗士成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且表明作者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543]。而对于《诸神渴了》，吴岳添更是从作者思想的发展逻辑去把握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思想。对《黛依丝》，吴岳添也同样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作品体现了“法朗士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观念”。《译本序》中，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对法朗士作品的整体评价。法朗士的“人道主义”的内涵与发展，在《译本序》中得到了充分阐发与揭示，法朗士的“人道主义者”形象因此而渐渐定格于读者的脑中，为深化广大读者对法朗士的认识与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差不多在为郝运与萧甘的《法朗士小说选》写序的同时，吴岳添在为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翻译法朗士的代表作，后以合集形式出版，以《苔依丝》为名，其中包括《波纳尔的罪行》、《鹅掌女王烤肉店》及《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1993年，单行本《鹅掌女王烤肉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5年，他翻译的《红百合花》又在重庆出版社出版。1997年，吴岳添编选了《法朗士精选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所有这些作品，吴岳添以译者序、出版说明等形式，进行了分析与介绍。其评介文字基本上都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介绍法朗士的生平与创作经历；二是强调法朗士在晚年的思想变化与发展；三是对作品的内涵与创作特色进行分析。而在所有评介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三个要素的，便是法朗士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为《法朗士精选集》写的编选者序，吴岳添更是以《人道主义的斗士》为题，把阿纳托尔·法朗士明确定位于“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544]。吴岳添前后二十余年，通过其翻译与研究，紧紧地把握着法朗士的思想及其创作之源，为读者接近文本、理解法朗士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也使中国读者对何为法国传统的人道主义有了基本的了解，对法朗士赋予传统的人道主义以新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相信，吴岳添为法朗士的定位，他所着力塑造的这一“人道主义者”形象将越来越深刻地活在中国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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