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时期罗曼·罗兰的中国之旅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罗曼·罗兰就以一个“为精神，为真理，为人类全体很出过力”的具有英雄主义气息和博爱襟怀的世界公民的形象，与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的身份，走进了中国。1919年12月，《新青年》发表了张嵩年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精神独立宣言》。译者在译文后附注了长达十七页的相关介绍[545]，其中着重介绍了罗曼·罗兰“最得名誉的杰著”，也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名贵高尚的说部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小说月报》成为介绍罗曼·罗兰的一个主要阵地。而最早向读者推出罗曼·罗兰的，正是该刊的主编茅盾。从第12卷第1号起，茅盾以沈雁冰之名撰写了《罗兰的近作》，随后还撰写了《罗兰的最近著作》和《两本研究罗曼·罗兰的书》[546]。1924年，茅盾又撰写了《罗曼·罗兰》[547]。这一年，《小说月报》出了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辑。在这一期上，沈泽民根据茨威格的《罗曼·罗兰，其人及其作品》，发表了长达两万言的《罗曼·罗兰传》。到了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第1号刊登了《罗曼·罗兰给敬隐渔书手迹》和敬隐渔的译文。罗兰书信透露给中国读者：六年前在中国就谈论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很快就要有中译本了，译者正是给罗兰写信的敬隐渔。罗兰非常希望约翰·克利斯朵夫有助于在中国造成新人的模范，成为中国青年的朋友。敬隐渔是罗兰结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对罗兰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前期努力。两年前的1923年，他就写下了《罗曼罗朗》[548]，主要评介这部长河小说的第一卷《黎明》，通过它来阐述罗兰的创作艺术和小说的艺术魅力。1926年1月，《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正赶上罗曼·罗兰六十寿辰。由敬隐渔翻译的《若望克利司朵夫》（一）在这一期上与中国读者见面。敬隐渔还发表了《蕾芒湖畔》，记录了他对罗曼·罗兰的一次拜访。在接下来的第17卷第2和第3号上，继续刊登了《若望克利司朵夫》的译文。
《莽原》是鲁迅主编的文艺期刊。没有《莽原》，罗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传播是不完整的。1926年4月25日，《莽原》第1卷第7和第8两期合刊而出，期刊的封面写着“罗曼·罗兰专号”。这是为庆贺罗兰六十寿辰推出的，同时，也是二十年代我国期刊中唯一推出的罗兰研究专号。专号中除罗兰三篇作品的译文外，还有张定璜的《读〈超战篇〉同〈先驱〉》和赵少侯的《罗曼·罗兰评传》，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的《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也在其中。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在法国里昂给鲁迅写信，告之他用法文翻译的《阿Q正传》得到罗曼·罗兰的好评，译文将发表在罗兰和朋友合办的《欧罗巴》杂志上。信中请鲁迅在罗兰六十诞辰之际，“精印一本论罗曼·罗兰的专书……为人类为艺术底爱，为友谊，为罗曼·罗兰对于中国的热忱，为我们祖国底体面”[549]。鲁迅正是应敬隐渔的请求，才出了《罗曼·罗兰专号》。
除《小说月报》和《莽原》外，1926年，《晨报副刊》还翻译发表了美国学者席尔士在中国的演讲《罗曼·罗兰》。席尔士关于Jean Christophe这样说：“我读此书很受感动。凡青年男女，关心世界问题，要在生活里头求出人生哲学，没有比这书再好的了。书内讲苦乐问题，受苦的哲学。”[550]很可能鉴于这样的内容，译者把Christophe译成了“奎斯道佛”。同年，我们还读到了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闲话》，说罗兰“在冤潮怒浪的狠毒的海中，巍然成一个指示迷途的灯塔”[551]。
在二十年代对罗曼·罗兰的介绍中，我们还应提到杨人楩的《罗曼·罗兰》[552]，文章作者也是茨威格的传记Romain Rolland，The Manand His Work的中文译者。茨威格的这部传记在我国至今已有多种译本，但杨译是我国最早的译本[553]。这篇超过万言的文章，是根据茨威格的这部传记写成，也可说是这部传记的一个梗概，但它无疑浸透着作者自己的体会、理解和认识。
综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的译介，是有收获、有成绩的。尤其是从译介罗曼·罗兰的起步阶段，很快进入1926年的译介罗兰的第一个高潮，既说明罗曼·罗兰本人的艺术魅力和人格魅力对中国读者的折服，也说明中国译介者在选择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来译介上面，所表现出的准确眼光和敏捷举动。这一时期，罗曼·罗兰最有影响的小说Jean Christophe、最有影响的传记《悲多汶传》[554]和最有影响的政论之一《精神独立宣言》，都有了译介。虽然敬译《若望克利司朵夫》只是原作开头的一部分，但它却意味着这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已在中国拉开序幕。可喜的是，敬隐渔的《罗曼罗朗》还是一篇对《若望克利司朵夫》相当出色的评论。从另一个角度看，敬氏的及早辍笔，也正说明了这部百万余言的长河小说的汉译，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工作；说明后来的译者傅雷，正是用自己燃烧的青春、卓越的才华、火热的激情和坚定的毅力，才最终换来这部将激励中国千万读者的翻译文学经典的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的译介，比起二十年代更显得活跃。1930年，就有罗兰的至少三部作品的四种译本在我国出版发行，如《白利与露西》[555]、《孟德斯榜夫人》[556]、《甘地》和《甘地奋斗史》[557]。此后，除1938年外，每一年都有罗曼·罗兰的一部或多部作品出版或再版。据不完全的搜索，在整个三十年代，至少有罗兰的九部作品十四个译本出现，除上述所举外，还有《安戴耐蒂》[558]、《七月十四日》、《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等。复译、异地发行、再版等现象，在这十年间，都出现在罗兰作品的译介和传播的过程中[559]。
1934年3月，大型期刊《文学》第2卷第3期的封面就赫然写着“翻译专号”四字，内容主要分三大块：有关于翻译的《文学论坛》，有包括法国在内的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有以评析译著为主的《书报评述》。茅盾和傅东华以多种笔名发表散论，阐述他们的翻译观点[560]。黎烈文翻译的《反抗》就刊登在这一期上，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卷《反抗》的片断。
1934年，《国际译报》发表了傅雷翻译的《贝多芬评传》[561]。傅雷在“译者附言”中说，《贝多芬评传》实即罗曼·罗兰撰写的《贝多芬传》的“精要”。这是傅雷最早翻译的罗曼·罗兰的作品。1937年，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率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1936年是罗兰七十寿辰，这一年又成为译介罗兰的一个高潮：《时事类编》、《光明》、《中苏文化》、《天地人》、《七月》和《音乐教育》等期刊上，都有罗兰作品的译介[562]。《译文》复刊后的新第1卷第2期特别开办了《罗曼·罗兰七十寿辰纪念》专栏，成为三十年代译介罗兰的一个亮点。专栏收入五篇译文，其中一篇是陈占元翻译的亚兰的《论詹恩·克里士多夫》。亚兰认为，这是一部“有前途的书”，并且“至今还是”，一本“有着真实的青春”的书，“少年人会一直要念《詹恩·克里士多夫》的”[563]。同时，《时事类编》也开辟了纪念专栏[564]。
罗兰的七十岁生日，“世界各地的祝贺信像雪片似的飞到他的怀里”[565]，在中国，纪念他的文章也如雪片似的落在许多期刊上面。除上述文章外，还有黄源的《罗曼·罗兰七十诞辰》[566]、胡仲持的《七十老人罗曼·罗兰》[567]、马宗融的《罗曼·罗兰的七十诞辰在法国》[568]、周立波的《纪念罗曼·罗兰七十岁生辰》[569]、戈宝权的《罗曼·罗兰的七十诞辰》[570]、马尾松的《罗曼·罗兰的七十年》、曼华的《罗曼·罗兰》[571]和李金发的《罗曼·罗兰及其生活》[572]。这一时期，曾经在法国拜见过罗曼·罗兰的诗人梁宗岱也写下了《忆罗曼·罗兰》[573]。
综合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的介绍有着下列几个特点：一、译介多，评论少。十年之中有九年可以看到罗兰的作品翻译出版或再版，甚至一年里，就推出他的两三部作品或两三个译本。这种现象在三十年代的其他外国文学的翻译中，恐怕也不多见。《译文》和《时事类编》等期刊为译介罗兰及其作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研究与评论工作虽比二十年代略有推进，出现了白桦写的《克利斯笃夫与悲多汶——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574]这样从形式看较为像样、从内容看较有分量的文章，但总的来说，与三十年代翻译工作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明显薄弱。黄源在《罗曼·罗兰七十诞辰》一文中说，当时我国对罗曼·罗兰的理解还很不深入，可能是研究与评论薄弱的主要原因。二、1936年是罗兰七十寿辰之年，大量的译介活动都发生在这一年里，众多的进步期刊都发表了纪念文章，使这一年成为远甚于1926年的介绍罗曼·罗兰的第二个高潮。三、罗兰的政论文章此间虽译介不多，但都切合我国时代之需要，一方面反映了罗曼·罗兰不仅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和平战士，热爱人类，关爱中国，猛烈地抨击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译者的政治意识，在国难当头之时做出了关心祖国命运的很有责任感的选译，希望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社团响应罗兰的号召，共捐前嫌，联合起来反对侵略，捍卫和平。由于这一部分与本文关系不大，我们只在这里做一点概说。四、1934年，傅雷与罗兰互通了信函，不久，他开始着手《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1937年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出版。历史地看，这已成为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大事。傅译第一册1937年1月初版后，5月便再版发行，由此可以想象，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时一定很受读者欢迎。傅雷在《译者献辞》中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575]从此，历史的奇遇在罗兰与傅雷之间发生，一部翻译文学经典正在前者的创造和后者的整合中渐渐问世。正由于二者的相遇，才有了这部翻译文学经典后来影响一代又一代进步青年的历史。几乎每一个读者，读了傅雷的献辞，都会感到刹那之间，心里产生了一股“自拔与更新”的力量，都会情不自禁地“以虔诚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罗曼·罗兰作品的翻译，无论小说、戏剧还是传记，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先看小说的翻译。傅雷在1937年翻译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后，经过四年多辛勤的劳作，终于将这百万余言的长河小说翻译完毕，1941年由上海和长沙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第二、第三、第四册。在傅译之前，我国有三个零碎的译文或译本，即敬隐渔和黎烈文各自的译文以及《安戴耐蒂》。在傅译之后，1944年和1945年，重庆世界出版社还出版了《若望·葛利斯朵夫》的第一卷《黎明》和第二卷《晨》[576]。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当时的传统小说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就是作品宏丽的音乐性，第二则是那罕见的长河小说结构。第一个特点当然要求译者除了具有过硬的语言和文学功底外，还应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尤其是音乐修养。傅雷在留法期间（1927.12—1931.9），就受罗曼·罗兰影响爱上了音乐，很快他就具有了不亚于罗曼·罗兰的艺术造诣。第二个特点还特别需要译者具有坚强的意志。正是由于缺乏坚强的意志，在傅译之前，有着文学修养、音乐感悟和激情姿态的敬隐渔，最终辜负了罗曼·罗兰的厚望；在傅译之后，《黎明》和《晨》也没有了后继的汉译。而艺术修养、激情和意志，则是除去通常那些基本条件外傅雷成功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强调激情是因为：一方面，罗曼·罗兰是孕育了十年才由“情”而发，用交响乐的结构来安排这部恢宏巨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交响曲。另一方面，激情能够提高译者对这部音乐巨著的艺术感悟的能力。激情能使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更积极地、主动地发挥和调动翻译主体再创造的能力。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谈到音乐家的演奏效果时说：“光有理性而没有感情，固然不能表达音乐；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种火热的……感情，还是要流于庸俗。”[577]用到翻译实践中，就等于说，光有好的水平而没有感情的投入，不可能有好的翻译；但仅仅投入一般的感情，也只能得到一般的译品。所以，翻译要想出成绩，还需要火热的感情深入进去才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罗兰戏剧翻译的突出成就，是贺之才翻译的列入《罗曼·罗兰戏剧丛刊》的七部剧作[578]。加之他的再版的《七月十四日》，贺氏完成了对罗曼·罗兰的包括《信仰悲剧》和《革命戏剧》在内的大部分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介绍。在罗兰传记中，再版次数最多的，无疑属傅雷翻译的《贝多芬传》[579]。这部传记初译于1932年，1942年傅雷全部做了重译，“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580]。此书经过十年磨难和两次翻译，在罗兰的传记中最受读者的欢迎。它从并不一帆风顺的面世到最终赢得广大读者，似乎具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似乎在用它自身的经历来验证传主贝多芬的名言：经由痛苦而欢乐。
1944年12月30日，将近七十九岁的罗兰因病在家乡与世长辞。噩耗传到中国，很快便在文化界引起普遍的追悼和深切的哀思。1945年在我国便成为继1926年和1936年两次译介热潮后的第三个高峰。《新华日报》于1945年1月25日和3月25日，两次在第四版出了悼念罗曼·罗兰的特辑。《解放日报》特意选择1月29日罗兰的生日和1月30日罗兰逝世的整月，在第四版出了两期专刊。《抗战文艺》在1945年6月发行的第10卷第2和第3两期合刊上，也刊出了《怀悼罗曼·罗兰》专栏。胡风编著的《罗曼·罗兰》[581]，成为继上述两报一刊后纪念罗兰逝世的又一重要的出版物。郭沫若、茅盾、胡风、艾青、萧三、萧军、焦菊隐、陈学昭和路翎等文化界人士，在上述出版物上发表了文章，或以诗歌创作的形式，或以其他形式，寄托哀思。甚至到1948年，《创世》还刊登了《罗曼·罗兰的生平——为罗曼·罗兰逝世三周年纪念而作》[582]。而这一时期，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受到读书界热烈欢迎，读者竞相购阅，以拥有此书和“转辗借得一读”为莫大荣幸。尤其有越来越多的青年读者，为这部翻译文学经典所倾倒，为主人公的精神所折服，为主人公的命运所震撼。浓浓的怀念加上翻译经典的传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出现的罗曼·罗兰热，是我国民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发展得最高的一次热潮。
罗兰热带动了罗兰研究。闻家驷于1945年发表的《罗曼·罗兰的思想、艺术和人格》[583]，代表四十年代我国研究罗曼·罗兰的一个水平，反映了作者对罗曼·罗兰的认识有着独到的高度。王元化的《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评论文章。他并不从那种固定模式来谈作品，而是指出，“谁能够抛弃那种文学ABC的滥调俗套，用自己的朴素的眼睛去看，谁才会领略到原作的真正的精神”[584]。他还对作品“不合艺术规律”的“独特”的写法表示肯定，用自己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同样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真知灼见。
在罗兰热持续不减，《约翰·克利斯朵夫》日益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大有压倒一切的趋势之下，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过热的现象提出“冷静”的观点：戈宝权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运用传统的作品分析的模式，对这部巨著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论，但最后指出，“罗曼·罗兰本人在写完它时也是舍弃了它和超越过它的”[585]；1947年，文艺理论家杨晦指出，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失掉了贝多芬时代的进步意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跟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英雄的生活与思想已经是各奔前程”[586]；与杨文一致的观点，在一年后邵荃麟的《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道路》中，得到明确强调——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个人主义的战斗者，并且是这样一个战斗的最高典型”，他的奋斗不过是“在个人主义的盲巷中”所做的“无谓摸索”[587]。
回顾我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罗兰研究，可以说，它取得了民国时期最为突出的成就。在研究者中，既有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也有文艺理论界的批评家以及翻译家。在对罗曼·罗兰的评价中，盛澄华不偏不袒[588]；罗大冈不温不火[589]；闻家驷不人云亦云；王元化的文章不墨守成规套路，语言看似平淡，却直逼艺术之真谛；而戈宝权、杨晦与邵荃麟三人的文章，都以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为武器，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过时性、落后性。当然，不管研究活动在各人那里带有何种色彩，不管研究者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出发，还是从自身主观的政治思想出发，我们都可以说，是翻译文学经典赢得了读者的热情，是不断升温的读者的热情推动了研究、深化了研究。
综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罗曼·罗兰在中国的译介，无论是他的小说（如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剧作（如贺译《七月十四日》），还是传记（如傅译《贝多芬传》），都出现了一年之内再版两次的现象。这可以充分说明，是作品原有的力量和翻译的质量共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再以小说翻译为例，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终以全貌呈现在中国读者的眼前”[590]，全套发行后接连再版，给当时生活在黑暗中和苦闷中希求进步和有所作为的青年送来福音，带来光明，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突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了生命理想百折不挠，跌倒了再爬起来，一如既往、一往无前，这种精神鼓舞了当时我国一代优秀青年和知识分子去坚贞不渝地追求光明、追求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傅雷那充满激情的语言和他那不亚于罗曼·罗兰的艺术造诣，也是汉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成功地感染中国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他用融合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激情的汉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同时，也是在我国的翻译文学历史上，树立了一座迄今令人叹绝的丰碑。正因为傅雷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的音乐修养和艺术造诣，有着同样正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怀，他才能在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与罗曼·罗兰心有灵犀、相契相通、神交共鸣，从而完好地把握这部音乐巨著的重重韵味，使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汉译成为有口皆碑的翻译经典和荡人心魂的传世佳作，成为阴霾蔽天的年代不灭的精神火炬和照耀迷途的光辉灯塔。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之旅
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再版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老译本的第七版，也是绝版发行。从1952年到1953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推出傅雷的重译本。傅雷为重译本写下言简意赅的介绍文字。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平明版重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译本诞生之时起，就一直推动着我国对罗兰其他作品的译介。《搏斗》、《哥拉·布勒尼翁》、《现代音乐家评传》、《爱与死的角逐》、《狼群》、《韩德尔传》、《七月十四日》和《罗曼·罗兰革命剧选》等作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纷纷出版[591]，傅雷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到1950年已是商务印书馆的第六版[592]。1955年，《译文》1月号刊发了一组关于罗曼·罗兰的文章。尽管《译文》没加任何编者按，但想来还是为纪念罗曼·罗兰逝世十周年编发。从译介的角度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和1958年出版孙梁辑译的《罗曼·罗兰文钞》和《罗曼·罗兰文钞》（续编），也是大事之一，我们从译作中还可以读到罗兰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早构思。译者所依据的翻译原则“首先力求忠实，其次曲传神韵”[593]则是传统翻译思想中得到普遍认同的观念。
在这期间，不但罗兰的多部作品得到翻译，外人研究罗兰的论著也被及时翻译过来，如法国知名的左翼作家阿拉贡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著由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初版，1951年再版，1953年第三次发行，可见译著很受欢迎。译者陈占元在《后记》中还写道：“篇内征引《约翰·克利斯朵夫》原作的地方，俱采用傅雷先生的译文。”[594]其实，陈占元本人也是法文翻译家，但他并没有自己来译阿拉贡论著中出现的罗兰作品，由此也可说明，傅雷的译文已让同行诚服。除阿拉贡的论著外，还有苏联的阿尼西莫夫的《罗曼·罗兰》被翻译过来[595]。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罗兰作品及有关资料的翻译不多。只有少数期刊偶有译介，如1962年，《世界文学》第9期发表了罗大冈翻译的《若望—雅克·卢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我国仍然笼罩在“文革”的政治气氛中，对罗曼·罗兰作品的译介基本停止。快到七十年代末，《世界文学》才发表了罗大冈翻译的《欣悦的灵魂》选段[596]。
改革开放，政治日渐明朗，文化领域春归燕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1981和1983年连续三次重印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87和1997年又两度重印。除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漓江出版社（1992）、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等，也各自推出傅雷的译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1985，1989）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1992，1998，1999）推出的《傅雷译文集》以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推出的《傅雷全集》，都收入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台湾的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也在较早的时间（1981）推出了傅雷的译本。这里还没有算及根据傅译缩写、缩编的多个译本的出现[597]。自2016年起，由于傅雷版权保护期已过，傅雷译作各种版本出的明显多了，仅《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就有北京日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版本。他的作品全集和译作全集也有更新出版。特别是还有一些电子书版本随网络流传阅读。这种种现象虽不能说明傅译何以赢得读者的青睐，但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定是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力作。
另一方面，自新时期以来，早已深入人心的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再一次更为广泛地推动了我国对罗兰其他多姿多彩的文字的译介：在小说方面，如罗大冈翻译的《母与子》和陈实、黄秋耘翻译的《搏斗》[598]。在传记方面，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等《名人传》（或《巨人三传》）以及《米莱传》、《亨德尔传》、《卢梭的生平与著作》和《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等作品，或初版或重版发行。梁宗岱于1943年翻译出版的《歌德与贝多芬》，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重新出版（此书还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收录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等的《傅译传记五种》，1983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到1996年已第三次印刷（此书后来还有三联书店1998和2010年版，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像《罗曼·罗兰回忆录》、《罗曼·罗兰妙语录》、《罗曼·罗兰箴言录》、《罗曼·罗兰隽语录》、《罗曼·罗兰读书随笔》、《罗曼·罗兰音乐散文集》、《罗曼·罗兰日记选页》、《内心旅程》和《罗曼·罗兰如是说》等凡是罗曼·罗兰写下的文字，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译本于2014年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等译本。孙梁辑译的《罗曼·罗兰文钞》新版把原先出版的正编和续编合为一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2004年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罗大冈编选的《认识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谈自己》，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种，很有用。2001年，我们还看到了钱林森编译的《罗曼·罗兰自传》。钱林森在《后记》中表达了他那一代人对罗曼·罗兰的普遍的认识和情感。
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自二十一世纪伊始，我国又出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多种译本并存的局面，其中引起关注的有许渊冲的译本[599]和韩沪麟的译本[600]。二人的译本均有再版[601]。
新时期里，国外学者研究罗兰及其作品的成果也得到翻译。具体情况分为两种：一是这一时期首次出版的论著或发表的文章，二是在此之前已出版或发表过的作品的再版再发表。前一情况如莫蒂列娃的《罗曼·罗兰的创作》[602]；后一情况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自新时期以来，至少可以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漓江出版社（1999）[603]、华夏出版社（2002）和团结出版社（2003）的版本。
自从1941年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全套面世后，在中国广大读者尤其青年读者中，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阅读热潮，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仍势头不减。然而另一方面，自五十年代中期起，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越抓越紧，“左”倾化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展开。于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些上层人士便把思想问题的矛头，对准了这部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读者中“长期产生”“不良影响”的外国名著。
五十年代中期，面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约翰·克利斯朵夫》来宣扬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不少知识分子因受《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而变成“右派分子”的情形，《读书月报》1957年第12期刊登了王册的《建议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并拟出下列讨论提纲：“一，个人主义有高尚的与庸俗的区别吗？约翰·克利斯朵夫表现了怎样的个人主义呢？他的个人主义是进步的呢，还是落后的呢？二，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了什么东西？反抗的是怎样的社会？他是用什么态度去反抗的？反抗的目的是什么？三，约翰·克利斯朵夫拥护‘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充分发展艺术家的天才’、‘自我完成’等等，他这样做对吗？四，《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有进步意义的书呢？还是一部有消极意义的书呢？你是如何估价它的？”于是，从1958年第1期至第5期，《读书月报》在《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专栏下，共计刊发了十三篇文章，使得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成为一次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并以大批判为主的“讨论”活动。
《读书》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冯至的《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些意见》。从《读书》杂志的安排看，是把它作为一篇总结性的文章编发的，所以，该文实际也代表了《读书》给予读者的意见。冯文最后说：“我们现在对待这部小说，只能把它当作二十世纪初期欧洲资产阶级一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记程碑来看，……如果不顾时代的不同，只为受了感动就向他（克利斯朵夫）‘学习’，那么势必会演出一出可怜而又可笑的堂·吉诃德式的悲喜剧。”[604]
为了“能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有更深刻更正确的了解”[605]，作家出版社在同年七月又迅速发行了一本五万字的小册子《怎样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收选了三篇“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论文，并把荃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中谈及克利斯朵夫的“有指导意义”的一段，节录在卷首。荃文主要强调：排除时代条件，抽象地接受克利斯朵夫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作为新社会中我们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显然不是对于这部作品的忠实态度[606]。冯至的《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些意见》也收入在内，可见此文确是作为一种“定论”推向读者的。另一篇是姚文元的《如何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他严厉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自由灵魂”和“个人英雄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已经“表现出它尖锐的敌对性和反对性”[607]。在此之前，姚还发表了一篇《静夜杂感》，耸人听闻地指出：“个人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是反动的。在今天的中国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自己的榜样，就会走向同党和集体的对立而不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608]最后一篇是罗大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主要是通过作品反映的时代来谈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罗文与之前他发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给青年的一封公开信》[609]保持了认识上的一致性，但在行文论述时，采取了相对谨慎和辩证的手法。而在后文中，就连罗大冈本人也承认，其“说法”“不够周密”，“的确把克利斯朵夫批判得过火了一些”[610]。
由于那是一个“左”倾路线越来越得势的年代，“左”的意识形态已渐渐操控主流话语，“左”倾思想开始不停地干扰着我国的一些学术权威，加之像姚文元这样的人物写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文章，我们完全可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开展的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论，在主流话语里，实质是对它的一次不折不扣的“拷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傅译罗兰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罗大冈的三篇论文中。第一篇《〈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指出：“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正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思想内容方面的严重局限性的表现。”[611]另一篇“与此衔接”的《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期的思想情况》，长达三万五千字，除继续深入批判作品中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外，还指出：“神秘主义倾向影响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整个创作过程”；“克利斯朵夫的悲剧就是作者自己的悲剧。这悲剧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面性的矛盾”[612]。文章中的不少认识后来被作者自己修改或删除[613]。第三篇《〈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614]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意味着它在当时代表着一种相当“正确”的观点。文章主要还是提醒人们注意作品中的两个消极因素：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对罗兰及其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很少见到，大概是因为对于这部作品，早已有了统一的、“深刻的”，基本也是定论式的评价了。到七十年代末，《世界文学》才发表了罗大冈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文章试图阐明，《欣悦的灵魂》的“重要性显然超过《约翰·克利斯朵夫》”[615]，并大有为《欣》鸣不平的态势。
应当承认，正如柳鸣九所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建国以后外国文学中不仅不被善待，反而最受虐待的一部名著，对它的‘严正批判’、‘肃清流毒’、‘清除污染’，几乎从未中断”[616]。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遭受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真正的“拷问”，那么，“文革”十年便是它的又一次实实在在的漫长的受难，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成了一部风雨中的经典。但是，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拷问”，无论经历多么漫长的风雨，在读者心中，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始终是不灭的地下火种。
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取得的成功、产生的效应，不仅推动了对罗兰其他作品的译介工作，也推动了对这部巨著及作者本人的研究工作的展开。1979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这部三十四万字的研究专著完稿于1976年6月，在粉碎“四人帮”两年后出版，已显得不合时宜，很快引来“纷纷的批评与指责”。1980年，《文汇增刊》发表了《不要再对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泼污水吧》[617]。不久，《文艺情况》也发表了《为〈约翰·克利斯朵夫〉说几句公道话》[618]。也就在同一时间，《读书》杂志上前后出现了三篇质疑文章：《〈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619]、《要作具体分析》[620]和《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随想》[621]。
面对“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出现的批评文章，罗大冈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认识到，“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不能采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不能把文艺作品和一般思想论文同样对待”[622]。通过几年的再研究，1984年10月，他拿出了《论罗曼·罗兰》（修订本）。两个版本中让我们最关心的，自然是作者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论。上述“纷纷的批评与指责”，多半涉及罗大冈对这部著作的观点。在1979年版的论著中，作者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标题下，撰写了约两万字的旗帜鲜明的批判文章。而在1984年的修订本中，罗大冈在同一标题下，写下一万多文字，取代原先内容。作者分“伟大的心”、“个人社会主义”、“反抗”和“音乐小说”四个部分加以论述，从这几个小标题也可看出，原先那种要彻底肃清流毒的批判性大大淡化。不过同时，作者也这样说明：“分析这部小说的精华所在，……并不意味着否定以前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而是相反，使以前的批判更全面、更深入。”[623]
在此还可以提及《论罗曼·罗兰》一书的“总结”。在1979年版的论著中，作者“总结”的标题是《历史的评价与教训》，也确是以“罗曼·罗兰的事例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作为全书最后的结束语的。而在1984年的修订本中，作者删掉了“历史教训”那一部分，增补了新的更相称的评价，并把“总结”的标题改为《一位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未来的作家》。1987年，作者再次修改了结束语的标题，修订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624]，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罗曼·罗兰认识的发展脉络。
不管是出于情愿还是不情愿，罗大冈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研究，在客观上一直起着不可否认的学术权威的作用。他说过：“我自己研究的大范围是法国文学，小范围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小圈圈是罗曼·罗兰。”[625]他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评论，无论观点是正确还是有误，都是相当深刻而且很有代表性的，曾经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新时期初围绕罗大冈的两本《论罗曼·罗兰》引发的探讨表明，我国的学术界、知识界和读书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在拂去落在这部西方文学名著上面的灰尘，正在为这部翻译文学的经典正本清源。
不可否认，没有傅雷的翻译活动，没有傅雷参与作品的再创造，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从这个认识上讲，翻译的力量也一再推动了我国学人对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使得这部翻译文学经典自新时期以来，成为多维透视下的探讨热点。
1980年，郑克鲁发表了《谈谈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626]。这是新时期初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评论篇幅最长、观点最为适度的一篇文章。作者从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大方面进行了探讨。李清安1989年发表的《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要以新时期所应允我们的比前较为开放的目光，重新认识一下对我们无比亲切的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627]。文章虽篇幅不长，却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解，给后人的研究也带来启发[628]。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柳鸣九的《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以其对过去极“左”观点的有力批判和对前期权威观点的鲜明反拨，而醒目于学界，他的论述深刻、合理，令人信服，既代表了九十年代研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新的水平，也预示了此后研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健康方向。柳鸣九强调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气息、人格力量、人道主义，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积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积累。……它们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随制度、路线、政权、帝国、联盟的嬗变而转移”[629]。还有一篇思路新颖独特的文章，就是王安忆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世界》。这篇文章的独特性表现在，王安忆把自己设想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向我们一步一步地讲解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工艺”，她的解说既带有一个作家特有的视角和思路，也带有一个作家特有的敏锐和自信。文章是作为“小说学课程”里的一章来讲的，也就是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典范[630]。
上述几篇文章是新时期以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探讨中显得突出的几篇。此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研究涉及《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题思想”[631]、“自我追求”[632]、“女性形象”[633]和“个人英雄主义”[634]等命题。进入九十年代，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探讨文章明显增多，涉及范围更广。其中《〈约翰·克利斯朵夫〉英雄乐章的内化与外化》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还有文章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大河式艺术结构”[635]、“结构艺术”[636]、“象征意蕴”[637]和“文化内涵”[638]等命题进行了关注；或者从“悲怆与欢乐的和谐交响”[639]、“力与爱的生命”[640]和“孤独的英雄”[641]等视角做了探讨。新时期里，鉴于“真诚”“朴质（朴实）”与罗曼·罗兰的风格和人格的紧密关联，一些论者不约而同地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进行了这两方面的观照[642]；鉴于“音乐小说”既是罗曼·罗兰创作之前按它酝酿构思的艺术形式，也是作品完成后最终呈现出来的艺术特色，这部巨著的“音乐性”特征又成为论者们不约而同地进行探讨的另一个焦点[643]。而从翻译的角度来探讨作品中的音乐问题，首推刘靖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关音乐和音乐的翻译》[644]，它无疑是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所做的翻译文学评论中的一个亮点。刘靖之对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音乐艺术价值的指认，对作者罗曼·罗兰和译者傅雷之间“缘分”的确定，以及对傅雷“在欧洲音乐文化与音乐名词术语中译上的贡献和影响”的揭示，构成了这篇文章独树一帜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文学在经历了“重新萌芽”[645]之后，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不少论者也开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学的种种方法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加以分析、研究。这一方面的评论文章有对罗曼·罗兰与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方法的比较”[646]；有从“人格三要素”来探讨《约翰·克利斯朵夫》、《牛虻》和《马丁·伊登》三部作品中的“真诚及对真善美的追求”[647]；也有探讨克利斯朵夫性格中的异质与俄国文学的关系[648]。在此，我们还会读到钱林森的《三和弦：良伴、向导、勇士——罗曼·罗兰与中国》[649]。文章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双重视角，考察了罗兰及其作品与中国读者、作家的关系，不仅可为他人的研究提供资料性的参考，也可为他人的研究提供观点性的启发。作者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经历的“肯定—否定—再肯定”轨迹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这部作品经久不灭的永恒价值。
另外，新时期以来关于罗曼·罗兰的研究，已经出版了《罗曼·罗兰》[650]、《欣悦的灵魂：罗曼·罗兰》[651]和《罗曼·罗兰传》[652]等专著，在这些研究中，也少不了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论。
综观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从译介的角度看，傅雷完成的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重译工作，首先是罗兰作品译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外国文学翻译中的一件大事，因为重译使得这部皇皇巨著的艺术风格更为浑成，使它继续成为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品之一。它“不仅吸引了不少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一般干部的注意”[653]。完全可以说，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丰富了新中国初年的文化生活。从研究的角度看，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论，在主流话语那里，观点都具有连贯性，并带有“左”的批判性，分歧只是批判的轻重有所不同。罗大冈在这一时期，针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既表现了他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前后一致的认识，也表现了一个学者少有的连续不断的学术关怀。他的大量而有力度的文章，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这一阶段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力军。
在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声讨中，还夹杂着一个阴森恐怖的声音，那就是姚文元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他的两篇批判文章中，还频频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可以剥夺那些欣赏、喜爱《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读者的政治生命，甚至置他们于死地的可怕词句，散发着后来“文革”中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在此有必要指出，傅雷在“反右扩大化”运动中，于1958年4月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尽管原因是多重的，但也可以说，与他翻译出这样一部“唆使人堕落的”[654]《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无关系。
若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的传播，可以说，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重印出版的这套巨著，在当时的读者中再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重印的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仅在内地重新赢得广大读者，而且，也随着文化开禁的春风吹到香港，引起港人的阅读热情。然而，罗大冈为其所作的《译本序》偏冷的写作格调，与作品中表现出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格调很不吻合。而且，重印本还抽掉了傅雷写的火热的《译者献辞》和深刻的《译者弁言》！可笑的是，还有论者因《译本序》误以为《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大冈所译[655]。然而，《译本序》的冷淡低调并不妨碍新时期各家出版社对小说的青睐，原作的艺术魅力和译文的高水准使得各家出版社能够确信，曾经拥有千万读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优秀青年的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未来还会拥有广大的读者，还会影响积极进取的青年，因而它们纷纷推出傅雷的译本，不少译本后来也恢复了原先的内容安排。
从改革开放以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看，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1979年版虽面世于政通人和之日，却反映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的极“左”倾向，说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拨乱反正的。也正因为罗大冈当时的观点还代表了新时期以前的陈旧思想，不少论者纷纷提出质疑，引发出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经典的讨论中最受关注、最为热烈的一个局面。此外，在新时期以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前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以罗大冈为代表，认为《母与子》的重要性超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另一种以柳鸣九为代表，认为把《母与子》“尊奉为罗曼·罗兰的代表作，显然是一种缺乏实事求是之意的偏颇”，应“恢复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谛精华的评价”[656]。前一种观点因反映了唯政治论的倾向，与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渐渐地退出学术舞台；后一种观点因注重文艺自身的规律、法则以及客观事实，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朝着这个方向，去继续深入地研究、探讨《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三节 《财主底儿女们》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作家中，鲁迅、巴金、茅盾、胡风、梁宗岱及路翎等和罗曼·罗兰之间，都有缘可探。概括说来，鲁迅与罗兰是东、西两位相互推崇、相互敬慕的“精神战线上”的勇敢“战士”，也都是“最理想的人性”的捍卫者，前者敢做“单身鏖战的武人”，后者高举“精神独立”的“大勇主义”旗帜；巴金从罗曼·罗兰那里接受了“爱真爱美爱生命”[657]的信条，汲取了“和一切挣扎”的“勇力”，他们既具有共同的美学原则——如求真、简约和自然的写作风格，也具有完全一致的思想关怀——热爱人类；茅盾最早讴歌了“批评人生”、“充实人生”并“开示将来给我们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从文艺流派的层面上，针砭了当时缺乏“真确人生观”的自然主义和“丰肉弱灵”的写实主义，接纳《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新浪漫主义”的代表，后来调整为“新理想主义”；胡风始终高度赞扬《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呐喊着为推翻黑暗和为人类未来而奋斗的作品”[658]，他从洋溢着人道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情操和英雄主义气概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获取了可以支持其独特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主观战斗精神”的感性材料。除鲁迅与罗兰之间的关系主要属于平行研究的范围外，在我国欣赏、喜爱罗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找到他们“接受”罗兰及其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印迹。而在接受者中，几乎每一位都主要从精神、道德和思想上接纳了罗兰及其作品，正如梁宗岱所说，“在精神或道德方面，罗曼·罗兰给与我同样不可磨灭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们精神底灵丹和补剂”[659]；茅盾即便站在文艺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接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也充分肯定了它可以“提起国内青年的精神”，“教我们以处恶境而不悲观，历万苦而不馁的真勇气”[660]；《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鼓舞胡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规律进行坚定执着探索的同时，也构成他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一如他所说，作品中“那种巨大的激情支持了我度过艰难的日子”[661]；巴金与罗兰之间既有平行研究的探索领域，也有影响研究的重要话题，而从影响方面看，巴金曾坦率地承认，“罗兰的英雄主义”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使他接受了“把生命视为斗争的观念”[662]。此外，作家王西彦也深有感触，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独具那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663]；当代诗人于坚清楚地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给我的东西主要不是文学上，而是思想上的”[664]。从上基本可以说明，大多中国作家很少从创作形式和艺术手法上接近罗兰，他们主要是接受了罗兰及其作品中的精神力量，并以此为助力，推动他们的创作活动，并在创作活动中去实践那种人格与风格的一致的。
然而，路翎却除外，他在文学创作上受罗曼·罗兰的影响，比在精神思想上受其影响更为突出。同时，正因为很少有中国作家“从纯文学的角度接近罗兰”[665]，在这一方面进行探讨将别有价值。而且，路翎创作的《财主底儿女们》已经留下多重线索，值得我们研究考察。下面，我们就以《财主底儿女们》为例，从人物塑造与心灵刻画，创作的题材与体裁，以及小说的内容、作意与结局等方面，具体考察《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路翎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过程中所起的“伴侣”作用。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姿焕发、才华倾世的路翎，就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表达了自己深深的迷醉。1945年，二十二岁的路翎在《〈何为〉与〈克罗采长曲〉》中，把罗曼·罗兰视为“向着未来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兰“不以单纯的理论为满足”，而“热情地与联系着社会矛盾的人生痛苦搏斗”后“产生的伟大的诗”[666]。同一年，路翎写下了《认识罗曼·罗兰》这篇“足以代表中国年轻的精神战线对他（罗兰）的顶礼”的文章[667]。路翎认为，罗曼·罗兰是一个在“苦闷的时期”“反抗”“庸俗和丑恶”的“热情的斗争者”，他虽然有着“强烈的痛苦”，但也有着“英雄的心愿”，更有着“崇高而热烈的一个观念”，正是这种崇高的观念，给了他崇高的热情和“巨人的力量”，使他能够“孤独地在庸俗的、投机的生活潮流里”“战斗”。作者还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向着过去的作品，而克利斯朵夫——“贝多芬在罗曼·罗兰底精神上底投影”，则“是永远地向着人类底未来的”。克利斯朵夫无疑是“一个个人底抱负”，但他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群众英雄，罗曼·罗兰创造了一个“不和卑俗论争”，“不着眼于平凡男女”，不满足于“混沌的生活”的轻视当时“腐败的制度”的人物，这个人物和罗曼·罗兰一样有着“崇高的境界”。
1947年9月，《泥土》第四辑《新书预告栏》把《财主底儿女们》比作“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668]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这种比喻不是没有道理的，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共通之处，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罗曼·罗兰和路翎各自塑造的主要人物克利斯朵夫和蒋纯祖两人在禀性气质、精神面貌、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有着相似或相近之处。两人都是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都憎恶一切腐朽、堕落、虚伪和污秽的东西；追求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真诚地向往光明，鄙视混沌人生；具有反抗黑暗、叛逆社会乃至挑战权贵和搏击命运的勇气；试图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在泥泞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历尽磨难，一再挣扎、抗争和搏斗。二、罗曼·罗兰和路翎都描写了各自的主人公“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前者描写了克利斯朵夫“征服内界的战迹”[669]；后者“描写了蒋纯祖艰难痛苦的心灵搏斗”[670]，其“精神世界的汹涌波澜”[671]。路翎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把重点放在对社会现象如战争、恐慌、灾难等方面，而是突出地、强烈地描写一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精神上的发展”，让读者看到了“蒋纯祖心灵与现实碰撞、精神与环境冲突的历史”[672]。这种“重人物的心灵、轻社会场景”的倾向，被评论界认为是《财主底儿女们》被称作“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这种“灵魂的开掘”也使路翎获得了“灵魂奥秘的探索者”[673]的称号，无论其得与失，都被指认为“路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674]。
除上述主要的两点外，从创作题材上看，克利斯朵夫从德国到法国到瑞士到意大利的闯荡生涯，也完全符合路翎对流浪汉型人物的领悟与偏好，对于塑造蒋纯祖这个流浪汉型的角色，多少有一点推助；尽管蒋纯祖活动的“舞台由苏州、上海、南京、江南原野、九江、武汉以至重庆、四川农村”，相形见小，但也足以表现“流浪者有无穷的天地”的豪迈，并且通过蒋纯祖的孤独飘零、浪迹天涯，成功地展现了主人公那“激荡的境界、痛苦的境界、阴暗的境界、欢乐而庄严的境界”[675]。从体裁上看，罗曼·罗兰在小说中有时针对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或政治问题，把人物放在一边，自己抒发了一通议论和感慨。他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作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676]茨威格在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说：“这部著作浩如烟海，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幅世界画卷，不能用一个包罗万象的词加以概括。……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式的著作，而不仅仅是一部叙事的小说。”[677]而路翎在创作中，也“试图把罗兰的抒情、哲理、政论统一的小说风格引进自己的作品”，以形成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艺术风格”[678]。路翎自己也说，《财主底儿女们》“也许并不像一篇小说”[679]，或许正是想通过这种种手法，路翎要描写出蒋纯祖的“生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680]。从这个角度看，《财主底儿女们》被喻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681]，也是很有道理的。
一般来说，一个作者对其作品的诠释，总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这对于《财主底儿女们》也一样。路翎对其作品所做的诠释，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确认《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财主底儿女们》的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伴侣”作用。一、关于内容，路翎在1941年致胡风的信中说，《财主底孩子》（指初稿）“是在写这一代的青年（是布尔乔亚底知识分子）；他们底悲哀、底情热、底挣扎”，是写在一条“如何的艰苦、艰苦”的路上，蒋纯祖的“反叛、……挣扎，对生活的认识，对自己底一切劣质的斗争，……从浪漫的理想主义向前发展”[682]。这使我们自然联想到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卷十初版序》中的话：“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浑浑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683]二、关于作意，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中最后写道：“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一切东西，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年青的生命……自然要，也必得和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深沉的、广漠的，明确而伟大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但假如这些年青的生命们前进了几步就期待着一劳永逸，……那么，不管他们脸上是挂着怎样的笑容或眼泪，他们都必得被继起的人们，以那个伟大的东西的名字，重重地击倒。”[684]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其笔下人物的思想意识上面，所以他给这个有着正义感的追求理想和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排了一个符合现实主义理论逻辑的悲剧结局，以让“继起的人们”超越他。这一点，也正是鲁芋所理解到的：“从他（蒋纯祖）的灼热的心和悲壮的行程吸取一点勇气来向即使周围是铜墙铁壁也要碰个你死我活的我们中国的大灾难献身”，蒋纯祖的“胜利未必不就是把他的尸体当为一个后来者们冲锋的踏板”[685]。另一方面，路翎对自己作品的认识和罗曼·罗兰对自己作品的认识，也是相当一致的，因为罗曼·罗兰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的是“过去的历史”，“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罢”[686]。路翎把罗曼·罗兰视为一个“向着未来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把克利斯朵夫视为“永远地向着人类底未来”的英雄角色，可以说，也是用这样的认识来创作自己的作品的，因而《财主底儿女们》也应是“向着未来”的一部作品；它只是一个“崇高的”“热情的”观念的出发点，而不是终点，所以，在如胡风所说的“悲壮地向未来突进”[687]的人生道路上，仍然需要“战斗”，当然，也只有“能够战斗的人们，才能够纪念罗曼·罗兰”，这正是路翎领会到的和在《认识罗曼·罗兰》中要表达的意思。《认识罗曼·罗兰》写于1945年4月11日，《〈财主底儿女们〉题记》写于同年5月16日，我们应当把二者联系起来，去理解路翎对罗兰及其作品的认识，去考察罗兰及其作品对路翎及其作品的启示。
如果再考察《财主底儿女们》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相异，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共通，我们还可以用路翎自己的话来说，他试图给我们展示那个时代“灵魂向上的努力”，试图“从（人物的）内部打开他们”[688]。而总的来看，作者对“心灵恶战”的描写也是成功的[689]，可以说，基本达到了“希望提高人生”的写作目的[690]，这也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所具有的艺术效果。
综合上述线索，当我们读到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中的坦言“我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的强烈的欢乐”时[691]，我们一定还会想到，从《财主底儿女们》的“交响性”的创作特征与积极性的生命追求上，去探索它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间的多种和谐性。况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了精神的炼狱大灾难之后的路翎，在回顾他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时，就已非常明确地谈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影响：“我在当时，是很欣赏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我认为在任何时代，真的理想主义就是英雄主义。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内容，是当代的人生追求和当代的人生现实之间的斗争的内容。在我写《财主底儿女们》的时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伴我走过这段行程。”[692]在同一年的另一场合，路翎还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歌颂激烈的搏斗于当代真理的追求中”的作品，表现了“罗曼·罗兰的热烈的对现实的突破”[693]。这里虽没有用“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词，但我们还是可以领会到路翎的这种认识和接受的，因为可以说，“搏斗”就是英雄主义的表现，“追求”正是理想主义的表现。而且，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可能还是常驻路翎心中的，因为他在逝世前完成的一百九十一万字的长篇小说，仍取名为《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694]。
当然，在探讨罗曼·罗兰和路翎或两人的作品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也应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因为关注了路翎与罗曼·罗兰或《财主底儿女们》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苏联文学对形成路翎的“美学观点和感情的样式”而起到的特别作用，尤其不能忽视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对他的影响。二、路翎创作的《财主底儿女们》初稿仅约二十来万字，因胡风在战火中不幸遗失书稿，也因后来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与《战争与和平》两部巨著的影响下，在其自身的经历认识增广丰富的情况下，他最后写成了八十九万字的小说。但和罗曼·罗兰比，路翎是十七岁开始写作《财主底儿女们》，二十一岁完成的；罗曼·罗兰则是二十四岁开始酝酿《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十七岁开始动笔，四十六岁才完成的。所以，我们在客观指出路翎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时，也应该充分肯定作者充沛的艺术创造力和“超凡的感受力”[695]，也应该像胡风那样，“把作者自己所说的‘失败’和‘弱点’只当做青春的热情所应有的特点来理解”[696]，正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亚兰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所做的评说一样：“这本书不是没有缺点的；各人都看出了那些缺点，并且作者自己也看出了。话虽如此，他已经许下了删改，却并没有删过也没有改过。这样是最好的。当你给青春削去了一切属于夸张，混杂，激动的东西，这便再也不是青春了。”[697]胡风与亚兰两人的评说，或许为我们探讨两部作品中的共同点，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可否认，蒋纯祖是一个有缺点的人，路翎说他“是高贵的”，并非说他的思想觉悟的崇高，而是因为他“举起了整个生命在呼喊”，“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698]；也因为“蒋纯祖是幼稚而诚实地在中国的荆棘的道路上”走过了“真诚的一生”[699]。而傅雷对克利斯朵夫的认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700]，又让我们注意到了两个主人公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英雄本色。三、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读者对这两部作品的理解和认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位青年学生读者后来对这两部作品的感受回味，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想必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纯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自我的影子，找到自己在向未来突进中所必须遵循的为人的道德规范和对时代的责任感。……在这两部书的直接熏染与启迪下，我们十几个同学先后分别投身到不同的解放区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确定了我们此后一生的新起点。”[701]这也再一次说明，《财主底儿女们》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还大有共同之处，譬如，都是在人生道路上，鼓舞青年进取、向上的“良伴和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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