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据北塔写的《纪德在中国》[702]，在1923年第14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上，由沈雁冰撰写的《法国文坛杂讯》首次介绍了“颇为一般人所喜”的作家纪德的简要情况。从此，纪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生命历程，至今已有九十余年的历史。在这九十余年中，纪德在中国不断地被介绍、被评论、被译介。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更是被一译再译，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自不同的译家的笔下。他的思想和创作历程也为中国读者一步步地认识，再认识。在这期间，纪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遭受过误解，曲解，乃至批判，但是总的来说，这九十余年的历程，是中国读者对纪德不断认识、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在本章，我们将结合纪德在中国译介和接受的情况，着重对这个历程的几个重要阶段做一梳理与分析。
第一节 “谜一般的纪德”
在1994年底至1995年初，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先后推出了两部有关法国小说的著作。一部是中国学者撰写的，名叫《法国小说论》[703]；另一部是中国学者翻译的法国学者写的《法国现代小说史》[704]。两部著作，一论一史，一东一西，比较中西学者对纪德的小说成就或地位的论述与评价，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法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米歇尔·莱蒙着重展示的是1789年以来法国小说的发展与嬗变。从这种角度去评价安德烈·纪德，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纪德呢？
在米歇尔·莱蒙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个被战争弄得动荡不宁，被许多疑问搅得摇摇欲坠的世界里，除了那些描写遁世的小说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表现惶恐不安的小说”[705]。而“表现惶恐不安的小说首先就是描写青年人的小说，青年正是萌生种种惶恐不安的时期。青年人的导师之一安德烈·纪德在他从《沼泽》到《伪币制造者》的所有作品中，都在不断地表明他的作用就是使人产生不安，而不是安定人心；就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他整个的一生都致力于激起人们的不安……”[706]我们特别注意到，米歇尔·莱蒙在《法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安德烈·纪德的评价几乎只限于这么几行字。而从评价的重点看，安德烈·纪德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几乎被忽略不计，突出的是他的“导师”形象，而这个所谓的导师，并不是传统意义的那种给青年人“指明方向”的导师，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一生都致力于激起不安。如他的《伪币制造者》，在米歇尔·莱蒙看来，就是“为误入歧途者、精神失常者和悲观绝望者的惶恐不安描绘了一幅宏伟的画面”，进而提出问题，引起人们的思索。虽然对纪德的评价所花的笔墨并不多，但定位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在中国学者的笔下，纪德又是怎样的一个作家呢？
在《法国小说论》中，江伙生和肖厚德两位作者既有对纪德的“生平与创作”的简要描述与评价，也有对纪德的主要作品，如《伪币制造者》的分析与评介。在他们看来，纪德的一生是多变的一生：童年时代的孤僻，青年时代的叛逆，中年时代的我行我素。就纪德作品而言，两位中国学者关注最多的，还是其政治性，如“纪德的作品并不是作为道德范本提供给读者的，他的作品更主要地是某一历史阶段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危机的反映，是对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一种反抗”，而“纪德的小说世界中一系列‘伪币制造者’肖像，对于揭露和批判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伪善和欺诈，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707]。对纪德作品的这种解读明显带有政治性批评的烙印。若以此为标准，那么对于纪德其他一些作品的理解就会有问题，因为像《刚果之行》《访苏联归来》等这些引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很难从这个角度去加以解读。
实际上，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对纪德其人其作品的理解一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不妨听听对纪德的作品译介最多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在不同的时期发出的声音。盛澄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说，“纪德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作家”，而在纪德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五十年之后，翻译家李玉民这样说道：“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中国当代作家叶兆言几乎完全认同这两位翻译家的看法，他在一篇题为《谜一般的纪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纪德是记忆中谜一般的人物，他的书总是读着读着就放下了，我想读不下去的原因，或许自己不是法国人的缘故。从译文中，我体会不到评论者所说的那种典雅。一位搞法国文学的朋友安慰我，说这种感觉不对，有些优秀的文字没办法翻译，譬如《红楼梦》，翻译成别国的语言，味道已全改变了。[708]
对叶兆言而言，纪德是一个谜一般的作家，一次次读纪德，又一次次读不下去。他试图把原因归结于翻译，认为翻译改变了“评论者”所言的，也是他所期待的纪德的典雅。然而，这一原因显然不是本质的因素，而只是“一个借口”，他“面对纪德感到困惑，有着更重要的原因”。在文章中，他的另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
我想自己面对纪德感到困惑，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真正地走近他。早在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知道纪德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个同性恋者的纪德很难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有趣的是，纪德在中国人的阅读中，始终扮演着一个若即若离的左派角色，早在二十年代，他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到抗日战争期间，更是当时不多的几年走红的新锐外国作家之一。打个并不恰当的比喻，纪德对于我们父辈喜欢读书的人来说，颇有些像这一代人面对马尔克斯和昆德拉，即使并不真心喜欢，也不敢不读他们的东西。[709]
纪德的书读不下去，是因为“不能真正地走近他”，也就是上文中两位译家所说的，难以真正理解他。在叶兆言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纪德之于中国读者的形象，以及近九十余年来纪德在中国的传播踪迹。确实，如叶兆言所说，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纪德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在北塔所写的《纪德在中国》中，纪德首次在中国“登场”的时间以及在二十年代的译介情况有明确的交待：在1923年第14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上，沈雁冰撰写了《法国文坛杂讯》，其中谈到了纪德；1925年第20卷第9期的《小说月报》，又发表了赵景深所写的短文《康拉特的后继者纪德》；1928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窄门》。到了三十年代，随着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乐》（文化出版社，1935年6月）、穆木天翻译的《牧歌交响曲》（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这两个不同版本的问世，卞之琳翻译的《浪子回家》（文化出版社，1936年）以及郑超麟翻译的《从苏联归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1月）的出版，纪德在中国迅速“走红”，而且“始终扮演着一个若即若离的左派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叶兆言指出在那个年代，即使人们“并不真心喜欢”纪德，也“不敢不读”他的作品。言下之意是：即使读了，恐怕也不能真正理解，无法真正走近他。然而，尽管在中国一些翻译家和作家看来，纪德是“最不容易解释”“最不容易捉摸”“无法真正走近”的作家，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的九十余年中，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始终在不断地试图接近他，理解他，走进他的世界。
第二节 理解源自相通的灵魂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沈雁冰撰写的文坛信息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纪德这个名字，那么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则是在真正的意义上试图走近纪德、深入纪德的世界的一篇具有特别意义的研究力作。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有必要提一提中法里昂大学，因为毕业于中法里昂大学的中国学生中，有两位对纪德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一位就是上文刚刚提及的张若名，另一位叫沈宝基。
在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而围绕着对纪德的理解，张若名对纪德的研究可以说是中法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据盛成为《纪德的态度》一书的中译本[710]所写的序，张若名，原名张砚庄，于1920年底抵法，后于1924年入中法里昂大学攻文科，1928年获得文科硕士后，专攻文学，《纪德的态度》便是张若名提交的博士论文，于1930年秋通过答辩。盛成对张若名的这篇博士论文赞赏有加，称“若名做了纪德的研究，她也就成了纪德的伯乐”[711]。
“纪德的伯乐”，盛成对张若名的这一评价看似有些过分，但是，从安德烈·纪德给张若名的信中，我们看到了张若名的出色研究之于纪德而言，不仅仅是“发现”纪德的“伯乐”，更是赋予纪德以“新生”的知音。纪德在读了张若名的博士论文后，给张若名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长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无法想象，您出色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鼓舞和慰藉。旅行归来后，我拜读了您的大作（我曾将它放在巴黎）。当时，我刚好看完一篇登载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写给安德烈·纪德的悼词》。作者步马西斯及其他人的后尘，千方百计想证实：如果我的确曾存在过的话，那么已真的死去了。然而，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大作第五章特别使我感到欣喜，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每当塑造一个人物，他总是首先使自己生活在这个人物的位置上……前前后后的这些评论，正是我很久以来所盼望的。据我所知，以前还从来没有别人这么说过。[712]
细读纪德给张若名的这封信，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首先是纪德当时的处境。从信中看，当时法国的文学界似乎对纪德的文学生命表示怀疑，甚至否定。所谓的“悼词”，是想说纪德“已经死去”。而张若名选择了“死去的”纪德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对纪德莫大的鼓舞和慰藉。在这个意义上，纪德仿佛获得了新生。一个中国女性，在法国文学界对纪德有着种种误解，甚至怀疑否定的时刻，却以另一种目光，亦即东方智慧而理性的目光，观照纪德，为人们理解纪德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就像歌德所说，提供了一面“异域的明镜”，为人们认识纪德提供了另一束智慧的光芒。其次，张若名对纪德的选择不是盲目的，对纪德的赞颂也不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而是基于严谨的分析和深刻的理解。是对纪德的理解使她得以言别人之未言，见别人之未见。
《纪德的态度》这篇博士论文篇幅并不长，原文总共128页，然而却以一个东方女性独有的视角，对纪德进行了揭示性的研究，拿纪德自己的话说，她的这篇论文试图“概括说明我的真面目”[713]。《纪德的态度》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为：“纪德人格的演变”、“纪德的宗教信仰”、“纪德与道德”、“纪德对待感官事物的态度”、“纪德的纳瑞思主义（narcissisme）”、“纪德象征主义美学观的形成”、“纪德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人目光中的纪德”。从论文所涉及的内容看，张若名的研究具有总体性，旨在总体地把握和全面地“概括”，但从具体章节看，却试图以独特的目光，透过表面，直逼深层，为人们揭示一个真实的纪德。
从译介学的角度看，张若名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作为一个东方的女性，她的研究无论从角度而言，还是从方法而言，都打上了“中国”的烙印，而其思想，更是闪烁着中国古老智慧的光芒，为法国人理解纪德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张若名以不同于法国人的目光，对纪德进行了全面的观照。以论文第一部分“纪德人格的演变”为例，在上文中，我们谈到过米歇尔·莱蒙的《法国现代小说史》，该书写于1967年，亦即在纪德离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按照莱蒙的观点，纪德的所有作品，“都在不断地表明他的作用就是使人产生不安”。在法国评论界看来，“多变”与“令人不安”，是纪德难以被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观点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持续到米歇尔·莱蒙，足见其影响之大。但是，在张若名的论文中，我们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见解：
纪德的人格究竟怎样？表面看来，它似乎游移不定，以其不同的特点引起读者的不安，实际上，纪德却热衷于突出他的每一种倾向，喜欢它们各异，并全部加以保护。他为每种倾向而生，直到创作一部作品来象征它。纪德不愿把自己凝固在他创造的一种或另一种生命形态中。在他看来，每种形态，只要他经历过，就是一个令人非常惬意的住所，但他不会再走进去。每创造一种生命形态，他都会摆脱它。纪德人格的演变像一次次的开花，每次都异常鲜艳夺目。[714]
张若名的这篇博士论文成于1930年。当时，法国文学批评界对纪德的创作看法不一，对他的“多变”表示不理解，甚至有评论说他是“变色龙”。张若名的观点与之截然不同。她以东方女性富有色彩的笔触，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表明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要分清表面的纪德和本质的纪德；二是纪德的生命在于不断创造，在于不断超越；三是“纪德人格”之花一次次盛开，“异常鲜艳夺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对纪德的人格和文学生命的这一总体的把握和认识如今看来是多么深刻，这是当时许多法国评论家所不及的。
第二，既有严格的分析，又有闪光的洞见。细读张若名的《纪德的态度》，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体现在张若名身上的中国智慧在具有西方特色的严密分析中时时闪烁出光芒，照耀着读者，引领着读者去发现法国评论家未曾发现或被遮蔽的纪德的不同侧面。如在论文第二章“纪德的宗教信仰”中，张若名对纪德的信仰及其信仰的“分崩离析”与纪德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分析中，张若名对纪德的《如果种子不死》《地粮》《六论集》等作品的引证，充分表现出了她的洞察力。她在该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纪德放弃自我，而去拥抱人和人物的生命，并把他们活脱脱地化为己有；他奉献他们以爱心，用自己的力量使他们丰富起来。“对自我的最高肯定寓于自我的否定中”。这是基督教道德的神秘的中心，也是获得幸福的秘诀：个人的胜利在于个性的放弃之中。[715]
对张若名在论文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芒，纪德非常欣赏。他在给张若名的信中明确地说道：“我认为这完美地阐述了那些在我看来十分明了的东西，令我诧异的是，这明了的东西，竟有那么多的人觉得很晦涩。”确实，张若名的分析往往能一针见血，揭示出纪德的深刻之处。
第三，张若名对纪德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领悟，得益于她深厚的中国学养，特别是中国的道家学说对张若名的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论文中，我们不时可以读到明显具有中国哲思色彩的语言。对于纪德人格的讨论，法国文学评论者往往观点不一。由于纪德表面上的多变，特别是纪德面对社会、家庭甚至友人的叛逆精神，在一般的论者看来，纪德的人格似乎有着“分裂”的特征，他的道德品格、艺术追求与人生态度也仿佛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但是，张若名却以辩证的目光，对纪德人格的演变做出了如下的评价：
纵观纪德人格的演变，其中有道德、神话、艺术三种要素同时存在着。它们平行发展，因为各于其人格当中据有自己的领域；又偕同演进，因为它们休戚相关；道德的品格和现实的生活接触，引起纪德焦虑和不安；艺术的品格使纪德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情感，并且促使他剖析道德戏剧的每一成分；神秘的品格使纪德遁入生命幽深的境域，引起他的热狂，而道德的品格和艺术的品格从中汲取力量。但三者却朝同一方向发展。[716]
从矛盾中洞见其统一，张若名的这一观点深得纪德之心。这一观点几乎贯穿了《纪德的态度》的全文。无论是纪德早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其中的人物充满了矛盾与对立，甚至充满了危机，如“《窄门》第四章里暴发了危机。阿利莎与朱丽叶，热罗姆与阿贝尔俩俩形成对立。他们的意志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这使朱丽叶精疲力竭，引起了阿利莎的剧痛，造成阿贝尔的疯狂，让热罗姆陷入昏迷状态”；“在《菲罗克忒忒斯》里，狡诈、纯朴与美相互较量。在《浪子回家》里，父亲的宽宏大量，大哥的粗暴，母亲的爱，以及弟弟的仇恨，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了浪子那痛苦的困惑”[717]。张若名认为，纪德是有意在小说中让过激的东西相撞来引发激动人心的情感，同时借助人物的变化、冲突与对立，让内在的矛盾凸显出来。她进一步分析道：“当各种倾向任意滋生，相互碰撞之时，普通人会因为它们对立而感到痛苦，然而无情的艺术家却为之欢欣鼓舞。它们之间的交斗越激烈，在对立中每种倾向之美就显得更加突出；这些倾向远非导致紊乱，而是借助力量的对抗，建立起了高度的平衡。”而“纪德固有的一致性就居于其中”[718]。纪德对张若名的分析非常认同，尤其是对第八章第一节的结语，更是赞赏有加。这句结语确实非常简洁而深刻：“两种观点的对立并不意味着思想的中断。”冲突中见和谐，矛盾中见统一，对立中见发展，张若名的分析处处闪烁着哲学的光芒。如张若名对“小我”与“大我”的分析，对纪德创造的人物与创作主体的关系的分析，明显受到中国《道德经》的思想的影响，且看她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他既是一也是多，作为思维主体他是一，作为那些行动的人物他又是多，因此他的人格高大无比，绚丽多姿。[719]
第四，作者与研究者的灵魂的共鸣。一个东方的女性，在法国批评界对纪德普遍表现出不解甚至否认的时候，却选择了纪德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原因何在呢？当法国批评界和普通的读者对纪德的变化及纪德身上所表现出的种种矛盾表现出困惑的时刻，为什么张若名又能以不同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一个“人格无比高大”，寓“一致性”于矛盾之中的纪德形象呢？台湾的林如莲对纪德与张若名之间的这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超越障碍——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一文，发表在台湾《中国历史学会集刊》1991年7月第23期上。在这篇研究性的长文中，林如莲对中国青年赴法的缘起、张若名与新文化运动、张若名对纪德的研究等重要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有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张若名何以选择纪德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思路。“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甚么原因把一个年轻的中国妇女吸引到纪德的艺术中去呢？”在林如莲看来，原因有多种。一般人认为张若名选择纪德，是因为在二十年代末，纪德“声名大噪”，张若名因此而被吸引。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纪德是一位传统的破坏者，同时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因此对于一位在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传统社会决裂，后来又从新组织近五年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青年妇女来讲，纪德作品的讯息就非常重要”[720]。林如莲认为，张若名所著的《纪德的态度》这篇论文的主旨显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她通过摆脱现状和开始新生活来找到她的出路。林如莲的分析揭示了张若名选择纪德并对纪德有着深刻理解的深层原因：“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青年而言，渴望得到自由的个性是最重要的。”[721]如此看来，张若名的选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一种必然。正是在灵魂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促使张若名对纪德不断靠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若名对纪德的理解源自接受美学范畴的“视野的融合”，源自两者灵魂的共鸣。张若名对纪德的理解和纪德对这份理解的分外珍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节 独特的目光和多重的选择
张若名对纪德的研究与理解的深度充分地体现在我们在上文所介绍的博士论文之中，有必要说明的是，该论文用法文撰写而成，由于语言的障碍，答辩之后，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翻译界并没有产生影响。直到1994年，该论文由周家树译成中文，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翻译界与文学研究界才有幸了解了中法文学关系交流史上的这段佳话。不过，张若名对纪德的关注、研究与介绍并未止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据《纪德的态度》一书所汇集的有关文章和资料，我们知道张若名于1931年回国后，多次发表文章，或介绍纪德的创作成就，或表述自己对纪德的认识与态度，如在法国著名文学期刊《法兰西水星》1935年4月和5月份合刊上，张若名发表了《关于安德烈·纪德》一文。后来，在1946年《新思潮》第1卷第2期上，她以司汤达、福楼拜和纪德三位作家为例，对“创作心理”这一问题做了专门探讨，文章题目就叫《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根据司汤达（Stendhal）、福楼拜（Flaubert）、纪德（Gide）三位作家》。在同年的《新思潮》第1卷第4期上，她又撰文，以《纪德的介绍》为题，就中国文学界所关心的几个问题，如“纪德是不是一个‘叛逆者’”，纪德的“宗教精神”与“独创艺术”等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从1927年开始以纪德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到1946年一年内先后两次发表有关纪德的介绍与研究文章，张若名对纪德的爱已经浸入她的灵魂。在1946年《纪德的介绍》那篇文章中，我们读到了张若名这样的一段灵魂告白：
多日不读纪德的文章了，不知不觉地忘掉了我这一个旧日的好朋友，近来正当夏日难度，心绪不宁的时候，翻开纪德著述稍作消遣，不意忽然间又得到无限的慰藉。因而回想起来，当我年幼无知的时候，我就爱读纪德，我爱他那无边的孤寂，我爱他那纯洁的热情；我爱他那心灵里隐藏着的悲痛，我尤其爱他那含着辛酸滋味的爱情。为什么多年没有会见他，我还未曾变更我的本性，我还和往日一样，是一个无知的孩子。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怀想到那非洲大沙漠的旅客，强烈的日光照得遍地干渴，干渴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希望着得到一滴清水。我怀想那大沙漠里的“哦阿即斯”（Oasis），四周围都是阳光，都是干渴，惟有在这一片隐秘的天地里凉爽的透骨。[722]
张若名对纪德的这份爱和她在“酷热”中感受到的透骨的“凉爽”源自她对纪德的深刻的理解，她的这份理解和由之而产生的爱始终没有改变过。但是，无论是在法国，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自从纪德的《访苏联归来》问世之后，人们对纪德的认识似乎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从道德的层面，又进入了政治的层面。纪德的文章在苏联曾一度成为禁品，法国的左派对纪德加以了公开的谴责和攻击。在中国，恰也是在1936年的前后，出现了对纪德的大规模译介和不同角度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访苏联归来》问世前后纪德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在《访苏联归来》之前，中国翻译界最为关注的是纪德的《田园交响曲》。1935年，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乐》被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由文化出版社出版；1936年，穆木天的译本以《牧歌交响曲》为题，由北新书局出版。而在此之前，纪德的部分作品已有译介。1928年，穆木天翻译的《窄门》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1年，王了一译的《少女的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从翻译情况看，纪德在《访苏联归来》问世之前，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太广，且影响也有限。但是，对于纪德《访苏联归来》一书，中国翻译界与评论界反应则表现得十分迅速。《访苏联归来》于1936年11月于法国问世，次年4月，亦即1937年4月，郑超麟翻译的《从苏联归来》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译者的署名是郑超麟的笔名，为林伊文。同年5月，上海引玉书屋出版了没有译者署名的《从苏联归来》[723]；1937年7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了郑超麟译的《从苏联归来》。1938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又推出了郑超麟（林伊文）译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关于《访苏联归来》出版前后那个时期对纪德的研究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沈宝基的研究成果《纪德》，该文发表在《中法大学周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上，署名“宝基”。文章首先对纪德的生平做了简要的介绍，继而对纪德的主要作品《刚陀尔王》（Le roi Candaule，1901）、《托言》（Pretextes，1903）及《新托言》（Nouveaux pretextes，1911）、《背道者》（L'Immoraliste，1902）、《窄门》（Laporteetroite，1909）、《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1920）、《造假钱者》（Les faux monnayeurs，1926）、《妇人学校》（L'ecole des femmes，1929—1930）以及《若是种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1926）等做了评述。从研究的范围看，沈宝基的文章涉及纪德所创作的戏剧、小说、日记等体裁的作品，足见其视野是相当开阔的。在评述中，沈宝基虽然没有对有关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但往往能够以简洁而略带散文化的语言，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地点明作品的主旨和思想。从文章有关纪德的思想转变的评论看，沈宝基对纪德的创作与其精神状态之间的联系的分析是相当有见地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他往往不自觉地，讲起布尔乔亚的虚假，谎言，畸形。但他缺少战斗精神：虽在咒骂压制他生活的环境，他仍然接受了这个环境，不想作强有力的反抗。这一点可以解释了他的社会意识的平凡、他的褊狭和不能超越他自身的阶级的天才的限止。由于他的描写世界崩溃的大胆，由于他的悲哀的结论里表示出中了毒的未来之辈的不可逃脱的命运，我们便知道作者的精神非常不安，总有一天有脱离帝国主义的可能。”[724]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宝基对纪德的精神状况及其思考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关注的。而对于纪德的理解的障碍，恰恰就来自纪德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突然转变。他在刚果之行与苏联之行前后的思想转变之快也正是造成众多研究者评说纷纭的关键原因。
在沈宝基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刘莹也发表了题为《法国象征派小说家纪德》[725]的评述文章。该文共分十八小节，其写法与沈宝基基本相同，通过对纪德的主要作品的简要介绍，对纪德的精神状态、艺术观念、对上帝和宗教的观念以及他的道德观做了分析。在文章的第十八节，刘莹对纪德的艺术观念做了如下的总结：“他以为凡是一种艺术，都是由‘物’和‘我’相辅而成的。‘物’得到‘我’的精灵，可以变成一幅美景，‘我’这方面，遇到‘物’的时节，脱去自己的成见，和‘物’结合，这样造成‘物’‘我’相通的作品，才可称作名著。这是他对艺术的主要观念。”[726]刘莹在文中对纪德艺术观念的这段评说，明显带有中国的“物我相忘”的思想痕迹，与其说是纪德的艺术观的表现，不如说是刘莹对纪德的艺术观念的一种中国式的阐释。
在二十世纪三十与四十年代，对纪德的翻译与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当属卞之琳。江弱水在《卞之琳“诗”艺研究》一书中对卞之琳译介与研究纪德的情况做了梳理：
卞之琳对纪德其人其文的兴趣明显保持了15年之久。1933年，他就开始阅读纪德。1934年他首次译出纪德的《浪子回家》一文。1935年译介《浪子回家集》（作为《文化生活丛刊》之一出版于1937年5月，初名《浪子回家》）。1936年译出纪德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全稿抗战中遗失，仅刊出一章）。1937年译《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窄门》和《新的粮食》。1941年为重印《浪子回家集》撰写译序。1942年写作长文《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翌年由桂林明日社印行单行本，以之为序。1946年为次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窄门》撰写译序。[727]
卞之琳对纪德的翻译与评介是在一种互动关系中进行的。作品的翻译为卞之琳深刻理解纪德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一般的评论者所难以企及的可能性。而反过来，基于对作品深刻理解之上的评论，则赋予了卞之琳对纪德的某种本质性的把握。这种直达作品深层和作者灵魂之底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是对纪德思想的把握，卞之琳突破一般评论者所认为的纪德的“多变”的特征，指出纪德虽然有着“出名的不安定”，“变化太多端”，但“‘转向’也罢，‘进步’也罢，他还是一贯”[728]。在卞之琳看来，纪德的多变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不断的超越和进步之中。在《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一文中，卞之琳如此评价纪德：“因为‘超越前去’也就正是‘进步’。这也就是纪德的进步，螺旋式的进步。”其次是对纪德的创作手法的领悟。江弱水在《卞之琳“诗”艺研究》一书中，从卞之琳的创作与纪德的创作的比较入手，揭示了卞之琳是如何深谙纪德的“章法文体”之道，是如何吸取纪德的创作手法形成自身创作的文体的：“卞之琳对纪德人格和文体的理解与欣赏，似乎使得自己本来就长于作细密精深的思虑的天性，更自然地结合了对文字的巧妙组织和对感觉的细致安排。小说如此，诗也一样。”[729]由对纪德的思想与创作手法的双重把握，到化纪德的“章法文体”为我有，卞之琳对纪德的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由此而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如果说卞之琳对纪德的译介与接受具有某种互动的特色的话，那么盛澄华与纪德的精神交流与对纪德的研究则为中国学者选择纪德、理解纪德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从193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开始接触纪德起，盛澄华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都潜心于和纪德的精神交流之中：潜心读纪德、译纪德，悉心领悟纪德的思想艺术精髓，全面地研究纪德。
盛澄华与卞之琳一样，一方面，他全面地阅读纪德的作品，选择有关作品加以翻译；另一方面，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对纪德的作品的理解与研究中去。在翻译方面，盛澄华主要是翻译了纪德的三部重要作品：《地粮》、《伪币制造者》和《日尼薇》。据北塔写的《纪德在中国》一文，盛澄华翻译的《地粮》一书于1945年由从上海迁到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根据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与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中国学室合作主编的《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盛澄华译的《地粮》早在1943年就已由重庆的新生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收入“作风文艺小丛书”。《伪币制造者》同样由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间为1945年。1946年，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盛澄华翻译的《日尼薇》。盛澄华翻译的这些作品后来又多次重版，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3年又出版了盛译《伪币制造者》；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纪德文集》中，盛澄华翻译的《伪币制造者》（改名为《伪币犯》）是唯一一部在解放前出版的旧译，足见其译作的生命力之强。
在对纪德的研究方面，盛澄华的努力应该说是继张若名之后中国学者接近纪德的又一次精神交流之旅。据北塔的资料，早在193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盛澄华就写过一篇题为《安德烈·纪德》的介绍性文章。在此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盛澄华从结识纪德、阅读纪德、翻译纪德到研究纪德，一步步理解纪德，接近纪德。对盛澄华的这一与纪德的交流历程，王辛笛在半个多世纪后撰文追忆，写成了《忆盛澄华与纪德》一文，收入《作家谈译文》[730]一书。在这篇文章中，王辛笛回忆说，1935年，盛澄华赴法国进修学习，而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留学期间，辛笛两次赴法国，闲暇时盛澄华与他一起读纪德，谈纪德。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遇到闲暇，澄华还和我一同研读纪德的《地粮》和《新粮》，其文体之优美令我心折，就中尤以纪德“关于我思我信我感觉故我在”的阐释使我终生难忘，受用不浅。澄华当时一面在巴黎大学攻读，一面日夜埋头于纪德全部作品的研究，常常亲去登门请教，纪德十分欣赏他的见解和心得，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731]
从王辛笛这篇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盛澄华与纪德的交往，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关系，具有相当的深度，而这一关系是建立在他对纪德的作品的研究和独特见解之上的。事实上，盛澄华不仅多次当面向纪德请教，而且与纪德有不少的通信往来。在对纪德长达十余年的研读、翻译和思考过程中，盛澄华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在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盛澄华将他研究纪德的主要心得汇集成书，取名《纪德研究》。王辛笛在他的那篇《忆盛澄华与纪德》中谈到，盛澄华的这部《纪德研究》还是由他推荐给曹辛之办的上海森林出版社（亦即星群出版公司），于1948年12月出版的。该书由正文与附录两个部分组成。正文收录的是盛澄华自1934年起到1947年在《清华周刊》《时与潮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的九篇文章；附录部分有二，一是《纪德作品年表》，二是《纪德在中国》。关于盛澄华与纪德的关系及他对纪德的研究情况，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其中特别谈到三点，即盛澄华对纪德的研究具有一般的研究者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认真地阅读纪德，并且有自己的批评观点”，因为在盛澄华看来，“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他自己的尺与秤”。二是盛澄华“真切地通过移译了解纪德”。三是“由于对作者的熟稔因而可以更多地借助于作者本人的阐释洞烛作品真髓”。并由此三个优势而得出结论：“在中国的许多研究者所砌的攀向纪德的无数面墙中，只有盛澄华最接近纪德。”[732]对一这结论，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如北塔在《纪德在中国》一文中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如果仔细阅读盛澄华对纪德的研究文章，我们可以发现盛澄华为我们认识与理解纪德，确实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首先，盛澄华基于对纪德作品的全面与深入的阅读，从整体上把握与评价纪德在艺术与思想两个方面的发展。在《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一文中，盛澄华以纪德的创作为依据，将纪德的思想与艺术的演进分为了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的三个阶段：由《凡尔德手册》至《地粮》的创作，是“纪德演进中的第一个阶段，也即自我解放的阶段”；而《窄门》《梵谛岗的地窖》《哥丽童》《如果麦子不死》等作品的问世标志着纪德演进的第二阶段，即“对生活的批判与检讨”的阶段，要回答的是人“自我解放”了，“自由了又怎么样”这一本质问题；而《伪币制造者》的创作，则代表着纪德进入了其思想与艺术演进的第三个阶段，即“动力平衡”阶段。盛澄华在论文中明确写道：“不消说，《伪币制造者》在纪德的全部创作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以篇幅论，这是纪德作品中最长的一本；以类型论，这是至今纪德笔下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以写作时代论，这是纪德最成熟时期的产物。它代表了作为思想家与艺术家的纪德的最高表现，而同时也是最总合性的表现。纪德在生活与艺术中经过长途的探索，第一次像真正把握到一个重心。由此我们不妨把纪德这一时期的演进称为‘动力平衡’的阶段。”[733]
其次，基于对纪德的思想的深刻理解，盛澄华能突破纪德在艺术与思想等方面所表现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表面”，试图以辩证的方法揭示纪德的精神本质。他指出：“纪德是那种人：他重视争取真理时真诚的努力远胜于自信所获得的真理。因此他不怕泄露表面的矛盾，因此他教人从热诚中去汲取快乐与幸福，而把一切苟安、舒适、满足都看作是生活中最大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纪德才在尼采、陀思朵易夫斯基、勃朗宁与勃莱克身上发现了和他自己精神上的亲属关系。尼采所主张的意志说，陀思朵易夫斯基所观察的‘魔性价值’，勃朗宁所颂扬的‘缺陷美’，勃莱克所发现的‘两极智慧’，以及纪德所追求的不安定的安定，矛盾中的平衡都是对人性所作的深秘的启发，都是主张在黑暗中追求光明与力，从黑暗中发现光明与力，借黑暗作为建设光明与力的基石的最高表现。”[734]盛澄华对纪德艺术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的轨迹的把握由此可见一斑。对“不安定中的安定”与“矛盾中的平衡”的追求，构成了纪德思想与艺术内核的独特因素。在对立中寻找平衡，也正是由此而得到发展的。面对“艺术的真理”与“生活的真理”这两种互不相让的真理，纪德所要追求的是“协调与平衡”。盛澄华对此做了这样的阐发：“如何在两种对立性上求得协调与平衡，这正是纪德艺术与思想的精神。纪德认为艺术品所追从的是一种绝对性的境域，而艺术家自身则只借艺术品中绝对性的表达才能维护他自身相对性的存在。”[735]基于对纪德的精神的这种认识，盛澄华通过对《伪币制造者》的悉心研读与领会，对众说纷纭、难以把握的纪德的“多变”做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纪德是那种人：骤看，你觉得他永远在变，永远生活在不安与矛盾中；但细加探究，你会发现在他生活中也好，在他作品中也好，无时不保存着内心的一贯。这内心的一贯，即是我所谓的动力平衡。在灵与肉、生活与艺术、表现与克制、个人与社会、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基督与基督教、上帝与魔鬼无数对立性因素的探求中纪德获得了他思想与作品的力量，纪德以他最个人性的写作而完成了一个最高人生的作家。而这人性感与平衡感最透彻的表现其实莫过于《伪币制造者》。”[736]“多变”与“一贯”，不安定与执着，矛盾与平衡，在盛澄华看来，正是这种种丰富而深刻的对立性和纪德对其深刻的把握，构成了纪德艺术与思想的内核。
再次，盛澄华基于对纪德思想与艺术发展的全面把握，在对纪德的后期创作的认识和判断上，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于1936年11月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之后，无论是在法国国内，还是在国外，纪德处在种种的责难与误解之中。超越了文学层面的种种批评甚至谴责一度淹没了其他声音。但盛澄华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纪德的思想与艺术的演进角度，对他的《从苏联归来》所表达的观点以及思想上的所谓“突变”做了评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但当纪德到了六十岁以后突然思想明朗地走入左倾的道路，这是一九三〇年代轰动世界性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对一个一生中追求自由与解放，同情被压迫者痛苦的作家如纪德原可看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737]在盛澄华看来，纪德从苏联归来产生的失望以及他对苏联的批评恰恰证明了纪德的一贯态度，是追求真理所表现出的一贯的真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盛澄华对纪德的理解确实是深刻的。
从张若名到卞之琳再到盛澄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纪德的理解与把握，不是对法国文学界的盲目追随，也不是各种声音的简单回响，而是从各自的角度走进纪德的世界，接近纪德，表达不同的观点与认识，表明了他们对纪德的不同理解。无论在对纪德的思想与作品的评价上，还是对作品的选择上，中国学者充分表现出了目光的独特性和选择的多重性。
第四节 延续的生命
1947年，七十八岁高龄的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我们今天的目光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纪德已经被接受，被“认定”。在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遥远的东方，确切地说，在中国，曾掀起一个不小的纪德高潮。上文中我们所介绍的卞之琳和盛澄华所翻译的纪德的数部重要著作，在他获奖后得以重版，盛澄华、王锐、赵景深等文坛名家先后撰写了介绍文章。在某种意义上，盛澄华的《纪德研究》也是借着纪德的获奖而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的。然而，在高潮之后，纪德和西方当代作家的命运一样，渐渐归入沉寂，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长达四十年的冷落期。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纪德才又开始被中国的翻译界与研究界纳入视野，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那个时期，亦即在纪德离开世界半个世纪的前后，开始了他的新的生命的历程。
对纪德在新中国的命运，北塔在《纪德在中国》一文中做出这样的解释：“解放以后，也许是因为纪德的反苏问题使人联想到他的反共，所以国内基本上不再有对他的译介和研究。”[738]北塔的这一看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们认为，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纪德作品中所探讨或所涉及的诸如道德、宗教、人性等重要主题，也构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作品难以被接受的因素。从文学生命的传播与接受的环境看，我们知道影响的因素有许多，而纪德在新中国所遭遇的，恰是难以超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
有趣的是，中国经历了一系列“运动”与革命，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国门再度打开时，中国翻译界也又一次担当起了“开放”的先锋角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纪德慢慢地又开始在中国传播。最先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的，是盛澄华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翻译的《伪币制造者》，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之后，刘煜与徐小亚合译的《刚果之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郑永慧翻译的《藐视道德的人：纪德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以及李玉民与老高放合译的《背德者·窄门》（漓江出版社，1987年）相继问世。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纪德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热潮，先是将中国读者目光引向了《访苏联归来》、《〈访苏联归来〉之补充》与《刚果之行》（朱静、黄蓓译，花城出版社，1999年）这三部作品，然后又趁其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之际，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得以重译，以文集的形式，由多家出版社出版。
从翻译的角度看，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是翻译比较系统，有组织有分工；第二是涉及的面较广，翻译的内容包括纪德的小说、游记、传记、文论等；第三是译者阵容比较强。我们在上文已经交待过，除盛澄华的《伪币犯》为旧译外，其余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新时期重译或新译的，李玉民、朱静、罗国林、桂裕芳、王文融、施康强、马振骋、徐和瑾等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参与了《纪德文集》的翻译。在这一时期，就翻译而论，李玉民为纪德倾注了不少心血，他译了纪德的散文，并以《纪德散文精选》为题，结集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还先后翻译过《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帕吕德》《忒修斯》等作品。
在大规模且系统地重译或新译纪德作品的同时，国内的文学界和翻译界也对纪德予以了关注。复旦大学的朱静教授撰写了《纪德传》，于1997年由台北亚强出版社出版，不久后，在贾植芳先生的鼓励下，重译了在“三十年代政坛与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访苏联归来》，而贾植芳先生则“自告奋勇地向朱静先生推荐自己以一个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人的身份，为这个新译本写几句话”[739]。贾植芳为《访苏联归来》的新译本所写的序，应该说是在新时期为中国读者进一步关注纪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贾植芳作为一个“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人”，他与纪德有着相通的心，有些话他是憋在心里几十年，借着新译本的问世，而一吐为快。序言相当长，结合纪德所走过的路，针对纪德在不同时期对苏联的认识，特别是通过纪德的《访苏联归来》这部作品，对纪德的思想演变做了透彻的分析，为中国读者展现了纪德说真话、求真理的心路历程。读贾植芳的序，我们在字里行间明显可以感觉到在贾植芳与纪德之间，形成了某种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结合纪德对苏联的认识与批评，贾植芳在纪德的作品中似乎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启迪，序中有这样两段话，特别意味深长：
［纪德］亲眼所见的苏联现实打破了他的理想式的幻觉。他对苏联各地的自然风物注意得很少，他关心的是苏联人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为苏联的前途深深地担忧［……］
尽管苏联人竭力向纪德展示苏维埃式的自由幸福，纪德却以一个崇尚自由，崇尚个性的西方人，从人们穿着的整齐划一，集体农庄居住的房屋，家具都千篇一律的背后，一语道破了天机：“大家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你要得到幸福，就服从（集体）吧？”纪德敏锐地指出，在苏联任何事情，任何问题上，都只允许一种观点，一种意见，即我们所熟知的“舆论一律”，人们对这种整齐划一的思想统治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纪德发现跟随便哪一个苏联人说话，他们说出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纪德说，这是宣传机器把他们的思想统一了，使得他们都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一点点不同意见，一点点批评都会招来重大灾祸。纪德严厉批评道：“我想今天在其他的任何国家，即使在希特勒的德国也不会如此禁锢人们的思想，人们也不会是如此俯首帖耳，如此胆战心惊，如此惟命是从。”人们所以为人，不同其他低级动物，在于人有头脑，有思想本能，用极权手段剥夺人的思想自由，或者统一人的思想，使人成为真空的地带，无异于抽去人的灵魂，这是极权统治的结果，同时也维护了极权，使之得以继续存在下去。“面对这种思想贫乏，语言模式化的现状，谁还敢谈论文化？”纪德断言：“这将走向恐怖主义。”值得玩味的是，纪德当时的这种隐忧与担心，转瞬之间，就变成了活生生的苏联生活现实。[740]
细读贾植芳的这段评说，我们不难明白他为何要自告奋勇为《访苏联归来》的新译本写序。“牺牲个人的幸福”“舆论一律”“用极权手段剥夺人的思想自由，或者统一人的思想”，纪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苏联的批评，在我们今天看来具有思想深度的解读，无疑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想也不敢想的。而纪德《访苏联归来》在新时期得以在中国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越来越自由的政治空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外国作品要开辟其新的生命空间，既取决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也取决于接受国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环境。
事实上，对于贾植芳而言，他对纪德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对纪德的《访苏联归来》这部书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1936年末，当《访苏联归来》问世后招致种种批评时，贾植芳认为自己“当时还读不懂这本书”，但随着中国形势的激变，贾植芳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成了“专政对象”。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他获得人身解放，由“鬼”变成人，又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接触“阿·阿夫托尔的《权力学》、鲍罗斯·列维斯基编的作为‘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和他的《苏联的少数者的意见》日译本以及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国卡尔·魏特夫的英文本《东方专制主义》等，以及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翻译出版的有关描写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文艺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列特群岛》[741]等等，至九十年代又读了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等之后”[742]，贾植芳觉得自己“才真正读懂了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和《〈访苏联归来〉之补充》，并对这位坚持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他敢于顶住当时的政治风浪的人格力量，表示衷心的尊敬……”[743]
在新时期，贾植芳对纪德的《访苏联归来》的解读主要是政治性的，他对纪德的接受过程既具有独特性，也具有启迪性。其独特性在于贾植芳以自身的人生经历达到了对纪德之精神的深刻把握和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鸣；其启迪性在于深刻理解与把握一个作家的思想，正确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求真的精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有可能更为深刻地理解纪德对读者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你们迟早会睁开眼睛的，你们将不得不睁开眼睛，那时，你们会扪心自问，你们这些老实人，怎么会长久地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呢？
纪德逝世六十多年了，他的生命历程没有结束，法国的读者在睁着眼睛继续读他的作品，中国的读者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勇敢地睁开了一时被遮蔽的眼睛，正视纪德的作品所指向的人类的境况、人类的精神和人类的内心世界，进行全面的探索。柳鸣九为漓江出版社《背德者·窄门》写的序《人性的沉沦与人性的窒息》从人性的角度为我们接近纪德开启了新的途径；青年学人陈映红的《寻觅、体验、“存在”的意识——探寻纪德的轨迹》[744]，则见证了年轻人探寻纪德的生命历程所做的努力；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众读者读《访苏联归来》[745]后的强烈反响[746]。
郑克鲁从思想与创作特色两个层面对纪德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社会的批判——纪德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纪德小说的艺术特色》等论文[747]。而徐和瑾、罗芃与李玉民分别为译林版、人民文学版与花城版的《纪德文集》所写的序言，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与纪德的对话，为纪德的文学生命在中国的继续拓展与延伸提供了新的可能。
近十多年来，纪德的研究在继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其作品中对灵魂和道德的拷问，二是关于其叙事艺术、创作风格等。主要文章有：《相通的灵魂与心灵的呼应：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许钧，《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风波——评罗曼·罗兰与安德烈·纪德访苏观感引发的纷争》（周尚文，《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异国心灵的沟通——纪念安德烈·纪德诞生140周年》（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当纪德进入中国》（刘东，《读书》2008年第3期）、《从〈伪币制造者〉解读纪德小说遗产》（陈曲，《理论界》2014年第9期）、《灵魂的拷问——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田园交响曲〉主人公形象解读》（李建琪，《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8期）、《艺术家的使命——论纪德的自我书写》（宋敏生、张新木，《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纪德在中国》（北塔，《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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