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迟到的大师
1871年出生于巴黎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从小喜爱文学，早在巴黎孔多塞中学读书时，就对象征主义发生了兴趣，1888年与同学合办了《丁香杂志》，后又为象征主义杂志《宴会》撰稿。大学毕业后便开始撰写自传体小说，这就是去世后发表的《让·桑特伊》。之后，翻译英国作家罗斯金的《亚珉的圣经》，并于1904年发表，继后又在1906年发表了他翻译的罗斯金的《芝麻与百合》。从1909年开始，动笔撰写长篇小说，一直到1922年因肺炎去世，历时十三年，完成了共为七卷的鸿篇巨制，总名为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文译名为《追忆似水年华》，或《追寻失去的时间》。在他生前，这部巨著中共有四卷出版，即《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们身旁》、《盖尔芒特家那边》与《索多姆和戈摩尔》。弥留之际，他还在床榻上为《女囚》的出版劳心劳力。他逝世后，其余三卷《女囚》、《女逃亡者》和《重现的时光》分别于1923，1925和1927年问世。二十五年后，即1952年，他早年创作的《让·桑特伊》正式出版，而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撰写的一些作品片断，由贝尔纳·法卢瓦整理，于1954年出版，取名为《驳圣伯夫》。从普鲁斯特的文学创作历程看，他的短暂的一生主要贡献给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创作，安德烈·莫洛亚在《普鲁斯特传》的开篇这样写道：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历史，就像他在自己的书中描述的那样。他曾对童年时代的奇幻世界怀有温柔的感情，很早就感到需要把这一世界和某些时刻的美感固定下来；他深知自己体弱，长久地希望不要离开家庭的乐园，不要同人们去争斗，而是用殷勤的态度去打动人们；他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爱情的痛苦，所以变得十分严厉，有时甚至残酷；他在母亲故世后失去了庇荫之地，却因疾病而过上受保护的生活；他在半隐居生活的保护下，利用自己的余年来再现这失去的童年和随之而来的失望；最后，他把这样找回的时间，作为古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的题材。[750]
在寻到失去的时间过程中，普鲁斯特经受着慢性哮喘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他真切地认识到：“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然而，正是由于他在失去的岁月中失去了幸福，他更为强烈地希冀通过小说这一独特的形式，追寻生命之春，企图重新创造幸福。而他最终达到了这一目的，而且是以双重的形式：“他以追忆的手段，借助超越时空概念的潜在意识，不时交叉地重现已逝去的岁月”[751]，找回了失去的时间，从而也重获了失去的幸福；同时，这一追寻的过程整个凝结在《追忆似水年华》之中，使其成为一部超过时代的不朽之作，让重获的幸福永存。生命的追寻于是成就了普鲁斯特的生命之升华与艺术之不朽。
中国读者对于普鲁斯特的这一双重的生命历程，是在普鲁斯特离开这个世界很长时间后，才慢慢开始加以关注，并逐渐有所认识的。应该说，在普鲁斯特的生前，即便是法国读者，对普鲁斯特的独特生命历程的认识也并不深刻。他的呕心沥血之作《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的出版所遭遇的经历足以说明一点：理解普鲁斯特需要的正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得以凸显，其价值才渐渐地被人所承认，所关注，所珍视。《追忆似水年华》经受过法斯凯尔出版社的婉拒、《新法兰西杂志》的退稿和奥朗多尔夫出版社的拒绝，更经历过安德烈·纪德初期的误解、奥朗多尔夫出版社社长恩布洛的讥讽[752]，但普鲁斯特在失望、愤怒和痛苦中坚信自己的作品“是美的”，于1913年在格拉塞出版社自费出版了小说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七年之后，小说的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由新法兰西杂志社出版，当年11月荣膺龚古尔奖。小说的获奖并不意味着普鲁斯特已经被全面接受和深刻理解，相反，无论是法国文学界，还是一般的读者，对普鲁斯特的真正的认识与理解，是在他逝世之后，一步步加深的。
中国文学界接触到普鲁斯特，差不多是在他逝世十年后。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大公报·文艺副刊》于288期（1933年7月10日）第3版和289期（1933年7月17日）第3版刊登的《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逝世十年纪念——普鲁斯特评传》，应该是国内第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普鲁斯特的文字，作者为曾觉之。有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普鲁斯特逝世于1922年，怎么会在1933年发表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呢？副刊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纪念为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此文早已撰写。原当公是日登出。乃因本刊稿件异常拥挤，不得已而缓登。”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普鲁斯特总是很陌生的；而从《大公报》副刊的这段编者按看，中国文学界对于普鲁斯特的了解也并不迫切，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对普鲁斯特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然绝不会“因稿件异常拥挤”，而推迟发表纪念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的长文，且一推就是七八个月。不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中国读者认识并逐渐理解普鲁斯特还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曾觉之的文章长达两万余言，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绪论”、“普鲁斯特之生活”、“普鲁斯特之著作”和“结论”。这篇文章对普鲁斯特的生活与创作和普鲁斯特的作品的价值发表了重要的观点。在“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意味深长：“作家距我们太近，我们没有够长的时间以清楚的审察；看事物，尤其是评判一位作家，太切近了，是使人目眩心迷而不知所措的。”确实，理解一个作家需要时间，而评判普鲁斯特这样一位独特的作家就更需要时间了，何况在当时，外国人士对于普鲁斯特的批评，“赞成的说他是一位稀有天才，为小说界开一个新纪元，反对者说他为时髦的作家，专以过度的琐屑与做作的精巧炫人”。面对外国人士的是非判别，曾觉之则以一个中国人独特的目光做了如下的结论：
普鲁斯特在他的作品中，想以精微的分析力显示真正的人心，想以巧妙的艺术方法表出科学的真理。即他的野心似乎使艺术与科学合一；我们不敢说他是完全成功，但他的这种努力，他从这种努力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后来的人是不能遗忘的。他实在有一种崭新的心理学，一种从前的文学没有的新心理学；他将动的观念，将相对的观念应用在人心的认识上，他发见一个类是崭新而为从前所不认识的人。这是近代的人，近代动的文明社会中的人，则他的这种发现的普遍性可想而知了。[753]
今天看来，曾觉之的结论不完全正确，但他却抓住了普鲁斯特的某些本质特征。他对普鲁斯特其人其事的评析，应该说是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和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文学的这位巨匠。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七个月后，还是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开头几段的译文，以《睡眠与记忆》为题。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一部分译文也许是国内第一次译介普鲁斯特的文字。当半个世纪之后，《追忆似水年华》全书由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即将出版之际，卞之琳在《中国翻译》1988年第6期发表了《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性的文字：
……三十年代我选译过一段。我译的是第一开篇一部分，据法国版《普鲁斯特片断选》（Morceaux choisis de M.Proust）加题为《睡眠与记忆》，1934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版上，译文前还说过几句自己已经记不起来的介绍语，译文收入了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754]
根据卞之琳的这段话，我们查阅了《大公报》，在《文艺副刊》1934年2月21日第12版上，我们读到了《睡眠与记忆》这一篇译文，也见到了卞之琳写下的一段他“自己已经记不起来的介绍语”，其中有这样一段：
有人说卜罗思忒是用象征派手法写小说的第一人。他惟一的巨著《往昔之追寻》（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可以说是一套交响乐，象征派诗人闪动的影像以及与影像俱来的繁复的联想，这里也有，不过更相当于这里的人物，情景，霎时的欢愁，片刻的迷乱，以及层出不穷的行品的花样；同时，这里的种种全是相对的，时间纠缠着空间，确乎成为了第四度（the fourth dimension），看起来虽玄，却正合爱因斯坦的学说。[755]
在介绍的话中，卞之琳还提到了曾觉之的文章，他的翻译显然受到了曾觉之那篇文章的影响。卞之琳对Marcel Proust的名字及书名的译法，有所不同。曾觉之译为“普鲁斯特”与《失去时间的找寻》，卞之琳却译为“卜罗思忒”与《往昔之追寻》。关于书名，在1934年以后，有过不少译法，其中折射的不仅仅是语音的转写问题，更多关系到对作品理解与再表达的深层次问题，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会涉及。
卞之琳的译文是《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开篇的一个片断，在《文艺副刊》上，共分为五段。这五段译文可以说是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间仅见的普鲁斯特作品的中文译文，篇幅虽不长，但流传甚广。据卞之琳自己介绍，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中收录了这个片断的译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香港翻印了《西窗集》；后于198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西窗集》的修订版，其中一直收有这个片断。2000年12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卞之琳译文集》，在上卷中，也收入了卞之琳译的这个片断。有必要说明的是，此时作者名已从俗为“普鲁斯特”，但五段译文经过修订，恢复了原作本来的面貌，变为八段，冠名为《〈斯万家一边〉第一段》，但总的书名，卞之琳还是坚持用《往昔之追寻》。
在卞之琳的译文发表之后，出现了几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沉默，或者说是淡漠，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似乎对普鲁斯特没有表示出应有的重视或兴趣。对《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也没有发现谁有翻译的意图或志向。直到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思想的禁区不断被打开，中国学者才开始注意到普鲁斯特在西方小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在《外国文学报道》上陆续出现了介绍普鲁斯特的文字[756]，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1986年长沙铁道学院主办的《外国文学欣赏》第3期上，刊出了刘自强翻译的《追忆流水年华》（节译）（后又在1986年的第4期与1987年的第2期继续刊出，总共约两万字）。就在同一年，即1986年的《外国文艺》第4期上，发表了郑克鲁翻译的普鲁斯特早期写的两篇短篇小说，一篇叫《薇奥朗特，或名迷恋社交生活》，另一篇叫《一个少女的自白》，均选自他的短篇小说与随笔集《欢乐和时日》。1988年，《世界文学》在当年的第2期上刊登了徐知免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旺家那边》的第一部《孔布莱》的第一章，其中包含“玛德兰蛋糕”那个有名的片断[757]。差不多就在八十年代中期，一方面，法国几家有影响的出版社，竞相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新版，如伽利玛出版社于1987年推出了由让—伊夫·塔迪埃主持的七星文库版，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则在同年出版了著名的普鲁斯特研究专家让·米伊的校勘版；另一方面，在国内，译林出版社也开始积极物色译者，准备推出《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
在组织翻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工作中，译林出版社的首任社长李景端与编辑韩沪麟无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组织翻译出版该书的工作，译林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编者的话》有明确的说明。在《编者的话》中，编者交待了组织翻译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的巨著的背景，对小说的艺术形式与价值做了探讨，然后对翻译这部书的必要性做了如下的阐述：
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对于这位作家具有传世意义的这部巨著，至今竟还没有中译本，这种现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显然都不是正常的。正是出于对普鲁斯特重大文学成就的崇敬，并且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法文化交流，尽快填补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领域中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们决定组织翻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
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普鲁斯特确实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大师。一部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杰作，等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被当作一个“巨大的空白”，迫切地需要填补。在这段话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两点：一是编者把组织翻译《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提高到了“发展中法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二是要“尽快”填补这个“巨大的空白”。在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的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读书界和中国文学界确实有了迫切了解《追忆似水年华》的需要，而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文室主任的李景端及时把握到了这一需要。在与李景端先生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在《译林》杂志社于1982年在杭州召开的“中青年译者座谈会”上，韩沪麟和罗国林等不少与会译家与学者就提出了要尽快翻译普鲁斯特的那部传世名著。当时还就中译本的书名展开过讨论。会议后不久就开始酝酿如何组织翻译工作。有人提议应该物色一位高水平的翻译家独立翻译。但鉴于《追忆似水年华》的巨大篇幅与该书难以比拟的翻译难度，当时的法语翻译界普遍认为难有人敢于担此重任。在此情况下，出版社的李景端与韩沪麟倾向于以法语翻译界集体的力量，协力完成。为推进翻译的顺利进行，同时保证翻译质量，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对此，《编者的话》中有明确的说明：
外国文学研究者都知道，普鲁斯特这部巨著，其含义之深奥，用词之奇特，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叹为观止，因此翻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忠实、完美地向我们读者介绍这样重要的作品，把好译文质量关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在选择译者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现在落实的各卷的译者，都是经过反复协商后才选定的，至于各卷的译文如何，自然有待翻译家和读者们读后评说，但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读者，其中每一位译者翻译此书的态度都是十分严谨、认真的，可以说，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了尽可能保持全书译文风格和体例的统一，在开译前，我们制定了“校译工作的几点要求”，印发了各卷的内容提要、人名地名译名表及各卷的注释；开译后又多次组织译者经验交流，相互传阅和评点部分译文。这些措施，对提高译文质量显然是有益的。
从落实各卷译者到最后交稿编辑出版，前后经历了差不多六年时间。1989年6月，由李恒基、徐继曾翻译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之后，译林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七卷本的全套《追忆似水年华》，全书有安德烈·莫罗亚的序（施康强译）和罗大冈的《试论〈追忆似水年华〉》（代序），还有徐继曾编译的《普鲁斯特年谱》。七卷的书名与译者分别为：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李恒基、徐继曾译）、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桂裕芳、袁树仁译，1990年6月）、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潘丽珍、许渊冲译，1990年6月）、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许钧、杨松河译，1990年11月）、第五卷《女囚》（周克希、张小鲁、张寅德译，1991年10月）、第六卷《女逃亡者》（刘方、陆秉慧译，1991年7月）和第七卷《重现的时光》（徐和瑾、周国强译，1991年10月）。《追忆似水年华》全套出版不久后，江西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王道乾翻译的《驳圣伯夫》（1992年4月）。1992年6月，由柳鸣九先生组织、沈志明选译的《寻找失去的时间》“精华本”分上下卷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精华本”的选编与翻译，柳鸣九在题为《普鲁斯特传奇》的长序附记中这样写道：
……在几年前，当我创办“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时候，不能不对《寻找失去的时间》这部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举足轻重的杰作有所考虑。很显然，这套丛书作为法国20世纪文学的文库，不应该缺少这个选题，但考虑到全书庞大的规模与一般读者有限的需要，七大卷当然没有必要完全收入，特别是从读书界广泛的需要来看，有了一个供研究用的全本的同时，一个比较简略、使人得以窥其全豹，并充分领略其艺术风格的选本，实大有必要。
在这里，可以看到，柳鸣九是从为一般读者考虑的角度，兼顾到“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体例，才决定选编“精华本”的。如何选取“精华”？柳鸣九先生在附记中做了说明：
既然不能单选一卷，就得取出整部作品的一个缩影，但从七卷中平均取出，篇幅亦很可观，是“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袖珍书所难容纳的，这样，我就只能把注意力放在这部巨著原来的三个基本“构件”，即普鲁斯特1913年所完成的三部：《在斯万家那边》、《在盖芒特那边》与《重新获得的时间》上，这三个“构件”组成了莫洛亚称之为“圆拱”的主体，这“圆拱”正是一个浑然整体，正表现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个主题，而在这三部进行的选择的时候，所要注意的则是：与其照顾叙事详尽性，不如照顾文句的完整性与心理感受的细微程度以及围绕“时间”的哲理，此外，普鲁斯特那种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渊博也最好有所保存。[758]
“精华本”的取舍不是一个简单的篇幅问题，它体现了编者独特的眼光和对原著的理解，应该说，普鲁斯特的这个“精华本”是中国视角下产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后来，在沈志明编选的《普鲁斯特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中，也收入了这个“精华本”，同时还有沈志明翻译的《驳圣伯夫》和《论画家》。
从译林出版社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到柳鸣九主持编选的《寻找失去的时间》的“精华本”，无论书名的翻译，还是对版本的选择[759]，都体现了不同的编辑思想，更反映了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结合对作品的理解问题就此展开更进一步的讨论。
两个不同版本的出现，“一个全译本，一个精华本，两者相得益彰，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中的一件好事”[760]，似乎已经可以为普鲁斯特在中国的翻译画上一个休止符。姗姗来迟的大师在逝世近七十年后，终于在中国延续了生命。然而，一个由十五个翻译者参加翻译的全译本和一个仅从“圆拱”主体中选取的“精华本”从问世起就带有某种公认的“缺陷”，前者的“风格不统一”与后者的“内容不全面”的遗憾注定要给有志还普鲁斯特真面貌的追求者以进一步接近普鲁斯特的雄心。在中国最早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片断的卞之琳先生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还没有面世的时候呼吁“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同时以非常激烈的言辞指出：
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应尽可能保持在译入语种里原作者的个人风格以外，译得好也总不免具有译者的个人风格。译科学著作、理论著作，为了应急，集体担当，统一审校，还是行得通的，而像普鲁斯特这样独具风格的小说创作，组织许多位译者拼凑，决不会出成功的译品。照原书分七部的情况，最多组织七位能胜任的译者分部进行，最好同时在进行中由这几位合作，互据原文校核（翻译总难免疏忽），由责任编辑统一审订润饰，这是不得已的可行办法，我也顺便作此门外建议。[761]
十五个译者翻译一部《追忆似水年华》，虽然有译林出版社周密的组织，有译者之间的相互切磋，有责任编辑的严格把关，但仍难免有“拼凑”之嫌，更有“风格不统一”之虑。作家赵丽宏直言不讳地指出：
到八十年代中期，译林出版社首次印发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使我第一次浏览小说的全貌。中国读者能读到的这个译本，其实并不理想。很多翻译家参与其事，每一卷有好几个译者，有时一卷有三个译者，每人翻译三分之一。尽管那些翻译家大多有一定的水平，有的水平很高，但是他们对文字的理解以及把法文转换成中文的习惯和能力不一样，这就造成了这个译本的问题，全书的风格的不统一。[762]
作为一个读者，赵丽宏对翻译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虽然对出版年代和全书翻译的分工情况他不太了解，因不通法文对原文到底为何种风格也难以体味，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对风格问题有特别的敏感和关注，因此他的看法应该说是有针对性的。事实上，出版此书的译林出版社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由于《追忆》原先法文版本的版权已到期，加之该译本有十五位译者合译而成，风格不尽统一，又留下了诸多缺憾，所以该社拟重新组译此书，由一位认真负责，对《追忆》有研究的资深译者单独承担，不限定交稿时间。只要求他细斟慢酌，拿出一个高质量的译本。[763]
翻译风格的不统一，因此而成为一个重新翻译此书的根本理由。出于对原著的尊重，更出于对真对美对善的追求，当年参加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十五位译者中，有多位都曾想过要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倾余生独立翻译全书。但译者中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年事已高，“美好”而勇敢的想法难以付诸实施。直到二十世纪末，上海的周克希与徐和瑾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各自“寂寞”的精神之旅，依据不同的版本，重新翻译普鲁斯特的不朽之作。多年的努力过后，我们终于等来了周克希与徐和瑾两位译家的重译本。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周克希翻译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该书后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仅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与第五卷。“由于时间、体力与精力”的问题，年过七旬的周克希宣布放弃翻译《追寻逝去的时光》余下的四卷。而徐和瑾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由译林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后陆续推出了第二、第三、第四卷。非常不幸的是，徐和瑾于2015年因病逝世，第五卷没有译毕，第六、第七卷尚未开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看来，普鲁斯特在中国的生命历程将会很长，很长。
第二节 跨越语言障碍，理解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作为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在中国的译介却明显出现了滞后。他为何姗姗来迟？柳鸣九先生在为“精华本”所写的长序的附记中对此做了简要的回答：
翻译介绍《寻找失去的时间》，一直是我国法国文学工作者企望达到的目标。但这部巨著，由于其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长期以来在我国被视为一部“资产阶级性质十足的作品”，翻译介绍始终未能提上日程。1978年，外国文学领域里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批判，大大突破了20世纪西方文学译介研究的原来状况，开辟了文学翻译的新局面，从此，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译介开始蔚然成风。然而，《寻找失去的时间》却又因为其篇幅浩大与翻译难度以及票房价值可能很低而使各出版社望而止步。
在柳鸣九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作品的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要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他所提及的政治因素、语言因素与经济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译介的障碍。对于普鲁斯特而言，政治因素与语言障碍无疑是推迟了其作品在中国传播的两大重要因素。关于前者，我们在此不拟展开分析，谁都可以理解，一部“资产阶级性质十足的作品”是不可能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翻译出版，毒害人民的。关于后者，即语言障碍，我们不妨先从书名的翻译开始分析。
有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在上文梳理普鲁斯特的不朽名著在中国的译介文字中，作品名的翻译很不统一。就总的书名而言，从曾觉之的《失去时间的找寻》、卞之琳的《往昔之追寻》，到刘自强的《追忆流水年华》、译林出版社版的《追忆似水年华》、沈志明的《寻找失去的时间》，再到周克希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其中的差异是多个层面的。至于各分卷的书名，别的不论，单就第一卷而言，有卞之琳的《史万家一边》、李恒基和徐继曾的《在斯万家那边》，还有周克希的《去斯万家那边》和徐和瑾的《在斯万家这边》，从“一边”到“那边”，再到“这边”，出现的并非仅是差异，不是大同小异，而是迥然而异，“那”与“这”，一字之差，虽谈不上南辕北辙，至少也是大方向有别了。我们知道，翻译过程虽然复杂，但理解是基础。书名如此不统一，甚至迥然而异，涉及的正是对原著的理解问题。
关于书名的翻译，几乎从一开始介绍普鲁斯特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分歧。从语义角度看，分歧主要存在于三个关键词：首先是A la recherche de这个短语，分别译为“追忆”、“追寻”、“寻找”与“找寻”，其中最大的分歧在于“寻”与“忆”，从原文看，“寻”是贴近的，“忆”是实施“寻”之行为的方式；其次是letemps，分别译为“时间”、“时光”与“年华”，其区别在于词的内涵有别，且语阶也有异；再次是perdu这个形容词，分别译为“失去的”、“逝去的”、“似水”与“流水”，有修辞性的、语域的区别，而且十分明显。关于不同译法的区别，有的认为这只是翻译方法的不同，如译林版的《编者的话》中就有这么一段说明：
关于此书的译名，我们曾组织译者专题讨论，也广泛征求过意见，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种译法：一种直译为《寻求失去的时间》；另一种意译为《追忆似水年华》。鉴于后一种译名已较多地在报刊上采用，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我们暂且采用这种译法。
作为译林版《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之一，笔者曾参加过上述的译者专题讨论，记得是在1987年暑假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离宁赴京开会前，我专门去拜见赵瑞蕻教授，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意见很明确，说应该译为《追寻失去的时间》。那次开会讨论的情况，责任编辑韩沪麟有专文发表在《中国翻译》1988年第3期上。确实，对于书名的翻译，与会的译者观点不一，最后勉强形成《编者的话》中所述的两种意见，但最终取哪一译名，竟采取了表决的方法，结果是九比九。出版社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追忆似水年华》，觉得比较美，符合传统的小说名，容易被一般读者接受，当然销路也会好一些。当时与会的柳鸣九先生态度也很明确，他说可以尊重出版社的意见，但作为法国文学研究者，他明确表示会用《寻找失去的时间》。国内第一个翻译介绍普鲁斯特的卞之琳先生，对译林出版社准备选定《追忆逝水年华》这一译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与韩沪麟针锋相对，认为“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对于自己的译名《往昔之追寻》，卞之琳说自己也“不满意”，但对译林出版社准备用《追忆逝水年华》的译名，他指出：
恕我不客气说，时下风气就是附庸风雅，以陈腔滥调为“喜闻乐见”，以荒腔走调，写写五、七字句，自以为美，自以为雅，这正是我依据我国汉语特有的性能而最不敢领教的习气。[764]
在卞之琳看来，这不是一个“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而是涉及“文风”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说到全书名，则我敢大胆说，现定的译名不妥，还需要至少小改一下。我国耍笔杆的，为文命题，遣词造句上附庸风雅的回潮复旧习气，由来已久，‘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高潮之后，即时有流行，不仅乱搬风花雪月字眼，还瞎凑五七言以至四言句”[765]。他认为“逝水年华”在中文中“文理欠顺”，说日译本用的是“逝水年华”，中译本若用，不仅是“鹦鹉学舌”，而且是“舌学鹦鹉”。关于何种译法为妥，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思华年》，他很赞同：“现在听说罗大冈同志，不约而同，也建议用这个名字，我觉得理由很充分。虽说此名不如原名一样长，截取李商隐绮丽诗句，以其特殊风味和气氛，正符合普鲁斯特这部小说华丽的情调和风格。”另一个是《寻找失去的时间》，他说：“张英伦同志等索性照原文干脆译成《寻找失去的时间》，（古译名为《追寻失落的时光》）‘因为该书的灵魂是时间，作者也是围绕“时间”两字［一词］做文章的……此外，最后一部“Le Tempsretrouve”，即《重新找回的时间》与书名遥相呼应，寓言深长’，我认为也很有道理。”[766]
对卞之琳的观点，译林出版社在原则上没有接受，但在语言层面，将“逝水”改为了“似水”。对于卞之琳的批评，译林版的不少译家想必不会赞同，在会上坚持要用《追忆逝水年华》的如许渊冲先生，就反对卞之琳的观点。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就用了《追忆逝水年华》这个书名。《追忆似水年华》也绝不是附庸风雅的产物，更不是“陈腔滥调”。后来这一书名被读者广为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但值得思考的是，张英伦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柳鸣九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他的观点也很明确，在为《寻找失去的时间》（精华本）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部小说巨著的主题是什么？主要角色是谁？对这两个问题，批评家都答曰：“是时间。”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人一定会感到难以理解，这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说：“时间的观念今天是如此强有力地压在我的心头”，“我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的印章打在这部作品上”（见安·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加缪》第33页，Academique Perrin版）。他给作品取了这样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标题：《寻找失去的时间》，就准确无误地概括与标明了整部作品的目的、主旨与内涵。[767]
柳鸣九的这段评说应该说十分明确地谈了他对小说主题、主旨与主角的认识与看法，基于对小说的如此理解，他坚持用《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一译名便不难理解了。在这段评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一词的四次出现，如果以“时光”或“年华”来取代“时间”一词，也许柳鸣九的这段评论也就失去了其深刻的意义，也就难以“准确无误地概括与标明”整部作品的目的、主旨与内涵，原作书名的“哲学意义”便会在中译名中大大减弱。看来，对于letemps一词的翻译是书名翻译的焦点所在，而能否传达原书名的“哲学意义”便成了关键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寻找失去的时间》“精华本”的译者、《普鲁斯特精选集》的编选者沈志明始终坚持柳鸣九的观点，无论在翻译中，还是在研究、评论中，用的都是《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个书名。
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的译者周克希作为译林版的第五卷的译者之一，对围绕书名的翻译而存在的分歧自然十分了解，因此，在重新翻译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时，书名的翻译也成了他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其译本的译序中，周克希也同样对该书的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普鲁斯特］是柏格森的姻亲，并深受这位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哲学家的影响。柏格森创造了“生命冲动”和“绵延”这两个哲学术语，来解释生命现象。他认为，生命冲动即绵延，亦即“真正的时间”或“实际时间”，它是唯一的实在，无法靠理性去认识，只能靠直觉来把握。普鲁斯特接受了柏格森的观点，认为“正像空间有几何学一样，时间有心理学”。每个人毕生都在与时间抗争。我们本想执著地眷恋一个爱人、一位朋友、一些信念；遗忘却从冥冥之中慢慢升起，湮没我们种种美好的记忆。但我们的自我毕竟不会完全消失；时间看起来好像完全消失了，其实也并非如此，因为它在同我们自身融为一体。这就是普鲁斯特的主导动机：寻找似乎已经失去，而其实仍在那儿、随时准备再生的时间。普斯斯特用了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追寻逝去的时光”）这么个带有哲理意味，而又不失文采和诗意的书名，就再也清楚不过地点明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的主题。[768]
若对照柳鸣九的那段评论来读周克希的这段话，我们发现两人探讨的几乎是同一问题，即对书名的理解。在周克希的这段话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时间”一词的多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说，共六次出现，但在关键的第七次应该出现的时候，周克希却用了“时光”一词取而代之，看上去似乎有些违背他的初衷。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普鲁斯特的主导动机：寻找似乎已经失去，而其实仍在那儿、随时准备再生的时间。”主导动机已经再明确不过，在周克希的高度概括中，我们已经找到“寻找”“失去的”“时间”这几个最为关键的词，也恰好是柳鸣九所解读的那几个词：“寻找失去的时间”。有趣的是，周克希笔锋一转，出人意料地在最为关键处，将“时间”改为了“时光”。原因何在？原来柳鸣九在原书名中看到的是“哲学意义”，而周克希从中看到的不仅是“哲理意义”，而且是“不失文采和诗意”，于是在左右权衡之下，原本被他高度概括的主导动机中的“寻找”一词，改为了“追寻”，“失去的”改为了“逝去的”，“时间”改为了“时光”。柳鸣九所强调的整个书名的哲学意义因此而在周克希的笔下让位给了“文采”与“诗意”，由《寻找失去的时间》变成了《追寻逝去的时光》，此重心的转移，是得还是失，这是一个问题。
是得还是失？对此问题，周克希应该是认真权衡或考虑过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了寻找此书名的翻译的正确性，他举了英文修订本In Search of Lost Time，德文译本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Zeit，西班牙文译本Enbusca del tiempo perdido，意大利文译本Allaricercadeltempoperduto的译名为证，认为意思均为“追寻逝去的时光”。但若细究，无论是英文的time，德文的Zeit，西班牙文的tiempo，还是意大利文的tempo，都可以直接对译成“时间”，而限定“时间”的Lost，verlorenen，perdido，perduto，原意均为“失去的”。特别是1934年问世的英译本书名中的Past在1992年的修订本中改为Lost，正是从“逝去的”，改为了“失去的”。在译序中，译者如顺应分析的逻辑发展，应该是自然而然地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可周克希为何却最后选定了《追寻逝去的时光》呢？
彭伦发表在2004年2月7日《深圳商报》上的《周克希访问》也许能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当时彭伦问：“《追忆似水年华》这个书名在读者当中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这个重译，为什么要改成《追寻逝去的时光》？”周克希回答说：
《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是非常优美的书名，让人想起李商隐的诗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和《牡丹亭》里的唱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但是从法语原名的意思上来说，这个译名似乎不太准确。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语言译本上得到印证。英译本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意为“往事的回忆”）于1934年问世；199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修订本易名为In Search of Lost Time（意为“追寻失去的时光”）。德文译本、西班牙译本、意大利译本大致上均意为“寻找逝去的时光”。我去年9月份应法国文化部邀请到法国访问，特地向法国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塔蒂埃先生请教过书名的问题。他觉得“追寻逝去的时光”或“寻找失去的时间”都比“往事的回忆”更贴近于A la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本意。至于英文书名中的lost，他以为不如用past好。听他一席言，我在《寻找失去的时间》和《追寻逝去的时光》这两个待选的书名中肯定了后者。后来我见到程抱一先生，他也认为《追寻逝去的时光》比《追忆似水年华》好，他们的意见坚定了我改名的决心。
周克希的回答似乎难以从根本上对他的选择做出解释。若以“准确性”为翻译标准，他必须舍弃《追忆似水年华》，哪怕在他看来这个书名“非常优美”，哪怕它在读者中“已经深入人心”。但问题是，在兼顾“准确性”的同时，他又难以割舍所谓的“文采”，再加上塔蒂埃与程抱一的意见，他“坚定了改名的决心”。但此处有两点疑问，一是塔蒂埃认为“追寻逝去的时光”或“寻找失去的时间”都比“往昔的回忆”更贴近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不知在与塔蒂埃的交谈中，周克希是如何用法文回译“追寻逝去的时光”或“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差别的，如果是le temps passe与le temps perdu的差别，想必塔蒂埃不会赞同以“逝去的”（passe）替代“失去的”（perdu）。二是程抱一的选择是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与《追忆似水年华》之间，他认为前者好于后者，但若在《寻找失去的时间》与《追寻逝去的时光》之间，不知程抱一更倾向于哪一个？
如果说上海译文版的译者周克希对采取何种译名有过思考，有过分析，也有了自己明确的选择，译林新版的译者徐和瑾则没有在总书名上过于纠缠，他在《译后记》中几乎重复了1990年版的《编者的话》：
关于小说的总书名，当时译林出版社曾组织讨论，结果有两种意见，一是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二是意译为《追忆似水年华》，后又进行表决，结果各得九票，平分秋色，最后译林出版社决定用后一个书名。
徐和瑾是应译林出版社之约重译《追忆似水年华》的，也许是这一书名真的如彭伦所说，已经深入人心，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该书名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得以留存。作为新版的译者，徐和瑾恐怕也有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无论是在1982年发表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文中，还是在1985年翻译的热奈特的《普鲁斯特和间接言语》中，或在1998年翻译出版的《普鲁斯特传》中，徐和瑾基本上没有用《追忆似水年华》的译法，而是分别译为了《探索消逝的时光》、《追寻失去的时间》和《寻找失去的时间》。在《普鲁斯特传》的《译后记》中，我们读到了如下一段话：
对于普鲁斯特小说的书名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国内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译法：《追思失去的年华》、《探索消逝的时光》、《追忆往昔》、《追忆年华》、《追忆似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等，目前最常用的是后两种译名。一九八七年，译林出版社在北京召开讨论会，会上对书名的译法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还投票表决，结果这两种译法各九票。出版社最后决定采用意译的译名，即《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时间”（temps），译成“年华”、“时光”等虽说文雅，却失去了“时间”的哲学涵义。介词短语a la recherche de可与具体的名词连用，表示“寻找”，也可与抽象的名词连用，表示“探索”、“研究”。在普鲁斯特小说的书名中，这个短语兼有这两种涵义，既表示叙述者通过无意识回忆来寻找失去的时间，又表示一种哲学上的探索。另外，总的书名中temps perdu（失去的时间）和第七卷的卷名Le temps retrouve（找回的时间）相对应，如按译林版译本的译法（似水年华/重现的时光），一般读者就无法看出其中的对应之处。根据让·米伊先生的建议，并参照德语、意大利语、俄语等语言的译名，我采用直译的方法，把小说的书名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769]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依据的原文版有别，周克希依据的是塔蒂埃校勘的版本，徐和瑾依据的是让·米伊校勘的版本，他们在确定中译本的书名时，各自都说征询了校勘者塔蒂埃和让·米伊的意见，由此而取了不同的译名，但有趣的是，法国两位普鲁斯特研究的权威，对普鲁斯特的书目应该没有不同的意见。另外。我们注意到，徐和瑾在《普鲁斯特传》的《译后记》（写于1997年3月）中的这段话与他写于2004年12月的译林新版《译后记》的那段说明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按照徐和瑾在1997年的观点，他是不同意用译林出版社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一译名的。但七年之后，当他应出版社之约重译小说时，却用了《追忆似水年华》这一译名，其中必有出版社的意见在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总书名的选择就不仅仅是译者本人的选择，而是涉及“读者期待”、“约定俗成”或“翻译赞助人”的意愿等多种因素了。如此看来，翻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理解固然重要，再表达则是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译者的理解与读者的期待在这一新的语境中，接受的是多层面的考验。普鲁斯特在进入中国的八十余年历史中，围绕着其小说的书名的翻译所展开的种种讨论、争论，恰正表明了翻译问题的复杂性。体现了“准确性”的《寻找失去的时间》，追求文雅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有想兼具准确而又不失文采的《追寻逝去的时光》，普鲁斯特无法对之进行选择，译者又有不同的追求，看来能做出选择的只能是读者。作家赵丽宏的看法也许可以从读者的角度对书名的翻译表明一个基本的态度：
我不懂法文，据正在重译此书的翻译家周克希先生说，《追忆似水年华》这个书名的翻译不太准确。英文译本的书名是Rememer branch of Things Past（赵丽宏的原文如此，有误——笔者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我想英文对法文的转译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那么较为准确的翻译，这本书就该叫《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也许与普鲁斯特的本意更接近一些。时间已经失去了，但是它还在，在你的心里与灵魂中，你可以通过你的方式把它找回来。周克希告诉我，他的译本不会用《追忆似水年华》这个名字，就用《寻找失去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追忆似水年华》也是可以的，基本上也有了“寻找失去的时间”的意思，而且更有诗意。对这样一部名著，书名其实不重要，只要你能静下心阅读，就会被它吸引，不管它叫哪个名字。[770]
围绕着总书名的翻译所展开的争论以及所展示的种种观点，使我们看到了对普鲁斯特这一巨著的理解是在一步步加深的。尽管在翻译方法上和文字风格上，各译者有不同的追求，在翻译中体现了自己的主体性，但通过对总书名的讨论，至少对该书的“主题”和“主角”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理解。从卞之琳等的片断翻译，到十五个人合力翻译全书，再到沈志明在柳鸣九的建议下选译“精华本”，又有周克希与徐和瑾独自追寻各自心目中的普鲁斯特，希望给读者一个更真实的普鲁斯特。在追寻普鲁斯特的过程中，译者在不断加深对普鲁斯特的理解的同时，也为不懂法文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接近普鲁斯特、理解普鲁斯特的可能性。
通过翻译，超越语言的障碍，为中国外国文学界研究普鲁斯特提供了方便，也为中国作家与文学大师普鲁斯特的相逢提供了可能。姗姗来迟的大师普鲁斯特终于渐渐地为中国文学界、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知晓。在这一历程中，翻译与研究又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为理解、接近普鲁斯特打开了通道。
中国对普鲁斯特的关注与研究主要开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确实，没有思想的开放，西方的现代派作品就难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1980年之后，中国的法国文学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普鲁斯特。1981年的《大学生丛刊》第3期上，王泰来发表了《从普鲁斯特的小说片断看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在新时期开启了了解普鲁斯特的历程。在文章中，王泰来以简洁的文字对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做了不乏见地的介绍：
普鲁斯特的主要成就就是创作了一部长达十五卷，多达七部长篇组成的多卷集小说《寻找失去的时光》（1913—1927）。这是一部用第一人称（个别章节用第三人称）写作的故事错综复杂、结构新颖的作品。既像回忆，又不完全是回忆；时间、空间概念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771]
为了说明普鲁斯特的创作特点，王泰来选择了书中那个著名的有关“马德兰小点心”的片断，进行了评说。在王泰来的文章中，普鲁斯特是被当作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介绍给中国读者的。1982年，徐和瑾与冯汉津分别在《外国文学报道》的第2期与第5期上发表文章。徐和瑾的文章着重介绍普鲁斯特的生命及其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对小说的主题、结构和特色也做了简要的分析，其中也特别提到了小说第一部分中那块“玛德莱纳小甜糕”在普鲁斯特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冯汉津的文章从意识流入手，将普鲁斯特列为西文文学中意识流写作方法的“开山鼻祖”之一，进而就小说的“精神人物”、小说描写的“精神世界”和创作手法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时间无疑是主宰这部作品的‘精神人物’”，也又一次论述了“蛋糕浸在茶里的那段著名描写”。
在王泰来、徐和瑾和冯汉津之后，中国法国文学研究界的不少学者都对普鲁斯特表示出了兴趣，陆续在《外国文学欣赏》、《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在译林版的《追忆似水年华》问世之前，国内发表的有关普鲁斯特及其小说创作的文章主要有：廖星桥的《普鲁斯特和他的〈忆流水年华〉——法国现代派文学浅深之三》、韩明的《灵魂探索的历程》、刘自强的《普鲁斯特的寻觅》、罗大冈的《生命的反刍——论〈追忆逝水年华〉》和徐知免的《论〈追忆逝水年华〉》[772]。
1989年6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之后，又艰难地出版了两卷；由于出版效益问题，出版社曾一度延缓其他各卷的出版，后来，在法国驻华大使贡巴尔的支持下[773]，译林出版社在1991年陆续推出了其他各卷，并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喜爱。《追忆似水年华》的全部出版和广为发行在客观上推动了对普鲁斯特的研究与了解。从1990年至2017年，报纸上的零星报道或涉及该书的文章不计，发表的有关《追忆似水年华》的评介文章或研究论文，在中国知网输入“追忆似水年华”为主题，查获207篇。作者主要分两类，第一类为懂法文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如柳鸣九、郑克鲁、张新木、刘成富、涂卫群、刘波、臧小佳等，参加翻译此书的部分译者也以译者序、散论或专论的形式发表了一些文章，如沈志明、许钧、张寅德、袁树仁、徐和瑾、周克希等；第二类是不懂法文的作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如赵丽宏、曹文轩、马莉、曾艳兵等。《追忆似水年华》全集的出版不仅推动了对普鲁斯特的介绍和研究，也推进了有关普鲁斯特的生平与研究的文献的翻译与出版，如让—伊夫·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由桂裕芳和王森执译，于199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由王文融翻译，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安德烈·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由徐和瑾翻译，于199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学与思想丛书”还以贝克特等著的长文《普鲁斯特论》的名字为书名结集出版了爱尔兰、俄罗斯、法国等文论家论普鲁斯特、莎士比亚作家创作的论文（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外国文艺》1999年第1期发表了英国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刘凯芳译）等，而这些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的翻译出版和发表，反过来又为研究普鲁斯特提供了方便。在翻译与研究互动的基础上，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还撰写了《普鲁斯特评传》[774]，被认为是我国学者研究普鲁斯特作品的第一部力作。近年来，有关普鲁斯特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的翻译出版仍然不断，如皮埃尔—甘的《普鲁斯特传》（蒋一民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爱德蒙·怀特的《马塞尔·普鲁斯特》（魏柯玲译，三联书店，2014年）、乔纳·莱勒的《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庄云路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乔治·普莱的《普鲁斯特的空间》（张新木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克洛德·阿尔诺的《普鲁斯特对阵谷克多》（臧小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劳拉·马基等的《与普鲁斯特共度假日》（徐和瑾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亨利·拉西莫夫的《亲爱的普鲁斯特今夜将要离开》（陆茉妍、余小山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等。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法国文学界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普鲁斯特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三十余年来，应该说对普鲁斯特的研究与理解是在一步步加深，下面我们结合有关文章，看看中国学者是如何看待普鲁斯特及其小说，又从哪些方面对普鲁斯特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译林版的安德烈·莫洛亚长序（施康强译）和罗大冈的代序《试论〈追忆似水年华〉》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让—伊夫·塔迪埃的《普鲁斯特和小说》与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为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与重要的观点支撑。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章，我们发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基本上都没有注释注明文章引用的资料来源。到了九十年代之后，也许是有关杂志社对论文的引文标注开始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大部分论文都有文献标注，而被引用最多的就是上文提及的《普鲁斯特和小说》、莫洛亚的长序以及他所著的《普鲁斯特传》的有关观点与文献。热奈特的观点被直接引用的不算太多。如曹文轩发表在《十月》2000年第3期上的《寂寞方舟——关于普鲁斯特》一文，其引文就是取自《普鲁斯特和小说》、《普鲁斯特传》和《普鲁斯特论》三部译成中文的书籍。即使是法国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包括张寅德在内，使用的资料也基本上为上述的有关资料。从发表的论文看，张新木使用的原文资料比较丰富，除上述资料外，他还使用了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巴特的《新评论集》中的《普鲁斯特和名字》（瑟伊出版社，1972年）、乔治·布莱的《普鲁斯特的空间》（伽利玛出版社，1963年）以及法国《诗学》杂志上的有关普鲁斯特的文章。除这些新的资料外，郑克鲁使用的一些研究资料也值得注意，如他发表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上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多声部叙事艺术》中就标明引用了布雷的《失去的时间到重现的时间》（法国美文出版社，1950年）、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法国大学出版社，1917年）、皮孔的《阅读普鲁斯特》（瑟伊出版社，1963年）和马塞尔·穆勒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述声音》（日内瓦德罗兹书局，1983年）等重要资料；在《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和《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这两篇论文中，他使用的也有不少原文资料，如乔治·卡托伊的《失去和重新找到的普鲁斯特》（普龙出版社，1963年）、克洛德·莫里亚克的《普鲁斯特》和让·穆通的《普鲁斯特的风格》（巴黎尼泽出版社，1973年）等。由于张新木与郑克鲁掌握的材料相比较来说更为丰富，所以他们的研究角度与途径就有所不同，对此下文还将详述。
除了译林1989年版的莫洛亚长序与罗大冈的代序之外，我们特别注意到柳鸣九为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的《寻找失去的时间》（精华本）所作的长序《普鲁斯特传奇》，沈志明为《普鲁斯特精选集》所写的编选者序《普鲁斯特的创作思想和小说艺术》，以及周克希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版《追寻逝去的时光》写的译序与徐和瑾的译林新版的译后记，对《追忆似水年华》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柳鸣九着力探讨了两个主题：一是小说的主题与主要角色是谁；二是普鲁斯特具有何种条件能谱写出如此的人生传奇。沈志明的长序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普鲁斯特的创作历程、创作思想和创作特色。其中他明确说明“普鲁斯特并非柏格森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沈志明的观点与中国学界以往对普鲁斯特的介绍是完全不同的。他指出：“人们在谈论普鲁斯特的时候，往往先讲一通柏格森，说什么‘普鲁斯特师承柏格森主义’，‘是柏格森的信徒’，‘普鲁斯特的作品图解柏格森的哲学’，等等。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有失偏颇。诚然，普鲁斯特受过柏格森的教诲，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柏格森主义者。”[775]他认为：“普鲁斯特的直觉印象说非但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不同，而且与象征派非理性的、梦幻式的直觉说也迥然有异。”[776]周克希的译序与柳鸣九和沈志明的长序相比，具有另一种风格。他没有就小说本身做深入的思考，而是从一个译者的角度，以散文化的笔调，记叙了他对小说结构、小说风格和小说创作历程的认识，字里行间，透出他对小说的一份挚爱以及他移译的艰难与奋斗。徐和瑾是一个学者型的翻译家，他是新时期最早关注普鲁斯特的学者之一，加之他又翻译过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应该说，他对普鲁斯特作品的了解与理解是比较全面深入的。在译后记中，他以十分精练的文字，对《追忆似水年华》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提纲挈领式的阐述：意识流——内心独白；无意识回忆——马德莱娜蛋糕；房间卧室——回忆的场所；贡布雷——真实和虚构；“斯万之恋”——普鲁斯特爱情理论的范例；卡特利兰花；小乐句——樊特伊奏鸣曲和斯万的梦。借助对作品所涉及的这些重要问题的解释，徐和瑾为中国读者接近和理解《追忆似水年华》打开了一扇扇窗户。确实，作为《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或研究者，柳鸣九、沈志明、周克希与徐和瑾为《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追忆似水年华》的中国学者中，郑克鲁、张寅德和张新木的工作值得特别推荐。郑克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关注普鲁斯特，他在《外国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了多篇研究普鲁斯特的文章，后又在他著的《现代法国小说史》中专辟一章，题为“意识流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对“普鲁斯特的生平与创作”、“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和“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认为“《追忆似水年华》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上”，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表现为回忆”，“既然是回忆，就必然与时间相连。普鲁斯特创造了一种‘时间心理学’”。从意识流这一独创性因素入手，郑克鲁对普鲁斯特的特点做了探讨和分析，进而归纳出普鲁斯特意识流手法的五个特点[777]。除了对普鲁斯特意识流手法的探讨之外，郑克鲁对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他指出：“构成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的基本要素是：繁复重叠的长句，和谐多彩的句型；前者为主要特色，后者如众星拱月，起着平衡和多变化的辅助作用。两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繁复重叠的长句与细腻曲折的感情宣泄相适应，而和谐多彩的句子与优美、柔和、自然、机智的表达方式相合拍，这正是普鲁斯特的文字在感情色彩上表现出来的风格特点。”[778]
意识流手法是普鲁斯特创作的独创性因素，而风格则是普鲁斯特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本质性因素，郑克鲁对这两者的分析和探讨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张寅德关注的焦点与郑克鲁不同，他最早探讨的是“普鲁斯特小说的时间机制”问题，之后逐渐关注普鲁斯特的叙事手法与风格。1992年，张寅德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意识流小说的前驱：普鲁斯特及其小说》一书，全书共四章，分别为“普鲁斯特的生平”、“普鲁斯特的作品”、“普鲁斯特与时代”和“《追忆似水年华》评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第四章，着力于分析《追忆似水年华》的“三重主题、叙事主体、时间结构与艺术风格”四个重要问题。从全书的写作看，张寅德对《追忆似水年华》的分析主要得益于热奈特的叙事理论。
张新木对普鲁斯特的研究采用的是符号学途径，他发表了《用符号重现时光的典型——试释〈追忆似水年华〉的符号体系》、《论〈追忆似水年华〉中符号的创造》和《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程式》三篇系列论文。他认为：“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主要依靠两个形式，即‘我’和时间。‘我’统一了叙述视野，使人物服从于中央视角。同时‘我’没有打上明确的个性印记，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成为一切人的我。［……］时间则控制着小说的进展、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生活。”《追忆似水年华》是“以符号的形式重新创造和安排时间，使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组成一个独特的时光体系，造就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巨大魅力。”[779]关于普鲁斯特在小说创作中的符号创造，张新木指出：“从提取时间并使它成为符号的方法来看，《追忆》中有反理性法、组合法、运转法等。”[780]而整部小说“采用了三部生产作品的机器：生产零碎物品的机器，生产共鸣效果的机器和非逆向运动的机器。每台机器都生产出真理，生产出时光符号：零碎物品显示消逝的时光，共鸣显示重现的时光，非逆向运动用运转法显示时光的消逝，赋予时光符号一种统一的形式”[781]。从张新木的研究看，符号学的研究途径有助于整体把握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手法和内在联系。2015年，张新木推出了研究普鲁斯特的专著，书名为《普鲁斯特的美学》，该书“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主要分析对象，系统地梳理了普鲁斯特的美学思想和创作技巧，归纳出普鲁斯特美学的主要成分和应用规律，以重建普鲁斯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及其实践经验。主要内容集中在作家的人格、作品的风格、叙事艺术、小说美学、戏剧艺术、时间的美学、空间的美学等。此外，本书还探讨了普鲁斯特整体美学和作品接受的问题，以扩展普鲁斯特美学的视野”[782]。
对于中国学界对普鲁斯特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涂卫群有过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783]。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追忆似水年华》的研究应该说是一步步前进的，而且研究的角度也有所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都与普鲁斯特及其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从研究的内容看，我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比较集中，或者说比较单一，大部分都只局限于一般的介绍；从研究的方法看，除上文中提及的一些较有特色的研究之外，不少文章都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着重于生平和创作思想的评介，很少就作品本身展开系统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而且，重复性的研究比较突出，绝大多数文章都基本上围绕着小说创作的主题——时间、柏格森对普鲁斯特的影响、无意识回忆等手段展开，甚至连举的例子都有雷同的倾向，小玛德莱娜蛋糕几乎成了一个永恒的例证。就此而言，中国学界对普鲁斯特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刚刚起步，期待着更深入、更为系统的探索。
第三节 普鲁斯特在中国的影响
从1934年卞之琳以《睡眠与记忆》为题翻译了普鲁斯特那部不朽名著开篇几个段落开始，到1991年译林出版社出齐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再到2004年和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与译林出版社推出分别由周克希和徐和瑾执译的重译本的第一卷，普鲁斯特在中国的翻译历史前后已经历经了八十多个春秋。作为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的文学大师，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远远没有结束，他的长达数十卷的《书信集》在中国基本没有译介，只是零星的介绍[784]；周克希独立执译的重译本目前只出版了第一、第二和第五卷，而徐和瑾的重译本已出第一至第四卷，他于2015年去世，未能完成余下三卷，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特别是中国学界对普鲁斯特的研究，大都只局限于一般的介绍，少有深入的探讨，更遑论系统全面的研究。所幸中国学界仍在继续探索之中，并有多个研究项目得到中国社科基金的课题立项资助，如1999年郑克鲁的“普鲁斯特评传”，2003年涂卫群的“眼光的交织：在普鲁斯特与曹雪芹之间”，2012年臧小佳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与绘画、音乐及哲学的关系研究”等项目。在这个意义上说，普鲁斯特在中国的生命历程还将继续。在上文中，我们对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与浅要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译林出版社于1989年开始陆续推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对于普鲁斯特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对于翻译者与出版者而言，《追忆似水年华》全译本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空白；对于作者普鲁斯特而言，他终于在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汉语世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对于读者而言，通过汉译本，他们终于有缘可以结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普鲁斯特，在他创造的神秘的符号世界中与大师交流；对于研究者而言，无论是通晓法语的，还是不懂法语的，《追忆似水年华》全译本的问世，无疑为他们的探索与研究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在某种意义上也直接推动了中国学者对普鲁斯特的关注与研究。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在杂志上对普鲁斯特的片断译介和有关出版社出版的普鲁斯特的著作不计，单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而言，从1991年全译本问世至今，总计发行超过二十万套（不包括该书的台湾版发行的数量），足见中国读者对普鲁斯特的关注和喜爱程度，当然也不排除某种好奇与从众的阅读心理。
1991年，当《追忆似水年华》全译本问世时，在中国应该是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普鲁斯特这部不朽名著中译本的问世，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做了报道。次年，《追忆似水年华》全译本荣膺中国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国首届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92）和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金奖。在此之前，笔者曾用法文撰文，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的问世过程做了介绍与分析，以《神秘的普鲁斯特与好奇的中国人》为题，分别发表在法国著名的文学刊物《文学半月刊》（1990年2月16—28日刊）和《世界报》（1990年1月20日第2版）上，引起了法国学者和读者对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过程的关注。
《追忆似水年华》全译本的问世，不仅产生了一时的轰动，而且还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中国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对普鲁斯特始终抱以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不能不读的作品。200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刘锋、张杰、吴文智主编的《20世纪影响世界的百部西方名著提要》，《追忆似水年华》毫无争议地入选此书，由宋学智撰写提要就《追忆似水年华》的主要内容、结构、创作方法与特色进行了探讨，对普鲁斯特的地位与影响做了世纪性的认定。
普鲁斯特借助翻译，在中国得以延伸其生命，全译本巨大的发行量、无数的读者和持续不断的关注，构成了其影响的表征，但在我们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真正的持久的影响力，并非完全决定于其发行量的多少，而要看其是否能作用于人类的灵魂，是否能对后来的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
在《追忆似水年华》全译本在中国问世后发表的有关阅读或评论普鲁斯特的文字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赵丽宏的《心灵的花园——读〈追忆似水年华〉随想》。普鲁斯特的追忆作用于赵丽宏的随想，而在赵丽宏的随想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普鲁斯特对于他的灵魂与精神的影响。赵丽宏在文章中开篇这样写道：
读《追忆似水年华》，是一次美妙的精神漫游。在一个个寂静的夜间，独自静静地品读，静静地走进普鲁斯特的世界，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灵怎么繁衍、成长为一个阔大涵深的花园。[785]
在赵丽宏看来，“世界上最丰富和博大的不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客观的世界，而是人类的心灵，这种博大和丰富是无穷无尽的”。他读《追忆似水年华》就有这样的感受。普鲁斯特“把自己的心灵开掘出来，打开心门，让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源源不断地喷出来、流出来、飞出来，显现出一个丰富而美妙的世界。因此我说它是心灵的一片花园”[786]。
在普鲁斯特开辟的这片心灵的花园中，赵丽宏感到了普鲁斯特用诗意的语言所构筑的对时间、空间和生命的种种感受，具有无比渗透的影响，因此而激起了赵丽宏“强烈的共鸣”：
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拒绝大自然的亲近，那是无法想象的。这点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也是一个非常迷恋大自然的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多年。“文革”时期，我“插队落户”在崇明岛一个偏僻的村庄里，生活艰苦，处境孤独，心情也忧郁，但我和美妙的大自然朝夕相处，常常会面对着大自然万种风情产生各种各样的遐想。那时有些农民看见我独自一人坐在海堤上看落日沉江，一直到天黑才回家，担心我这个沉默寡言的知青是不是变傻变呆了，甚至以为我有自杀的倾向。其实他们不了解我，那恰恰是我陶醉享受的时光。面对着美妙的大自然，一切忧伤和忧愁都会在瞬间烟消云散。所以读普鲁斯特对大自然的那些描绘特别能使我引发共鸣。［……］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我听见普鲁斯特时时都在对我说：“好好看，世界上所有奇妙的秘密都蕴藏在这些最简单的事物中。因为你愚钝，因为你麻木，所以你才会视而不见！”现在那种科技高度发达、物欲汹涌泛滥的生活会使很多人愈益愚钝麻木，尽管他们觉得自己的聪明胜过前人。我想，如果能静下来读读《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书，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丰富一点，我们的愚钝和麻木或许会少一点。[787]
在赵丽宏的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普鲁斯特对于他的影响是深刻的。普鲁斯特为他打开了心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看到了激情的生命过程的重演，看到了失去的时光在重现，看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在丰富，看到了人的心灵在成长。
在2005年上海图书馆纪念上图讲座二十五周年活动中，赵丽宏在上海图书馆“名家解读名著”讲坛上，与广大听众分享了他阅读、理解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经历，通过“空中图书馆”，将他所体验的普鲁斯特介绍给更多的读者与听众。
赵丽宏阅读普鲁斯特的经历与感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鲁斯特对读者的心灵世界的影响力与渗透力。同时，在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些著述中，我们还发现了在写作的层面，中国作家从普鲁斯特那里所受到的启迪与影响。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就留下了普鲁斯特的痕迹。
《在细雨中呼喊》成书于1991年9月17日，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力作。据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作品简介，“小说描述了一位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与心灵历程。作品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记忆中的时间的感受，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将记忆的碎片穿插、结集、拼嵌完整”。《在细雨中呼喊》的这段介绍性的文字，自然而然地将笔者的目光引向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关联。1991年前后，是《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最为轰动的一段时间，赵丽宏在用心阅读《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写过这样一段话：
时间。回忆。普鲁斯特小说中的这两个主题是发人深省的。时间在毁灭一切，而回忆可以拯救已经消失的往昔。其实人世间任何一刻只要发生过的就不会消失，只要你记得它，只要你愿意回忆它，只要你珍惜它。如果你是一个珍惜光阴、热爱生命、喜爱艺术的人，那么你曾经经历过的生活——那些美妙的、哀伤的、刻骨铭心的瞬间，就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当一个特定的情景在你的周围发生时，它们就会不期而至，把你重新找回到已经消逝的时光中，激情的生命过程重现了，重演了。这是一种奇妙的境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普鲁斯特用他的小说为我们作了示范。[788]
我们不知余华是否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达到了普鲁斯特的这种境界，也不知余华是否承认普鲁斯特的小说为他的创作“作了示范”，但《在细雨中呼喊》的作品简介的这几行文字足以显示两者之间所存在的隐秘的联系。实际上，余华在1998年8月9日为《在细雨中呼喊》的意大利文版写的自序中，或多或少地披露了源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某种影响：
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它的结构来自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已知时间的感觉，也就是记忆中的时间。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选择过去的权利。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而且还可以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组合，以求获得不一样的经历。[789]
余华评介自己作品的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于评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安德烈·莫洛亚为《追忆似水年华》所写的长序有类似的评说：《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主题，是时间。他的书以这个主题开端、告终”，时间于是又成了全书的结构之源——“‘过去’便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某种永恒的东西。我们在生命中某些有利时刻重新把握‘过去’，便会‘油然感到自己本身是绝对存在的’。所以，除了第一个主题：摧毁一切的时间而外，另有与之呼应的补充主题：起保存作用的回忆”[790]。拿余华的话说，回忆，是为了获得过去，一个“全新的过去”。看来，余华对普鲁斯特创作的奥秘是心领神会的。他在2003年5月26日为韩文版写的自序中进一步道出了他创作《在细雨中呼喊》的初衷，也坦言了普鲁斯特对他的影响：
我要说明的是，这虽然不是一部自传，里面却云集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感觉和理解，当然这样的感受和理解是以记忆的方式得到了重温。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他那部像人生一样漫长的《追忆似水年华》里，有一段精美的描述。当他深夜在床上躺下来的时候，他的脸放到了枕头上，枕套的绸缎可能是穿越了丝绸之路，从中国运抵法国的。光滑的绸缎让普鲁斯特产生了清新和娇嫩的感觉，然后唤醒了他对自己童年脸庞的记忆，他说他睡在枕头上时，仿佛是睡在自己童年的脸庞上。这样的记忆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和谐”，当普鲁斯特的呼吸为肺病困扰变得断断续续时，对过去生活的记忆成为了维持他体内生机的气质，让他的生活在叙述里变得流畅和奇妙无比。[791]
显然，对于普鲁斯特，余华是认同的。安德烈·莫洛亚说：“普鲁斯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教给人们某种回忆过去的方式。”借助普鲁斯特传授的某种回忆过去的方式，余华通过创作《在细雨中呼喊》，得以“在记忆深处唤醒了很多幸福的感觉，也唤醒了很多辛酸的感受”[792]。
像余华一样，在普鲁斯特那儿悟到了某种回忆过去的方式的作家在中国恐怕还有。像作家史铁生，当他在轮椅上用心阅读《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也许他获得的不仅仅是回忆过去的方式，更是他追寻生命之春、赋予生命新的本质的某种启迪。又如评论家费振钟，在他的《为什么需要狐狸》一书的自序《梦到狐狸也不惊》中，他这样写道：
感性在时间之中存在，并且在时间中生长，追寻失去的时间，在普鲁斯特那里，就是追寻那些时间之中的感性世界。你读普鲁斯特的小说，就知道早在写作《驳圣伯夫》时，每天早晨谛听天鹅绒窗帘之外的阳光，他对于时间的幻想和认识，总是与他复活感性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感性在时间远处，体现了它记忆的长度和历史厚度。一个能够回到感性的历史之中的人，才说得上感性的复活，才有真正的感性。[793]
读费振钟的这段话，再读他的《为什么需要狐狸》，我们可以相信，费振钟也在普鲁斯特那儿，找到了回到感性的历史之中的道路，也找到了重新找回失去的时间的道路。普鲁斯特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他所开辟的独特的“回忆”之路，将会继续在全世界，在中国，为人们与时间抗争，与遗忘抗争，寻找失去的时间，进而追寻生命之春提供种种可能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