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记大师在中国
一、民国时期的译介
1918年，莫洛亚将自己的军中见闻写成了第一部小说《布朗勃尔上校的沉默》，不想一炮打响，骤然成名的感觉如同“《天方夜谭》里的补鞋匠成了苏丹王的座上客一样”[794]。据罗新璋文载，不久我国就有了毛文锤口授、林纾笔译的《军前琐语》[795]。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就有陈西滢翻译的《少年歌德之创造》，这是根据莫洛亚《幻想世界》[796]中的一篇译成，由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初版，1928年再版，1930年三版。1929年，启智书店又出版了王了一翻译的《女王的水土》。同年，《新月》期刊发表了莫洛亚的《谈自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莫洛亚对传记文学情有独钟的一个侧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莫洛亚的作品，既有传记如《爱俪尔》（即《雪莱传》，1931/1935）、《屠格涅夫传》（1934）、《服尔德传》（1936），也有小说如《爱底雾围》（1932）、《情人的悲哀》（1938），历史作品如《维多利亚时代英宫外史》（1935），游记如《文艺家之岛》（1935），还有傅雷翻译的随笔散文《恋爱与牺牲》（1936）和《人生五大问题》（1936）。傅雷在《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中说：“丁此风云变换，举国惶惶之秋，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797]这充分表明了忧国忧民的译者良好的选择动机。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许多中国读者正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莫洛亚。在此之前，傅雷还翻译发表了莫洛亚的《因了巴尔扎克先生底过失》[798]。进入四十年代，我们可以从再版现象注意到，莫洛亚传记作品颇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如，傅译《服尔德传》1947年再版；魏华灼译《雪莱传》1941年初版，1947年再版；许天虹译《迭更司评传》1943年初版，1949年再版。传记大师的魅力开始展现。四十年代还应提及莫洛亚两部作品的翻译，一是他1939年出版的Un Artde Vivre，在我国从1940年到1944年间，共出了五个译本[799]；二是他于1940年出版的记述二战初期法国战败情况的Tragedie en France，在我国仅两年间，就出了十个译本[800]。这种超乎寻常的复译现象和惊人的翻译速度，反映了作品与当时我国国情的契合。
除各家出版社推出的莫洛亚的多种作品外，民国期间，不少文艺期刊对莫洛亚及其作品做了译介：《文学》、《世界知识》、《文化建设》、《艺风》、《世界文化》、《文讯》、《今文月刊》和《文摘副刊》等期刊上，或有关于他的介绍文章，或有他的作品翻译。正如《文讯》在发表其译作时所注释的那样，莫洛亚在当时是作为“法国当代名著作家”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801]，人们把“莫洛亚底著作”作为一种“文化动态”加以关注[802]。人们也同样爱读他《再谈友情》的文章[803]，百读不厌他的《交友的艺术》、《快乐的艺术》和《结婚的艺术》[804]。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译介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期间，大陆对莫洛亚的译介，如同对众多西方作家的译介一样，基本处于中断的状态。到了“文革”后期，才出现一本莫洛亚的历史著作《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译。而在台湾，1967年出版过《雪莱传》，1976年出版过《屠格涅夫传》[805]。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译介
改革开放以后，对莫洛亚及其作品的译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莫洛亚一生创作了数十种体例的作品，但其传记写作取得的成就最高。这里，为叙述的方便，同时，也是鉴于新时期以来对莫洛亚译介的客观情况，且把他的作品划分为传记、小说、散文及评论几个大类加以描述。
莫洛亚的传记，按罗新璋的统计有十四部[806]。新时期以来，莫洛亚有代表性的传记在我国都有了译介。除了手法走向成熟的《夏多布里昂传》和揭开了传主神秘面纱的《普鲁斯特传》外，他的开传记文学之新风的《雪莱传》，对传主的性格和诗歌创作做出重要探索的《拜伦传》，对那个“在妇女默默无闻的年代充当她们喉舌”[807]、被世人褒贬不一的女中豪杰所作的《乔治·桑传》，对大仲马及其父子一家三代传奇经历所作的《三仲马传》，以及“他巍峨的文学大厦之巅的冠冕之作”[808]《巴尔扎克传》，在我国都出现了多种译本。或许由于雨果早已为更多的中国读者熟悉、喜爱，莫洛亚那本描写出传主充满矛盾冲突的波澜壮阔一生的《雨果传》，在新时期的大陆就出现了七个不同的译本[809]。这些情况充分说明，莫洛亚作为一个传记大师，对中国读者具有不同凡响的征服力量。他的传记作品因真理与艺术达到理想的契合，赢得了广大读者。
在莫洛亚的长篇小说中，Climats无疑是一部重要作品，并且颇有某种自传的线索。这部作品在我国新时期里，至少出现了四个译本[810]。而莫洛亚的另一部长篇L'Instinct du Bonheur，也早就有了江伙生的译本[811]。同样，莫洛亚的短篇小说因其手法娴熟而显得格外精致，耐人寻味。在这一方面，罗新璋是位主要的译家，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翻译发表了《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和《大师的由来》，不久又翻译了《星期三的紫罗兰》和《时令鲜花》[812]。“莫洛亚的小说创作，显示出一位写女性各种情致的高手”，罗新璋“是他的一位grandlecteur（多读其书的读者）”[813]，1997年，他编选出版了《莫洛亚女性小说》，为译介莫洛亚短篇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86年，我们还看到孙传才和罗新璋编选和翻译的莫洛亚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栗树下的晚餐》[814]。
早在1936年傅雷翻译的《人生五大问题》里，中国读者就注意到，莫洛亚还是一个希望将世人普通平凡的人生提升到艺术境界的作家。他出版的Un Artde Vivre，内容既包含《人生五大问题》里的论题，也有更广泛的涉及，娓娓而谈快乐的艺术、思想的艺术、工作的艺术和步入老年的艺术等话题，融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超俗的智慧、盎然的情趣和深省的哲理于一体。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不觉受到“生活艺术”的熏陶和启迪，因而，这类有关艺术生活的散文论集也颇受中国读者青睐。新时期里，除傅译《人生五大问题》和《恋爱与牺牲》再版，并出有《傅雷译莫罗阿名作集》外，先后翻译出版的，还有《生活的艺术》、《生活之艺术》、《艺术与生活——莫洛亚箴言和对话集》、《生活的智慧》和《生活的智慧：安德烈·莫洛亚超凡入圣集》等[815]。
最后，在翻译过来的莫洛亚的作品中，我们不会忽略《从普鲁斯特到萨特》这部作家评论集，它是从莫洛亚的《从普鲁斯特到加缪》和《从纪德到萨特》两部评论集中，选择了他对九位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法国作家的评论，重新结集翻译而成。莫洛亚“在着眼于作品的同时，还多结合作家的生平，包括作家的社会经历和私生活、心理历程甚至生理特点来论述，既秉有理论文字之严谨，又兼备传记文学的色彩”[816]，因而可以说，它既属于一部文艺评论著作，又体现出一个传记大师的写作特色。它的翻译出版，再一次向我们显示了传记大师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独领风骚的著述魅力。
第二节 大师与其笔下的大师
一、简论大师
对莫洛亚的小说、散文评论和代表其主要成就的传记作品的翻译与介绍是同步进行的，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介绍中，不时也带有一些深刻的、独到的乃至鞭辟入里的评论。1978年，《世界文学》发表莫洛亚的三篇短篇小说的同时，就在《现代作家小传》中介绍了莫洛亚，指出他“以擅长编著名人传记而闻名于世”。1985年，《外国文学欣赏》发表了罗新璋的《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阿》和莘燊的《当代法国文坛上的精英——安·莫洛亚》两文。罗文认为：“莫洛阿的传记作品，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突出人物性格，提炼小说情节，蕴涵浪漫情调，形成独特的美学风貌，在世界传记文学中，无疑享有崇高的地位。”[817]罗文还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莫氏传记“笔致生动”的特色和既能使读者“趋于旷达高远”的“抒情悲剧”的心境，又具有可以对我辈平淡人生做一种补偿的“浪漫情调”。莘文认为：“莫洛亚以他超绝的才华和渊博的学识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瑰宝和纪念碑式的名著”；他的传记作品“不仅数量甚丰，且精湛绝伦，为一系列的人类精英塑造了光辉的形象，竖立了不朽的纪念碑”[818]。1991年，《环球》刊登了一篇题为《传记大师莫洛亚》的文章，作者栗林分“个人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对莫洛亚做了评介。在“别人的故事”中，作者自然是评述了莫洛亚的传记文学，指出莫洛亚“使传记作品艺术化，使之能够在文学领域内真正占有一席之地”[819]的不可否认的成就。
如果说，在上面的三篇文章中，罗文把莫洛亚作为“著名”的传记家、莘文把莫洛亚作为法国文坛上的“精英”、栗文把莫洛亚作为传记“大师”分别加以评介的话，那么，李清安在《读书》1989年第11期发表的《莫鲁瓦与阿兰》，则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作者认为：莫鲁瓦是“真正以旧事物卫道士的面目出现”的“凤毛麟角般”的人物，“他的作品在题材范围和思想深度上最终也未能脱出固有的窠臼”，他“拒绝一切新思潮、新观念，……最终也只能成就为一个二流作家”，他“始终未能达到他理想的艺术境界”所“留下的遗憾，对于那些固守传统的文人，应当说是一种十分深刻的教训”。该文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避而不谈莫洛亚在传记文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然而在多数人的眼里，进入法兰西学院“不朽者”行列的莫洛亚，还是以一个“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作家”、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形象留给后人的，所以，还是有学者继续撰文探讨了这位“大作家的成长之路”，并从他的名字的来源（安德烈是他阵亡堂兄的名字，莫洛亚是他留宿过的靠近前线的一个村庄的名字），指出了“一位大作家崇高的思想境界与感情寄托”[820]。
二、关于莫洛亚的小说和散文等
在莫洛亚的长篇小说中，Climats在我国前后出现了七个译本[821]，这应可说明，它是莫洛亚长篇中的一部力作。罗新璋在谈及这部“陈述夫妇间幽密思绪不易窥透”的作品时，也认为它是“莫洛亚写得最好的一本小说”[822]。刘志威认为，“莫洛亚用细腻的笔触，把人物感情上的‘气候’变化描写得十分深刻，菲利普、奥迪尔和伊莎贝尔三个主要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作者的文笔清新流畅，他娓娓的叙述如同在和读者侃侃而谈，似乎是在向青年人讲述爱情的真谛”[823]。译者之一陈旭英也写过一篇《爱的晴雨表》，对作品“极富感染力的艺术特色”做了探讨[824]。也有论者撰文指出，这是一部“探索复杂奇特的爱的方程式”的让人深思的作品[825]。L'Instinct du Bonheur也是莫洛亚的主要长篇之一。作品发表后在法国引起的反响和轰动，使人不禁由女主人公瓦朗蒂娜和她的私生女联想到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芳汀和珂赛特。译者江伙生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莫洛亚的独特风格，他在人物命运的淡淡哀愁中逐步展开洞幽烛微的心理分析，言不尽意，耐人寻味”[826]。也有论者通过“凄惋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含蓄深刻的主题思想”指出，这部作品是“一幅惨淡世态的素描、一曲心灵历程的悲歌”[827]。
关于莫洛亚的短篇小说，新时期里出现较早的评论有柳鸣九的《评〈星期三的紫罗兰〉》。文章分析道：星期三的那一束“紫罗兰是那么鲜明、突出、醒目，它构成了故事的中心”，它“不只是作者用来安排故事的道具，而是他笔下的一种感人的爱情的象征”；“不论是哪束紫罗兰，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作者所看重的，终归还是人与人关系中感情的真诚不渝”[828]。还有论者从小说情节上的“框形结构”、人物关系上的“对应结构”和道具上的“复用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这束星期三的紫罗兰何以“牵情动魄”[829]。这一时期，也有文章对莫洛亚的《启程》和《坦纳托斯大旅社》做了探讨[830]。莫洛亚的短篇小说集《栗树下的晚餐》翻译出版后，还有论者从“爱的追求”、“爱的迷茫”和“爱的悲哀”三个类型，归纳了其中二十余篇小说的爱情主题[831]。
罗新璋在论及莫洛亚小说创作时曾经指出：“他的长篇，社会天地不广，艺术情趣较胜，……不偏重于外表的情节，而着力于内心的刻画”；而“短篇小说是他乐于涉笔、运用娴熟的一种体裁”[832]。在《莫洛亚女性小说》的《选本序》中，罗新璋还指出：“莫洛亚的短篇，虽无深邃的哲学思想，却有隽永的人生哲理，往往用最后一句话点题，曲终奏雅。”[833]
莫洛亚还是一个因关注生活的艺术、生活的智慧和生活的哲理而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傅雷翻译的《人生五大问题》累计销量达五十万册以上，他曾在《译者弁言》中说：“作者更以小说家之丰富的经验，传记家之深沉的观察，旁征博引，剖析綦详，申述古训，加以复按，尤为本书特色：是盖现世之人本主义论，亦二十世纪之道德论也。”[834]罗新璋认为，莫洛亚的“多本修养丛谈”让无数读者从中“汲取到生活的勇气和信息”，因而起到了一个作家“愿意起到的社会作用”[835]。《生活之艺术》的译者尤其欣赏莫洛亚“用法国哲人独特的风度，娓娓而谈，剖析人类生活中种种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836]。《艺术与生活——莫洛亚箴言和对话集》的译者认为：“这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显著特色是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文笔轻松。”[837]
三、关于莫洛亚的传记文学
那么，莫洛亚又是如何描绘其笔下大师的风采的呢？莫洛亚的传记，首先写的是雪莱、迪斯雷利和拜伦几位英国人物。《拜伦情史》的译者认为，“莫洛亚眼光敏锐地看透了拜伦的秉性”，最终一如莫洛亚所说，“诗人和斗士战胜了纨绔公子、上流社会人物和情种”[838]。几乎与《迪斯雷利传》同时，莫洛亚完成了另一部关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具有研究性质的评传。他出版这部著作主要是为了描写“狄更斯的心理历程”，达到“为狄更斯的私德进行辩护”的主要目的。朱虹认为：“莫洛亚笔下出现的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狄更斯，有普通人的弱点，但又有过人的精力与非凡的艺术造诣，总之，是既平凡又伟大的天才艺术家”；“莫洛亚在自己的《狄更斯评传》中实际上是在那里引导读者怀着真挚的感情和健康的趣味去探索狄更斯的小说世界，去通过阅读作品‘塑造自己的狄更斯形象’”[839]。而方平则认为：“莫洛亚评述狄更斯，不仅是作家论作家，而且是一位作家在论述另一位外国作家，因此他更多地注意到他论述的外国作家和他们的民族性格、文化背景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对于法国读者自然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中国读者也同样是有益的。”[840]紧随英人后，莫洛亚还选择了俄国文学中的三巨头之一屠格涅夫作为传主。有评论家指出：“作为传记小说作家，莫洛亚使用的方法，主要不是分析，而是叙述，在许多地方则是描写。他显示给我们的是具体的材料以至生动的形象，给我们以感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这位俄国作家的创作。”[841]
《乔治·桑传》的原名为Lelia ou la Vie de George Sand，Lelia（雷丽亚）是乔治·桑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莫洛亚认为在这个女主人公身上，有乔治·桑的身影。但几个中文译本的译名都做了不同的更改，在“乔治·桑传”前或加上“风流才女”，或加上“一个女人的追求”，或加上“风月情浓”，显然带有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842]。乔治·桑生前在生活上受到非议较多，莫洛亚在传记中对她做出了新的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这位值得尊重的女作家。有论者还曾从《乔治·桑传》出发，较为具体地探讨了莫洛亚的传记文学世界[843]。
“在全世界，声望超过大仲马的人，恐怕并不多见。地球上各民族都读过他的作品，并将世世代代读下去。”[844]这是莫洛亚为《三仲马传》写的序的开头语。译者认为，“传记通过丰富的材料，展示了大仲马多方面的性格与风貌”，“既描绘了大仲马成功的辉煌，又叙述了他失败的凄凉”；同时，也“把小仲马的经历、思想演变与艺术创作水乳交融地糅合一起，显现在时代的舞台上，使公众同样津津有味地看到一位与大仲马纠缠不清但又独具个性的人物”[845]。
《雨果传》的原名Olympio，ou la Vie de Victor Hugo，目前国内出现的八个译本中，有六个只译为《雨果传》，仅有两个译本在“雨果（传）”前或加上“悲惨世界的画师”，或加上“伟大的叛逆者”。Olympio（奥林匹欧）是雨果一首诗的题名，中译名里没有出现，估计译者们认为，仅仅“雨果传”三个字，在中国读者眼里，就具有了足够的诱惑力。《雨果传》的编译者评论说，传记“精彩地记录了雨果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一生——一个伟大崇高的雨果，一个喜怒哀乐的雨果，一个天才的雨果，一个活生生的雨果，‘沉浸在雨果之中，就像沉浸在大海之中’”[846]。在《雨果传》中，莫洛亚澄清了雨果生平中的许多问题，呈现出这位天才艺术家矛盾的天性。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上，和雨果双峰并峙的巴尔扎克，成为莫洛亚传记文学中的最后一位传主。罗新璋认为，《巴尔扎克传》是“莫洛亚以毕生积学与识见，融入自己笔耕甘苦的体会，写出一部从巴尔扎克生平揭示《人间喜剧》成因的煌煌巨著”[847]，称得上是他的传记文学中的“压轴之作”[848]。对莫洛亚传记作过研究的杨正润认为，在这部传记中，“莫洛亚生动地揭示了这位提坦神是现实和虚幻、生活和梦想、崇高的创造和低下的实践的奇特的结合和活生生的统一”；“《巴尔扎克传》不但生动地揭示了巴尔扎克的复杂的性格而且也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为莫洛亚的传记写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849]。
除上述分别就莫洛亚一些主要传记作品发表的评论外，这期间，刘海峰等从“传记文学是艺术”、“传记文学与历史学”、“传记文学的主体性”和“传记文学的视角”四个方面，对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的美学观做了综合性的解读[850]。还有论者“将莫洛亚的文学传记按时间顺序整理成一本小书，从莫洛亚的角度了解那些在欧洲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的心路历程”，通过这部专著，我们既可以感受传记作者自己“独特的精神漫游”和情感抒发，也可以领略那些传主是如何成为“莫洛亚新生的产儿”，了解他们“生活和创作中最精彩的篇章”[851]。
第三节 永远的魅力
在莫洛亚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其传记作品无疑构成了一座最具魅力的文学重镇。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对其辉煌的传记作品进行观照：
一、为何莫洛亚对传记文学情有独钟？
我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两个原因：其一，因为莫洛亚起先偶然阅读了一本别人写的《雪莱传》，引起他感情和意识上不少的共鸣，自己也尝试写了一部《雪莱传》，出版后受到普遍赞誉，这就确定了他以后文学生涯发展的一个方向；况且，“二次大战在他生活途程中形成断裂，……（从美国）回国后，……对新的生活又有隔膜之感，只得放弃再写小说的念头”[852]。其二，他试图通过为伟人立传，来为世人树立榜样，正如他所说：“最好的道德教训，唯一有力的道德教训，就是榜样”，“伟大的传记是一种教育”[853]。
不过在此，我们还想举出1929年《新月》发表的莫洛亚的《谈自传》，因为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出莫洛亚对传记写作的选择。译文的编者按中提出：“一个人的真相究竟要别人写还是自己写呢？”莫洛亚在文中认为：“有许多原因可以使自传的记述不准确，或竟是虚伪。”莫洛亚共谈了六点认识：“第一是我们免不了要遗忘。每当我们要提笔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会发现我们已遗忘了一大部分”，因为“遗忘的机械在我们一生中都在工作着”。“第二种使它（自传）变成畸形的原因是我们为了唯美观念而故意有的遗忘”，回忆“能使每一个男子或每一个女人弄得他或她的回忆录变成一件艺术的作品和一个不忠的记述”。第三，“遗忘并不是仅一的原因使自传把真相来变换。把心灵上感到不舒服的事情隐蔽掉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在这一部分，莫洛亚例举了迪斯雷利在“自传的片段中”就“改换了祖籍”，这或许可以反映出莫洛亚另写《迪斯雷利传》的一个求真的侧面。第四，“很少人有那种勇敢去诉述他们性生活的真情的”，有一种“畏羞心”促成自传者“隐蔽事实”。第五，记忆“竟然还会更正，它会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创造出当时促成这件事情的一种感觉或是观念”。莫洛亚例举了卢梭的《忏悔录》说：“假使我们把（卢梭）那些信札和（他）那部《忏悔录》一起读，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卢梭对于他的早年的糊涂和心灵的迟钝是描写得太过分了；那些信是太聪明了，决不是他在《忏悔录》里描写的那个笨伯所写得出的。”在这里，莫洛亚对卢梭的《忏悔录》的评价还是很克制的，把它说成是“一部诚实的记忆录”（粗体为笔者所加），但在为1949年版的《忏悔录》写的序言中，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它“是骗子无赖冒险小说里最好的一部，一切传奇性的素材都具备”[854]。第六，使自传失却真实的最后一个原因，“便是一种完全合法的愿望，要保障在我们所描写的事实里的别人”。
总之，莫洛亚认为：一个自传者“去追叙过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难免无意的更动，更难免有意的修改”，种种障碍使我们“恐怕永不会写成一篇真确的自传”，因为自传“是一种制造勉强附会的媒介物”[855]。
二、莫洛亚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
想必因为自传在“真确”和“透澈”上面存在种种“障碍”，莫洛亚才更坚定了为人立传的动机。由于他对传记文学始终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认识，由于他把握住了传记文学的写作尺度和向度，因而在传记文学这一领域，他才能取得独领风骚的艺术成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莫洛亚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
在这里，我们主要概述罗新璋的观点。他不仅翻译了不少莫洛亚的短篇小说，也是我国研究莫洛亚的专家，他选编的《莫洛亚研究》既是一部可读性强的莫氏作品集，也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资料集。他在《编选者序》中，对莫洛亚的传记文学做了深入探讨，指出其六大特色，足资引述：第一，“莫洛亚传记最基本的特色是信守史实，传真留影；不假虚构，摈弃杜撰”。莫洛亚很反感别人称他的传记为“传记小说”，并对此“一直深恶痛绝”。他说：“我写传记，从不像‘作小说那样加以演义一番’；我既不杜撰场景，也不编造对话。我凭借的是翔实的史料，见诸于文件、书信、日记与回忆资料，态度之严谨一如巴黎大学所做论文，或学者教授之治学。”[856]第二个特色是“突出表现人物性格，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善于“从一大堆死材料里看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第三个特色是“叙述生动，文情曲折，具有小说情趣”，一如莫洛亚自己所说：“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我竭力从传记人物伟大的生平里发掘富有小说情趣的事例。”[857]第四个特色是“富有浪漫情调”。“莫洛亚传记的内容，虽是据实而写，信而有征，但基调是浪漫色彩的。甚至可以说，莫洛亚传记的艺术魅力颇得之于作品的浪漫情调。他最好的传记，恰恰是浪漫情调较浓的几部。”第五点是“注意结构艺术”。这一方面表现在莫洛亚“不主张用倒叙、回顾、时空交错等手法”；另一方面表现在“以传记人物的眼光为眼光，突出表现他生活中具有小说情节的内容”，“一切通过主人公的眼光去感受、去发现”。这一点也与后来的尤瑟纳尔具有共通之处。最后一点是“传记家本人的情怀有所抒发，使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
罗新璋在剖析莫洛亚传记文学“独特的美学风貌”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传记文学的一些“局限与偏颇”，但最终还是强调，传记是他的擅长，也是《莫洛亚研究》这本资料选编的重点[858]。
三、莫洛亚传记文学成功的原因
既然莫洛亚被公认为世界三大传记作家，他的传记作品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大读者，那么我们接着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对他在传记文学上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讨。
这里，我们主要引述杨正润在《莫洛亚传记文学述评》里的观点。归纳起来，仍是六点：一、莫洛亚“取得成功的秘密首先在于他非常善于选择对象，他总是选择那些最适合他自己的创作风格的人物”，他“善于描写同他有着某种共同点的人物”；“由于同传主的某种认同，莫洛亚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感情色彩，也总能打动读者的感情”。二、莫洛亚“总是力图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并且，“设身处地努力发掘他们性格畸变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使读者“原谅了人物所犯的错误，并且从中得到教训”。而且，他“对人物无论褒贬，都可以使人感到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三、莫洛亚的传记“有着广阔的背景，宏大的气魄，众多的人物，但主人公始终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并且，“严格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使“读者始终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人物的历史情境中，并同人物共命运”。但笔者还想再补充一点，莫洛亚传记作品中的“广阔背景”大都因“占据着舞台中心”的人物而被淡化或弱化。作者似乎总是疏于时代气氛的描绘，而着力于主人公的复杂的、多维面的乃至对立冲突的性格的揭示。四、莫洛亚对他的人物的性格常有一个“高度形象化的概括”，而且，几乎每一部传记都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具有象征性的“中心意象”，使得作品“存在着一种韵律，并给人以诗意和美感”。五、莫洛亚笔下的人物“都是社会生活中的积极行动者、某一方面的伟大人物”，“他们鲜明的个性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给读者以阅读的趣味”。六、“莫洛亚在写作之前总是尽可能地占有材料，……并作出详尽的笔记”；因而他的作品给读者“通过一个人物发现世界的感觉”。杨正润同时指出：莫洛亚的“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哲学同他的浪漫色彩和优美的文笔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859]。
四、结语
梁启超认为：“传记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凡记人的文字，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个人的个性”[860]。莫洛亚不仅成功地描绘出了一个个伟大的个性，而且，还将自己的感情寄托、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融入传主的心路历程中，理想地展现了传记作者与那些伟人之间心灵的磨合与互动，也充分地证实了传记作者“对人性的信念”。在谈到传记文学时，莫洛亚说过：“我总是力求把真理与艺术统一起来，这不是诗或真，而是诗和真。”[861]莫洛亚在传记写作中，不仅做到了诗与真的统一，也做到了自己与人物在某个或某些共同点上生命的统一，这也许就是他的传记作品始终不失其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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