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莫里亚克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如果我们把莫里亚克和莫洛亚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他们有不少共同之处：第一，他们是完全同时代的人，都经历了漫长的人生岁月：两人同生于1885年，莫洛亚逝于1967年，莫里亚克逝于1970年。由于两人的生命都达到了耄耋之年，他们也都有六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莫洛亚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演讲文，标题就是《文学生涯六十年》[862]；莫里亚克从1909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合手》到1969年完成《昔日一少年》，也整整创作了六十年。第二，他们的文学创作多姿多彩，都是众多文体的实践者，并且著作甚丰：莫洛亚“一生结集付刊的作品达八十五种以上”[863]，囊括传记、小说、散文、随笔、戏剧、诗歌、文艺评论、小品文、格言集、游记、回忆录和历史著作等，作品近二百部；莫里亚克一生创作的浩繁的卷帙也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文艺评论、政论、日记、传记、札记、书信和回忆录等多种体裁，作品不下百部。第三，他们的文笔都十分优美，语言简洁、生动、典雅，描写细腻、精确，风格清隽，富有诗意，反映出深厚的古典主义修养。莫洛亚的作品被誉为“法兰西文学皇冠上的一串耀眼明珠”[864]；莫里亚克本人被戴高乐称颂为“嵌在法兰西王冠上最美的明珠”[865]。第四，他们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各自的文学活动中都有重大革新，并取得了可喜成就：莫洛亚在传记写作中打破传统的单一套路，完美地熔历史性与文学性、真实与诗意于一炉，从而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途程；莫里亚克在继承了拉辛的古典主义和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心理描写手法，把欧洲的心理现实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峰。莫里亚克在几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出版二三十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很值得我们译介和研究。
莫里亚克及其作品在我国的译介，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尽管代表其主要成就的几部小说都发表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那时在我国，所引起的反响恐怕很小。与莫洛亚相比，民国时期对莫里亚克的译介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偏冷的。虽然他于1933年就入选法兰西学院，莫洛亚到1938年才入选，但莫洛亚谈人生修养的作品和名人传记在民国时期就已拥有我国广大的读者。一方面，莫里亚克作品中散发出来的宗教色彩或许是妨碍其作品在中国译介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他对人性“恶”的深入揭示与刻画，恐怕也不适合当时我国读者的口味。
然而民国时期，还是可以找到对莫里亚克的介绍的。1936年，《文艺月刊》发表了徐仲年的《无限凄凉的法国文学》，作者是从《夜的尽端》谈起莫里亚克的：
《夜的尽端》的作家法朗所怀·莫里约克，是法国当代第一流小说家。……他是心理分析的圣手；他的哥哥是法国南方博度（Bordeaux）城中有名的医生，我们这位小说家自然受了哥哥的影响，所以他的小说是科学化的，对于心理描写一丝不苟地赤裸裸地陈述出来。名著有：描写肺病疗养院的《优先权》（Preseances），描写畸形婚姻的《向患麻风者接吻》（Lebaiser aux lepreux），描写热恋的《火之河》（Le fleuve du feu），描写母性爱的《日宜脱莉斯》（Genitrix），描写性欲需要的《戴莱斯·苔斯盖胡》（Therèse Desqueroux）等等。这部《夜的尽端》是继续《戴莱斯·苔斯盖胡》而写的；可是两书自成起讫，合看分看都可以。[866]
在这段介绍中，作者所列举的几部作品虽然不都是莫里亚克的“名著”，虽然他的代表性作品有所遗漏，但所列举的作品也都是莫里亚克的主要作品；作者说莫里亚克的小说是“科学化的”，换成今天的说法，也就是描写精确；作者认为，《夜的尽端》和《戴莱斯·苔斯盖胡》“合看分看都可以”，也完全符合莫里亚克本人的观点[867]。但作者认为《戴莱斯·苔斯盖胡》是“描写性欲需要的”，就失之偏颇。不过，作者在列举莫里亚克作品时注出法文原名，应是一种可取的做法。作者“为了要使读者分外明了”，还介绍了《戴莱斯·苔斯盖胡》的情节，而后指出：“所谓‘夜的尽端’者，就是说她已走完了黑暗的命运；于她，只有‘死’是光明的！”这也是莫里亚克想要表达的思想，因为莫里亚克说过：女主人公“属于那种只有到结束生命时才能摆脱黑夜的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868]作者之所以选择了《夜的尽端》作为介绍莫里亚克的契机，是因为这部作品当时在法国刚刚出版（1935），也因为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莫里亚克小说的“残酷”“悲惨”的“作风”之“一斑”。总之，这是民国时期对莫里亚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难得的介绍。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西方作家能够经得住无产阶级思想的检验而进入我国的很少，而像莫里亚克这位宣扬宗教世界观的西方作家，当然和大多数西方资产阶级作家一样，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国门之外。然而这期间，我们还是发现了盛澄华翻译的莫里亚克的一部中篇小说《脏猴儿》，发表在《译文》1957年7月号上。这是莫里亚克早期的一部作品，发表于1918年。更为可贵的是，译者还在译后记中对莫里亚克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摩里亚克的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诗意的和戏剧情调的文体见称。他的心理分析并不直接插入在小说中，而是通过人物的表情、动作和言谈去衬托出人物剧烈的内心斗争；他文体的动人特别表现在描写和追忆的部分。”[869]虽然《脏猴儿》是莫里亚克早期创作风格尚不成熟时的作品，但译者对莫里亚克整体创作风格的评介却相当准确、到位，足见译者不是从《脏猴儿》这部作品出发加以介绍，而是在对莫里亚克的整体小说作品深有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见解的。
改革开放以后，莫里亚克在中国的译介才出现明显的起色，不过也主要是他的小说作品。有论者不久做过这样的描述，可以视为当时莫里亚克在我国的译介与影响情况的客观报道：“莫里亚克的小说近几年才被译介到我国。我国大多数读者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还不大熟悉，但随着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美学潜力的挖掘，随着广大读者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莫里亚克的小说会逐渐在我国读者的心目中占据应有的位置。”[870]
1980年出版的《盘缠在一起的毒蛇》应当是开放以来大陆出现的莫里亚克小说最早的单行本[871]。第二年又出现了《黛莱丝·德克罗》和《黑夜的终止》两个译本[872]。三部小说的译者都对莫里亚克及其作品做了简介。1983年出版的《爱的沙漠——莫里亚克选集》，是莫里亚克作品译介中很有价值的一次举动。该选集除收录了上述莫里亚克三部小说外，还新添了《给麻风病人的吻》[873]、《母亲大人》和《爱的沙漠》，可以说，它囊括了莫里亚克所有重要的小说。译者之一汪家荣还为选集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序言》，他首先介绍了莫里亚克的故乡、家庭和青少年时代；接着以选集收入的六部小说为主，介绍了莫里亚克的创作情况，介绍了这位“用基督徒的目光审视大地和人类”的、“善于从人们的欢乐中洞察他们心灵的空虚”的“描绘痛苦的大师”；随后，也对莫里亚克的文艺美学观、创作思想、写作技巧、艺术特色和贡献做了论述[874]，为读者深入地理解、把握莫里亚克的作品提供了钥匙。
同是1983年，我们还见到了莫里亚克同名小说的另一个译本《爱的荒漠》[875]，它与《爱的沙漠》一样，实质也是莫里亚克的小说选集，因为除了小说《爱的荒漠》外，它还收入了《苔蕾丝·德斯盖鲁》和《昔日一少年》两篇小说。《苔蕾丝·德斯盖鲁》[876]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法国最佳小说之一；《昔日一少年》是莫里亚克带有自传性的最后一部小说，“具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朦胧气氛”[877]；《爱的荒漠》发表当年（1925）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这部小说集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它收选的作品上，还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译者桂裕芳以《非凡的洞察力和艺术激情》为题名，撰写了长篇译本前言，回顾了莫里亚克的生平与创作生涯，既介绍了这位“超越了法兰西国界”的“地区作家”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资产阶级的叛逆性和批判性，也对收入的三篇小说做了简要述评，同时，还对莫里亚克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手法做了论析。二、译本的附录中收入了莫里亚克1952年获诺贝尔奖时瑞典学院的《授奖辞》和莫里亚克本人的《受奖辞》，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了解到莫里亚克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也了解到莫里亚克灵魂深处的律动和他的“安宁的秘密”。
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苔蕾丝·德斯盖鲁》和《蝮蛇结》等单行本面世[878]。进入九十年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莫里亚克小说选》，内收莫里亚克的“早期佳作”《热尼特里克斯》、其“最畅销的作品”《苔蕾丝·德斯盖鲁》和其“代表作”之一《蛇结》。译者之一金志平也为选集撰写了长篇《前言》，他首先指出：“莫里亚克是二十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社会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他对人物的心理观察极其细致，但他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心理分析，而是要尽可能‘揭示人物心灵中最隐秘的底蕴’，探寻人物行为的真正动机，并用诗一般的语言曲折表述出来，这就形成了独特的莫里亚克风格。他的高度浓缩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879]作者最后指出的莫里亚克小说创作中的“种种”“艺术特色”，也无疑增加了这篇《前言》的分量。另外，金志平等译的《蛇结》和罗新璋译的《黛莱丝·戴克茹》单行本也分别于1998和1999年出版[880]，而早在1982年，罗译《黛莱丝·戴克茹》就出现在《外国中篇小说》第二卷中[881]。这一时期出版的《世界中篇小说经典》和《世界著名作家传世作品》也都收入了莫里亚克的作品，如《苔蕾丝·德斯盖鲁》和《脏猴儿》[882]。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莫里亚克的作品如《爱的沙漠》《火河》《黛莱丝·代科如》等在我国出版[883]。周国强在新版《爱的沙漠》的译后记中说，莫里亚克“经久不衰地得到法国读者，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喜爱”。其实，莫里亚克在我国也越来越显示出他的艺术价值，可以说，他在我国也渐渐变得经久而不衰了，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接下去还要探讨的问题。
在翻译出版莫里亚克作品的同时，对莫里亚克及其作品的研究评论也在同步进行。我们注意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每一部莫里亚克作品的汉译本上，都有译者所写的以介绍作家和作品为主的“前言”或“译本前言”、“序言”或“译者的话”，可以说，“译”与“介”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完全可以说，有些译本的序言或（译本）前言已经超出了“译介”的层次，进入了“评介”乃至“评论”或“研究”的层面，这尤其表现在汪家荣为1983年出版的《爱的沙漠——莫里亚克选集》所写的《序言》和桂裕芳为同年出版的《爱的荒漠》所写的《译本前言——非凡的洞察力和艺术激情》以及金志平为1991年出版的《莫里亚克小说选》所写的《前言》里。这三篇长文中都有作者对莫里亚克及其作品的深刻、独到的见解，既对广大读者起到了导读的作用，也给其他学者的研究带来启发。下面，我们就对莫里亚克及其作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情况，做一番梳理和考察。
第二节 探照灵魂深渊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重新投入对法国文学的各项研究工作中，他们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阅读到大量原文材料，也为莫里亚克在中国的研究首先打开了局面。周国强不仅翻译了莫里亚克的多篇小说，也在较早的时间拿出了他的《莫利亚克初探》，开篇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文坛出现过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心理现实主义就是这次高潮中的一个主要流派，而弗朗索瓦·莫利亚克则是这个流派中影响最大的作家。”在论及莫利亚克的风格时，他指出：“莫利亚克善于吸收各家优点，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的风格。从揭露批判方面，他继承了巴尔扎克，但他没有冗长的说理和细琐的描写；……他用词之严谨，同福楼拜确是一脉相承，……然而，他并不如福楼拜那样对人物和故事一定要进行严密的考证。”[884]在作者看来，莫里亚克之所以获得“法兰西王冠上最美的明珠”之称誉，似因为他的创作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上，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匠心独运的成就。次年，罗大冈也撰文指出：莫里亚克“在文学艺术上坚持古典主义的简洁精练，他虽然决不追求标奇立异的时髦办法，可是没有一个读者能否认弗·莫里亚克的艺术成就给法国文学增加新的光彩”。作者还指出：“莫里亚克艺术的深度正在于他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保守落后的精神世界跟现代文明、现代生活的强烈矛盾，表现了他自己内心深处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潮之间的强烈矛盾。”[885]
1982年，柳鸣九发表了《与克·莫里亚克谈法·莫里亚克》。克洛德·莫里亚克是法·莫里亚克的长子，也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评家兼小说家，于是，中法两国著名学者之间的这次交谈，便成为高层次上的两种见识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克洛德认为，其父莫里亚克是“新小说派产生之前”法国文学史上“最后一朵传统文学的花朵”；心理分析方法的运用，再加上诗意，构成了他的特色。柳鸣九指出：“法·莫里亚克要算是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情、资产阶级家庭关系有巴尔扎克式的无情揭露”，但这位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者，也具有超过巴尔扎克的一个方面，即心理描写。“巴尔扎克在作品里当然进行了心理描写，但其心理分析所占的比例毕竟不大，……不像法·莫里亚克把人物灵魂深处的活动和情状，包括感觉、回忆、想象、思索、内心独白等，展现得那么细致入微。”克洛德还将其父莫里亚克与萨特做了比较，认为在信仰上前者相信神，后者相信人；在文学创作上，前者的作品里有诗意，后者的作品里有哲理。柳鸣九则把法·莫里亚克的心理描写与普鲁斯特的做了比较，他认为：“法·莫里亚克作品中没有普鲁斯特作品中那样像江河一样长的意识流描写，他的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写得比较简练，……和现实生活本身紧密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886]双方这种高屋建瓴式的谈论成为我国其他学者研究、探讨莫里亚克的重要参考。
译者汪家荣、桂裕芳和金志平除了分别为莫里亚克的汉译本撰写了长篇的具有研究力度的前言或序言外，也另外先后撰文，推动或扩大了我国对莫里亚克的研究工作，使得莫里亚克的译介与研究呈现出良好的互动态势。汪家荣指出：莫里亚克“是一位天主教作家，他的文艺观和美学观都带有宗教色彩。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时隐时现地表达了他的宗教思想”；他的“贡献在于用犀利的笔触把他熟悉的、无意中背叛的外省资产阶级揭露得淋漓尽致”。汪家荣还分析了莫里亚克着力“描绘处于罪恶深渊中的人”和发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创作动机[887]。同时期，桂裕芳指出：在小说方面，莫里亚克“笔下的人物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从作者所熟悉的地区（波尔多），熟悉的自然环境（松林地带），熟悉的阶级（庄园主资产阶级）中的真实人物脱胎而来”；他借助作品，“或是抒发宗教激情、探求教义，或是揭露丑恶的灵魂和孤独的人生”；“盖棺认定，莫里亚克不愧为伟大的法国作家，因为他以精湛的艺术描写了资产者的世界和人生，因为他以锋利的评论反映了时代的风云，还因为他一生追求真理和正义”[888]。不久，金志平也发表文章，指出莫里亚克一生所坚持的“继承传统，善于借鉴，有所创新”的创作纲领：他直接继承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司汤达、巴尔扎克的传统，从现实生活出发，无情地揭露了法国外省表面平静、体面的大庄园主家庭肮脏不堪的内幕；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外国大师们借鉴，尽可能“描绘人的内心的最深之处”；由于注重表现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内心冲突，他在形式上做了不少探索和创新，使他的作品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889]。上述三人对莫里亚克的深刻认识无疑也得力于他们对莫里亚克作品的翻译实践。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们仍然发现了把莫里亚克作为“作家”或“小说家”进行研究的成果。其中，于沛认为，莫里亚克虽然描绘的是法国国内的一个“小小世界”，却引起了法国以外的读者的兴趣，他真实地写出了一个狭小、偏远的世界的普遍性，因为他“深深懂得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艺术辩证法”。可以说，他是“继福楼拜之后，又一个把法国外省资产阶级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致入微的文学大师”，他“从一个侧面深入到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的内心世界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并以此享有殊荣，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890]。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是“法国的文学创作思想、创作内容和表现技巧酝酿着重大变革的时期”，莫里亚克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都发表在这一时期，因而，杨剑便把作为小说家的莫里亚克放在这个文学变革的时期里，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莫里亚克善于借鉴现代派如意识流的某些手法，来描绘人物复杂深邃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对自身处境的细腻的感受和体验，来揭示他们骚动不安的灵魂和痛苦矛盾的心情”[891]。而李清安对此似乎还有着更为冷静的认识，他指出，莫里亚克善于在一种“狭小僻静的氛围中搬演一出出人的悲剧，揭示出家庭小天地中灵魂的厮杀，抒写出人性的堕落与美好。莫里亚克的成就不在于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而是刻画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度”，他“以缩小题材范围为代价，换取了深入表现人类命运的进展”[892]。
我们注意到，上述每一位学者在对莫里亚克的评论中，都指出了他对笔下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精神世界的刻画和灵魂深处的挖掘，这种认识应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更有莫里亚克自己的表白佐证：“作家的任务在于挖掘他所熟悉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再创造”[893]；“革新之意在于挖掘得更深些，可以不改变视野，而向深度前进”，以便深入人物的“本质”[894]。传记文学大师莫洛亚也认为，在塑造人物方面，莫里亚克属于“向纵深开掘”的那一类作家[895]。莫里亚克文学创作的一个动机，就是要“用火把去照照我们的深渊”[896]，而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他“对人的灵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通过小说的形式，以强烈的艺术激情表现了人类生活”。我们完全可以说，莫里亚克是从传统中走来面向现代思潮的一位探照人类灵魂深渊的大师。
第三节 剖析人性内核
莫里亚克的创作成就主要在小说方面，他一生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有论者曾在较早的时间，对他最重要的四部作品即《给麻风病人的吻》、《爱的荒漠》、《泰莱丝·德克鲁》和《蝮蛇结》做过简评[897]。还有论者对他一生“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归纳，在涉及小说创作时指出：莫里亚克的初期作品《戴锁链的孩子》、《裙子遁牌》、《血与肉》和《优先权》构成了其创作活动中的第一组作品；《给麻风病人的吻》、《热尼特里克斯》、《命运》和《爱的沙漠》因时间上和主题上的接近而构成其第二组小说；《黑天使》、《失去了的》和《蝮蛇结》这三部“天主教作品”构成其第三组小说；《黛莱丝·德克罗》、《黛莱丝求医》、《黛莱丝住旅馆》和《黑夜的终止》四部在其“成熟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救世”小说，构成其第四组小说；《弗隆特纳之秘》和之后创作的《海之路》、《法利赛女人》、《羔羊》和《昔日之少年》因回归青少年主题而构成其第五组小说。论者还对莫里亚克的戏剧、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也进行了类似的梳理[898]。在我国新时期研究莫里亚克的初期，这种概貌式的介绍无疑还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1990年发表的《论莫里亚克及其创作》[899]也是一篇从综合的角度对莫里亚克的主要小说作品进行评析的文章。正由于是从综合的角度出发，以概要为原则，上述三篇文章在论述上都较为简要。下面，我们将以莫里亚克的几部重要作品为对象，来考察我国学者对它们进行的具体研究。
《黛莱丝·德斯克罗》[900]是莫里亚克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就像福楼拜曾经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样，莫里亚克也说过“黛莱丝就是我”，而且，他还为这位缠绕他很长时间的女主人公写下了作品系列。从我们的考察结果看，这部作品是我国学者探讨最多的一个对象。柳鸣九曾对黛莱丝这个人物做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他从法兰西女性“不安于室”的种种普遍性的“发条”，具体探讨了黛莱丝“不安于室”的两点“发条”：一是“她自然的个性，自然倾向”；二是她“具有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哲学”。在分析了黛莱丝的“个性根由”和“精神根由”后，柳鸣九指出，莫里亚克“怀着宗教感情来看待他所有的人物，不袒护、不宽待任何一个人物，力求将他们内心中的混沌、阴暗、卑污都展示出来，他似乎又是在确认与证实生活在这个世上的芸芸众生，都有一个恶德与罪愆有待宗教的圣水去洗涤的灵魂，他的黛莱丝也不例外”。虽然她的“生命之旅只不过是一场黑夜”，但莫里亚克“一直关注着、同情着这个女人”，并且“在人物的心理心绪中容纳那样多的社会内容、人文内容与个性内容，使他的人物具有真实而充分的内心世界，具有真正活人的丰富性与生动性”[901]。
郭宏安对黛莱丝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在法国外省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并获丰产者盖不乏人，莫里亚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说，使巴尔扎克不朽的，是葛朗台；使福楼拜不朽的，是爱玛；那我真想说，使莫里亚克不朽的，是黛莱丝！”“黛莱丝的举动至少是她试图冲破家庭的束缚、摆脱环境的窒息的一种努力”，“她并不确切地知道她要的是什么，但她确切地知道她不要的是什么”。她有罪，但她将得到宽恕，因为罪孽与恩宠是这部小说的两大基本主题，“惩罚而不乏仁慈，这就是莫里亚克对待黛莱丝的态度”。黛莱丝是一个罪人，因而有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也因而“容易投入上帝的怀抱”。通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出，“莫里亚克擅长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人物的复杂灵魂”，在“最脏的河水”中探索人性的本源[902]。另外，周国强在《“法兰西王冠上最美的明珠”》一文中，也主要以这部作品来探讨莫里亚克的创作及风格。
1987年发表的《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真实案件“萨布兰谋杀案”与艺术作品《苔蕾丝·德斯盖鲁》的比较分析出发，寻求莫里亚克思考与创作的轨迹。文章指出：“《苔蕾丝》之所以远远高出从世态或伦理出发的作品而成为饮誉世界的杰作，在于它的作者深邃地透视情杀的表象，竭力探索、挖掘‘罪恶的秘密’”，而且，“以巨大的热情去挖掘、发挥罪人身上的‘亮点’”[903]。也有论者认为，莫里亚克运用了背反手法这根“魔杖”，“使平凡的事物因矛盾的重组而显得蕴含深沉，寄托遥远，……使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感染力倍增”[90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莫里亚克的这部代表作品的探讨取得了更多的成果，探讨的主题涉及“莫里亚克对传统的弘扬”、“荒原上的女囚”、“贝尔纳·德斯盖鲁的家族情结”、“莫里亚克的心理描写手法”、“苔蕾丝的心理世界”、“苔蕾丝原型分析”、“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完美统一”、“现代文明与传统价值之争”、“不孤独的孤独者”和“苔蕾丝的犯罪动机”[905]等多个方面和多个视角，充分说明了这部作品蕴藏着丰富的艺术价值，代表了莫里亚克小说创作的一个巅峰。
《给麻风病人的吻》是莫里亚克的成名作。小说初版一万八千册，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便销售告罄。从此，莫里亚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杨剑认为，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落俗套，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作者不同于普鲁斯特“梦幻状态”般的意识流手法，也不同于埃斯特涅“探索生命奥秘”时的哲理色彩，而是“紧紧抓住人们的精神脉搏”来运用心理描写的方法，从而完成了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906]。也有论者对作品主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出“悲剧的实质是爱的缺失”[907]。
《母亲大人》[908]是紧继莫里亚克成名作后的又一部代表作品，同时，也是一部连作者本人都承认的写得“非常阴暗的书”，因为它“触及一个根深蒂固、极为普遍的病症”[909]，但作者却运用追忆和内心独白等现代手法，深刻而细腻地描写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柳鸣九认为，“《母亲大人》中的母子矛盾……完全在于人性的内因，在于深层的心理根由”。由于作者准确地找到了文学描绘的“泉眼”，“读者可以看清楚人物那细致入微的日常心态以及这些心态中可潜藏的人性的深刻根由”。也正因为它揭示的悲剧是“最深刻、最典型、最普遍不过的……可以说是人性的一种常态”，这部作品是“母子亲情矛盾的一种标本”[910]。
《爱的荒漠》[911]是莫里亚克的奠基作。它确立了莫里亚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少学者认为，“爱的荒漠”一词几乎涵盖了莫里亚克全部小说的主题。在我国对它的探讨，涉及“人物浅析”和“荒漠里的哀歌”等方面[912]。也有论者认为，“它典型地体现出作家擅长从心理视角大胆、敏锐地揭示西方当代社会爱的匮乏、精神孤独隔绝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的创作特征”[913]。译者桂裕芳、周国强也对它做过深入透析。
《蝮蛇结》[914]是莫里亚克的代表作之一，曾经得到著名作家马丁·杜伽尔和克洛岱尔的高度赞扬。汪家荣等认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显示了自己犀利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把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虚伪言表和惟利是图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描述和无情的揭露”[915]。有译者指出：在女主人公身上，“莫里亚克充分表现了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的交锋，就像是绞缠在一起的蝮蛇结，难解难分”[916]。也有论者认为，莫里亚克通过内心独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奥秘，并把写景与写人内心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是这部作品显而易见的艺术风格[917]。
至此，莫里亚克具有代表性的几部重要作品在中国的研究情况，都得到了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已认识到，莫里亚克对人性的剖析并不是停留在传统的表层结构上，而是深入人物的深层心理，深入灵魂的最隐私的机关，“剖析人物的每一根神经，直至其末梢”，同时，“细察人物的每一阵心绪”[918]，细致入微地描绘人的本性中深层行止的秘密。我们已完全可以说，莫里亚克这几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都成功地剖析了人性的内核。
第四节 莫里亚克创作艺术面面观
如果在现实主义流派和现代主义流派二者之间选择，莫里亚克无疑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流派，然而，传统与现代既不是两个不共戴天的阵营，也不是两个毫无干系的派别。对莫里亚克小说创作实践的考察可以显示，二者之间还有互为因果的一种联系。可以说，莫里亚克既是传统现实主义坚定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某些艺术手法的积极的实践者。因为他既继承了巴尔扎克、福楼拜乃至司汤达等人的创作方法，也汲取了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艺术手法。柳鸣九认为：“莫里亚克的心理描写，是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一个高峰”，他“小说创作中的艺术形象，充分地表明他身上汇合着传统与现代的两股潮流，他的心理描写方法既属于传统，又面向现代，这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法国心理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他的创作又清楚地显示了心理现代主义对于心理现实主义的渗透，现代派文学潮流对于传统文学的渗透”[919]。如果柳鸣九从文学潮流之间互动的大视野指出，心理现代主义对心理现实主义的“渗透”或“潜移”，是莫里亚克的心理现实主义达到二十世纪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认为，这是莫里亚克作为一个创作主体，在“面向现代”的过程中创作意识上的一种自觉，就像他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却没有被宗教的清规戒律完全禁锢其思想一样。柳鸣九所说的二十世纪心理现实主义高峰的“启示”，不仅在于未来的现代派还会对传统“进行新的渗透”，还在于，一个像莫里亚克这样的作家之所以“杰出”“伟大”，是因为他既继承了传统中的精华，又吸纳了那个时代的新倾向、新意识，所以他才能“高水平地发扬”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
莫里亚克的文艺观与其宗教观是结合在一起的，法国天主教思想家巴斯卡尔和现代派诗歌的创始人波德莱尔，都给予他重要的影响，使他把发掘和提炼恶中之美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因为“人的本性如果不是受到腐化，也是受到伤害。……一个基督教小说家……无须避开罪恶的秘密”[920]，所以，他要“描绘处于罪恶深渊之中的人”，并且认为，“强迫这些罪人发出像巴斯卡尔要求的那种呻吟和叹息，那才称得上美”[921]，而一旦那些罪恶的灵魂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发出呻吟，他也就完成了以丑审美的创作，就此“拉下帷幕”[922]。在这一问题上，汪家荣和金志平都做过深入分析[923]。
从创作的内容角度看，“传统价值标准和人的内在感情的要求在人物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张力场，这是他的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924]。而阎素伟认为：“他没有像巴尔扎克或左拉那样，描绘出整个时代的画卷，他的主题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他的小说只有一种背景：荒草甸子和种满葡萄的山坡；他描写的社会阶层也只有一个：外省的资产阶级”，但“他的作品是真诚的”，虽“题材单一”却“具有普遍意义”[925]。莫里亚克这样说：“整个人类展示在我们出生地的农民中，世界地平线内所有农村通过我们童年的眼光呈现。……小说家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揭示这个狭小世界的普遍性。”[926]他的描写“狭小世界”的作品超越了国界，成功地走向大千世界，说明他对生活是很有认识的，似乎也印证了“杯中有乾坤”的道理。
莫里亚克的小说技巧，在杨剑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注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而又不拘泥于传统小说的结构框架，其中倒叙、顺叙、插叙等手法的运用，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单调的线型结构，使其小说成为意境开阔、容量大、层次多的复合结构。桂裕芳对此也有论析。二、注重调动各种表现手段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大量采用回忆、联想、内心独白等多种多样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比如“运用回忆将人物目前的境遇和往日的生活情景连结起来，……使往日的灰暗的生活画面和目前人物阴郁的思绪浑然一体”[927]。对于这一点，我国不少学者都有同样的认识，汪家荣、金志平等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有论及。
莫里亚克作品中的语句常常出现在法语教科书和语法工具书里，说明他的语言具有典范性。奥斯特林在1952年诺贝尔奖的《授奖辞》中就说过：“莫里亚克的语言无可匹敌，简洁而富于表现力。他的散文能以暗示性的短短几行，说清楚最复杂和最困难的事。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都具有逻辑的纯正和古典式的措词简练。”[928]我国不少学者在这一点上也具有共识：桂裕芳就认为，莫里亚克的语言“精练，含蓄，生动，又因句子的节奏、音韵，主题的反复出现而显得抒情，仿佛是散文诗”[929]；甚至李清安认为，“莫里亚克享有文笔精彩的独特名声”[930]。有些论者还认为，“莫里亚克善于创造诗的意境”，“感情深沉”[931]；“他的文笔像诗一样优美流畅，读来情真意切，扣人心弦”[932]。
莫里亚克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中谈到人物的塑造时，论及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问题，他说：“我们把对别人的观察所得和对自己本身的了解或多或少巧妙地结合起来。小说的主人公是小说家同现实结合的产物。”[933]阎素伟就此论道：莫里亚克“将观察和体验结合，使内在和外在一体，人物的外貌、处境、特点是从观察中来的，作家又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给予了人物，好比画龙点睛，用主观的体验和客观的观察组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因而，“人物有血有肉，有思想，有受自己思想支配的行动”[934]。柳鸣九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莫里亚克“在所要表现的客观现实内容与用来作为载体的人物主观心理心绪机制之间，保持了一种令人赞叹的经典式的平衡”[935]。
除了从上述某个具体的层面或视角探讨了莫里亚克的创作艺术外，我国不少学者还从综合或整体的角度做过评论。汪家荣指出了莫里亚克小说的“一个共同特色：文笔高雅，句子简洁，构思严谨，篇幅不长……小说家具有极深的古典主义文学修养，同时也……对每部作品都下了很大的功夫”[936]。金志平“从总体”指出，莫里亚克的小说“犹如古典悲剧，……人物不多，……层次分明，显得十分凝练。情节……常常围绕一场危机进行，主人公面临难以忍受的境地，内心冲突强烈”[937]。周国强则指出：“莫里亚克的作品从总体看，不管是在思想或艺术方面，都继承了法兰西文学三位伟大作家的衣钵：巴斯卡尔、拉辛和波德莱尔，写人生的悲剧，从恶中提炼美”，而其小说中的现代性便在于“力求采用普鲁斯特的艺术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938]。
另外，在对莫里亚克小说创作艺术的研究探讨中，论及其“浓缩的小说艺术”、“小说人物”分析和“心理现象分析”的几篇文章也值得一读[939]。还有不少研究文章，探讨了其创作上的“特征”或“魅力”、“小说题材”、“文学史意义”、“小说中的宗教意识”以及“莫里亚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形式比较”等内容[940]。近十余年来，有关莫里亚克的研究也时有成果问世，主要围绕其作品的“宗教”、“人性”、“罪与赎”、“叙事艺术”、“时间艺术”、“人物形象”以及“继承与超越”等主题展开[941]。
研究莫里亚克，首先应该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初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撞击的大背景中。尽管他的文学观念曾经遭到萨特的尖锐批评[942]，但这并不能否认他在法国文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从其文学上取得的成就看，这朵传统文学的最后的花朵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他是一个深深地扎根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而又面向现代思潮的作家，他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吸收并运用了象征主义、意识流乃至超现实主义等表现手法，所以，才会把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发展成二十世纪一个醒目的高峰。莫里亚克从天主教观念出发，描绘灰色的内心世界和罪恶的秘密，那些令人忧郁的阴暗的画面也给他罩上了“绝望的作家”的阴影。他做了自我辩护：“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他把依据上帝形象创造的、得到耶稣基督拯救和受到灵圣启示的人作为他的创作中心，……就不能被认为是绝望的作家。”[943]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在于人类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错失，一步步地加以改变，一步步地走向完善。而“莫里亚克艺术真谛的一部分——正如莫洛亚所说——就在于向我们指出，这些魔鬼的成分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944]。他曾经清楚地指出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够变得比目前更少一些罪恶”[945]。这句话是文明的人类理解他的作品的一个关键，是他的作品具有当下意义和未来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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