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近“不朽者”
1980年，法兰西学院经过投票，同意接纳近三百五十年来的第一位女士“不朽者”尤瑟纳尔，1981年1月22日举行了正式接纳仪式。从此，这位大而不显的远离媒体的文学家，不仅更加引起了欧美读者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遥远的东方读者的热烈的兴趣；在中国，对她的译介与研究的两条线索，在相互交织和相互推动中向前发展。
1981年，《外国文学动态》发表了赵坚编译的《玛格丽特·尤尔塞娜尔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前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尤氏发表了自己对法国文学创作现状的看法，也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和文学观念[986]。就在同一时期，《外国文艺》发表了林青翻译的尤氏短篇小说三篇，其中一篇《王佛保命之道》是根据我国的古代传说和道家思想写成的，它是尤氏《东方奇观》（新版）小说集中的第一篇。译者在译文前对尤氏的创作生涯及主要作品做了简要的介绍，希望通过这三个短篇，让我国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文坛上声誉很高的法国女作家的思想境界和文学才华”[987]。紧随其后，《外国文学报道》于次年也发表了刘秉文翻译的尤氏的另外三个短篇。同一期上也发表了一篇作家介绍《玛格丽特·尤瑟娜》，其中主要还是传达了尤氏的文学观念，如“所谓文学，就是思想的书面表达”；“作家就是他所创造的人物的秘书，人物口授，作家笔录”。而文章作者的一句译文“遗憾的是，我写不出一个丝毫没有我个人观点的哈德良”[988]，比起他人的译文“不幸的却是我很愿意写一个丝毫没有我个人观点的哈德良”[989]，显然更为准确地表达了尤氏的语义，但从整段译文来看，似乎也能看出前者对后者的某些借鉴。还有译者后来在《世界文学》和《散文诗》上发表过尤氏的作品[990]。
1986年4月，法国《欧罗巴》杂志刊登了让·勒维的文章《法国文学在中国》，勒维注意到，“最近四年来尤瑟纳尔（在中国）一下子走红起来”[991]。这种洞察力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因为从1986年起，我国的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尤氏作品，如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柳鸣九主编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中，就有尤氏的《东方奇观》。柳鸣九为《东方奇观》写下了译本序《异国情调、东方色彩之今昔》，为作品集中的《一弹解千愁》写下了译本序《一份真实人性的资料》。漓江出版社同年推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也有刘扳盛翻译的《熔炼》，译者也为译作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译者前言》。这些都将在下文具体论及。同一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当代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下，推出周光怡等翻译的《致命的一击》。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芃翻译的《东方故事集》，书中收有《王佛保命之道》等九部短篇小说。1988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刘扳盛译的《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台湾的光复书局同年也出版了洪藤月翻译的《当代世界小说家读本之十六——尤瑟娜》。
进入二十一世纪，翻译尤氏作品的突出成就，是2002至2003年间由东方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史忠义主编的“尤瑟纳尔文集”，内含《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何谓永恒》、《哈德良回忆录》、《苦炼》、《火/一弹解千愁》和《时间，这永恒的雕刻家/遗存篇》七卷。史忠义在总序《走近尤瑟纳尔》中，道出了这套文集诞生的缘由：“一晃近二十年（从1983年起——笔者注）过去了，尤瑟纳尔的作品在国内仍鲜有译本，有关她的研究资料也仅限于柳鸣九先生编选的一本《尤瑟纳尔研究》，我国读者对尤瑟纳尔还相当陌生。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出版社推出这套《尤瑟纳尔文集》，定会增加我国读者对尤瑟纳尔的感性认识。”同时，史忠义还在总序中，针对尤氏“博大精深”的作品，“向读者提供了几点思考线索”[992]。
其实，就是从译介的角度看，自尤瑟纳尔成为世界文坛上一颗耀眼明珠，我国对她的翻译与介绍活动，也是两条相互交织和补充的线索缠绵互动向前推进的。例如林青的“译”与“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翻译尤氏作品的同时，都配发了必要的介绍文字。她的介绍还随着其对尤氏认识的加深而得到调整，从对尤氏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调整到认为尤氏的“古典主义特质中浸透着一种现代人的思考”，使得她对尤氏的融古于今的“新古典主义”的诠释更为合理。林青在翻译发表《梦幻中的罗马古币》的同时所发表的小传《玛格丽特·尤瑟纳尔》[993]，对尤氏重要作品的简析，至今仍有学术研究的参考作用。
还是在尤氏刚刚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开始引起中国读者注目的时候，柳鸣九就及早地向我们介绍了他所见到的“不朽者”。通过柳文，我们了解到尤氏在作品中力图表现的人类状况和这样的思想意义：“总的来说，对真理的探索是我的主题，我认为，要通过人、通过有生命的东西来寻求真理，这是我主要的见解。”我们还领略到尤氏“主张对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兴趣”的“全球性”的视野以及其“既属于传统又不属于传统”的创作倾向和这样的创作主张：“我认为作品的内容很重要，人的感情很重要，作品应该有内容，应该表现人的感情。”[994]
上述《玛格丽特·尤瑟娜》与刘秉文的三篇译文的同期发表，也是“译”与“介”交织互动的又一体现。刘氏的三篇译文出自小说集《东方奇观》，《东方奇观》充满了异国情调和传奇色彩，反映出作者生平中的实地之旅和精神之旅的特色。而《玛格丽特·尤瑟娜》一文则揭示了旅行之于尤氏的重要意义，它“就‘像思想、写作、爱情、工作和疾病一样’，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同样强烈’”；“旅行的目的就在于完善对自身的认识和改造”[995]。旅行可以“打破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正是通过旅行，尤氏拥有了“开阔的眼界”。我们还可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图书商报》上，读到《顺时间的呼唤而行：法国女小说家尤瑟纳尔》这样的很有见地的介绍文章[996]。
尤瑟纳尔打破了法兰西学院在三个半世纪的历史上“宁愿把女人安奉在一只雕像的基座上，但却不肯正式奉献给她一把座椅”的“成规惯例”[997]，第一个闯进代表法国文化学术界最高荣誉和终身荣誉的“男性俱乐部”，这本身就值得人们关注。因此，有学者撰写了《法兰西学院首位女院士尤瑟纳尔》，介绍了她的生活、创作和入选情况。还有学者撰写了《第一位被请进“不朽者”行列的女性》[998]，追忆这位帮助过文章作者走上文学研究之路并盼望法中加强文化交流的女院士。
第二节 探测历史的回声
考察尤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情况，我们首先注意到198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柳鸣九编选的《尤瑟纳尔研究》。这部著作为国内喜爱、关注和研究尤瑟纳尔的读者、学人提供了丰赡的资料，具有很高的赏析价值和学术价值。我们还注意到，在我国对尤瑟纳尔的译介工作与研究工作之间，有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大多数研究文章均出自我国具有法语语言水平的文学研究者，他们或者直接参与了尤氏作品的翻译，或者自己读过了尤氏的法文原著，在我国对法国其他作家的研究活动中，很少出现这样明显的情况。
《哈德良回忆录》和《熔炼》[999]是两部确立了尤氏世界名家地位的杰作，前者曾销售达百万余册，后者曾被译成二十多种外国文字。我们先从对这两部作品的探讨说起。
1988年，施康强发表了《从内部再现一个世界——介绍玛格丽特·尤瑟纳的名作〈亚得里安回忆录〉》。作者认为：“《亚得里安回忆录》同时达到了哲学的壮美和诗的优雅”；尤氏“渊博的学识、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和长期艰巨的劳动使《亚得里安回忆录》成为本世纪公认的世界文学名作”。施康强在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中，较为偏重地描述了亚得里安这位罗马皇帝一生中惟妙惟肖的样态及思想意识，较少从创作的角度加以评析；其实，这正说明了尤氏成功地“摆脱”了“中间人”的角色，她运用“三条无限伸展、时而接近又时而分开的曲线”，即罗马皇帝“自以为的样子，他愿意成为的那个样子和他实际的样子”，成功地“深入到”罗马皇帝的“内心深处”，“深入到”这个对象的“各个隐蔽角落”，“从内部去重新整理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从外部所做过的事”[1000]。所以，我们才会被作品中酷似罗马皇帝本人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吸引。施康强文章的标题说明，他已经准确地领会到尤氏“重内心分析远远胜过外部描写”的创作特色。
一个译者能翻译到一部自己“爱不释手”的作品，他对作品的感受应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哈德良回忆录》的译者陈筱卿认为：尤瑟纳尔“并不是一个突发灵感的作家，而是一位久久地酝酿、构思自己的作品，使之逐渐成熟，臻于完善的艺术家”；《哈德良回忆录》“写出了她对人类文明的命运的思考”，“该书既是小说、历史，又是诗作”，其魅力、其美妙，源自她对历史的真实而生动、细腻的精确的追溯[1001]。不过，文章与史忠义的《走近尤瑟纳尔》一文有雷同的认识。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在译著中翻译了作者的一段创作笔记：“一只脚踏进旁征博引之中，一只脚踏进妖术之中，或者更确切地、不加隐喻地说，踏进富于同情的妖术之中，这种妖术就在于设想自己的思想渗入到某个人的内心深处。”[1002]而在其发表的译后感文章中，为了描述尤氏何以“探究到故去的皇帝的内心世界”时，译者把同一段文字翻译成：“一只脚踏进渊博学识之中，另一只脚踏进魔力，或者更确切，更直截了当地说，踏进使我思想上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那种喜爱的魔力之中。”[1003]这似应可以说明，翻译活动总是在追求最恰当地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总是在追求最大程度上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
1986年，当漓江出版社推出《熔炼》的时候，译者刘扳盛就写下了近万字的《译者前言》。在对尤氏做了概要式的介绍后，译者首先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指出主人公泽农之死是反动的封建势力疯狂反扑具有新思想人物的必然结果，并肯定了尤氏自己对作品的认识，即它是“反映凝聚在我们称为历史的一系列事件中人的命运的一面镜子”。接着，译者介绍并评析了作品的内容和主人公，也论及了尤氏的“新古典主义”的创作风格，但其文中有时也露出译者自己的传统认识和思维模式的痕迹，如认为尤氏“正是通过他（泽农）一生的经历去反映（十六世纪）这个风云变换的时代的”[1004]。而笔者认为，尤氏主要应是通过“这个风云变换的时代”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内心、描写人的命运的；泽农的典范性并不在于有限的历史中，而在于对有限历史的超越；历史只是尤氏创作的一个“着眼点”，但这个“着眼点”不是封闭的，而是面向现代的。
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是中国读者普遍青睐的一部异域故事集，因而名列中国最早出版的尤氏作品之中。柳鸣九曾为这部故事集写下了《异国情调、东方色彩之今昔》，指出了尤氏作品与法国以往传统的描写异国情调的作品的两点不同：其一在于“尤瑟纳尔采撷到了比过去更为广泛丰富的异国色彩，特别是东方亚洲的色彩”；其二在于尤氏“摈弃”了这类传统作品中的“猎奇精神”，“而代之以探求的精神、思考的精神，摈弃了好奇的心理与眼光，而代之以辨析与比较的兴趣”。通过对其中的《马尔戈的微笑》、《被砍头的女神迦利》和《暮年之恋》三个短篇的描述，柳鸣九指出：“正由于尤瑟纳尔不是以猎奇的眼光去看待东方，而是以研究与思考的态度去对待东方异域，她的《东方奇观》就得以具有盎然的思想情趣与隽永的哲理。”柳文还通过《燕子圣母院》等作品，指出了“作者对人类不同文化体系汇集融合的理想”和作者眼中所看重的“东方的精神美，东方的精神力量，异域的风采，异域的精华”。柳鸣九最后认为：“超出狭隘的地域界限与民族界限，……善于发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体系的精华，并把它表现在文学形象中而诉诸于世界人民，是何等重要的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自有它的价值。”[1005]柳鸣九对作品的剖析无疑是准确的、深刻的，同时也是富于启迪性的。
《东方奇观》之所以让中国读者感到亲切，还因为其开篇就虚构了中国古代一个画家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自然成为我国论者关注的对象。《尤瑟纳尔世界中的一位道家人物》一文认为，不应当“将这篇小说（《王佛得救记》）作为一个封闭、孤立的文本来看待”，而应当“联系《王佛得救记》的哲学背景并将它置于《东方故事集》乃至尤瑟纳尔整个创作的背景之中来考察”，这样，“王佛得救的故事将会显示出更为深刻的内涵”[1006]。也有论者从“新寓言小说中本体与符号的关系”分析了这篇小说[1007]。
在对尤氏的研究中，我们一定还会注意到柳鸣九为《一弹解千愁》写下的《一份真实人性的资料》。作者指出，《一弹解千愁》是借一个战争题材“写一个爱情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剖析人性中的层次，探测人性中的深度，表现人性中的戏剧变化以及它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事件与变故”。尤瑟纳尔说过，“《一弹解千愁》的成书正是为了它所具有的人的资料价值，而不是政治价值”。也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柳鸣九指出，“尤瑟纳尔不仅力图避免对这场战争作历史社会的结论、对这些人物作道德伦理的评判，而且努力超出政治历史的范畴，而集中力量于展示人性的状态”[1008]。
第三节 理解尤瑟纳尔
除上述对尤氏单独作品的研究外，还有两篇对尤氏或尤氏作品的综合研究文章不容忽视。其中之一就是郑克鲁的《试论尤瑟纳尔的历史小说》。作者认为，尤氏的“历史小说分历史题材和家族史两类，前者描写杰出的历史人物和先进分子，后者以家族变迁表现社会变化”。然而，在对《阿德里安回忆录》和《苦炼》两部历史题材以及《虔诚的回忆》和《北方档案》两部家族史做过描述后，他指出：“通过一个杰出人物来表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尤瑟纳尔创作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方法”；《虔诚的回忆》“反映了19世纪比利时列日地区的社会风貌”，而“《北方档案》反映了400年来法国北部地区的历史的一个侧面，构成法国近代编年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未免让读者产生迷惑，尤氏撰写这些作品的目的，究竟是要通过某个人物来“表现历史”，通过家族史的演变来“表现历史进程”，还是要通过历史，主要来表现人物，揭示人的本质或人类的根本问题？孰轻孰重，还值得再认识。笔者认为，尤氏从历史出发，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实环境，而创造一个真实环境，是为了更好地虚构人物，但虚构人物主要不是为了反映某个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的。从历史出发，是为了寻找永恒的价值，借历史人物的塑造（无论真实还是虚构），是为了探索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的问题，就像尤氏自己所说，深入历史，是为了“把握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是为了思考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命的本质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此文反映了作者高度的理论意识、锐利的批评意识和有力的论述与评析，而且，作者还从“艺术上”指出了尤氏历史小说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创新之处[1009]。
另一篇是史忠义为“尤瑟纳尔文集”所写的总序《走近尤瑟纳尔》。在这篇超过万字的总序中，作者从“历史与小说体裁的关系”“经常转移为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出发，论及了“上溯型历史观与哲学式的时间诗学在尤瑟纳尔的作品中共存”的多种手法；再从其“静止的历史观以及变时光为空间的时间观”转而论及尤氏“奇异的自传观和不留自传痕迹的自传写法”；接着，作者指出了尤氏对神话的双重态度（既“不愿走单纯创作神话之路”，又让“神话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她的全部作品中”），并从哈德良和泽农“两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巨人”的“基本向往”和表现出来的“典型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角度，转而指出“具体与抽象、个体与普遍性、即时性与永恒是尤瑟纳尔作品中的一个永久话题”，同时指认了尤氏作品中的“排斥个性经验”的“意愿”和“追求永恒价值的使命感”。其中既兼论了尤氏的提喻、隐喻和讽喻等修辞手段，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审美情趣”和“相似论”的创作手法，也指明了“热衷于艺术，涉猎多种艺术形式是尤瑟纳尔作品备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个主题接一个主题的剖析，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水平、强劲的研究能力和独到的辨析力量，具有不可否认的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否真能让普通读者读后产生“走近尤瑟纳尔”的念头，恐怕还需实践的检验。不过，作者最后所做的概括则是简捷明了的：“尤瑟纳尔作品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很强，……她对历史和时间关系的思考和处理，对传记体裁的思考和处理，对神话的思考，对超验性和永恒价值的思考，对众多艺术家和艺术形式的评说，都蕴涵着很深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可以说，尤瑟纳尔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生存诗和生存诗学。”[1010]
在“尤瑟纳尔文集”的主编为了“向读者提供几点思考线索”而撰文后不久，《博览群书》也在《读书时空》栏目下，发表了一篇《缺席者的使命》。该文的发表这一事实与其内容相比，同样值得我们来认识，因为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的读书界正在把这套文集推荐给读者，正在帮助读者去认识和理解尤氏的作品，也同样说明，“尤瑟纳尔文集”的翻译出版是成功的，它已被我国的读书界接纳。文章如题所示，一方面描述了尤氏在其作品中是如何“缺席”的，如何在创作中“让自己尽可能地摆脱任何中间人，哪怕是我自己”；另一方面，文章也指出，“尤瑟纳尔隐秘的使命，就在于找到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声音：‘他举目纵观世界的眼神分外明亮，因为他毫无倨傲之心’”。换一种说法，缺席者的使命不是要“再现”往昔的生活，而是要“接近”往昔的生活，要“完全进入人物角色”，“活跃”在人物的“躯体和心灵中”，由此来介入时代，面对整个人类历史[1011]。
如果说，《缺席者的使命》一文代表了我国读书界对汉译尤氏作品的接受，那么，余华的《小说的世界》中的有关议论，则代表了我国作家对尤瑟纳尔的明显带有接受性质的认识和领会。余华在文中这样表明：“我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有很多比较经典的经历，并且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左右我的写作。比如我读到一个法国的女作家叫尤瑟纳尔，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女作家，因为这个女作家非常地有力量。其他的女作家，像在中国比较受欢迎的另一个女作家杜拉斯，她的作品，就是很伤感，又很优美，她的力量当然也有，但是我喜欢的是尤瑟纳尔的那种力量，就是一把匕首刺进来的那种感觉。而她（杜拉斯）那种感觉就是胳肢你，挑逗你的那种力量，不是那种刺向你的力量，这不一样。”[1012]余华关于尤瑟纳尔和杜拉斯的比较性评论还向我们揭示，对尤瑟纳尔和杜拉斯乃至波伏瓦三位法国当代不同寻常的女作家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继续探讨的很有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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