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是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有难度的研究课题。六年前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申请这个研究项目时，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课题意义的把握上。法国文学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者一方面对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译介；另一方面，他们关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重视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译介工作中，翻译家们如何选择作品？哪些因素对翻译和研究工作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整个译介工作又有哪些特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起了怎样的作用？若我们能在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探索和研究，那会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翻译，在文化意义上认识文学翻译的实质与作用；其次，有助于从目的语文化和接受者这一新的角度来评价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这对于法国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再次，借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这一明镜，或许可以给国人进一步认识本国文学的地位与发展历史提供一点帮助。此外，通过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中法两国文学之间的交流状况，认识其意义。同时，通过研究，可以总结法国文学在中国翻译的成绩与不足，有助于改善以后的文学翻译工作，使我国与外国文学、文化交流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基于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的认识，我们确定了研究的总的思路。我们认为，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梳理需要把握好两个尺度：一是史实掌握要准确，要着力搜集第一手的可靠的资料，避免草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以讹传讹；二是梳理要尽可能全面，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有重点、有侧重地加以论述，避免重大翻译事件的疏漏，也力戒面面俱到，把梳理工作做成一个个孤立的翻译事件的简单罗列。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我们觉得史实的梳理仅仅是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争取把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注意客观分析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特点，由此进一步揭示翻译的选择、翻译的策略和原则的确立与目的语文化及社会的关系，着力探索翻译的历史、文化条件；另一方面注意从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就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被译介到中国后对中国文学、文化以及对作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情况进行有重点的分析。在研究中，我们始终意识到，文学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变异与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因此在研究中，我们试图以较为广阔的文化视界，把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放在文学、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并结合二十世纪中国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给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工作及翻译家们对我国文学与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进行客观的定位，做出应有的评价。在具体方法上，我们则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既注意尽可能全面准确的史实梳理，又注意系统深刻的理性分析，在梳理中融入我们的历史思考与文化观，试图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为进一步梳理与考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提供某种方法论的参照。

    本着以上的研究思路和具体路径，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主题和风格的特点以及变化进行梳理，把目光投向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出现的不同流派，如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注意梳理这些流派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状况，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探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流派与思潮在中国的接受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一些重要作家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上。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重要”，是相对于中国具体的文化与接受语境而言。实际上，对于法国或是中国，作家的重要性是有差异的。这里所涉及的就是一个接受的问题。在法国的语境中，有的作家非常重要，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对于翻译而言，其重要性不应仅仅局限于该作家在源语国家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应该注重该作家在翻译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与接受语境中产生的实际影响。鉴于此，我们在研究中，特别注重结合二十世纪中法两国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状况，对法国作家在中国语境中的译介、传播、认同与接受的整个过程加以考察与分析。

    全书的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绪论、上篇与下篇。我们在绪论部分从总体入手，从诗歌、戏剧、小说与文学理论等几个方面，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进行梳理，进而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分析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特点。在上篇，我们主要对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四个重要流派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凡在上篇中所论及的主要作家，在下篇中都不再辟章另述。在下篇中，我们从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众多法国作家中，根据其在中国的实际译介过程与影响，选择了十位加以重点研究。应该说，下篇中所考察的作家在中国都具有较大且持久的影响，且就其接受与影响而言，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就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而言，还有一些重要的作家应该辟专章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但限于篇幅，我们只有割爱了。幸好我们的工作是基础性的，也是开放性的，我们所开辟的这一研究空间可以在同仁们今后的探索中不断加以拓展。

    在研究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中最大的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这一方面，宋学智博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细心、用心与专心，为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某种保证。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资料的选择与使用上也下了一番功夫，如何在繁杂的资料中，去伪存真，择要加以重点分析，既需要有宏观的把握能力，也需要有微观的辨析能力。关于全书的写作，我们既有分工，也有协作，从研究思路和写作大纲的确定，再到具体章节的写作，我和宋学智都通力合作，一起讨论，一起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柳鸣九、郭宏安、吴岳添、秦海鹰等学者给了我们不少帮助。我们还得到了南京大学法语系同仁的全力支持，在此，我们要感谢钱林森、张新木、刘成富、刘云虹、黄荭、高方、张晓明等同仁在研究思路与资料收集工作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本书下篇的第十章[1226]，由在职攻读博士的张晓明独力完成，在此特别说明并致谢。

    许钧

    2007年1月8日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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