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也是最明显的答案是：因为少有人感受过友爱，所以也少有人珍视过友爱。整个一生中都没有这种爱的体验，其可能性根源于那个将友爱与其他两种爱截然分开的事实。友爱——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丝毫的贬义——是最非天性之爱，是最非本能的、与生俱来的、生物的、社交的以及必要之爱。友爱与我们的神经关联最小，没有什么喊破喉咙的事情与它有关，也没有什么使你脉搏加速或者脸色陡变。友爱基本上存在于个体之间。一旦两个人成为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已经一起远离了群体。没有情爱，就没有谁会降生；没有慈爱，就没有谁会得到养育；然而没有友爱，我们却可以繁衍生息。从生物学角度考虑，人类是不需要友爱的。人群或者是兽群——群体——甚至会讨厌它，怀疑它，其领袖也常常如此。校长、宗教团体的领袖、上校还有船长，当亲密而强大的友爱在他们麾下的小团体中产生时，他们会深感不安。
友爱的这种（所谓的）“非天性”特征，足以解释为什么友爱在古代和中世纪备受推崇，而在我们的时代却备受轻视。那些时代，最深刻、最永恒的思想是禁欲的、抛弃尘世的。天性、情感和肉体都是令人畏惧的，都被认为会对我们的心灵构成威胁，或者是被当作人类地位的降低而遭受鄙视。不可避免地，那种看起来最独立于纯粹天性，或者大胆挑衅纯粹天性的爱最受褒奖。情爱和慈爱都显然与我们的神经密切相关，也显然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你能够感受到这些爱令你牵肠挂肚，心灵震颤。而在友爱中——在那灿烂的、平静的、理性的、自由选择的人际关系世界中——你逃离了那一切。在所有的爱之中，似乎只有友爱将你提升到了神明或天使的高度。
不过，接着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感伤戏剧”、“回归自然”以及对情感的赞美。继之而来的是情感的堕落，尽管屡遭批判，但此后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最后，产生了对本能、对血液中黑暗之神的赞颂，其赞颂者可能无法具有男性友爱。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所有曾称颂这种爱的人，现在开始竭力反对它了。友爱没有含泪的微笑、没有信物、没有呢喃足以取悦感伤主义者，友爱也没有血气方刚、侠肝义胆足够去吸引原始主义者。友爱看上去单薄而苍白，是一种禁欲的而非更加自然之爱。
其他原因也导致了人们对友爱的轻视。对于那些将人类生命仅仅看作是动物生命的一种进化和复杂化的人来说——这些人现在占大多数，他们无法证明关于动物起源和生存价值的各种行为都是令人怀疑的。友爱的凭证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此外，那种重集体轻个人的观点，也必然诋毁友爱。友爱是个性处于最高层次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友爱将人们从集体的“和睦”中拉出来，必定就像孤独本身所能做到的那样。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它把他们三三两两地拉出来。一些民主情感在本质上仇视友爱，因为友爱是有选择性的，并且是少数人的事。说“这些是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那些不是”。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如果一个人（像我一样）认为对友爱的古老看法是正确的，在论述友爱时他可能无法一蹴而就，除非他重建友爱。
这使我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甚至带点儿破坏性的情绪。在我看来，反驳那种认为每个坚定而严肃的友爱事实上都是同性恋的腔调，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势在必行了。
这个危险的词“事实上”在这里极其重要。说每一种友爱都是有意识的、明确无误的同性恋，很显然也是错误的。自作聪明之人，会为了避开它而采取比较隐晦的说法，说友爱实际上是——无意识的、隐秘的、某种匹克威克式意义上的——同性恋。这，尽管无法被证实，当然也绝不会被驳倒。无法在两个朋友的行为中发现同性恋的有力证据，这一事实根本无法使那些自作聪明者惊慌失措。“那，”
他们严肃地说，“正是我们该预料到的。”正是缺乏证据，却因此被看作是证据。没有烟证明火被小心地遮盖了起来，是的——如果真要有火的话。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证明火的存在，否则，我们的争辩就像一个人在说：“如果那把椅子上有只我们看不到的猫，那么那把椅子看起来就是空的。但是椅子看起来的确是空的，因此那儿有只我们看不到的猫。”
或许，我们逻辑上不能证明看不到猫存在的观点是虚假的，但是我们却更多地了解了那些秉持这一观点的人。那些认为友爱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爱，而仅仅把它当作是情爱的一种伪装或者是雕琢的人，暴露了他们从未有过朋友的事实。其他人也都知道，尽管我们对同一个人既可以产生情爱也可以产生友爱，但是在某些方面，没有什么比友爱与情爱更互不相像了。恋人总是相互倾诉彼此的爱；朋友却难得谈论他们之间的友爱。恋人通常是面对面，沉浸在彼此的柔情蜜意之中；而朋友往往是肩并肩地，沉浸在共同的兴趣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情爱（当它持续下去时）必然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但是两个，远非友爱的必要数字，两个人的友爱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其中的原因非常重要。
兰姆曾在某个场合说过，三个朋友（甲、乙、丙）中，如果甲死了，那么乙不仅失去了甲，还包括“甲存在于丙中的那部分”，而丙不仅失去了甲，还包括“甲存在于乙中的那部分”。我的每一个朋友身上都有某种东西，只有其他的朋友才能把它充分地挖掘出来。
凭我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让一个人焕发他全部的活力；我需要自身之外的其他光亮来照耀他的方方面面。既然查理死了，我就绝不会再看到罗纳德对查理特有的笑话的反应了。现在，虽然查理走了，我却远非更多地拥有了罗纳德，把他“据为己有”，却反而失去了部分罗纳德。因此，真正的友爱是最不忌妒的爱。两个朋友会欣然接受第三个朋友的加入，三个朋友会欣然接受第四个朋友的加入，只要新加入的人有资格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接着，他们会说，就像但丁作品里被祝福的魂灵所说：“来了一个会增加我们爱的人。”因为在这种爱中是“分享而不是剥夺”。当然，缺乏志同道合的人——更不要说对场所的大小与说话声音清晰度的实际问题的考虑——限制了这个圈子的扩大。但在那些限制里，随着我们一同分享的人数的增多，我们对每一个朋友的拥有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这里，友爱展示了其因“相似而接近”天堂的辉煌。在天堂里，受到祝福的众人（没有人可以计算出数量）增加了人人享有的上帝的恩惠。每一个灵魂，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上帝，毫无疑问，又把各自独特的看法传达给其他人。
一位老作家说过，那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的眼中，撒拉弗在向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圣经？以赛亚书》）因此，我们之间分享的精神食粮越多，我们大家拥有的就会越多。
因此，同性恋理论对我来说，似乎是毫无道理的。这不是说，友爱和非正常的情爱从未结合过。在某些时期，某些文化似乎有玷污友爱的趋向。我认为，在好战的社会里，同性恋尤其可能潜入那成熟的勇士和他年轻的扈从或者护卫之间的关系中。这毫无疑问与行军打仗中没有女人大有关系。断定一种关系是否是同性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或者能够断定的时候，不管它是从哪里潜入的，我们都必须依靠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的话）而不是依靠一个先验的理论。
吻、眼泪还有拥抱，本身都不是同性恋的证据。如果别无其他，其暗含之意也太喜剧化了。赫罗斯加拥抱贝奥武夫，约翰逊拥抱鲍斯维尔（两个人都是千真万确的公然的异性恋者），以及当塔西佗军队遭到遣散，那些满嘴胡须的老军官们相互拥在一起，祈求最后一吻……所有这些都是同性恋吗？如果你相信这个，你就什么都可以相信了。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上看，当然并不是在我们祖先之间热情洋溢地展现了友爱的姿态，而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恰恰缺乏这些情感的表达，才需要一些特殊的阐释。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不合时宜。
我曾说过，在所有的爱之中，友爱是与生命过程最不相关的。没有友爱，个人和集体都能够生存。不过，还有一样别的东西为集体所需，却常常会与友爱相混淆；这种东西，虽不是友爱，却是友爱的基质。
在早期社会中，男人之间作为猎人或者是斗士进行的合作与生儿育女一样都是必需的。对其中一种没有喜好的部落无疑与对另一种没有喜好的部落一样，都将灭亡。早在有史记载以前，我们男人们就已经远离女人，聚在一起做工了。我们必须这样，而且喜欢做必做之事是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特征。我们不仅必须做这些事情，我们还必须讨论这些事情，我们不得不计划狩猎和打仗。当这些都结束了，我们还得作事后分析，得出结论，以利将来。我们喜欢这样更胜一筹。我们嘲笑或者惩罚懦夫和蠢蛋，我们盛赞表现突出之人。
我们迷恋于做事过程中的技术性细节。（“他早就该知道，没有那种风向，他绝不会追上那个野兽”……“你看看，我有一个更轻巧的箭头，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我一直说的是——”……“像那样刺杀他，明白了吗？就像我握这根棍子一样”……）实际上，我们谈的都是本行。我们极其喜欢彼此交往：我们这些勇士、猎手，大家绑在一起，共同分享技艺，分享危险和艰难，分享圈内的笑话——远离了女人和孩子。正如某个爱说笑打趣的人所说的，旧石器时代的男人不管它的肩上是否扛有棍棒，他都必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它可能是他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那个神圣的香烟俱乐部，在那里，梅尔维尔的《泰比》中的野人，觉得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夜晚都过得“飘然若仙”。
与此同时，女人们在做什么呢？我如何知道呢？我是个男人，从未窥探过善德女神的秘密。她们一定常常举行一些仪式，而这些仪式是将男人排斥在外的。妇女从事耕作时，之前曾有过这种时候，她们就必须像男人一样，拥有技艺、辛苦劳作、喜迎硕果。不过，她们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像男人们的世界那样性别单一。孩子们跟她们在一起，或许年老的男人也在那里。不过，我只是猜测而已。我可以追踪的只是史前男性之间的友爱。
每一天，男人们目睹着彼此经受的考验，他们的快乐存在于相互协作中，存在于谈论本行的交谈中，存在于相互尊重和理解中，这种快乐具有生命意义的价值。你要是愿意，可以把它当作是“群居本能”的产物。这对我来说，似乎是转弯抹角地了解了这一现象，大家对此的了解，早已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人曾经对本能这个词的理解——此时此刻，这种现象正发生在许许多多的病房、酒吧、公共休息室、食堂还有高尔夫俱乐部里。我更喜欢称这一现象为伙伴关系——或者小群体关系。
然而，这种伙伴关系仅仅是友爱的基质。它常常被称作友爱，而且，许多人谈起“朋友”时，指的仅仅是伙伴。但这并非就是我所界定的友爱。我这样说，完全不是要贬低纯粹的伙伴关系。我们将金银区别开来，并非就贬低了白银。
友爱产生于纯粹的伙伴关系。当两个或者更多的伙伴发现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无法分享的共同的观点、兴趣、甚至是品位时，而在此之前，每一个人都相信这是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财富（或者负担）时，友爱产生了。友爱产生的典型开场白往往如此：“什么？你也这样？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是这样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那些早期的猎人、斗士，他们中的一些个体——也许是百年中的一个，或者是千年中的一个——认识到了别人所不曾认识的，认识到了鹿不仅可食，而且美丽；认识到了狩猎不仅是必不可缺的，而且是有趣的。他们梦想神灵可能不仅强大无比，而且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只要每一个目光敏锐之人生前没有发现与其志趣相投之人，那么（我猜想）他们的任何认识都会无果而终；艺术、体育，或者精神上的宗教都不会发生。只要当这样的两个人发现彼此，不管他们是否是历尽千辛万苦，是否言语含混不清，是否支支吾吾或者是用令我们感到有些震惊的、简练的表达，来分享他们的观点时——就在那时，友爱诞生了。于是，他们脱离了芸芸众生，瞬时站到了一起。
爱人寻求隐秘。朋友不管他们希望与否，都会发现自己离群索居，他们和人群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他们很愿意消除它。
起初的两个人很高兴找到第三个人加入其中。
在我们的时代，友爱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当然，对我们来说，共同的活动和由此产生的伙伴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友爱，往往不是像狩猎和打仗一类的体力活动。它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研究兴趣、共同的职业，甚至是一种共同的消遣娱乐活动。所有分享它的人都将成为我们的伙伴，而一个、两个或者是三个与我们分享的更多的人将成为我们的朋友。在这种爱中，正如爱默生所说的，“你爱我吗”其实意味着，“你发现了和我一样的真理吗”——或者至少是，“你关心同样的真理吗？”别人认为是无关紧要的那个问题，只要那个人和我们一样认为它是极其重要的，那个人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而对这个问题，他无须和我们有共同的答案。
需要注意的是，友爱因此在一个更为个性的和较少社会性的必要层面上再现了作为其基质的伙伴关系的特征。伙伴关系存在于共同做某事的人们之间——一起狩猎、学习、绘画或做任何你愿做的事。朋友也仍然会一起做某事，但却是某些更为本质的，分享之人更少的，更不易界定的事情。依然是猎人，但猎取的却是无形的猎物；依然是共同协作，但协作的却是世人不予考虑或者尚未考虑的事情；依然是旅伴，却是在另一种旅途中。因此，我把情侣描绘成面面相视，而把朋友描绘成并肩前行。
这就是那些只“想要朋友”的可怜之人，永远也不可能交到任何朋友的原因所在。拥有朋友的特定条件，是除却朋友，我们还应该想要别的东西。对于“你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真理吗”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如果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也不关心那个真理。我只想要个朋友”，那就不会产生友爱——尽管慈爱可能出现。他们的友爱里没有什么与友爱相关，而友爱是必须要有具体内容的，哪怕它只是一种对多米诺骨牌或者白鼠的热情。那些一无所有之人，不能与他人分享什么；那些不知所往之人，也不会拥有旅伴。
当两个异性之人发现他们在同一条秘密之路上，他们之间升腾起的友爱就会稍纵即逝——可能在最初的半小时内就会蜕变——成为情爱。诚然，除非他们对彼此的外表心生厌恶，或者其中一人或二者早已另有所爱，否则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反之，情爱可能使爱人之间产生友爱。但，这远远不会抹杀两种爱之间的差别，反而会欲盖弥彰。从深层而完整的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只是你的朋友，后来逐渐地或者突然摇身变成了你的爱人，你将必定不愿与任何第三个人来分享所爱之人的情爱。但是，你会愿意与他分享友爱，全无嫉妒之心，如果你有朝一日发现你的爱人能够发自内心深处地、真情实意地、自然而然地与你已有的朋友建立友爱关系：懂得不仅我们两个人被情爱紧密相连，而且我们三个或者四个或者是五个，都是有着同样的向往、同样的梦幻的旅伴。这样一来，没有什么更能如此丰富情爱的内涵了。
友爱与情爱的共存，也有助于一些现代人认识到友爱实际上是一种爱，甚至是一种如情爱一样伟大的爱。假如，你足够幸运，“爱上”你的朋友，并与其喜结连理。现在假如，你面前可能有两种未来供你选择：或者你们两个人不再是恋人，却永远保持着共同的追求，追求同一个上帝、同一种美丽、同一个真理；或者失去这一切，你将终生保持着情爱的兴奋、激情、惊奇与疯狂，选择你所喜爱的。我们应该选哪一种呢？选择哪一种我们不会悔不当初呢？
我已经强调过友爱的“并非必需”之特征，当然，除了我已经说过的，这一点尚需更多合理的阐释。
有人可能会辩称：友爱对社会具有实际的价值。每一种文明的宗教都起源于由朋友构成的小群体。当几个希腊朋友聚集在一起，谈论数字、线条和角度时，数学便事实上诞生了。现在的皇家学会，起初只是几位绅士的闲暇聚会，谈论那些他们（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人）热衷的事情。我们现在所称作的“浪漫主义运动”，曾经就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至少是柯勒律治）不厌其烦地谈论的一种他们自己的隐秘的观点。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牛津运动、卫理公会、废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或许都可以被认为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
这种辩称不无道理。不过，几乎每一个读者都可能会认为这些运动，有些对社会有利而有些是有害的。如果照单俱收，那么至多易于表明，友爱对于社会既可能是一种恩惠，也可能是一种危险。而即使作为一种恩惠，友爱也不会像我们所称作的“文明价值”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生存价值；友爱（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不是利于群体生存，而是利于群体生存得更好。生存价值和文明价值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下是一致的，但这并不适合所有情况。无论如何，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友爱富有成果并为社会所用，这必然是偶然所致，只能充当一种副产品的功效而已。为某种社会目的而架设的宗教，就像对罗马皇帝的顶礼膜拜或者现代人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拯救文明”的手段而加以“兜售”一样，都不会产生很大的功效。背弃了“世界”的一小群朋友，他们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埃及和巴比伦的数学研究力求服务于农业和法术，具有实用性和社会性。然而，希腊人的数学研究无拘无束，往往是朋友间闲暇时段的消遣，但希腊数学对我们的意义更为重大。
其他人还会说，友爱对于个人是极为有用的，甚至也许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他们可以搬出大量的权威证言：“身后无兄弟，腹背均受敌。”“朋友之亲，胜过兄弟。”但是，当我们如此表达之时，朋友其实指的是“盟友”。在普通用法中，朋友的意思是，或者其意思应该不止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当需要同盟时，朋友会证明自己也是我们的坚强盟友；当我们贫困之时，朋友会慷慨解囊；当我们患病之时，朋友会悉心照料；当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朋友会誓死捍卫，竭尽所能护佑我们的遗孀和孤儿。但是这些善举并不是友爱的原料，他们产生的机会几乎也变成了友爱的障碍。从某一角度上看，他们与友爱相关；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却又是无关的。相关，是因为当需要产生时，如果你毫无作为，那么你就是个假朋友；无关，是因为对其朋友来说，施恩者的角色总是偶然的，甚至有些陌生。这几乎令人尴尬，因为友爱完全剥离了慈爱那种需要被需要的成分。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人们认为任何赠予、借款、夜巡都应该是必须的——而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抛掉这一切，回到我们真正想要一起做、一起谈论的事情上来吧！甚至感激也不能充实这种爱。那老一套的“别介意”，其实表达了我们的真实想法。完美友爱的标志并不是危急关头拔刀相助（当然这种情况会发生），而是即使给予了帮助，对友爱也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友爱而言，帮助是一种分心，一种反常。朋友相聚之时，时光何其短暂，而把时间浪费在帮助上，更是一种可怕。也许，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供交谈，可是，上帝啊，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都用到了琐事上。
因为，无疑我们根本不想知道朋友的私事。与情爱不同，友爱没有猎奇的心理。你成为某一个人的朋友，无须知道或者关心他是否是已婚、单身或者他是如何谋生的。所有这些“无关之事，实际之事”——与这个真正的问题——“你是否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真理”
有什么关系吗？在由真正的朋友组成的圈子里，每个人仅仅是他自己：除了他自己，不代表什么人。没有人会在意别人的家庭、职业、阶层、收入、种族以及过去。当然，最终你会逐渐地了解这些中的大部分情况，不过并非刻意所求。他们会一点一点地浮现，只是举个例子或者打个比方，充当某个奇闻逸事的素材，但绝不是为了让你了解它们本身，这就是友爱的君王之相。会面时，我们就像独立王国至高无上的王子，离开自己的领地，立场中立，游离于个人背景之外。这种爱（本质上）不仅不在意我们的身体，而且不在意我们所体现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庭、工作、过去和种种关系。在家里，我们除了是彼得和简，我们还充当一般角色：丈夫或妻子、兄弟或姐妹、主管、同事或者是下属。这些不会出现在朋友之中。友爱是一种超然物外，或者是赤裸裸的思想。情爱需要赤裸的身体，而友爱需要赤裸的人格。
因此（如果你不误解我）友爱具有强烈的随心所欲和不负责任。
我没有任何责任去做任何人的朋友，而且世上也没有人有责任做我的朋友。友爱没有索求，也没有丝毫的必不可缺。友爱不是必需的，就像哲学、艺术、宇宙本身（因为上帝无须去创造）一样。友爱不具备生存的价值，而宁愿是那些赋予生存价值的事物之一。
当我说朋友是头碰头或者是肩并肩时，我是指在他们的姿态与我们所描述的面对面的情人的姿态之间作一个必要的对比。除此对比，我无意强调这一形象。那种将朋友联系起来的共同的追求或者梦幻，并不能使他们沉迷到忽视或忘却彼此的地步。相反，它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与了解存在的独特媒介。人们对自己“伙伴”的了解胜过任何人，共同旅程中的每一步，都考验着他的本色。这些考验我们是深深懂得的，因为我们正在亲历着这些考验。因此，随着他一次次地战胜考验，我们对他的信赖、尊敬以及崇拜成长为一种坚不可摧而熟悉有加的欣赏之爱。如果，起初我们更多地去关注他，而较少地去关注友爱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解或者深爱他了。你凝视着他的眼睛，就像凝视着你的恋人，从中你将不会看到战士、诗人、哲学家或者是基督徒的形象。最好的方式是：与他并肩战斗，一起读书、讨论、祈祷。
我认为，在完美的友爱里，这种欣赏之爱常常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坚如磐石，以至于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他成员面前时，内心隐隐地都会感到自己的卑微渺小。有时，他惊奇，自己何以置身于如此优秀的人群之中。置身于这样一个群体之中，他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幸运，幸运得甚至超过了自己应得的奖赏，尤其是当整个群体成员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将其他人身上最优秀、最智慧、最滑稽的东西激发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中的四五个人，经过一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小旅店时；当我们穿着拖鞋，伸开双脚烤着火，手边放着酒之时；当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整个世界，以及超越了世界的东西展现在我们的脑海之时；没有谁要求什么，没有谁为谁负责，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就好像我们才认识一个小时，而同时，多年积淀的浓浓慈爱拥抱着我们：这真是人生的黄金时刻啊。生活——自然的生活——赐予了我们最好的礼物，可谁又能够配得上它呢？
从我们所说过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大多数时期、大多数社会里，友爱只存在于男人与男人之间或者女人与女人之间。两性会在慈爱和情爱中相遇，却不会在友爱中相遇，因为他们很少在共同活动中相互拥有伙伴关系，而这是友爱的基质。假如男人接受教育，而女人没有；一种性别的人辛苦劳作，而另一种性别的人却游手好闲，或者他们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那么，他们通常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朋友的共同之处。但是，不难看出，正是这种共同之处的贫乏，而不是他们本性的任何东西，将友爱拒之千里外。因为，只要他们可以成为伙伴，就可以成为朋友。因此，在男人和女人共同从事的职业（像我的职业）中、在布道场、在作家和艺术家之间，这样的友爱比比皆是。
可以肯定的是，一方表示的友爱可能被另一方误解为情爱，造成令人痛苦而尴尬的结局。或者，双方以友爱开始的爱也可能转变为情爱。
不过，说某事会被误认为，或转变成其他事情，并非是要否定二者的区别，更确切地说，它暗示了二者的差别，否则我们就不应该说“转变成”或者是被“误认为”。
我们的社会是不幸的。一个男女从未共同从事劳动、共同接受教育的世界可能会和谐地发展下去。在这个世界中，男人们从彼此身上，而且只有从彼此身上寻找友爱，并乐此不疲。我希望女人们也同样能够享受她们女性之间的友爱。此外，一个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具有发展这种友爱关系的充足的共同基础的世界，也能够是和谐的。
然而现在，我们却两头落空。那种必要的共同基础，即基质，存在于某些群体的异性之间而非其他人之中。在许多郊区的居民区这种基质明显地缺失。在一个富豪居住的小区，那儿的男人一生都在聚敛钱财，至少有一些女人，却将闲暇时间用于——音乐和文学，悠然自得地过着一种知性的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男人出现在女人中间，就像野蛮人出现在文明人中一样。而在另外一个社区，你会发现截然相反的情况。的确，男性和女性都曾经“上过学”。不过后来，男人们接受了更为严格的教育，成为医生、律师、牧师、建筑师、工程师或者是作家。女人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孩子对于大人。在这两种社区里，真正异性之间的友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这种情况，尽管是一种友爱的贫乏，如果能够被认可、被接受，还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烦恼是：这种境况下的男女常常困扰于各种流言蜚语，所谓更加幸福的群体的朦胧感，认为在那里不再存在两性之间的这种差异，也常常纠结于平等主义思想，认为对某些人是可能之事对所有人也应该是（因此也是）可能的，并拒绝对此保持沉默。
因此，我们看到了如刻板的女学究一样的妻子，那种有“教养的”女人，她总是一门心思要把自己的丈夫“提升到她的水准”。她把丈夫拉到音乐会，想要他学习莫里斯舞蹈，邀请有“教养”之人到家中做客。出人意料的是，这对男人常常少有伤害。中年男人具有强大的消极抵抗力和放纵力（即使她并不知晓）；“女人会有她们自己的时尚”。当男人接受文明的熏陶而女人没有，并且当所有的女人，也包括许多男人，都断然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时，某些更为令人痛苦之事就会发生。
当这种情况发生之时，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善良的、礼貌的、费力的、可怜的伪装。女人被“认为”（正如律师所说的）是男人圈子里的正式会员。事实是——本身并不重要——她们现在像男人一样地抽烟喝酒，对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似乎证明了她们真的就是男人圈子中的一员。不会有单纯的男人聚会，男人聚会的地方，女人必到场。男人早已学会了与各种思想周旋，他们懂得谈话、证明和解释的含义。一个仅仅拥有学校教育的女人，并且婚后不久就丢弃了学校教授予她的那点儿“文化”的女人——她们的阅读仅限于女性杂志，通常她们的谈话，几乎完全是一种陈述——是不可能真正融入这样一个圈子中的。她可以在空间上与这个圈子共处一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男人对她冷漠无情，那么自始至终，她只能是无聊而沉默地干坐着，听着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谈话。当然，如果男人更有教养，他们会尽量让女人参与其中。他们向她作解释，纠正她与话题毫不相关的、愚蠢错误的言论，从而赋予其某种意义。不过，这些努力很快就会前功尽弃，出于礼貌，原本真正的谈话被故意淡化，消失在闲聊、逸事和笑话之中了。因此，女人的出现，毁坏了她被带来参与分享的东西。女人绝不会真正融入这个圈子之中，因为，一旦她进入其中，这个圈子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就好像当你到达地平线时，地平线就不见了一样。通过学习喝酒、抽烟或者讲淫秽故事，为了这个目的，她不会比她的祖母更接近男人少许。但是，她的祖母却更幸福、更现实。在家里，她对其他女人谈论着真正的女性话题，也许是以巨大的魅力、理智甚至是智慧来交谈的。她自己也许也可以这样。
她可能和那个被她毁了一夜的男人一样绝顶聪明智慧，或者比他更加聪明智慧。但是她并非真的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她也不是使用同样手段的女人。（当我们佯装对我们毫无兴趣的东西感兴趣时，我们看上去就好像都是傻瓜。）这种女性的大量涌现，势不可当，有助于解释现代人对友爱的鄙夷不屑。她们常常是大获全胜，她们驱逐了男性伙伴，男性友爱也因此从整个街坊消失殆尽。在她们唯一了解的世界里，没完没了的无聊“嬉笑”取代了思想的交流。她们遇到的所有男人在女人面前谈话时，就像是女人一般。
这种凌驾于友爱之上的胜利，常常是无意识的。然而，有一类更为好战的女人却在为此处心积虑。我曾听人说：“绝不要让两个男人坐在一起，否则他们只会谈论某些话题，那就无趣了。”她的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了。谈话，要用尽一切办法，谈得越多越好，要使谈笑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请不要涉及话题。谈话不必关联什么。
这个快乐的女人——这个活力四射、多才多艺、“魅力无穷”，却让人无法忍受的、乏味之人——寻求的仅仅是每晚的欢愉，只是想让整个聚会“持续而不断”。然而，有意识地反对友爱的战争也许会在更深层面上发生。有些女人，带着仇恨、忌妒和恐惧，把友爱当成是情爱的敌人，或许更有甚者，把友爱当成是慈爱的敌人。那种女人，千方百计地拆散丈夫的友爱关系。她会对丈夫的朋友出口不逊，或者，更有甚至，和他们的妻子争吵不休。她学会了讥讽、阻挠和撒谎。她没有意识到，她成功地使其从他自己的圈子里孤立出来的丈夫，将不再是一个值得拥有的丈夫：她毁了他。慢慢地，她会为他而感到羞愧。她不会记得她丈夫的生活有多少是她所无法看到的。
新的友爱将会迸发，但是这一次将是秘密的。如果她的丈夫不是很快又有了其他的秘密，她就是幸运的。幸运对她来说，简直是自惭形秽。
当然，这些都是愚蠢的女人。聪明的女人，如果她们想要加入的话，必定能够使自己成功地融入那些讨论和思想的天地，说得更准确些，她们，如果没有加入的资格，也绝不会生生闯入或者是去蓄意破坏它。她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在一个男女都参加的聚会上，她们会聚到房间的一头，互相谈论着女性话题。正是由于这样的理由，她们不需要我们，正如我们不需要她们一样。只有那些男女中的乌合之众，才想要不断地依附异性。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她们常常会大大地嘲笑我们，那是理所当然的。那些没有真正共同活动的异性，如果只能在慈爱和情爱中接触——而不可能成为朋友——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别人的荒唐可笑，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它往往是正确的。没有人曾经在真正地欣赏异性时——就像没有人真正地欣赏孩子或者是动物时——会感到他们滑稽可笑。这对两性也是一样的。人性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滑稽的一面。性别的划分，使得每一种性别的人都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自身常常忽视的幽默诙谐——还有可悲可叹。
我已经提醒过，这一章很大程度上会是对友爱的一种重建。我希望，前面的部分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友爱当成是某些将我们提升到几乎超越人性的某些东西，至少对我来说似乎不足为奇的原因。这种爱脱离了本能，脱离了一切责任，除了那些爱本身自愿担负的责任。这种爱几乎彻底地摆脱了忌妒，也彻底地摆脱了需要被需要，是显著的精神之爱，是一种人们可以幻想在天使之间发生的爱。这里，我们是否已发现一种是上帝之爱的自然之爱？
在我们急着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前，让我们注意“精神上的”这个词存在的歧义。在《新约》的许多语境中，它的意思“与（圣洁的）圣灵有关”，并且，在这样的语境里，从定义上来看，精神上的就是好的。但是，当“精神上的”这个词仅仅用作肉体上的，或者是本能的，或者是动物的这些词的反义词时，意思就不是这样了。精神上的善良是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精神上的邪恶。圣洁的天使是存在的，同样也存在着堕落的天使。人类最坏的罪恶是精神上的罪恶。我们切不要以为，发现友爱是精神上的，就认为发现了友爱本身是绝对神圣的或者是千真万确的。还有三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需要加以考虑。
第一个事实，前文已经提到过了，是上司易于对下属之间的亲密友爱产生怀疑。这或许是不公平的，或许可能存在着某些依据。
第二个事实，是大多数人对所有由亲密朋友组成的圈子的态度。他们给这个圈子所起的每一个名字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贬义。最好的是“一伙人”，要不是一个“小团伙”、“一帮人”、“一个小议会”，或者叫“互相吹捧俱乐部”，这就算幸运了。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只知道慈爱、同伴和情爱的人，他们怀疑朋友，把他们看成“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我们配不上他们的伪君子”。当然，这是忌妒之声。但是，忌妒总是会带来他们能够想出来的最真实或最接近真实的指控，忌妒的伤害性更大。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考虑。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友爱很少成为《圣经》所描绘的上帝与人类之爱的象征。它并没有完全被忽视，但是更多时候，在寻求一种最高之爱的象征之时，《圣经》忽视了这种看似天使般的关系，而跌入最为自然、本能的深处。当上帝代表我们的圣父时，慈爱成为象征；当基督代表教堂的新郎时，情爱成为象征。
让我们从上司对下属间的友爱之怀疑开始。我认为那些怀疑是有理由的，而且考虑到这些理由，会有一些重大的发现。我曾经说过，友爱诞生于此刻：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什么！你也一样？
我还以为只有我这样……”然而，那种因此而发现的共同的喜好、共同的梦幻，或者是共同的观点，未必总是美好的。从这一时刻起，艺术、哲学、宗教或道德的进步可能更好地得以提高。但是，为什么就不是折磨、自相残杀或者是人类的牺牲呢？想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们的青年时代，对这一时刻的矛盾性质都曾有所体验吧？当我们第一次遇见，有人喜爱我们最喜爱的诗人，那是多么美妙啊！我们以前糊里糊涂的东西，现在却明明白白了。我们曾经有点儿为之羞愧的事情，现在却能坦率地承认了。但是，当我们第一次遇见有人和我们一样隐藏着一份邪念之时，我们依然窃喜。这也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和直言不讳，对此我们也不再羞愧难当。即使现在，不管什么年纪，我们都知道共同的憎恨或者是不满所带来的危险的魔力（在学院里，你很难不称赞那个唯一和你一样真正看出学监把错误的人当成朋友）。
置身于一群冷漠无情的伙伴之中，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某些观点和标准，既羞愧于承认它们，又怀疑它们究竟是否正确。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朋友之中，半小时后——十分钟后——这些相同的观点和标准就会再次变得毋庸置疑。当我身处其中之时，这个小圈子的观点，胜过一千个局外人的观点：随着友爱的加深，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我们的朋友相距遥远。因为，我们都希望由我们的同类，由那些“正合我们心意的人”来评判我们的观点。只有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思想，也只有他们会用我们都完全认可的标准做出评判。他们的评判是我们真正渴望的赞美，也是我们真正惧怕的批判。早期基督徒的小群体之所以生存了下来，是因为他们只关心“教友”之爱，而对周围所有的异教群体的观点充耳不闻。但是，罪犯、怪人或者变态者的圈子，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存活下来的。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点不闻不问，把这些观点贬低为“不懂”的圈外人，“墨守成规者”、“资产阶级”、“当权者”，伪君子、假正经的人以及骗子的喋喋不休。
因此，上司对友爱不满的原因就很容易理解了。每一种真正的友爱都是一种脱离，甚至是一种反叛。它可能是严肃的思想家反叛公认的哗众取宠的言行，或者是趋附时尚的人反叛公认的理智；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反叛流行的丑陋，或者是欺世盗名之徒，反叛文明的品位；可能是好人反叛社会的丑恶，坏人反叛社会的善良。无论它是哪一个，对上层人物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在每一个朋友群体中，都有一种群体“舆论”，这种舆论可以加强其成员抵御整个社会舆论影响的能力。因此，每一个群体都是一种潜在的对抗的群体。拥有真正朋友的人更难应对或者“接近”，善良的上司很难规范他们，阴险的上司也很难腐蚀他们。因此，如果我们的上司通过强迫或者宣传“团结精神”，或者通过一种和风细雨的方式剥夺了那些私人空间和计划外闲暇时间，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所有人都是伙伴，却没有人是朋友的世界，那么他们将消除某种危险，并从我们身上夺走几乎是我们避免遭受彻底奴役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但是这些危险是完全真实存在的。友爱（正如古人认为的）可能是培育美德的学校，但也（正如他们并不了解的）可能是孕育恶习的学校。它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它使得好人锦上添花，使得坏人雪上加霜。对此煞费苦心，只会是浪费时间。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淋漓尽致地描述凶险友爱的种种邪恶，而是对善良友爱的潜在危险了然于胸。
这种爱像其他的自然之爱一样，先天具有感染某种特殊疾病的倾向。
显然，与外部世界的分崩离析，对圈外之声的漠不关心或者是充耳不闻（至少是对某些事情）是所有友爱的共性，不管它是良善的、邪恶的还是无伤大雅的。即使友爱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是集邮这样的小事一桩，数百万人认为它不过是一项愚蠢之举，成千上万的人只不过是浅尝辄止，这个圈子也会正当而必然地无视他们的观点。尽管千百万人仍把风暴归因于巫术魔法，气象学创始人也会正当而必然地对他们的观点不屑一顾。这里绝无冒犯之意。正如我知道自己必然是高尔夫球手、数学家、汽车驾驶员团体的局外人，因此我要求他们有我这个团体局外人的同等权利。彼此厌烦的人，少有见面；彼此吸引的人，常会见面。
其危险是，这种对外界观点的局部的不屑一顾或者置若罔闻，纵然理由正当而必然，也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最触目惊心的事例存在于神权阶级或者是贵族阶层中而非朋友圈子中。
我们知道基督时代的牧师是怎样看待普通人的。傅华萨的《闻见录》中的骑士对“局外人”、乡下佬或者是农民既无同情也无怜悯。然而这种应受谴责的冷漠无情却与一种高尚的品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实际上，在他们之间，他们却拥有一种很高的关于勇敢、慷慨、礼貌和荣誉的标准。这些标准，对那些谨小慎微、锱铢必较的乡下佬来说仅仅被认为是愚蠢的。在维持这种标准的过程中，骑士们对农民的这种观点漠不关心，而且也必然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他们对他的想法“毫不在乎”。如果他们在意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标准将会更加卑劣而低俗。不过这种“毫不在乎”的习惯会在一个阶层发展起来。当农民的愿望真的应当被漠视时，而漠视他的愿望就使得其对正义和同情的呼求更容易遭到漠视。那种高贵而必然的局部之不闻不问滋长了傲慢而野蛮的大规模的不闻不问。
一个朋友圈当然不能像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阶级那样压迫外界世界。然而，在自己的范围内，它也会遭受同样的危险。它会把那些出于某种特殊目的而完全是圈外人士的人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带有贬义的）“局外人”。因此，它就像一个贵族，能够创建一个环绕周身的没有声音可以穿透的真空世界。文学或者艺术圈一开始就漠视普通人对文学和艺术的观点，这或许是正确的，不过，它也同样会对普通人认为的应该付账单、剪指甲、举止文明的观点不理不睬。无论这个圈子有什么样的缺点——没有圈子是没有缺点的——都会因此而变成无可救药。但这还不是全部。那些局部的、合乎情理的置若罔闻是建立在某些优越感基础之上的——即使它只不过是一种更了解邮票知识的优越感而已。这种优越感会发展成彻底地不屑一顾。而这个群体将会蔑视而且无视那些圈外人。实际上，它早已把自己变成很像阶级的某种东西了。一个小团体就是一个自封的贵族阶层。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在善良的友爱之中，每一个成员面对其他人常常觉得谦卑，认为他们都是杰出人物，自己能置身其中，幸运之至。但不幸的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他们也是我们，因此从名人谦卑到团体自豪的转变易如反掌。
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我们应该称作社交的或者是势力的自豪：认识名人的乐趣，以及让别人知道自己认识名人的乐趣。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种势利小人希望依附于某个团体，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认为是一群精英；朋友处于一种把自己当作精英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已经被依附了。我们寻求的是志趣相投之人，此外，我们对自己已经变成了贵族的那种感觉深感惊奇，并且喜忧参半。这并非在于我们这样称呼它。每一个深深了解友爱的读者都会倾向于情绪激动地否认，他自己的圈子曾经有过如此荒谬的过失。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最好不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无论我们的自身状况如何，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在我们是旁观者的其他圈子中认识到了一些这种倾向。
我曾经在参加某个会议时，遇到两个牧师，他们显然是要好的朋友，他们开始谈论关于“非创造的能量”而不是上帝。我问及如果《圣经》称上帝为“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物的创造者”是正确的话，那么除了上帝，怎么会存在没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呢？他们回应我的是相视而笑。我对他们的笑并无异议，但我也想要一个语言的回答。那完全不是嘲笑或者令人讨厌的笑声，它很好地表达了美国人说“难道他不聪明可爱吗”时想要表达的。它就像一个直言不讳的儿童问了个从未有人问过的问题时，大人发出的快乐笑声。你可能很难想象它是如何做到毫无冒犯之意，如何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习惯性地生活在一个比我们中的其他人更高的层次上，他们在我们中间，就像骑士在乡巴佬中间，或大人在孩子们中间一样。对于我的问题，他们很可能已有了答案，并认为我无知到根本无法理解这个答案的地步。如果他们曾经一字不差地这样对我说“这恐怕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解释”，我将不会赋予他们友爱的骄傲。相视而笑正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从视觉上和听觉上都体现了自以为是和毫不隐瞒的团体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几乎全无冒犯之意，没有任何明显的伤害或者狂喜之意（他们都是很好的年轻人），但却真正彰显了他们超然的态度。这种优越感使人感到如此的安全，甚至能够做到容忍他人，温文尔雅、无须刻意强调自身。
这种团体优越感并不总是超然的，即宁静而容忍的，它可能是强大的、焦躁的、偏激的、痛苦的。还有一次，当时我在给一个大学生社团做演讲，随后（很恰当地）大家开始对我的讲稿进行讨论。一个年轻人带着啮齿类动物般紧绷的表情批判我的观点，我只得说，“喂，先生，在刚才的五分钟内，你事实上已经两次把我说成是骗子了。如果你不说那样的话就不能讨论批判的问题，我只好离开了。”
我料他会做出两种反应：勃然大怒并且变本加厉，要不然就是面红耳赤，连连道歉。令人惊讶的是，他哪一样也没做。他那一贯焦虑难安的表情中没有增添新的烦扰，他没有再直截了当地说我撒谎，不过除此之外，他继续发言，就像从前一样。一个人已经遇上了铁幕。他已经事先准备好了防备和我这样的人发生任何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关系的危险，不管是友善的还是敌意的。这背后几乎确定无疑地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圈子——自封的圣殿骑士长期全副武装以捍卫严苛的巴风特。我们——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根本不是作为人来存在的。我们是物种，各种不同的年龄团体、类型、舆论倾向或者兴趣的物种，是要被灭绝的物种。被剥夺了一件武器，他们会冷静地拿起另一件武器。从一般的人类意义上来说，他们根本不是在和我们会面，他们只不过是在做一项工作——喷洒杀虫剂（我曾听说有人这样比喻）。
我那两位可爱的年轻牧师以及那个不那么可爱的啮齿类动物，他们的智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爱德华时代，那些声名显赫、自诩为“精英”的极端愚蠢的一帮人也是如此。但是同样的团体优越感也能够支配更为平凡的朋友圈子，此外，它会以更为粗暴的方式炫耀张扬。我们都曾目睹过这样的现象：学校里的“老手”在一个新生面前讲话，或者军队里的两个正规兵在和一个“临时兵”谈话。有时在酒吧或者是火车车厢里，一些朋友大呼小叫、举止粗野，他们只不过是想给陌生人留下印象。这种人谈起话来亲亲热热、神神秘秘，目的是为了让人无意听到。每一个不在圈子里的人都必须被表明他不在圈子里。实际上，友爱除了排他事实之外，几乎无关任何事情。同一个圈外人说话时，每一个圈内之人都乐于提及其他人的教名或者是绰号，不是尽管，而是因为这样的圈外之人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曾认识一个行事更为微妙之人，他直接就提他的朋友，好像我们都知道，也应该都知道他们是谁一样。“因为理查德？巴顿曾经跟我说过……”他会这样开始。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绝不敢承认我们从未听说过理查德？巴顿。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对每一个有名望的人来说，他一定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不了解他，就说明我们自己是无名之辈。”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逐渐认识到，除了他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巴顿。（实际上，我现在怀疑那些理查德？巴顿、贺西凯？克伦威尔、艾莉诺？福斯特与哈里斯太太同样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完全被蛊惑了。）因此，我们可以洞察在许多朋友圈子中友爱的傲慢——无论是超然的、强大的，或者纯粹是粗俗的。假定我们自己的圈子是没有危险的，是轻率而鲁莽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圈子当然是最后一个认识到危险的。的确，这种自豪的危险跟友谊之爱几乎是密不可分的。友爱必须是排他的。从并无冒犯之意、必然的排斥行为到排斥精神只有简单的一步，但却因此坠入排斥所带来的可耻乐趣。一旦这一点得到认可，下坡之路也将立刻变得陡峭起来。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成为提坦或者纯粹的无赖，我们也许会成为“精英”，从某方面来说这更为糟糕。起初将我们聚集起来的共同梦想也许会消失殆尽，我们将成为一个小圈子，并且仅仅是为了小圈子的存在而存在；一个自诩的（因此也是荒谬的）小贵族，沉浸在集体主义自我赞许的梦幻之中。
有时这种情况之下的小圈子开始涉足实践的世界，他们明智谨慎地扩张自己，吸纳新的成员，这些新成员所享有的原来的共同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某些不确定的意义上看），他们却被认为是“忠诚可靠之人”，这个圈子也最终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股势力。
他的成员身份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上的重要力量，尽管他们涉足的可能仅仅是一个军团、一所大学或者是一所教堂内部的政治。对委员会的操纵、（为忠诚可靠之人）攫取职位、对无产者的联合对抗，成为他们的主要职业。那些曾经聚在一起谈论上帝或者是诗歌的人们，现在聚在一起谈论的是讲师职务或者是生存。请注意他们对自己厄运的自我评判，请注意他们命运的公正性。“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入尘土”，上帝对亚当说。因此，一个朋友圈子堕落成一群欺世盗名之徒的盛会时，友爱已再次沉陷，回到基质，那种纯粹实际的伙伴关系，现在他们成了和原始的游牧部落一样的群体。事实上，猎人恰如他们的身份，却不是我最为敬重的那种猎人。
大多数人，他们从未绝对的正确，也从未绝对的错误。然而他们相信每一群朋友是为了傲慢和优越所带来的乐趣而存在，却犯了无可救药的错误。我坚信，如果他们认为每一种友爱事实上都沉溺于这些乐趣中，那也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对傲慢是友爱天生可能产生的危险的判断，似乎是正确的。正是因为这是最为精神层面之爱，因此使之深受困扰的危险也是精神上的。友爱甚至也可以认为是天使般的，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不过人想要安然无恙地食用天使的食粮，他就需要利用谦卑来加倍地保护自己。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为什么《圣经》很少把友爱当作最崇高之爱的形象。事实上，友爱太过于强调精神层面，很难成为精神上的一种美好象征。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也无立足之地。
上帝能够安安心心地将自己表现为我们的圣父和圣夫，是因为只有疯子才会认为上帝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或者上帝与教堂的婚姻并非具有心灵象征意义。不过，如果友爱被用作这种目的，我们就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象征就是它所代表的东西。这使得其中所固有的危险会更为严重。我们也许会进一步地被教唆，把友爱必定展现出来的对上帝生活的接近（凭借相似）误认为是一种趋近。
那样，友爱就像其他自然之爱一样，是无法自我救赎的。实际上，因为它是精神层面上的，因此面对的是更为诡计多端的敌手。如果它希望继续保持快慰，它就必须要比其他自然之爱更加全心全意地祈求神的护佑。细想一下，它的正道是多么的狭窄啊！它不会成为人们所称作的“互相欣赏的群体”；然而，如果它不是充满了“相互欣赏”，充满了欣赏之爱，那么它就绝不是友爱。因为，除非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否则它必定在我们的友爱之中，就像《天路历程》中的克里斯蒂安娜和她的同伴一样：她们对视着彼此，似乎深为震惊，因为她们都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身所无法看到的绝美。因此她们现在开始认为对方远远胜过自己。一个人说，因为你比我更美丽；而另一个人说，你比我更标致。
长远看来，这是我们可以安然地品味这种辉煌经历的唯一路径。班扬已经在同样的章节里指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解说者的房间内，在她们洗浴、盖上印记、换上白色的衣服后，女人们才在灯光中看清了彼此。如果我们记得洗浴、盖印以及穿长袍，我们就会安然无恙。友爱的共同基础越高，记忆就越有必要。尤其是在一种确定无疑的宗教友爱中，忘记这一点将是致命的错误。
因为这样，似乎对我们来说——我们四五个人，彼此选择了对方，每一个对他人的洞察，都发现了对方内在的美，物以类聚，我们已自发地结成了一个贵族阶层，我们已凭借天赋之力凌驾于其他人类之上。其他之爱，不会诱发相似的幻想。慈爱显然需要血缘关系或者至少是近亲关系，它从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情爱而言，世上半数的情歌和半数的情诗会告诉你，爱人是你的命定或者是天数，是你无法选择的晴天霹雳，因为“我们无力选择爱或者恨”。丘比特之箭也好，基因也罢—— 一切都不由我们。但是在友爱方面，因为它摆脱了所有那些东西，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已选择了自己的同伴。实际上，生日的几岁之差，住所的再远几英里，选择了这所大学而非另一所，参加了不同的军团，初次见面时，偶然提及了这个话题或者没有提及——这些偶然性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使我们彼此分道扬镳。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严格地说，并无这样的机会。一个神秘的司仪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基督对他的门徒们说：“不是你们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你们。”他可以真实地对每一个由基督徒朋友组成的小群体说：“不是你们选择了彼此，而是我把你们选给了彼此。”友爱不是对我们发现彼此的鉴赏力和审美力的奖赏，它是上帝向每一个人揭示所有他人之美的一种手段。他们没有什么比许许多多的他人之美更伟大的了，上帝通过友爱使我们看清了他们。他们就像所有的美一样，源于上帝，然后，在美好的友爱中，上帝通过友爱自身增强了这种美，因此它是上帝创造美、揭示美的手段。在这场盛宴中，是上帝铺设了餐桌，也是上帝选择了客人。我们可以大胆地期盼，是上帝有时，而且应该永远地主持着这一切，让我们不要设想没有主人的盛宴。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总是郑重其事地参与其中，“创造了美好笑声的上帝”禁止如此。它是生活中一种难以应对而又令人愉悦的微妙之处，我必须深深懂得有些事情必须要严肃对待，但也要保留力量和意愿，能像玩游戏般轻松自如。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下一章里更多地谈到。现在，我仅引用邓巴完美对仗的劝告来结束这一章：人儿，取悦你的主，快乐你的心，切莫为尘世，付出红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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