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谛先生与北京的关系和感情是极深的。除后来担任文化要职，久住北京外，早在1930年，即民国十九年，先生即到了北京，一边在燕京大学教书，一边从事文化工作，成绩非常大。插图本的《中国文学史》是这个时期完成的。《北平笺谱》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虽说和鲁迅先生合编，但主要的刻印等事，都是在琉璃厂做的（当时还是老荣宝斋，刻工是老西张、板儿杨），由西谛先生办理。继《北平笺谱》之后，又重印了明人海阳胡日从的《十竹斋笺谱》，这部笺谱的真本，原藏通县王孝慈先生家，也是西谛先生借来重梓的，后来又印《博古图页子》、陈老莲《水浒叶子》，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再有，就是他主编出版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是后来时兴的大型文学刊物的鼻祖。十六开本，厚厚的一大册。每期都有六七十万字。过去我收藏着四本，第一册中就刊有曹禺的《雷雨》，连序幕一起刊出的，序幕写在精神病院中，年老的周朴园来看望两个女疯子，一个是侍萍（四凤妈）、一个是繁漪。后来演出都不带序幕，这些情节知道的人现在很少了。这是曹禺（万家宝）的成名作，应该说与西谛先生的慧眼不无关系吧。《文学季刊》前面刊印一张特约撰稿人名单，洋洋大观，几乎把当时南北的大作家都网罗在内了。当时这些文化工作，似乎只有北京能做。1935年初，谣传他将离开北京。鲁迅曾写信说：“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部，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
可是过了一年多，西谛先生还是离开北京了。沦陷时期，先生远在上海，时时怀念北京，买到光绪丙午本《燕京岁时记》后写了长跋，充满怀旧之情。下面摘引几句吧：
中山公园牡丹、芍药相继大开时，茶市犹盛，古柏苍翠，柳絮拍面，虽杂于稠人中，犹在深窈之山林也。清茗一孟，静对盆大之花朵，雪样之柳絮，满空飞舞，地上滚滚，皆成球状，不时有大片之飞絮，抢飞入鼻……总之，四时之中，殆无日不有可资流连之会集，无时不有令人难忘之风光。今去平六载矣！每一念及，犹恋恋于怀。
不久前，与三五知己，重阳偶聚，大家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其中有人在当年与西谛先生过从甚密，所谈者皆系耳闻目见，语言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尤其关于他购书、藏书、爱书的往事，其情发人深省，其事感人肺腑。
西谛先生藏书之多，早已闻名海内外，为人所共知，但对先生藏书之苦心孤诣，知者甚少。早年他从事戏曲小说研究工作，为了研究之便，或手头应用之所需，常热衷于戏曲小说方面的书籍搜集，所得珍本孤本颇为不少。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土沦陷，民生凋敝，京、沪、晋、鲁等地书商往往遍搜古籍转售海外，以图暴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当时大批古籍珍本销往美、日等国，新闻报纸对此也不断有所报导，还曾引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之谈话，意谓中国珍贵之图书现在源源流入美国，其中稀世孤本、珍藏秘籍、文史遗著品类备至。西谛先生对当时所见所闻，感慨万分，曾谓古籍不断流于海外，国内日渐其少，将来必有一日论述中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岂不令人痛心疾首！为后人计，抢救古籍流失，已为不可稍缓之事。他身体力行，扩大藏购书籍的范围，购藏古籍珍本，不使流于国外。为了保存国家文献资料，他与书商斗智斗力，历尽艰苦。
犹记他在上海以重金收购过一部明版珍本，付清书款后，书商迟至半月后始交付原书。原来书商为了争取时间，将原书全部影印后，才将原书交与先生。人多谓先生为书商所骗，但他不以为然，并谓人曰，只要珍本留存国内，即我所愿也。
1938年春，某一天晚上，得友人陈乃乾电告，在来青阁书商唐某处发现元剧抄本和刻本。这种刻本原是他多年梦寐以求而未得的古籍。他闻讯后，翌晨即到来青阁洽购。但据唐某云，来迟了一步，该书已以九百元成交，售与孙某了。此书一旦失之交臂，西谛先生懊丧万分。后经探悉，这位孙某原来也是一个书商。旋又辗转托人向孙某洽购，孙则非万元不售，经磋商，终以九千元成交。这部古籍的发现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大收获。经过他的艰苦奋斗，这一部“国宝”终于免遭流失国外之劫。
视国之所需，变为己之所好，奋斗终生，为后人做出了楷范。先生于1958年飞机失事罹难后，遗属已将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国宝”终于国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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