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辞》之价值

    《楚辞》作为国学经典，是与《诗经》齐名的集部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梁启超说：“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之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制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有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梁启超讲读书》，13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可见，阅读欣赏《楚辞》，是中国人基本的文化修养之一。

    二、楚辞与《楚辞》

    （一）楚辞之名称

    “楚辞”这个词最早见之于《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汉书·朱买臣传》也写道：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的“严助”，就是《史记》的“庄助”（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两书说的是一回事。这里的楚辞、楚词，可能是时人对来自楚地的一种特殊文体的称呼。朱买臣乃武帝时人，这两条史料中的楚辞或楚词，至少告诉我们，在汉武帝时期，楚辞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称。

    楚辞本是渊源于楚地的歌辞。楚辞是以楚地民歌为基础，融合大量的古代神话而产生的；楚辞的篇章大量采取了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楚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产生、创作都以屈原为中心，即使在屈原死去之后亦然。因此可以说，由于屈原的作用，楚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体裁。

    《楚辞》是一部书。目前知道的最早的《楚辞》一书是西汉成帝年间刘向所整理编纂的。他辑录的《楚辞》，收入了先秦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等人的相关作品，并把自己的《九叹》附录其中。因此，《楚辞》就是楚辞之总集的名称。

    刘向曾经校阅西汉的皇家藏书，并撰成《别录》，那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刘向正是因为校阅皇家藏书的便利，才辑录成此书的。先秦之时，楚辞往往以单篇的形式流传，虽然也有理由猜测，在刘向辑录之前，也可能产生以楚辞为命名的专集，不过目前尚未发现。

    现存最早的《楚辞》一书，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以刘向的编纂为底本，又加上自己作的《九思》和班固的两篇《离骚序》，共成十七卷，就成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楚辞章句》。这也是两千多年以来最通行的《楚辞》版本。

    要细细考察楚辞的特点，有必要从“楚”和“辞”的分别说起。

    （二）楚辞之“楚”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的大背景。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词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黄伯思这一说法严格来看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楚辞如屈原的作品中提到的花草树木等，大多数也能在《诗经》中找到。但是，黄氏仍然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楚辞中“楚”的特征。再加上屈、宋作品中体现出的楚地之文化风尚、巫祝祭祀，以及鲜明的语言特征，已经足以证明楚辞的根源即楚地。

    第一，从楚地的概况来看，楚，也就是长江、汉水流域。战国时期，楚国的势力最大的时候，其领土曾北到今日之陕西，南至今日之贵州，覆盖今日之湖北、湖南以及安徽、四川、江苏、河南之一部分。而从时间上看，楚文化的孕育与中原文化的孕育大致是同时的。早在殷商时期，两个文化的碰触就已经开始了，古代楚地的贵族很可能就是从中原迁来的部落和当地的南方部落融合形成的。到了西周，这种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史记·楚世家》这样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这就证明中原的周朝与楚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关系。等到东周列国的时候，楚国已经成为最为强大的几个诸侯国之一，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在战国后期出现了“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序》：“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说法，意谓如果“连横”，秦国将称帝；如果“合纵”，楚国将称王天下。楚国之势力可见一斑，强大的楚国自然造就了楚人那种强烈的爱国之心和自我意识。屈原、项羽都是楚人的代表。

    尽管楚国仅是一个诸侯国，但又与其他的诸侯国有所不同。《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说：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因此，楚地的经济条件似乎比北方更优越一些，物产更丰富一些。相应的，楚国在青铜器的铸造、丝织品的生产方面在当时也都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楚辞《招魂》和《大招》两篇中所描绘的楚国宫廷内那极度的奢华，也证明了当时楚国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

    《荀子·正论》说：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善禁令。”曰：“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意思是说，楚、越两国虽然也是诸侯，其与当时中央政权的关系，和其他诸侯国有所不同。一方面，不少典籍记载了中原诸侯以及周天子称楚国为“蛮荆”；另一方面，楚、越两国的君主都自称王，这也说明了楚国在政治地位上的特殊性，这种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也保证了楚地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尽管中原文化和楚地文化之间交流甚多，但从文化上看，楚地之文化仍是大大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这成为楚辞能够产生的极重要因素。

    总之，楚地的特殊，令楚辞亦特殊于中原地区的“诗”。

    第二，从楚地的巫祝传统和神话传统来看，那种强调祭祀、重视鬼神的传统也渗透在楚辞之中。当代的学者在评价屈原的作品时，常常用到的一个形容词是“瑰丽”，就是针对屈原作品中那种迥异于中原文化的巫祝、神话色彩而言的。《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异宝篇》说：楚人信鬼。这些隆重的祭祀，是由男觋和女巫来主持的，《国语·楚语下》说：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祝的发达，几乎在每一个古老的民族身上都能找得到，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中原地区的巫祝传统在儒家等文化的影响之下渐渐淡了下去，而楚地的巫祝文化仍然很隆盛。这表现为盛大热烈的祭祀仪式，与祭祀配套的歌舞娱神活动，以及祭祀的主角——鬼神所居住的神话世界。

    巫祝的隆盛，自然会影响到文化，也会影响到身处这种文化之中的人。屈原写《九歌》，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组祭祀使用的祭辞；《招魂》则直接仿效楚地巫觋招魂辞形式来写成；《卜居》也许不一定是屈原所作，但整首辞写的也是一个占卜场景。其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乱辞”、“乱曰”更是祭祀留下来的尾巴，至于《离骚》等作品中出现的“问卜”、“降神”、“卜名”等体现祭祀色彩的词语亦为数不少。

    与巫祝文化相关的就是楚国的神话。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各路神祇一一亮相。我们知道，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有两大系统，即昆仑系统和蓬莱系统。《山海经》是昆仑神话的有系统的流传记录，而《楚辞》神话接受了昆仑神话。（参见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2）。）屈原作品中的大多数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都能在《山海经》里找到记载，而《天问》本身更是因其巨大的神话学意义在近代引起关注。因此，从上古神话，到楚地神话，再到楚辞中体现的神话，这其中虽然经历了重重变化，不同时期神话的内涵和精神也大不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神话对楚辞的影响相当大。

    但是，楚国过于浓厚的祭祀风气，却也成为楚国衰落的一个原因。《吕氏春秋·侈乐篇》曾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作为楚国对手的秦国人这样评价楚国的巫祝之风，不能不说是旁观者清。

    总之，巫祝和神话的传统的影响，使楚辞独具一格。

    第三，楚地的楚歌和楚乐也与楚辞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楚辞作品中提到了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称，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楚国与中原诸国在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大量差异，也造就了楚地音乐和歌曲的不同。同时，楚地祭祀的隆盛也使大量乐曲通过祭仪保留了下来。

    楚地原有的音乐，古代的时候被称作南风、南音，比如《孟子·离娄上》记载了一首“孺子歌”：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王国维曾称这首“孺子歌”（王氏称之为《沧浪歌》）“已开楚辞体格”。确实，这首歌也载于《楚辞·渔父》之中。此外，还有《论语》里那首有名的《接舆歌》，《说苑》中记载的《子文歌》、《越人歌》等谣曲，它们的特点主要是没有采用《诗经》那种整齐的四言体，而是长短相间，一般都超过四言，这就使容量加大了，并使用语气词“兮”、“些”等。显然，这种语言特点很自然地被楚辞所继承。

    此外，楚地祭祀仪式所保留的音乐也影响了楚辞，使楚辞的音乐性同时带有了祭祀性，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的歌辞。这不同于当时中原地区的音乐，中原文化的音乐的核心，就是雅颂之乐和郑卫之音的对抗。前者或许是中原音乐的主流，但听的人不多，因为过于沉重与素朴；后者可能富于娱乐性，但又遭受当时士大夫有意识地反对，总体来说，战国时期的中原音乐还是倾向于中正的风格。楚地的祭祀歌曲则是不同的。

    在今天，很多西南少数民族保留下来的祭祀歌曲，演唱风格非常独特，也许可视为楚歌的影响。尽管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楚辞在当时是如何演唱的，但可以想象其风格一定亦是奇崛瑰丽的。在今天对楚辞进行“韵读”，也能感觉其风格的独特性。

    当然，强调楚辞之“楚”，是为了凸显楚辞产生的特殊背景，并非有意回避中原文化之影响。事实上，楚辞的产生离不开中原文化的传入。儒家经典如《诗》、《书》、《礼》、《乐》等早已经传入楚国，楚国的士大夫也秉有中原诸国士大夫那种外交、议事时引用《诗》的风格。此外，《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周朝内乱导致的一些文化南移事件：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并且，中原文化毕竟因其理性、实用的精神在南传上远胜于楚文化的北传。因此，在楚辞所产生的战国时期，楚地的文化已经是南北两种文化交融之后的产物了。因此，楚辞的产生，也是两种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

    总之，楚辞之诞生，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共同作用之结果，但楚辞之特色则主要源于楚地之风土人情、祭祀巫祝、南音谣曲。楚辞就是楚文化之浓缩。

    （三）楚辞之“辞”

    楚辞既然被称为辞，那么严格说来它与当时的“诗”、后来的“赋”都有区别。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楚辞与诗、赋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因此，廓清辞与诗、赋之间的关系，把楚辞置于多重文体构成的网络之中，才能更清晰地认识楚辞在历史上的地位。

    楚辞的诞生，要晚于《诗》约三百年，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一向也被称为“骚”或“骚体”。自从楚辞出现之后，就逐渐形成了“诗骚”（亦被称为“风骚”）的两大传统。

    在今天的学术视域里，诗、骚传统逐渐被定位为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学史观一般认为《诗》和《楚辞》都是诗歌，且都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但是，二者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

    《诗》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开创了“赋比兴”的手法，尤其是“比兴”成为中国历代诗歌所遵循的书写准则；其次，《诗》中的国风部分，大都是被搜集和保存下来的民歌，因此格外具有民歌的那种朴素、真诚的风格。尽管不必要以“现实主义”的套语来概括《诗》，但《诗》的写实性的确影响了后代的诗人，诸如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来描写现实，从而奠定自身地位的。这种“诗言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精神，正是《诗》带来的。

    而楚辞的独特性则与《诗》恰好互相补充。楚辞也继承了《诗》的那种比兴的书写手法，但楚辞之所以令人感动，第一是因为那直抒胸臆的抒情力量和奇特无比的想象力。第二是楚辞都是由文人，更严格地说就是由屈原及其追随者写成的；篇幅也从《诗》那种短篇或者中篇一跃变成长篇巨制。容量的扩大和作者地位的凸现，使得楚辞格外具有个性和表现力。第三是楚辞的句子突破了《诗》那种四字句的格局，每句字数不等，少则两三字，多则十余字，多用“兮”字，句法亦错落有致，这也从形式上形成了一唱三叹的效果，令情感更加充沛。固然这并不一定要用“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这个术语来自西方，往往是感伤、忧郁的代名词）来加以概括，但它的确是一种楚地特有的抒情精神，它依附于一种对理想主义高蹈的、执著的追求，表现为个体张扬的、浓烈的抒情情感。后代的诗人如李白，就很明显地继承了这种精神。

    当然，诗骚的传统是由后人来认定的。上古之时的看法却未必如此，我们有必要问一句，为什么楚辞在当时被称作辞而不是诗？这就与《诗》在当时的地位有关。

    《诗》被称为《诗经》，最早见诸《庄子·天运》，不过意思是“典籍”，《诗》真正成为经典还是在汉代。但是，《诗》之所以在汉代被列为经，是因为它本身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具有了经典的价值和地位。当时的士大夫之间辩论、在诸侯的朝堂之上对问都需要引用《诗》，今天能见到的先秦史书和诸子之书，引用《诗》比比皆是。因此，《诗》往往被特指《诗三百》。而楚辞则不会被称作诗。到了汉代，被经典化了的《诗》地位更加稳固，汉代人更不会称楚辞为诗了。

    因此，楚辞之“辞”，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严格说来都与“诗”有着差异。同样，“赋”与“辞”之间也有着区别和联系。

    在古代，古人对赋的界定并不是很清晰。一方面，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的人常常把楚辞也叫做赋。《史记》里面就说屈原“作《怀沙》之赋”，这里的赋其实就是楚辞，至于“屈赋”之类的说法，在当时也比较普遍。另一方面，赋也专指另一种与楚辞并不相同的文体，早在战国之时，《荀子》一书中就包含了《赋篇》，分别写了云、蚕、礼、知、针这五种事物，这《赋篇》显然并不是楚辞，只是一种韵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清晰的诗赋观也逐渐形成。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司马迁所说的“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能是一种互文见义的用法，即喜好辞赋，并以辞赋创作而知名。扬雄和班固把楚辞统称为赋，不过，已经有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区分。也就是说，当时的人既把屈原的楚辞称为赋，也把宋玉之后包括汉人所作的一些所谓“丽以淫”的赋称为辞，基本上“辞”与“赋”的用法是含混不分的。

    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里，已经把诗、辞、赋三者的关系分得比较清楚，他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这句话明确表示，诗、辞都是赋的渊源，只是诗是赋的远源，辞是赋的近源。

    萧统主持编纂《文选》，他把赋与骚完全分开，一开始是由“赋甲”到“赋癸”，分赋为十类；接着便是“诗甲”到“诗庚”，分诗为七类；再接着才是“骚上”与“骚下”。

    在《文选》之后，人们通常把楚辞与赋分别论述。不过，赋学史上也有“祖骚而宗汉”（参见祝尧：《古赋辩体》卷三）的观点，同时赋的体裁也可以分成骚体赋、文体赋、骈体赋、律体赋四类（参见詹杭伦：《宋代辞赋辨体论》，载台湾《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3（7）。，其中不仅骚体赋与楚辞体往往难以断然区分，而且其他体裁的赋作中，也偶尔会掺杂楚辞体的句法。总之，在六朝以前，辞、赋名词可以换用，从文体上将辞、赋二体分别开来，是刘勰和萧统以后之事。从理论上说，把楚辞体与赋体作区分是有必要的，但从实践的层面来讲，人们在写作专门的楚辞史时，固然需要讨论辞体对赋体的影响；同样，人们在写作赋史时，也可以全面讨论楚辞体和骚体赋的作品。

    三、楚辞之作品

    （一）由以地域为中心到以政治为中心的嬗变

    从空间上看，楚辞的诞生背景当然是楚地。从时间上看，楚辞则恰好出现于战国后期，也就是中国由诸侯争霸的分裂时代向秦汉的大一统时代转变的时期。楚辞的主要作品就是在这种政治嬗变的过程中产生的。以《楚辞章句》为例，从屈原的作品到王逸自己的《九思》，这些作品跨越了战国后期到东汉中后期长达三百年的历史。

    我们注意到，这三百年里产生的楚辞有着明显的断代。先秦时期的楚辞与两汉的楚辞在精神内涵、艺术风格、审美价值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那么，楚辞作品中的这种断代是如何出现的呢？

    从先秦的诸侯争战，到秦代的领土统一，再到西汉的文化大一统，这一过程不仅是政权的更迭和朝代的变换，而且是时代整体思想的嬗变。楚辞创作的变化，则体现这种思想的嬗变。

    第一，先秦楚辞的创作根本上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的。

    楚辞的定型以及巅峰之作皆是屈原倾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而《离骚》一篇的分量就占了全部楚辞的半壁江山。《离骚》最主要的精神内涵，就是抒情主人公在政治黑暗和奸佞排挤之下对个体精神的张扬，这种个体精神的力量来自何方？仅仅是对君主的情感吗？不，这一情感在《离骚》中已被抒情主人公的远游所超越。《离骚》的结尾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抒情主人公真正的心灵寄托是自己的故乡。屈原其他作品精神内涵的种种表现，如香草美人、思念君主等其实都是围绕着楚地这一地域而展开的。因为此时的楚国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灾难，国势十分危急，屈原一切的情感最终都会归结到楚地上来。因此，先秦楚辞基本上是以楚这一地域为中心而创作的。

    第二，汉代楚辞的创作根本上是以大一统政治为中心的。

    西汉的君臣多为楚地之人或与楚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汉代尽管逐渐独尊儒术，但对楚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汉代楚辞全面延续、模拟、代言了屈原作品，因而，从表面上看，汉代楚辞和先秦楚辞的文体、内容甚至结构都很相似。这种相似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汉代楚辞有屈骚之形式，少屈骚之精神；有屈骚之词语，少屈骚之情感。

    汉代的文化大一统形成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原本极具个体张扬和政治批判色彩的楚辞精神逐渐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所压迫。同时，汉代楚辞的作者较少有屈原的坎坷遭遇，甚至不少作者都是文学侍臣和学术领袖，这就造成了汉代楚辞与先秦楚辞种种的不同之处。

    因为大一统之下，人人可以“四海为家”，所以汉代楚辞的写作不再以故乡为中心，而是以对君王的讽谏、对朝廷政治的美刺为目的。首先，政治目的全面替代了屈原那种故乡沦陷的情感目的；其次，汉代楚辞也虚构了不少的神话世界，但这些世界的魅力都比不上屈原创造的神话世界那般瑰丽，更重要的是，屈原的目的是远游，而汉代楚辞中抒情主人公的目的主要是求仙，个体张扬的力量再次被降低；再次，汉代楚辞尽管也描绘了不少楚地的花草树木、风俗习惯，但由于这些作品不再以楚地为中心，因此这些描绘也显得极其淡薄和贫乏。

    但是，汉代楚辞的特点逐渐与汉赋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汉代楚辞的嬗变与衰落，只是把文学的接力棒递到了汉赋的手中，汉一代的文学是以与汉代文治武功相匹配的汉赋为代表的。

    总之，要全面认识楚辞的创作特点，就要清楚先秦楚辞到汉代楚辞的嬗变过程。

    （二）屈原与先秦之楚辞

    先秦文献流传下来的能够确认的楚辞主要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此暂不涉及出土文物），同时先秦楚辞与汉代楚辞的差异又是如此之大，因此后代的学者与选家都对楚辞作品的分类做了很多工作，也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增删。当然，无论他们怎么给楚辞分类，都必须以屈原的作品为核心。

    早在汉代，司马迁、班固、扬雄等人都直接把《离骚》称为楚辞。似乎在他们眼中只有《离骚》才是楚辞。这种观点对后代影响比较大。

    王逸编纂《楚辞章句》十七卷，列明屈原作的占据八卷的篇幅。包括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分十一篇），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分九篇），卷五《远游》，卷六《卜居》，卷七《渔父》，还有卷十《大招》，也署名屈原作或曰景差作。

    朱熹编选《楚辞集注》，把收录了屈原作品的前五卷统称为《离骚》，而把收录了宋玉、景差、贾谊、严忌、淮南小山作品的卷六至卷八称为《续离骚》。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更激进，正文八卷，只注了屈原的作品。

    这就表明，屈原就是楚辞的灵魂，如要了解先秦楚辞，就必须了解屈原的生平。

    目前关于屈原的资料，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较早的文献，其中大部分的史实是可信的，但在屈原的生卒年、流放的时间、屈原自杀等方面，今天依然有很多争议。

    屈原的生年，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来看，比较流行的有这样几种。一是王逸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但据现代天文学考证“摄提格”的说法已经是汉代了；二是朱熹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宿之名，只能证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生年不定。现有的各种推断，基本上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38年之间。

    关于他的卒年，则更是说法不一。据统计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十余种说法，但没有一种能够服人，综合各家与现有文献，屈原大概卒于公元前294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间。

    屈原，名平，其远祖是颛顼高阳氏，高阳是黄帝的后代，可能是黄帝的五世孙。根据《史记·楚世家》，高阳氏的六代孙季连就是楚的创业始祖。根据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文献，可知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传至楚武王。他的儿子瑕，被封采邑于屈，于是子孙就以屈为氏了。所以屈原的确是楚国的贵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据考证，楚国的屈姓长期担任重要的职位，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后。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荡、屈建、屈平，并其后。又云：景，芈姓。楚有景差。汉徙大族昭、屈、景三姓于关中。看来，屈原能够出任司徒，与他的世系还是有关系的。但也有很多人考证屈原这一支在当时已经衰微了，这是有道理的。

    屈原所担任的司徒，据游国恩考证，则可能是相当重要的职位。《史记·楚世家》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事迹：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而担任过楚左徒的，可能仅有屈原与春申君二人。由此可知屈原所担任的左徒，也一定是相当显要的职位。从司马迁记载的他出入朝廷皆应对自如的现象来看，这份职位的确很重要。屈原主要对内讨论国事、起草宪令，对外应对诸侯，曾两度出使齐国。

    屈原后来担任的三闾大夫，可能是楚国管理王室宗族事务的官员。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地，所以屈原的这份职务也是相当重要的。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起初，屈原是很受楚怀王信任的，不久，上官大夫靳尚要和屈原争宠，就不断地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这导致楚怀王对屈原的疏远，也不再听取屈原的劝谏。不久，不听屈原劝谏而执意到秦国去的楚怀王被秦国囚禁而死。这时，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诋毁，导致屈原被放逐。最后，屈原投水而死。

    屈原之死，也引来后世学者的纷纷议论。有“殉君说”、“尸谏说”、“殉国说”、“精神崩溃说”、“洁身自好说”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不能说服所有人。屈原之死与两千年之后的王国维之死同样耐人寻味。因此，屈原之死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上述种种原因或许都只是一种因素。不管屈原之死怎样，他的自杀令他的作品在后世不断得到升华，也被赋予了越来越深刻的意义。

    把握屈原的生平，就可以理解他的作品了。

    《离骚》是屈原，也是全部楚辞的代表作，是一首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且是一个艺术世界。第一，《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在这个世界里，屈原使用了无数的芳花香草，描摹了弃妇一般的美人的形象。其中，香草象征着屈原的高洁品质，也象征着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这个象征的世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内心，也是整首《离骚》最动人的地方，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第二，《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政权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往昔那种忠臣贤君的“美政”的场景再也见不到了：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一向志意高洁的屈原，就在这个现实世界中被压迫、排挤、流放，直到最后走向死亡。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这个现实世界，也引起了后代文人的共鸣，他们通过这个世界来认识屈原，同情屈原。汉代楚辞对先秦楚辞最大的模仿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模仿。

    第三，《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抒情主人公的远游、求女等活动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展开的。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未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话中的抒情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这就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的无比渴望。神话中一次次的求女，则象征着屈原对完美的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就是《离骚》的悲剧。

    屈原其他的作品，也基本上体现了这几个世界。《九章》的主旨与《离骚》大体相同；《天问》除了这种主旨上的一致外，还因为屈原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留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而备受重视；《九歌》本为楚地乐歌，今本由屈原在原始乐歌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歌辞深沉动人。

    先秦楚辞的另一位作者是宋玉，他的《九辩》也具有极高的价值。这是宋玉受屈原影响而写的一篇作品，它长期以来被看作宋玉代屈原立言，以表示对屈原的哀悯之情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辩》：“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宋玉也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忠直被谗的苦闷，但由于宋玉的性格和现实因素与屈原不同，因此《九辩》委婉有余，激愤不足。这不是缺点，只是作者之间的个性不同而已。

    （三）汉代之楚辞

    汉代楚辞从古至今受到的评价普遍都不甚高，有些偏激的学者和选家甚至在著作中把汉代楚辞全部删除，有些学者只对个别的作品有所欣赏；当代的楚辞学研究中，汉代楚辞也是较少受到关注的一个领域。大多数专著论文都集中在屈宋的身上，对汉代楚辞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地概括一下，专门研究汉代楚辞作品及作者的相关论著则相当稀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则汉代楚辞的确在艺术性和创造性上不如先秦楚辞；二来汉代楚辞不是汉代文学的主流，受到的注视也会相应减少；三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已经给楚辞的创作制定了范式，所以多为模拟之作的汉代楚辞很自然被边缘化了。

    这些原因，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也是主观臆测的。其实，汉代楚辞自有其相应的地位，汉代楚辞的研究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第一，汉代楚辞是诗骚两个传统的第一次大规模融合。

    严格地说，屈原的作品本来就是在中原儒家思想传入楚国之后形成的，且已经吸收了一些《诗》的内涵了。但屈原作品自身又形成了“骚”的传统，成为新的文学写作范式，其特色就是个体抒情和个体精神的张扬。汉代的楚辞创作在西汉初年就开始了，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高潮，在东汉依然有重量级作品出现。从《楚辞章句》收录的汉代楚辞来看，这些作品都是通过抒情主人公来抒发情感，表达对现实和理想的种种看法，遣词造句丰富而且华丽。这些，都是“骚”的传统的种种表现；但是，汉代楚辞中个体的抒情已经不再全然指涉于作者的内心，也不纯然是模拟屈原的口吻，而是指向现实政治，尤其体现为对帝王的劝谏。同时，汉代楚辞的悲剧性也大大降低，个体的抒情更像是一种“言志”。这种变化无疑体现了《诗》的传统。

    之所以说这是两大传统的第一次大规模融合，是因为汉代楚辞产生之前，文学史上尚没有成熟的诗歌存在。而汉赋的形成尽管是与汉代楚辞伴随而生，但汉赋乃是脱胎于楚辞的，这就是汉代楚辞的第二个特征。

    第二，汉代楚辞催生了汉赋。

    汉赋脱胎于楚辞是毋庸置疑的，但汉代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更大。这可以从汉代楚辞与先秦楚辞的几个不同来看。其一，汉代楚辞越来越侧重于对景物的描摹和铺陈，而先秦楚辞中的景物描写主要还是为了作者抒情，比如《招隐士》中对景物的铺陈，就远远大于屈原作品中对景物的描写。当然，《招魂》作为一种特殊的祭祀文体稍显例外，但这也仅是个例。而汉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各种事物的模拟铺陈。其二，汉代楚辞中的“远游”已经不再是屈原式的精神高蹈，而是受黄老思想影响的“求仙”之道了，因此，汉赋“游仙”主题的形成也与汉代楚辞“求仙”的嬗变有关。其三，汉代楚辞的句式越来越齐整，韵律也越来越严格。同时，汉代楚辞把屈原作品中那种正邪、善恶、黑白的对比模式化了。这些变化，也为汉赋中形式的齐整、韵律的和谐以及骈偶的发展做了文体上的尝试。

    因此，作为汉代文学之翘楚的汉赋，其产生、发展、成熟都与汉代楚辞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代楚辞由于前有屈原，后有汉赋，其地位自然被历史所淹没了。

    第三，汉代楚辞中的一些作品可以让后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屈原。

    汉代楚辞大部分作品都是代屈原体的拟作，收录在《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楚辞，至少在王逸看来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作品。屈原的生平、性格、为人，如今见诸文献的少之又少，汉代时人去古未远，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远比今人要丰富得多。也许他们见过更多的文献记载，也许他们听过更多的口头流传，而对屈原的这些认识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尤其是那些代屈原体的作品中。

    比如，东方朔《七谏》的第一首《初放》中写道：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

    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

    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

    数言便事兮，见怨门下。

    王不察其长利兮，卒见弃乎原野。这一段对屈原的描写，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仅不同，甚至相反。据此，历史上有不少人认为，也许东方朔笔下的屈原才是真实的，《离骚》开头那段话仅仅是屈原创造的抒情人物。当然，这种观点也存在争议。但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汉代楚辞中还有不少这种明显的或隐藏的对屈原的种种认识。把汉代人对屈原的认识发掘出来，有利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屈原。

    先秦两汉楚辞的创作，经历了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还留下了几十篇作品。历朝历代围绕着这些作品，在文献、考古、文学、美学等诸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下面，就要对这段学术史进行简要的回顾。

    四、楚辞研究之回顾

    楚辞之研究，如今已蔚为大观，早在1978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就提议建立“楚辞学”，到1986年，大陆学者又倡议建立“屈原学”，无论是“楚辞学”还是“屈原学”，都证明了楚辞的研究早已不再是一种学术所能涵盖的，它必须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才能保证研究的全面展开。而楚辞之研究，则要追溯到西汉之时。倘若写一个详细的“楚辞学案”，恐怕需要一部专书的篇幅。因此，这里只能对楚辞研究做一个最简单的回溯。

    （一）1912年之前的楚辞研究

    民国建立之前的楚辞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中心的第一阶段，时间从西汉到唐代；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为中心的第二阶段，时间主要是从宋代到明代；清代为第三阶段，其楚辞研究呈多方位多角度之势，并在清末开始引进新的研究方法。

    西汉初年，楚辞的研究就已肇源。贾谊写《吊屈原赋》，从此开启了拟作之风。据班固《汉书·淮南王传》与《离骚序》可知，淮南王刘安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有人认为是作《离骚傅》，即《离骚赋》），但已经亡佚，仅在班固的《离骚序》存有51字；刘向与扬雄亦曾作《天问解》，但皆亡佚；司马迁著《史记》，写了《屈原贾生列传》，这是屈原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的传记。这些研究成为楚辞学术史的滥觞。

    把楚辞汇集编纂的第一人应该是西汉的刘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因为此前的楚辞可能都是单篇流传，所以刘向校理皇家书籍时，把屈、宋等人作品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的作品加上自己所作的《九叹》合为一书，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这是第一部以《楚辞》为名的本子。但这个本子已经亡佚。

    东汉，楚辞的研究与注释进一步开展。班固、贾逵都作过《离骚经章句》，皆亡佚。这时，班固在《离骚序》中评价屈原为“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对屈原有所保留。为了反驳班固，也为了提供一个更好的注本，东汉的王逸以刘向的十六卷本《楚辞》为基础，加上班固的两篇《离骚序》，成就了十七卷的《楚辞章句》，王逸也写过一篇《九思》，也被后人收入《楚辞章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楚辞全貌了。

    《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其体例为每篇有序，介绍作者、主旨、背景等，正文则先释字词，再解章句。由于本书成书相当早，对作者的考察、语言的理解和训诂都很精当准确；王逸又长于楚地，对楚辞方言之诠释也颇为内行；其他方面如校勘、考史、评文等都有涉及。因此这个注本非常重要，在今天仍是研究楚辞的首要依据。段玉裁称赞曰：“王氏训释，多有所本，或本于经书故训，或本于方言楚语；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广雅疏证·序》）当然，由于受汉儒训诂之风和儒家思想影响，本书在解释时不免常常穿凿附会，需要在阅读之时仔细辨认。此书之版本，一般以明隆庆年间夫容馆翻刻宋版为善本。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晋代郭璞著有《楚辞注》三卷，但亡佚，从郭璞其他著作的注释来看，他对楚辞的注释也应当集中在对楚辞之文物制度、花草鸟兽之考证上。隋释道骞《楚辞音》保留了郭注七条，《尔雅》存郭注引屈赋者三条，《山海经》有郭注引楚辞者十余条。

    考证义理方面，《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南朝刘宋何偃的《楚辞删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参解楚辞》七卷，今亦皆亡佚。

    六朝隋唐之时，对楚辞的研究开始进入音韵学的领域。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晋代徐邈有《楚辞音》一卷，刘宋诸葛民、孟奥各有《楚辞音》一卷，皆亡佚。隋代释道骞也有《楚辞音》一卷，尚于敦煌石室中保存着残卷。

    《文选》在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收录楚辞，在那里它显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而被题名为“骚”，为的是有别于“诗”和“赋”。《文选》的选本包括《离骚》全文、《九歌》六节、《九章》一节、《卜居》和《渔父》、《九辩》四节、《招魂》和《招隐士》，在“六臣”本《文选》之中还附有一个稍为缩略的王逸注本。

    由此可见，从西汉到唐代，对楚辞的研究的确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中心。当然，除了全面的研究之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是连绵不绝的。班固的《离骚序》记录了刘安与他本人对屈原的不同意见，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认为屈原本人“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正是这样的评价，激发了王逸作章句对班固进行反驳。从此，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

    齐梁时期，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辨骚》，将楚辞列为“文之枢纽”之一。他认为：“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给予了楚辞高度的评价。

    要之，这一阶段的楚辞研究已经开创了古代楚辞研究所能涉及的各个方面，从文字训诂、考证、义理、音韵、作者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从宋代到明代，则进入了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再次出现划时代的研究著作。一部是补充纠正王逸《楚辞章句》，同样以训诂考证为主的《楚辞补注》，作者是宋代的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镇江丹阳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年六十六岁。北宋年间，登政和上舍第，为湖州士曹。南宋绍兴中，应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出典州郡，忤秦桧，编管昭州卒。《宋史》卷四三三有传。《楚辞补注》的写作目的是纠正补充王逸《楚辞章句》，其书体例是先列王逸注于前，再列校语，“补曰”以下是洪氏之补正，显得条理清楚。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洪兴祖在编纂此书时广泛搜罗各家版本达十几种，包括苏轼手校的《楚辞》十卷。他先写成对《楚辞》正文和王逸《楚辞章句》校勘的《楚辞考异》一卷，再参校他人校本以补充之。在《楚辞补注》中，洪氏把王逸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一一查实补正；还引用了不少当时尚存现在亡佚的一些注文，如南宋初年就已失传的王勉著《楚辞释文》等，引用达七十余条。这就令他的《楚辞补注》在今天还有保存文献的宝贵价值。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清代考证学盛行之前，对《楚辞》进行训诂考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现存版本甚多，现在流行的标点排印本是中华书局据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本及《文选》李善注校正的本子，1983年出第一版，屡有重印本。

    这一时期的另一部极重要的注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共八卷，另有《辩证》二卷、《后语》六卷附录其中。这是朱熹晚年所作，因此对楚辞对朱熹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楚辞集注》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释简明通达，注重阐释义理，彰显微言大义。与这个特点相应的，就是篇目增删和编排体例有了较大改动。朱熹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补充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二篇。每章的注释包括校正文字、审定音读、解释字词和义理解读。又依《毛诗》之例，各章之下写明赋、比、兴。中国之学术，到宋代已经出现汉学、宋学之分，《楚辞集注》便是宋学的代表作之一。它略于训诂，但简明扼要，也纠正了不少王逸《楚辞章句》、《补正》的穿凿之误；详于义理，虽解读精微，但又不免失之于求深之过，对原文大意有不少附会之说。这些说法对后代尤其是明代影响极大。此外，朱熹又是最早以文学眼光来解释楚辞的。因此，朱熹的《楚辞集注》开创了楚辞研究之“宋学”，影响深远，被称作“里程碑”之著作。

    《楚辞集注》的版本最多，宋代就被翻印四次，明代有十次，清朝有四次，在日本刊印一次，朝鲜有四次，其中以宋端平二年朱鉴刊本为最善本。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影印此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以此本为底本的标点本。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向其赠《楚辞集注》一套，在当时中日学界皆引起很大关注。

    这一阶段之研究，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二书为最精当、最重要。

    此后元明二代，虽然没有出现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但作为楚辞研究史的一个阶段，也有一些著作值得关注。如元代祝尧著《古赋辩体》，选取了不少楚辞作品，辨析体裁，颇有创见。其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曰：“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渔父》，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语对赋之源流正变，言之甚确。《古赋辩体》对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影响甚大。明代人受宋学影响，其末流只知讲解大意，但少有新见，且多陷于空疏之论。相对较好的注本有黄文焕《楚辞听直》八卷，此书时有创见；另外，汪瑗的《楚辞集解》质量颇佳，也很有特色，已经开始从空解义理向训诂翔实等方面努力，对清人研究有很大启发。

    此外，在音韵学方面，由于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对音韵采取“一字数叶”的方法，因此有很大谬误；明代陈第著《屈宋古音义》，主张“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也有较大影响。在对屈原的评价方面，宋代黄伯思辑《翼骚》，采录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宋代陈说之《序》中评论屈原及其作品之语，录为一卷，但此书亡佚。明代人则有相当多的评论文字，可惜大都以评点时文之法为之，不免鄙陋。

    清代，楚辞之研究进入百花齐放之状态，注本迭出，研究之领域也空前宽阔，当然，也免不了鱼目混杂，良莠不齐。这一时期重要的注本有不少，下面择要介绍。

    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楚辞著作是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尽管王夫之是由明入清的，但他的著作被发掘出来已经是晚清了。其著作的影响力也是在晚清之后。这本书训诂方面实绩不大，但由于作者与屈原的身世有相类之处，因此在对屈原的思想感情的领悟和解读上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有《楚辞通释》标点本。

    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是具有代表性的楚辞研究专著。此书六卷，附录《余论》二卷、《说韵》一卷。蒋氏曾在自序中自称“独于离骚，功力颇深”，可见他的自负。此书极其重视对屈原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的考证，其结论往往十分准确，也被当代学者广泛印证。蒋氏又长于考订楚辞之地理，绘制了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等五幅地图，也是前无古人的研究成绩。这本书涵盖了文字训诂、义理阐发、考古实证等诸多方面，是清代楚辞研究中最全面的一部。此书曾收入《四库全书》，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点校排印出版。

    体现清儒注释之功的注本是戴震的《屈原赋注》。此书精审谨严，对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都有很多精深之见。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褚斌杰等校点本。在楚辞音韵学方面，朱骏声的《离骚赋补注》、江有诰的《楚辞韵读》、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都很有学术价值。

    此外，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大儒的读书札记，其中涉及《楚辞》的部分都很有价值。只是由于其以札记的形式出现，系统性不强，但足以补充前代之漏，具有开启后世之功。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馀编·楚辞》、俞樾的《俞楼杂纂·读楚辞》等，是其中之杰出代表。

    西汉至清代，这一时期楚辞研究的特点归结起来有三点：第一，都是以古典学术的方法进行研究，但不出汉、宋之学的两大门径；第二，每个阶段都有极其经典的研究著作问世，成为当代研究的基础；第三，古典研究留下了大量遗产，等待后人来消化。因此，这一时期可以命名为古典时期。

    （二）1912—1978年之楚辞研究

    其实早在晚清，中国的各种学术研究就进入了新变时期。把上限划在1912年，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以晚清遗老和虽然生于晚清但成长于民国的一批研究者为主，他们往往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因此在研究上有了新的面貌，而楚辞研究也就从传统的学术向现代学术进行过渡；1949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研究出现了分流，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实绩也有所差异。

    第一个阶段，首先在楚辞研究上作出成就的是晚清的遗老们，如马其昶和刘师培。前者的《屈辞微》，对前人注解采撷极广，又能抒以己见，为清代研治《楚辞》的后劲。后者的《楚辞考异》则是对楚辞进行详尽的校勘、考证、注释的著作。这一部分研究往往是清代楚辞研究的延续，颇有乾嘉遗风。

    不久，稍晚于这批人，即由清末入民国的一批学者真正开创了近代楚辞研究的先河，这批人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廖季平与王国维。如作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学者的梁启超，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发表《屈原研究》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其中包括《楚辞》之条目），这些著作既承继了旧学的研究方法，也对篇目、作者等进行了考证；同时也开始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尤其是接受了西方的不少文化观念。如他论屈原之死，说：“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开始讲“个性”等说法，这在当时都是很新颖的观点。

    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否定屈原真实存在的观点。20年代，廖季平、卫聚贤等人秉疑古之观点，对楚辞性质、作者归属等问题提出怀疑。廖季平的《楚辞讲义》最早发难，30年代后期何天行著《楚辞新考》则系统地提出屈原否定论。但这些观点很快就遭到驳斥，梁启超、郭沫若、陆侃如、岑仲勉等人纷纷著文反驳。胡适也卷入了屈原否定论的论争，但考察他的观点，并非否定屈原之存在，只是对古典楚辞研究中儒学思想的渗入进行的反驳。尽管这些否定屈原的观点很激进，但这次争论也反映了楚辞学研究的转型态势。

    30年代及以后，新一批楚辞的研究者纷纷进入研究成熟期，如闻一多、姜亮夫、于省吾、郭沫若、陆侃如、詹安泰、游国恩、汤炳正、谢无量、郑振铎、马茂元及刘永济，等等。这批人和上一代人往往有着家学渊源，或者是上一代人的学生、徒弟。如汤炳正、徐复、殷孟伦等都参加过章太炎的国学讲习所；许维遹、闻一多都是刘师培的学生；姜亮夫是王国维的学生；陆侃如是胡适的学生；家学则体现在如马其昶其孙马茂元（他同时也参加了国学讲习所）等。同时，这批人又都经历过五四运动，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如人类学、神话学等，有些还有留学经历，如郭沫若留学日本，陆侃如留学法国等。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楚辞研究真正的代表学者。

    闻一多主要在楚辞的校补、解诂、疏正方面进行研究，著有《楚辞校补》、《楚辞新义》等，其学术贡献在于把楚辞融入了民俗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等。

    游国恩则终身从事楚辞的研究，涉及了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文本与作者，甚至连楚国的民间文学等边缘的方面都有所涉及。这一时期著有20年代的《楚辞概论》、30年代的《读骚论微初集》，都对楚辞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

    郭沫若对楚辞的研究显得与众不同，他一方面著有学术著作，如30年代写成的《屈原研究》；另一方面又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写了极富文学史意义的话剧《屈原》，在大众之中传播了屈原的精神与人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进入第二阶段。从此，中国大陆的楚辞研究和港澳台地区的楚辞研究渐渐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大陆，“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中的楚辞研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大陆的楚辞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建国之前的许多学者的著作，直到建国之后才出版发行，但其研究方法仍旧延续了建国之前的路数；另一种则是全面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路数来研究。

    前者，比如刘永济的《屈赋通笺》、《笺屈余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合册出版。再如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卷全录《读骚论微初集》，下卷收录1943年至1953年发表的论文。其他的如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朱季海的《楚辞解故》，王泗原的《离骚语文疏解》，詹安泰的《离骚注疏》，以及马茂元、陆侃如、文怀沙的楚辞选注本、今译本等，也都陆续得到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展开的又一次关于《离骚》作者的讨论，也可以视作建国之前问题的继续。这就是1951年，朱东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四篇论文，力图证明《离骚》的作者是刘安，郭沫若立刻写了《评离骚的作者》，从正面立论反驳朱东润。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当年评选出的四大文化名人包括了屈原，从而在中国掀起了对楚辞研究的热潮。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楚辞研究论文集》，从建国到当年的楚辞研究成果基本上收录其中。

    此时，对楚辞的研究已经越来越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了，在《楚辞研究论文集》中，孙作云还采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思想来研究楚辞。1958年，中国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游国恩、林庚、姜亮夫等人都遭到批判。尽管此后对宋玉的研究一度升温，但等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之后，楚辞研究还没等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就偃旗息鼓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屈原进入“四旧”之列，武汉东湖行吟阁中的屈原像被推入水中。楚辞研究成为禁区。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套《楚辞集注》，屈原仿佛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此后随着“评法批儒”的开展，被认为主张法度的屈原被说成是法家反儒的人物，于是有关屈原的一些资料和作品重见天日，但这个时候所有关于屈原的文本都称不上研究，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这种非正常的状况，直到新时期才得到改观。

    （三）1978年至今的楚辞研究

    中国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各种学术研究很快复苏，楚辞研究也渐渐进入新的高潮。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极大拓展，学术观点的激辩交织，老学者宝刀不老，楚辞后学不断涌现等。同时，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西方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也推动了楚辞研究的极大发展。

    这一时期楚辞的研究领域得到空前拓宽，这首先是因为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如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利簋铭文；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的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编钟、磬、鼓、瑟、琴、笙、箫等器物；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的楚汉窖藏品等，这些出土文献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离骚》作者是刘安”的说法就被出土文献所证伪。

    80年代中国出现了“文化热”、“寻根热”，在楚辞研究领域引发了屈原是否仅是一个“巫”的讨论；9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也开始兴起，屈原也被置于各种比较文学的语境之中；新世纪以来对西方古典学术研究方法的介绍，也催生了对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新方法的尝试，这些学术动向的发生与变化，也成为楚辞研究领域拓宽的原因。

    楚辞研究领域的拓宽集中表现在楚辞学科的划分进一步细致精微。早期的楚辞研究往往只涉及几个大的学科，如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曾将楚辞研究划分为训诂、义理、考据、音韵四类，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分为“辑注、考证、音义、论评”四类，这些分类一般仅涉及文献学、文学、小学等大的领域。但新时期以来的楚辞研究的学科建制呈爆炸性增长，各种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如罗漫在《关于楚辞学科建设的思考》中提出了十五种：楚辞考古学、楚辞神话学、楚辞宗教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地理学、楚辞辨伪学、楚辞文化学、楚辞作家学、楚辞艺术评论学、楚辞艺术心理学、楚辞译注学、楚辞接受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博物学和楚辞改编学。

    相应于此的，是楚辞研究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的扩大。1982年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文联等单位发起，于端午节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了第一次屈原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楚辞研讨会，有来自18个省的120多位专家参加。1984年端午节，由四川师范大学在成都组织了屈原学术讨论会。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江陵举行，推举姜亮夫为名誉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为会长。1986年在浙江富阳、1988年在湖南汨罗、1990年在贵阳等地先后召开了年会。1998年在深圳召开了20世纪最后一届年会，这年汤炳正先生去世，会长由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担任。2006年，褚斌杰先生去世。

    研究队伍方面，这一时期，老一辈学者继续着他们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显出炉火纯青之质。如游国恩的《楚辞注疏长编》之《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的《楚辞通故》、《楚辞今绎讲录》，林庚的《天问论笺》，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陈子展的《楚辞直解》等。这一时期，老一辈学者的经典研究著作也纷纷再版或者修订。进入新世纪，这一批学者基本上先后谢世。

    汤炳正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著名楚辞专家，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合著）、《楚辞欣赏》（主编）、《楚辞讲座》等。汤先生在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端正学风、培育学术新人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楚辞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新一代的学者也逐渐成长，80年代尚属于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研究带头人的学者可以视作第一批，此后又有更年轻的学者跟进，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景观，研究成果也举不胜举。如赵逵夫的《屈原和他的时代》，郭杰的《屈原论稿》，李大明的《楚辞文献学史论考》，李诚的《楚辞文心管窥》，毛庆的《屈骚艺术新研》，方铭、李炳海研究楚辞的一系列论文，萧兵的《楚辞与神话》、《楚辞新探》，何光岳的《楚渊源史》，张正明的《楚文化史》，潘啸龙的《屈原与楚辞研究》，周建忠的《楚辞考论》，周建忠、汤漳平的《楚辞学通典》，黄震云的《楚辞通论》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黄灵庚出版《楚辞异文辩证》、《楚辞章句疏证》二书，在楚辞文献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楚辞研究的蓬勃发展，不少学者开始撰写楚辞学史。如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丁冰的《楚辞学史纲》，李大明的《汉楚辞学史》，李中华、朱炳祥的《楚辞学史》，周建忠的《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等。

    自从1949年以来，大陆与港澳台的楚辞研究就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即便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而交流日渐频繁的情况下，港澳台的楚辞研究仍然有着独特的风貌，如饶宗颐、台静农、吴天任、傅锡壬、杨胤宗等都有着极好的研究成果。港澳台的楚辞研究以台湾地区高等院校为主力军，近年佛光大学的陈炜舜教授出版的《楚辞练要》、东海大学的吴福助教授出版的《楚辞注绎》，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黄耀堃教授的《楚辞讲义》等，都是质量颇高、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四）海外楚辞之研究

    海外楚辞之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到现在也已经成为海外汉学的重镇。马茂元主编的《楚辞资料海外编》，是80年代搜罗海外汉学研究最好的一部书，此后，王丽娜、张啸虎等学者也在不断地介绍海外楚辞学的情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东亚的楚辞研究比欧美要盛，东亚中又以日本、韩国为盛。

    先看日本。楚辞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有记载的传入时间是日本的太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的古代书籍都能找到楚辞的痕迹。随着楚辞的传入，日本也出现了楚辞的注本，日本人叫做“和训本”。较早的有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进入20世纪，最早的著作是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这部书体制宏大，是日本楚辞学研究进入实质阶段的标志。此后，楚辞的译著研究都多了起来，主要注本有浅见斋的《楚辞师说》、冈田正之的《楚辞》、桥本循的《译注楚辞》、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尤以青木正儿之作为佳；研究著作则有桥川时雄的《楚辞》、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星川清孝的《楚辞之研究》、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目加田诚的《屈原》等。此外，在文献考证方面还有赤冢忠的《殷代的祭河及其起源》、林己奈夫的《中国古代的神巫》、花房卓尔的《中国对谏争及谏争论的发展》、冈奇敬的《楚辞世界的再现——长沙马王堆发现古汉墓》等论著问世。

    由于受中国二三十年代屈原否定论的影响，也由于日本人对实证的过分执著，楚辞学史上第二次屈原否定论就是60年代从日本兴起的。主要持论者包括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等。但这次言论同样遭到中日学界的广泛批评。

    时至今日，日本的楚辞学研究仍然方兴未艾。每届的楚辞国际研讨会上，都有日本学者的积极参与。

    韩国也很早就接受了楚辞的影响，而且楚文化对朝鲜民族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朝鲜最古老的民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坠河而死，将奈公何”可能就与屈原有着某种关系。但韩国对楚辞的研究很晚才展开，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近些年韩国的楚辞研究比较活跃，2002年的楚辞国际研讨会上，韩国学者朴永焕提交了《当代韩国楚辞学研究的现况和展望》的文章，对韩国当代楚辞研究做了梳理。2007年7月，韩国东国大学校举办了2007年楚辞学国际会议。不过总体来看，韩国的楚辞研究由于韩国学术界浓重的民族主义风气，在很多问题诸如“端午祭”上有着较为特殊的认识。

    楚辞文本传入欧美已经是近代的事情了，目前可知最早的译本是德译节译本，由费慈曼于1852年译出，发表在维也纳的皇家科学院的报告上，这个文本后来又被转译成法、英和意大利文。1931年，德国孔好古的《天问》译文遗稿由他的学生爱吉士整理出版。1933年，鲍润生翻译了除《惜诵》之外的《九章》，也是德译本。意大利文有发表于1900年的桑克谛译本和发表于1938年的阿赖喇译本。而到1959年，终于有一位英国学者霍克思，出版了《楚辞》的全译本。

    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这些论著，有德国孔好古的《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对中国的影响》，英国学者鲍润生的《屈原的远游》、《屈原的生平及诗作》以及戴维·霍克思的《楚辞——南方的歌》，匈牙利学者F.托凯的《屈原的时代和诗人生平》，苏联学者费德林研究楚辞的博士论文、谢列勃里雅可夫的《屈原和楚辞》等。

    当代欧美楚辞研究继承了过去研究的一些传统，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广泛使用，使楚辞资料的共享越来越便利，因此当代欧美楚辞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欧美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者都是加入欧美籍的华人。（以上一节，参考黄震云：《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载《文学评论》，2000（2）。）

    五、楚辞对中华文明之影响

    楚辞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它参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面貌，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所以，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评价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而纵观历史，又有多少文人墨客、忠臣孝子、游子楚囚都从楚辞，尤其从屈原那里得到了生命的力量。从我们这个文明，到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在这个影响中存在。

    （一）楚辞与中华民族之精神

    楚辞的精神主要就是屈原之精神。

    屈原之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他对君王忠心耿耿，对故土热爱留恋。这种精神如果浓缩为一个词，就是“忠诚”。在屈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这种忠诚逐渐被放大定格为“爱国”精神。

    另一个层次则是屈原的人格魅力，他坚守一种独立不移的价值观，珍惜自己独立自主思考的心灵，绝不会因为生存的艰难而退缩或者放弃，也不会蝇营狗苟，唯唯诺诺。这种精神如果浓缩为一个词，就是“独立”。在此后的历史中，这种独立也被逐渐放大，被蒙上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成为对抗强权、反对压迫的一种自由的精神。

    事实上，忠诚与独立，这两种人格在某些方面是有冲突的。屈原本人也是在这种冲突中不断地迷路、碰壁，最终到死也无法解决这层矛盾。但这种冲突又是必然的，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有着两面性。有冲突才会产生张力，才会在冲突断裂的时候爆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从而影响后来人。所以，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屈原的“忠诚”，主要就是他对楚国故土的眷恋和对楚王那种甚至都有些卑微的感情。于是，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一旦被帝王疏远，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屈原类比。比如《楚辞章句》的汉代楚辞部分，几乎每一首都或多或少有些被疏远的怨言在其中。因此，屈原在这个层次上往往被借作酒杯，浇他人之块垒。

    而屈原的死，又首先被司马迁将之与楚国之灭亡联系在一起。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屈原既死之后……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于是从这一时刻起，屈原的忠诚也逐渐成为对国家的效忠，而有代表性的人物死亡，也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灭亡的标志。

    此后，每当政权更替、朝代更迭，尤其是外族外敌入侵的时候，屈原的爱国精神价值立刻凸现出来，并给予抵抗入侵的人们以强力的精神支撑力量。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屈原那样，那么中国一下子就有了千千万万个屈原，而国势就会又有了希望。如南宋词人辛弃疾《水调歌头》写道“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闾”；刘过《水龙吟·寄陆放翁》写道：“读罢《离骚》，酒香犹在，觉人间小。”屈原的作品给希望恢复中原的南宋人贯注了极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尽管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楚世家节略·按语》中说得有些夸张：“原死骨肉未寒，而国势土崩瓦解如此……呜呼！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尽管一人的命运不足以影响国运的兴亡，但在一人的影响之下，群体的精神力量一旦激发出来，必然是威力无穷的。

    这种爱国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了顶峰。1942年是抗战的低潮期，国内士气民气都极其低落。而郭沫若在大后方写了话剧《屈原》，其中的《雷电颂》慷慨激昂，对鼓舞士气起了极大的帮助，这成为屈原精神之强大的一个事例。

    屈原的另一种精神，就是独立自主和理想主义的人格精神。司马迁概括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种精神令屈原本人对朝廷内的混浊极端反感，并拒绝与之同流合污。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奇装异服”上。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不仅是屈原的典型装束，也是后代之人表现自己清高孤傲性格的一种意象。它象征着正直、高洁、特立独行以及永不屈服。

    这种精神得到洪兴祖的表彰发扬，洪氏释《怀沙》曰：“知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因此，朱熹评价洪兴祖道：“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桧相而卒贬死也，可悲也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

    考察屈原的这一层精神就会发现，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政治体制下，个体要保持一种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士大夫只能选择合作或者沉默，因此，屈原的这种独立精神和操守越发显得宝贵。不过，这也恰恰成为楚辞总是不被历代官方所完全认同，并被儒家伦理所一直诟病的最主要原因。古代的统治者们其实并不希望屈原的这一种精神被张扬广大。

    因此，在士大夫的眼中，屈原的这种独立的精神也逐渐与某种隐居、明哲保身的意识合流，而理想主义也仅仅是一种理想罢了。所以，在今天谈论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就必须把屈原的这种独立、坚守的精神重新提炼出来，并在肯定其理想主义特质的同时，防止这种独立精神被“出世”、“求仙”、“隐居”等道家或道教思想所同化。

    在没有一神教信仰的中国古代社会，屈原的这种精神已经具有了某种宗教性的价值。它是追求个体理想与社会责任合一的一种精神，也是屈原的信仰。只有将屈原的忠诚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将屈原的独立与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让屈原的精神丰满立体起来，才能恢复屈原精神两个层次互相冲突、互相矛盾，但又不可分割的真正价值。屈原的精神，就是既热爱祖国、热爱故乡，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和君王，同时又不因为对祖国和君王的热爱而放弃个人的操守与理想主义。这二者，共同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伦理。

    （二）楚辞与中国古代之文化

    中国古代的文化受楚辞影响甚深，从普通百姓日常的生活习俗，到整个民族的审美风尚，以及各种民间巫术、神话等，似乎都可以追溯到楚辞上。这里就简单讨论一下几个有代表意义的文化现象。

    楚辞对文化最大的影响，恐怕莫过于端午节了。端午节也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民俗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着具体的纪念仪式、龙舟竞渡的运动项目、作为民族特设食品的粽子、悬挂艾叶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等。各种民间风俗都附着在端午节，也就是附着在屈原一个人身上，这是中国其他的节日都不具备的。

    其实，端午节的来源十分复杂，纪念屈原仅仅是很多种来源中的一种说法而已。其他比较重要的说法还有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起于三代夏至节、吴越民族图腾祭等说法。因此，尽管并不能确知端午节的来历，但其产生的时间一定比屈原要早。

    关于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最典型的是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的：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君见祭，甚善，但常为蛟龙所窃，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此外，《襄阳风俗记》也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举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也。其实，一切传统习俗都是当下的，都具备此时此地性。因此，端午节尽管产生很早，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逐渐附着在了对屈原的纪念上也就不奇怪了。屈原热爱故土，又写有极具楚地色彩的《离骚》，因此被广泛纪念也不奇怪。屈原于是独享了这个中华民族的重要节日。

    因此，端午节其他的风俗如龙舟竞渡，本为驱邪避灾而生，也逐渐与纪念屈原叠合。从此，屈原、楚辞、端午节合为一体，从而也具备了某种时间上的永恒性和空间上的超地域性。

    楚辞还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风尚。

    梁启超曾经说：“《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梁启超讲读书》，13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后来，尤其是建国之后把楚辞定位为一种“浪漫主义”文学，其审美也是一种“浪漫主义”风尚。这个概括当然是不合适的，“浪漫主义”这个术语主要来自欧洲，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审美意义，套在楚辞身上颇显不伦不类。但是，梁启超也的的确确看到了楚辞之不同于《诗》的审美风尚。这就是楚辞带给中国文化那种非中庸的、充满想象甚至有些神奇怪异的审美风尚。

    楚辞的渊源之一为祭祀之巫歌，因此，楚辞也带了“巫”的色彩。从《离骚》中龙马骖璃、周游宇宙的宏大想象，到《九歌》中“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的山鬼形象，无不刺激着后代文人墨客的神经。如李白、李贺的诗歌，八大山人的画，郑板桥的字。他们都以与众不同的审美风格而独树一帜，并且为别人所不能模仿。

    此外，宋玉《九辩》中的悲秋之情，也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悲秋”之审美风尚的来源。

    同时，楚辞对审美风尚的影响还体现在戏剧、音乐、绘画领域中楚辞题材的大量出现。比如郑思肖，宋亡后发誓不与北人交往，取号“所南”，隐居在苏州的时候坐卧不北向。据《遗民录》记载，他画的兰花不画土，所以根部露在外面，有人问，他就说：“地为人夺去，汝有不知耶？”他的书房名曰“本穴世界”，意即“大宋天下”。他最擅长的是兰花，而兰花也正是屈原的所爱。郑思肖曾自题画兰云：“一国之香，一国一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楚辞之影响，略见一斑。

    而古代绘画史中“楚辞图”、“屈子图”更是数不清，前者的代表如宋代李公麟所绘的《楚辞图》；后者如陈洪绶绘的《屈子行吟图》等。这些题材以及其中的审美色彩，也是受楚辞的影响。

    楚辞中的神话也影响了中国文化。

    中国的神话并不发达，楚地却独独有着相对完整的神话系统。不过，楚辞中的神话已经经过了作者艺术的过滤，逐渐摆脱了那种狰狞与可怕的形象。从此，这些神话塑造的天宫地府、神仙精灵，也慢慢进入了普通民众的世界观。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对天地宇宙，万物生息都有着自己的看法。称之为迷信也好，称之为民间信仰也罢，这种世界观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它受制于中国庞大且复杂的神话系统。

    中国的神话在发展中与道教、佛教有着密切关系。但是神话的早期文献也就是《山海经》、《淮南子》以及楚辞等。楚辞的影响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楚辞本身就不局限于一本书、一个人，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也不仅限于文学艺术，而是从个人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三）楚辞与中国古代之文学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主张：“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也。”他将骚体置于“文之枢纽”地位，就宣示了楚辞对后世文学发展深远的影响力。

    在当代，楚辞主要被看作文学作品。纵观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楚辞无疑处在这条河流的源头处。姜亮夫曾在《楚辞今绎讲录》中说：中国文学史自从有了楚辞，特别到了汉代，得到汉高祖的提倡，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因为它适用于整个民族的语调。楚辞是楚民族文化的精华，几乎取代《诗经》的地位。唐代诗人，据说有人不读《诗经》，但没有人不读楚辞的。要是没有屈原的作品，就不会有我们后代文学的这个发展，或者说我们后代文学的发展不会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子，像汉乐府，唐人律诗，宋以后的词曲等，可能是另外一个路子。姜亮夫的这段话，并不是过誉之词。诗、骚两大文学传统对文学史的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前者似乎主要规定了中国文学的思想品质，而后者才保证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质。这种审美品质也是极丰富的，小到词语的斟酌、句式的使用，大到个性的张扬、思维的飞翔。下面，就楚辞对文学的影响略作片断式的讨论。

    第一，从形式上看，楚辞开创了独特的文学形式，并直接推动了赋等新的文学体裁的形成与发展。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一点在本文的前面也已经详细论述了。其实，汉代人自己也是这样看的。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王逸认为楚辞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汉代诗人们仍然热衷写作，并高度赞扬了楚辞的优点首先就是“华藻”，显然他认为这种词句的华丽是楚辞所独有的，也就意味着是《诗》所不具备的。

    而六朝骈文对辞采的重视，对华丽辞藻的追求，楚辞之“华藻”也是功不可没的。

    楚辞这种形式上的影响，也集中体现在“兮”字的使用上，后代诗人也常常写“骚体诗”，就是一种句式灵活、使用“兮”字，但又与楚辞并不相同的诗歌。严格来说“骚体诗”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体裁，但能够看出楚辞对诗歌形式的影响。

    第二，从内容上看，楚辞中对楚地山水的描摹影响了后代山水诗的产生；楚辞中包含的远游的内容，影响了后代游仙诗的产生。

    楚辞中无处不充满着对楚地景物的细腻描写，当然，这也是楚地的美丽所成就的“江山之助”。比如《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写秋天之洞庭的佳句；再如《山鬼》中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句子，也是描写气候景物的佳句。

    显然，楚辞对景物的关注，远远超过《诗》。

    当然，在屈原、宋玉等人眼里，这些景物并非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情感在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要到六朝“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才出现。不过，楚辞的开创意义亦是相当巨大的。

    第三，楚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性，正是从屈原开始，中国的诗人们才真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或激烈或温和的情感，诗人才真正“像”一位诗人。

    屈原在《惜诵》中有“发愤以抒情”的句子，这既是对楚辞抒情色彩的精妙概括，同时也开创了这样一种抒情传统。这一传统也同时被后人所发扬光大，其中不仅有诗人，也有其他的文人作家。

    比如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把这种抒情传统继续发挥为“发愤以著书”，他的《史记》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从此，这种发愤抒情的传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著作。

    如李白，他的独立人格与屈原很相似，都张扬着个体的精神。当然，李白生在盛唐，与屈原的衰楚不同，因此李白人格中体现的盛唐气象把这种个性发挥到了新的高度，甚至达到了中国古代诗人的顶点；他的诗歌充满着瑰丽的想象，他与屈原都对梦境有着独特的感受，也都因为梦境而写出横绝一世的诗篇。

    再如曹雪芹，其《红楼梦》对人生存于时间之内所产生的无常之感，在楚辞中那些对时间匆忙流走的哀叹中也能找得到；《红楼梦》对人的个性的维护、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与屈原亦是合乎同一节拍的；而《离骚》中香草美人的陨灭，与《红楼梦》中众多女孩子的随风飘逝，都代表了美好的毁灭。这种悲剧内涵的一致性，恰好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和尽头得到了统一。

    这一点，陆侃如亦曾在《宋玉评传》中说过一段话：二千年来，所谓“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读他的作品的，读了也没有一个不崇拜的。二千年来无数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屈原的影响的，没有一个不以屈原做模范的。所以扬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说屈原死了便“无堪与言”，所以苏轼说他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只有一个屈原。

    从他的作品里，产生出赋，产生出骈文，产生出七言诗，“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二千年来，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节，竞渡角黍之风普遍了全国。这一个令节，几为他一人所独占。在长江流域一带，连穷乡僻壤都会有他的庙宇。这一种福气，是没有第二个文学家能够赶得上的。总之，楚辞对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且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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