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我同一辈人来说，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种影响深刻地成了“我”的一部分。很难用是非好坏来评判它。

    都说“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的革命，我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了各种文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十四岁。那时，十四岁的初中生是白天听老师教的课，晚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接受的文化是同一的，好坏只体现在老师批予的分数的高低。

    一下子不读书了。破“四旧”把集中在一部分人私藏的书库里的书都抄了出来。每个学校都有几间贴着封条的房子，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书，更多的书流进了有资格戴上红袖套的“无产者”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行了一次“文化的平均主义”。

    那时我家几乎没有书。生病在家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不少故事，都是他听书听来的。他听的只是一鳞半爪，说的也是断断续续。我特别对《封神榜》，《西游记》以及秦、汉、庚、宋、明的历史演义，还有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感兴趣，只是无缘看到那些书。工人家庭的经济连着的是衣食住行，常会亏空借债，没有余钱买小说书。再说，那时也买不到那类的书，学校里的教育也不允许看那类的书。

    一下子不用上学了，我体弱性格又内向，自不会去社会上折腾，我二哥却是身强体壮，从小喜欢结交朋友，常是一伙一伙的出进，免不了会有同学或邻居小孩告状到家中，接着二哥便挨父亲的责打。“文革”中，红卫兵组织多，慢慢地盛行武斗。二哥成了一员干将，在一个区的部分范围里是有名的。

    一时时尚拳头的名气，二哥的说话也很有力量。做哥哥的满足做弟弟的要求，开口去借几本书，自不是难事。那类书很多都进入中学红卫兵的家中，在社会上流行着。文化革命革“四旧”，革“黄色书”，却把“黄色书”从少数人的书库中流传到社会上，这是革命者始料未及的。

    于是我就看了不少的杂书，神话、演义、剑侠、言情等等不管是纯的俗的，能借到的都拿来看一看。每捧一本书都有一种饥渴般的精神兴奋，半躺半倚，茶饭不思。开始想着慢慢品慢慢尝，看下去便是一目十行，迫不及待。有几次交亲都发狠要烧书。

    把看过的书的内容简单地告诉二哥，二哥出去借书，借到重复的，便说这本书我看过了，不就是说什么什么吗？再换一本来。这使我在那段时间内看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书籍，更多的是“野书”。都说看“黄色书”会使青少年犯罪，确实那类书会刺激人的部分欲望，但我总认为我对那类文化的接受比从学校接受的教育要丰富得多，对我以后创作的想象力产生巨大的作用。

    那时候，我经常会重复做一个梦，就是我进入一个书库，都是那类的书，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一本书来，那里面正是说书的故事，我在情绪激动中醒了，心中很后悔怎么就醒了。而今，我去图书资料室，书架上摆着好多重新出版的那类书，然而我已没有翻读的欲望了。偶尔站着翻两页，有一种失落的怅然感。

    到下放的年月，我沉入理论书籍中，主要是哲学类书。读书不完全是兴趣。看文艺书是想去看，看理论书则是要自己去看。一个单薄的少年一下子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乡村，内心怯弱却外表故作镇静地对着四周的一切，许多的童心还没表露便成熟了。每次探亲回到大城市上海，觉得那出生地变得隔膜了，步子不再跳跃，神态不再欢乐。也感到自己应该站得高一些了，在诗词中有人生的感叹，自然接近了理念。

    从哲学的高度看世界，很容易地打破形而上的绝对，于是在那个时代里成为“反革命小集团分子”，也有一种“必然性”。从隔离的窑屋放回来，一度万念俱灰，几乎没有任何前途之念‘倒是批斗会扬了我的名，流传回头，听说我能将马克思的书倒着背。其实那时我并没看过几本马恩列斯所著的书。传言多少激励了我一点自高自尊的心。一般的书看不得了，正好以改造思想为由，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的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那些书我是真正读进去了，得益匪浅。那时生产队里还算照顾我，给一头牛让我放，每日里一手牵牛绳一手捧一本书，在田野里转悠，我的心绪在书本里沉下去。我往往有宿命的感觉。要不是那样，我是不会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看那些开始还看不懂的书。到现在我常感到那些哲学理论成为我本身的文化素质，使我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多少添了一点深度，这种素质现在自己往往还感到不够。但却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毅力去接受了。

    从看书到自己写书，渐渐地书成了自己的生活的大部分。不管它中国、外国，不管它古典、新潮，凡为人称道的，都寻来一读。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有时清醒地觉得也实在毫无意趣。真正地读过去再回思过来，都不感到有什么新鲜之处了。倒还有两类书没有读倦，一是金庸、古龙的新武侠小说，只管读不用去想，自有一种快感。另一是禅、道的书，读一段便沉思下去，从一化作多，从繁化作简，是无限又是空无，心也就沉静下去，忘了自己身处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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