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营长把我带到南头镇卫生院的一个病房里。房里空铺着十二张窄窄的病床，四壁和床上的被面一样，有点发暗的白色。我原以为会见到在西窑学习班审查我的公社公安员的，他那高颧骨白净瘦削的脸，儿个月来，常出现在我迷迷茫茫的梦中。
过了一会，大队书记来了。我站起身，他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然后用宣布的口气说：“对你的审查学习班继续开始。”
我有些发呆，一时脑中想不清楚什么，只是点点头。
半年前，我在挖泥炭的河工上，被指挥部叫去，让我斗私批修。起先我还以知青的身份激烈地抗议对我的人身侵犯，很快我就气馁了。我的一个堂侄与生产队长是对立派，被揪成“五·一六”，他交待出我曾议论过的一些话。初下乡时，我血气方刚，也曾当面冲撞过生产队长。堂侄的交待自然成了我的严罪状，随后，便抄了我的家，搜出了我与几个好友往来的信件，我便真正地成了罪人，移押到河西孤僻的西窑，在那里审查了两个多月。
放我出西窑的时候，公社公安员曾对我说：“你先回家劳动，听候处理。”
半年来，我并没忘记悬在头上的那支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整日沉默寡言。住斜对屋的农村少女，是我初恋的意中人，亦曾相依相偎过，从西窑回来后，见了面，也只是互相默默对看一眼。幸亏父亲从上海来，那时审查父亲“叛徒”的问题暂且挂起了。父亲给粮食困难的生产队长送去了在城里积攒换下的一百多斤粮票，登门送礼叙旧。我也就没在大田里做久，先是养鹅，后来放牛。
我和一个老头养的几十只小鹅，大概是焙出了汗，总是长不大，还常死。于是便在端午节前卖了，副业队因此蚀了不少饲料，那头小牛在我手中，常会脱缓跑了，去吃队里的稻。一次偶尔发现它右眼不知何故起了白翁，生产队长猜说是牛绳结抽的。有一阵，我看到“破坏耕牛罪”的字样就有些寒栗。
乡里人都说我撞上了倒霉鬼。幼时我听了鬼的故事，夜里蒙被睡觉不敢露头睁眼。这时我一下子就不怕鬼了。秋收队里在村野坟头场轧稻，我独自一人倚坟在稻草堆上躺着看夜，望着星星点点的夜空，心中只是空空落落的了’。
半年来，我的意识慢慢已恢复平静，和队里青年男女一起，不避粗俗的说笑。九·一三林彪事件后，牌友大队会计偷偷拿来了中央文件给我看，并再三关照不可泄漏，因为我不在传达范围之内。
“我的事不是完了吗？”在西窑学习班，我就学会了在间话中试探。
“怕没那么容易吧？”
大队会计话中拐着弯。以后的一段时间，他总是说忙，没和我搭伙打牌。村上牌风盛，他是牌迷，我和他搭伙总是赢家。
那阶段，我很敏感，略有风言风语，便紧张着，形似笼里白鼠的惊觉，临到大队书记宣布时，我反而麻木了。
“再忆忆，你还有什么没交待的吗？”大队书记的口气还是温和的。
“没有了……那次在西窑，我……”我说得很迟疑。
在西窑，我白天黑夜地苦思冥想，记忆着曾活动在心里的话，究竟有多少和别人说起过，那次公社公安员又来，沉着脸让我继续交待。他来之前，看守人暗暗告诉我，在村里看到我母亲了。从小就是父亲最宠我，为什么不是父亲来呢？
“我都交待了，你们不能搞逼供信。”
突然一股冲动，我就说出了那句话。这以前我一直是认罪到底，说什么应什么的。
公社公安员立时变了脸，拍着桌子说：“冲你这抗拒态度，我马上就可以去填拘留证，把你铐进监牢去！你相信不相信！”
他充分显示出掌握别人命运的人的权利。我沉默了。以前，我也有过冲动，一旦冲动，再不计利害，有一种横竖横的精神。那晚，我和以往一样感到后悔，怕着由此而产生的恶果，没料想，西窑学习班很快就结束了。
在卫生院当天，谁也没再审我。晚饭的时候，民兵营长拿来一茶缸团子。那是父亲做的。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的心情。二十年前，父亲因高血压病休养在家，但每次运动还是历经磨难。现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每次离开上海，回身向站在门口的父亲道别时，总要多看两眼，想记住他的形象，心中暗怕此一去或许便是永诀。他却在自己问题一宣布挂起，就赶到乡下来陪我。那天我去十里外的埠头镇汽车站接他，正下着雨，他肩上前后搭着两个沉沉的网兜从长途汽车上下来。随后，拄着拐，一手扶着我的肩，在泥泞的乡土道上一步一滑地往村上去。六十多年前，他出生在这里，曾在这里受苦受累受刑受折磨。逃往上海以后，他多少次说过，他再也不想回村上去了。
夜晚，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嗅着被上散着各种药液的杂味，我试探着问睡在旁边床上的民兵营长：“这一次要多长时间？”
“那要看你的态度了。”他声音干巴。过了好一会，又补了一句：“大概不会多久吧。”
我把他的话想了一会：不会长久的学习班还会不会升级？还有些自忖没吐露过的反动的话，会不会再一次东窗事发？处理会不会随不可知的形势骤变而加重？从西窑开始，我已习惯了脑中许多恐惧的念头纷纷杂杂。事到临头，觉得不管怎样，反正只有去承受了。这样一想，再加村郊卫生院的夜晚安谧寂静，这一夜，我竟睡得很沉。
第二天清晨，吃了早饭，民兵营长把我带出病房，在走廊口见院子里公社副主任在弄一把长柄步枪。这位矮胖胖的公社副主任是镇上人，经常在镇街上走动。我促促地叫了一声。他停下拨枪栓的手朝我看看；算是应了，便把枪递到面前的农村青年手中。后来，他不知对民兵营长说了些什么。民兵营长过来说：“走吧。”我也就出院门听指令向前走去。民兵营长和那个背枪的青年就跟在我后面。
（堂侄从街上回去，告诉我父亲：他看到我“穿着背搭”①，被两个扛枪的人押走了。）
那天早晨，天气还算好。田野一片灰褐色，远处村落的房屋上还有一点白线似的残雪。比田埂略宽的乡道上，车轮印、牛脚印，人脚印交叠得高低不平。凹处结着薄冰，凸处冻得绷硬。我穿着一双布棉鞋，一只旧棉鞋的后跟绽了线，走两步便往下掉，开始我停下来拔，后来也就脚顶着鞋头走。一路无言。半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也是这样默默地被押着往前走。不知往哪儿去，也不管往哪儿去。眼前飘带似的一条被月色显白的乡村小道，近村落时，村头传出一声声狗吠。
到公社镇口。有一两个妇女在门里做针线，我提出想缝一缝鞋后跟。民兵营长带了我过去，一个中年妇女很快地递过了针线。我缝鞋后跟的时候，她在问民兵营长话，眼盯着我，后来说：“就这样的鞋走十来里路啊，真正前世作孽。”
①乡里人说反绑为“穿背搭”。
我被带到公社食堂后面的一个房间，那里面堆着米粮杂物。民兵营长和我坐在一张长凳上，我感觉到是在等，等什么我不知道。有一些很坏的念头要往外冒，我都不去意。识。不时有人贴着窗玻璃朝里张望，外面的声音很杂，有个扩音器响着含糊不清的声音。
慢慢地，外面的人声静了，能听到扩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这时，民兵营长朝我看了看，点着我衣领的纽扣说“你把它解开，会卡喉咙的。”于是我听话地木然地解开了纽扣，同时整了整衣襟。我能意识到外面礼堂是在开会。
距这段经历，到如今已有整整十八年了。十多年前中，我很怕回头去看，偶尔创作构思时，从记忆缝隙中站出来的也就是这解纽扣的细节。我也弄不懂，想来也平常的一个动作，为什么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听清了喇叭里的又一声口号，喊的是“打倒反革命分子……”我就被反托着手臂，坐飞机式地很快地推到礼堂的台上去。以后的一切感觉变得很碎。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低着的头，台上正在批判他。批判稿很短，报着一系列偷窃的记录。公社公安员批判我的时候照例背后人揪起我的头发“示了示众”。那一刻，我突然睁大了眼，我想给自己留下一点印象：台下是一片高耸的手臂，手臂垂下时是一色的通红的农村人的脸。我闭上眼睛，我很希望我能一下子晕过去。平时我总觉得我是很脆弱的，然而我始终在感觉着，迷迷茫茫地感觉着。公社公安员的批判稿很长，批判以我名字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还念了我最早写的一首诗，“一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诗”。后来，堂侄曾告诉我，参加批判会的好些干部都在会后议论：“没想那么小年纪有那样的学问，会写出那样的诗，听都听不懂。”
领口的纽扣是解开了，喉咙处还有点卡，头垂得发晕，腰背像要断下来，不过肉体的难受，只在初押上台很短的时间中，批判时口号的惊心也只是一瞬间。以后我只是低着头，半熟悉半陌生地听着自己的“罪行”。恍惚间，感觉到身后民兵营长抓住我右臂的手松下去，摸了摸我的手心，同时揪住后衣领的手也松了一点。没多久，口号声又剧烈地响起来，台上脚步声有点乱。我旁边的那个小偷被欺跪倒下来，他被判了两年刑。有人在给他铐上手铐。在当时社会，政治罪要比刑事罪分量重得多。我茫然地也等着这一刻。突然喇叭里一声叫：“把反革命分子押下台去！”像上台一样，我又被飞快地推下了台，直冲过了会场走廊，在半途上，有人谩骂着踢了我一脚，等我身子直起，眼睛睁开来时，我已站在了礼堂的大门口。扩音喇叭里传出公社头头缓慢的说话口音。
刚步入少年的我，也曾参加过红卫兵。我从小爱看书，接受的是几千年传统的宁死不受辱的教育。批斗别人时，我总为台上挨批的人不忍，总想着他们如何有脸再活下去。从礼堂一出来，我便仿佛觉得刚才的经历只是一个迷迷茫茫的梦，只在我意识时，才能肯定那一切是真正地存在过的。我反而有一种承受过了一个痛苦以后的轻松感。
十多年来，到今天，我有时依然还会为一句话，一件事冲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奋争着，似乎绝不容在人格上受到屈辱。平静下来，只要想起旧时的那一段经历，便觉着自己的可笑了：
眼前的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公社回村上的路走得很快，又回到镇卫生院。近中午时，大队书记来了。他坐下，也摆手叫我坐下。他对我说，对我的学习班就告一段落了。考虑到我是知青，响应主席号召下农村来，党对我的处理是批判教育，批判从严，教育从宽，以后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监督，倘再生三心二意，将新账旧账一算，今日台上判刑的坏分子就是下场……我一声不响地听了，心中简直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之后，民兵营长和我一起走到镇街，他擂进一条巷子到队部去。我也往家里走。
父亲大概听到了我的脚步声，走到门口的石板上站着朝这边望。我加快点脚步走过去，走近了一，努力露出一点笑来，对父亲说：“爹爹，我家来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