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哪方面都了解一下吧。一句话就脱出身去。从此办公室也成了转悠的地方。开会不拉,县长办公会议,政府常务会议,四套班子领导会议,都认真地坐着,想着说一句有分量的话,提一点有价值的意见,半天插不上嘴,想好了终于说上了一句,大家也都笑着听我说话,突然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个什么名堂。好像有点意思,好像又没有任何的意思。也突然发现,说话和坐办公室一样,要有功夫的。简单一点说,起码要熟悉情况吧。会议讨论的都是具体的问题,说简单也就是这样做或那样做,说复杂了,里面含着弄不清有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账。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也就难判是与非。有时,很简单很明显的一个对的,可怎么也对不下去,而很简单很明显一个错的,偏偏就要这样错下去。难怪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俄是不容易掌握了的。要不,上头有那么多的文件,照章办事就是了。都说关键是下面不按政策做,政策是虚的,事是实的,都要能按着做行了,县长只需要安个机器人就好。到县里开大会,那是亮相的时候,能亮相尽量亮相,被人叫了年把的县长,还有不少乡里头头不认识我是谁。到主席台上坐一坐,比许多的介绍还要好。平素在台下看台上的人,很有点威风的,轮到自己坐到台上,开始还有点新鲜,高台之上。看着台下压压的人群,不由浮起一种庄重感来。坐久了,坐多了,便发现坐那儿实在的不舒服,必须正襟危坐,说不得一句闲话,脸上需很郑重其事的表情。听发言人长长的没有什么文学色彩的话,那实在需婆有比坐办公室更能耐的功夫。有一次,开代表大会,天乍冷,台上两边的窗子漏着风,坐在台上浑身发冷,又不能像台下人随便出出进进,只得装作方便溜之大吉,台上人站起来去方便,从台下看去,似乎也是不怎么雅观的,不过我是实在熬不住了。那以后,我也就失去了上主席台风光的兴趣。
既然被称作县长,也就多少想做一点事,没别的本事,也就是手中的一支笔。都说我是大笔大笔,笔下生辉。可那些县里的报告报道,我是怎么也写不来的一份讨论了几十天的县长报告,想着要改一下,看了好几遍,最后像语文教师那样找出了一两个病句,提了出来,算是很有水平的样子。其实要叫我写,我大概会写得哆嗦好几倍的,也许还会多出十七八个病句来。实在过意不去,有时也就装着采访的形式,向县委书记何些问题,权当了解情况。前一届县委书记赵顺盘和这一届县委书记陈胜海都回说,不好宣传自己的管辖。我知道,他们是和我太熟了,谈不出公事公办样式的话,要说朋友交谈,自然无法说那些上报纸上报道的话。我也就只好不问。其实要知道县里的具体情况,县里的文件很多,我也最怕看那些总结性的文字。什么人均国民收入,什么人均财政收入,什么人均粮食产量,我很烦具体数字的。倒是有一个数字我记得牢,那就是工农业总产值。那清楚,好记,也很有意思。每次我参加什么笔会,到乡邻县里去,我总会问一下那儿的产值,北方的县大都只有几个亿。而金坛是个小县已达几十个亿。
当了“县长”有几年了,人家说,实惠肯定不少,俗话说:三年知县,银两十万。我觉得那都是玩笑话。我这个县长是挂的,想到底,挂不挂,仍是一句话,县里不也有不少心安理得的闲职人员吗。我却总是想着了我没能做什么事,到了县里,住在县政府大楼里,不用出房租,吃在县委食堂里,几位师傅都特别关照,下去采访,和县里头头同行,小车是有得坐的,偶有需要,县政府办公室的几位主任,也都忙着给安排,挂个职,没做什么事,有这么多照顾,能补充创作素材,不就很好了么?有一次,县里粮食高产,市里发下了农业奖,想着给我也发了二百元,是四套班子领导的待遇。我请办公室处理了。倒不是什么清高,无功不受禄,求个心安。说实在的,也是我缺乏了一点潇洒。
也有人说,当县老爷有权。有权么?我想无权难以行令。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尝过权是何物。自小长大,没当过任何一级的头。想是“命无权印”,不要说是挂个虚职,就是有个实职,怕也是用不起个权来的。听人家叫着“长”,心里虚着,见人家站起来,客气了,也就不知如何是好,说不来你做什么,口气里只会是请你做什么。开始时,别人一声“县长”,都是敬而有加的,渐渐的,别人也见我难受,依旧一个“县长”,朋友的口气里带有一点玩笑,也有的人口气中淡淡的。依然有重我的,那不是因我是那个什么“县长”,自然也有轻我的,那实在是因我是挂的什么“县长”。不过我倒是感到自在了。只有一次,我真想自己是个实在的县长,那次,《萌芽》杂志社联系,到金坛开发奖会,原以为花钱住旅馆,有我这个“县长”联系,住宿间题还不是一句话,不料临时招待所说,好房间没办法安排。说什么全国的作家,说什么杂志的影响,都不管用。我自出面和别的会议的头儿打了招呼,所长还说缺房。临到人都到了,有人只能在休息室里。恰好见县长来招待所,拖了去。县长就说了一句话,想办法吧,想得出来也要想,想不出来也要想。我着急还想说什么,县长却拉了我走,说是话说了,做就不要多管。晚饭后终于人都有了住。第二天,一个副所长见我说:你这个县长还陌生,其实有什么事,你让办公室打个电话来,又何必你自己……事后,我才想到,毕竟我这个“县长”是虚的,无权的,人家何必买我的账?再以后想想,认权也没个错。认权听指挥,做事也就顺了,没权的人都来插一手,管事的又能怎么做?婆婆多了,没办法听话,也只有跟着一个要紧的婆婆亲。这么一想去,对许多、社会上的事也都一通百通。
人换了一个角度,想法也就不同。原来觉得太繁琐的事,到了县里就觉得非具体不可。县里是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事非得具体去做。也难怪县里的干部都那么认真。就说上主席台每人席前立一个写着名字的牌,总觉得那有点封建的意味。不过深一想,要不立那么一个位,谁都乱坐,谁都往上坐,不就乱了套了?也只能画一个杠子,也少不得秘书们要烦神排一排名单。在秘书那里也自然不能错了一点。许多事,想着都好像不民主,好像都可以改,真的设身处地想一想,觉得无从去改,原来都是有道理的。另外站在哪个角度,也自然为哪个角度想。金坛前两年出过一个假农药案,纷纷扬扬的,弄到后来,当时的县长戴顺瑞给了个记大过处分。我实在为他抱屈。不是一直说不要行政干预么?再说一个县长又哪能管得了那几个具体企业的具体做法。如说官僚的话,县长和我一样客居在办公室,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找,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县里有政法,交通,农业,工业,建设,金融,文化,水利,供电,卫生,科技,教育,商业,物资,邮电,供销等等等等,一个国家所有的部门县里都有,一个县长哪能都顾得过来。县长只管大的政策,而一时大的政策就是放一放,具体部门自然就事多,不免鱼龙混杂,见利忘义,出了事情哪能都由县长负责?不过回头想想,事大了,产生了影响,上头不怪罪书记、县长,又能咋办?正如黑格尔说的:凡存在的都合理。角度不同而已。
回到南京,我就是我的角度,创作,写东西。好在创作不必表现具体的事,注意的只是人的精神生活。更多的可以靠想象。让县里的人物虚掉,省得有人对号入座。过一段时间,还忍不住要去一下金坛县,似乎那里总牵着我的神魂。想当年县城主要是一条小街,没几家商店,现在几条大马路两边都是高楼,楼下都是店铺。最近又已动工兴建华罗庚科技城,依托老城区沿常漂公路向东西两端延伸,形成两个高科技开发区,融科研、文化、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化城市。几年以后,再看金坛城,自然又是一番面目了。时光流动,常令人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叹。自不管别人说我不算金坛人的话,去茅山脚处花山公墓为年迈的父母买了一块墓地,独自站在一片墓碑之间,山风习习,那些城市的繁华都仿佛如在梦中,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情思。
常有过去县里的熟人见了我,会间:你还在这里……啊,你就留下来当县长吧。我清楚,那话的意思是指我争取当真正的县长。说作家知名层次高,其实那是虚的,在人的心目中,实在是不如一个县长的。不过,我是不当真正的县长的,就是有可能,也不会去当。老实说,还是当个作家自由省心。县长实在不是好当的,看人挑担不吃力,我总算虚的挂了一下了,多少知道那其中的酸甜苦辣。谁不相信,可以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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