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表作品算起，我的创作是和新时期文学同起步的。新时期的文学是一潮接着一潮，我的创作是一个层次连着一个层次，其间都是看似可分又很难严格地划分。原先，也总是在哪一潮中，感觉哪一潮的作品好，不免受着影响，逐渐开始不甘心，特别是创作题材、创作手法等多元化了，自己也就生出自己的看法，看法从犹疑到稳定，以至多多少少的偏执。总觉得有一种文学之理是对的，我正是按照这一种理创作着的。这一种理听起来就有理。别的理或是保守，或是传统，或是非文学，或是老生常谈。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执一理的创作过程略微长了些，却也没有什么不好，起码让我有勇气有信念走过了那段路。

    这就说到“度”，各人的气质，各人的经历，各人的性格，各人的文化，各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关系，形成了各人不同的“度”，理本简单，度相异，理也千变万化起来。说到文学上，讲同一种理的，未必同一层度，如此，共同的题材，在各人笔下，形成不同的世界，列出高下之分。大作家丰富的理能写成一本本的书，但那理无法使儿子也能成为作家，正由于那差异的度。

    也就说到作品表现的人生之度，说岁月之度也罢，说内心尺度也罢，人生之理与文学之理一样，有那么多人生的道理，可以谈得很玄很丰富，由无生有，由一生多，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只是各人的“度”不同。

    所以我着眼于写那“度”。

    四十而不惑，如今不惑的便是那“理”。不管人生之理还是文学之理。实在徽得去想。山水游得多了，寺庙也去得多了，倒是寺庙大门内的笑弥佛塑像和旁边的一副对联，常引出一点想法。“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大肚即大度，人生如此，化入文学创作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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