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体最重要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所以古人云：“辞为肤根。”语言是文章外表的根本所在。就是这个意思。
曾经有一个阶段，由于种种社会原因，文体被人们忽视了，语言也被忽视了。重的是有规定性的内容和思想。且不谈这种社会原因的合理性，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走了一条弯曲的路。用同一种语言形式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作家很少有语言的个性、文体的个性，自然也就没有了风格。“文革”前，尚有“山药蛋派”及“荷花淀派”的说法，一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只有假大空的“革命”语言了。千篇一律的语言形式对创作者形成习惯的影响，至今许多作家还难以摆脱。
走自己的路，走创新的路，走独特的路，这是不容易的。旧的惯性总是在影响人。中国文学和整个社会一样，一度是百废待兴，起飞是艰难的。大处讲，语言的中国特色，小处讲，语言的个性特色。有意识地抗拒惯性，有意识地变革现有的公共语言，甚至有意识地变革常用的语言结构，这个过程是必需的。
“才性异区，文辞诡繁”。由于各人的才性不同，因而作品的风格丰富多样。中国古代诗家中，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古代词家中，苏东坡的豪放，柳永的婉约，尽已为人称道。历史的流程很长，同时代的作家很多，作品浩如烟海，要为读者接受，要留在记忆中，要抗得住时间的冲刷。作家鲜明的个性风格至关重要。沈从文的小说的重新估价，并越来越得到重视，主要是肯定了他作为文体家的地位。沈从文的语言是有鲜明个性的，既有湘西的地方特色，又渗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沈从文被重视的现象，是当代作家对文体意识的觉醒，并给人以启示。新时期出现的“现代派”小说和“寻根派”小说，在中国文坛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他们走的路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是眼盯着外国文学，另一方面是回头发掘古代民族文化。我却认为他们有一种努力是共同的，即是要改变公共形式，要创新。其中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显明的。不管对这两“派”的尝试结果持什么看法，对这种刻意创新的精神是应该赞赏的。
杜工部有诗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梅圣俞有诗话：“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中国文学家历来有推敲语言刻意表现的传统。在语言上下了功夫的作品，会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而有时读公共语言的小说，也就一目十行，了解一点故事情节也就罢了。想有造就的作家自然不会满意这种效果的。
随着小说形式的多样化，小说语言也尽可能从其它文学样式中吸取养料。我们江苏作家，特别是表现江南风味的作家，小说语言从散文中获取不少有益的东西，讲究清新、含蓄、蕴藉。这也是传统，江浙一带的作家中有这种传统。鲁迅的《故乡》、《社戏》等，说是小说，也可说是散文。汪曾棋的小说，散文的味儿很浓的。这批江苏作家的散文化小说，多追求自然清淡，在形式上，因摈弃玩弄奇巧，不为人一下子瞩目；在内容上，功利性较弱；不能随潮流去载负什么哲理性，什么历史感，什么宇宙意识，自然也淡漠了社会学。凡此种种，都是缺乏媚俗因素的，所以也不被当今的文坛注意。在语言形式上的创新只是默默的、静静的，我行我素的。
我所喜欢阿城小说语言的，并不在他的《遍地风流》，并不在他个别用字上的新鲜，而是他的语境，主要是《棋王》，特别其中下盲棋一节，虚实相映，真有一种文化精神渗透在内。语言不单纯是语言，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要靠作家的文学素养、理论素养、气质等等内在修养。刘裸在《文心雕龙》中说：“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他又说：“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刘娜所指的风骨，我同样认为是一种境界。确实，语言缺乏了境界，感觉也就找不到了。境界是内在的，你很难确定它，有时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我很喜欢高晓声的小说，我认为他许多短篇小说的语言是有境界的，虽然除去一些江南方言，从字面上看，并无新奇之处，但他的语言却是独特的，有个性的。这就是他语言中的境界起作用，他的《鱼钓》、《山中》、《绳子》等一批作品的价值，还未完全被人认识。这种语境的表现，对他来说是自然的，看不出有刻意之处。当然，也许存在着局限，在中篇小说中，他的语言使人读了有点累，这也是他以后长一点的小说缺乏反响的因素之一。不过，这并不能抹杀他语言的独特性。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数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式耳。夫通衡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这也是刘麟在《文心雕龙》中说的话。指责那些由于要迎合世俗爱好而故意逆流穿凿文字的人。也许选这一段文字，对目前来说并不适合，需要的还是变革千篇一律的语言形式，需要开拓语言对世界人生的表现力的自觉。不过，语言终究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效果。“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里所指的语言，是语言的表达力，是语言的艺术内涵。曾听高行健谈“朴素”的观点，他给“朴素”的注释是“成熟”。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过去，我看到乔治·桑的一段话“……你就一步一步走进人生最快乐、最顺利的岁月：老年。艺术就在这里显示出它和颜悦色的面貌；只有在人年轻的时候，它才焦优焦虑地把自己露在外头。”我曾认为这段涉及到语言的话是保守的。现在反思，自有新的理解。当代的青年作家在语言上的探索和变革是成绩卓著的，但不免留着“焦优焦虑地”表现的痕迹。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以后，所用那奇特的语言来表现常见的故事内容就逐渐丧失新鲜感了，刘索拉等所遭遇的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过程。当努力不再成为努力的时候，也许就到了高行健所指的“朴素”的成熟阶段。
在海南笔会一路上，曾和陈建功谈到“无我”―“有我”―“无我”的流程。语言也是如此。以前是大家用共同的语言写作，自然“无我”。现在作家强烈地要自觉地表现自我，变法子体现出“有我”来。这是一种进步，其中自然也有“焦优焦虑”的缺陷。当这种努力变为一种潜意识，融入了各种修养中成为一种自然，那表现也就“朴素”了。语言的变革再不是外在的，而渗透在风骨境界中，也许又回复到表面看来依旧“无我”，那就是一种更高层次了。就如巴金所说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整个一批青年作家的自觉努力，必然会走出一条完美的具有中国语言形式的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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