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凤

    一、一家“小小银行”的诞生

    1915年6月3日，上海《申报》本埠新闻栏内有一则报道：“昨日午后为本埠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幕之期，各界领袖前往参与盛典者，络绎不绝，由董事长庄得之先生、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一一延入接待室，款以茶点。”

    当时上海较大工商企业开张，照例大宴宾客。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开幕，也有人劝他发柬宴客，他说：“倘我请客而客竟不来，则将如何？”故该行在开幕之日，未循例宴客，只“款以茶点”。上述报道寥寥数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陈光甫的作风。

    上海银行开办时，办事人员只有7名，额定资本10万元。这和当时别的银行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及一家大钱庄。因此，有人称之为“小小银行”或“小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的发起人主要是庄得之和陈光甫。庄得之名篆，江苏武进人，盛宣怀的亲戚，做过前清小官吏，当过信义、礼和等洋行的买办，从1912年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陈光甫名辉德，江苏丹徒人，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南洋劝业会外事科长、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江苏银行总经理等职。上海银行最初的股东和股本都是由他们两人的关系拉拢和凑集起来的。当时集股不易，总共只有7名股东。开创立会议时，出席的股东只有庄得之、陈光甫、李馥荪（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沪行经理）、王晓赍（萧山通惠公纱厂上海办事处主任）4人，其余3人分别由李馥荪、王晓赍代表。会上选出7名董事，也就是这仅有的7名股东。

    上海银行的资本，庄得之认缴2.25万元，陈光甫认缴5000元（其中一部分由庄得之垫支），李馥荪认缴1.8万元，王晓赍经手认缴2万元（其中信和土行主人施再春1万元，王与其岳父萧山通惠公纱厂总办楼景晖1万元），此外，尚有当过浙江都督的朱瑞的家属认缴7500元（不久增加为2.3万元），贵州人杨通（曾开办广西银号）认缴1万元，黄溯初认缴1万元。到1915年底资本增为20万元时，又有孔祥熙代表孙中山入股1万元，宋子文的母亲入股5000元，台湾富商林尔锵入股1.79万元，上海银行公会林康侯入股2500元，商务印书馆夏筱芳和西门子洋行买办管趾卿各入股l万元。上海银行初期的股东中没有当时的军政要员，没有有力的政治背景。

    自从1915年4月17日第一届董事会推定庄得之为总董事（后改称董事长）、陈光甫为总经理后，上海银行的一切行政和业务大权就牢牢掌握在他们两人手中，特别是陈光甫的手中。他长袖善舞，把一家“小小银行”发展成为全国大型商业银行之一，在旧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二、在夹缝中成长

    上海银行成立的时候，钱庄和外国银行控制着上海金融市场，本国银行力量还很薄弱。一家小银行要出人头地，非有出奇制胜的本领不可，而陈光甫却闯出来了。

    第一，陈光甫认为，上海银行初创，资力不足，又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要立足于金融界，只有走入社会，接近工商，以优质服务取胜。他提出把“服务社会”作为银行行训，因此在业务上不厌繁琐。

    从小处做起，为便利顾客，时时想出新办法，谋取顾客好感，在银行界别树一帜，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为人们所称道。起初曾有人讥为荒诞不经，但到后来，几乎没有一家银行不以“服务”为标榜。

    第二，大胆改革陈规陋习。如当时钱庄与商号往来，无论是以银圆或银两收付，都以九八规元记账，钱庄虽亦收受银圆存款，但不给利息。上海银行断然改变了这种做法，对存放款一律依客户自愿，以银两（规元）或银圆开户均可，即使一个客户同时用银两银圆开两个户头，亦无不可，对银圆存款照给利息，这在当时金融业是一项较大的改革。该行还竭力提倡“对物的信用”，以改变我国银钱业着重对人的信用的惯例。当时银行钱庄虽间有收取押品情事，但都侧重于房地产道契以及股票之类的有价证券，对于货物的受押尚未形成风气。上海银行创办之初，即联络可靠货栈，凭客户存栈货物以为押借担保，先后在无锡、苏州、南通派遣驻栈员负责。1916年，与中国、交通、浙兴、浙实等行联合设立上海公栈，办理押款。在内地开设分行之前，往往先在当地设立仓库，承做押款，统称“商记堆栈”，等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行设行。上海银行为开通风气，不惜委曲求全，推广押款，甚至遭受非难和损失也在所不惜，充分反映了陈光甫的胆识。

    第三，积极开发各种新业务。早期的本国银行大多只经营一般的存放汇业务，储蓄事业还不发达。陈光甫等创办上海银行时，蓄意要发展储蓄，故在行名中特别标明“储蓄”二字。该行成立伊始，即创办“一元开户”的储蓄，还做了许多储蓄盒送给顾客，鼓励人们把节省下来的铜元、角子投入其中，积满1元即可存入该行，这在当时银钱业中是闻所未闻的。有一天，一家钱庄以大洋100元要求该行开100个存折，以示讥讽。陈光甫不以为意，反叮嘱柜面人员热情接待，照开不误。此事传开后，轰动了银钱界，那家钱庄讥讽不成，反替上海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从1917年起，上海银行设立了储蓄专部，又组织储蓄协赞会，在社会上广泛宣传，推广储蓄。经过多方努力，业务发展很快，到1936年底，已拥有储户15.7万余户，储蓄存款3800万元。

    上海银行创办时，立意要经营国外汇兑，提出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为其成立之目标与今后拓展之目的，对于外商银行在华之势力，则谋以削弱之。陈光甫很早就和张公权等在一个名叫耿爱德（E.Kann）的外国人处学习外汇业务。1917年该行试办外汇，当时陈光甫有一同学在教会任司库，他就利用这个关系收购教会的金票，付以现币，并以此款汇往外国作为存款，逐步与英美银行建立代理关系。1918年该行专设国外汇兑处后，以每年1.2万两的高薪，聘请前德华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柏卫德（Gustav Barwald）为顾问，并派一批高级职员到美国学习。国外汇兑处努力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在国外许多重要商埠设立代理处。到1923年，该行外汇资金超过300万两，1928年在上海几家经营外汇业务的华商银行中，承做进口押汇，亦以上海银行为最多，每年约600余万元，改变了外商银行独占我国外汇市场的局面。

    第四，以旅行社为先导发展银行事业。1923年秋，上海银行总行成立旅行部。这不仅在银行界别开生面，也是国人开办旅行事业的先词。陈光甫办旅行社主要是为了推动银行业务，往往旅行社势力先及某地，而后银行继之。用陈光甫的话说：“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人士同情后再设银行，故谓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又说：“旅行部，全国银行无人愿办，余与朱成章协议创办，既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宣传计。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所以，旅行社早年虽有亏损，陈光甫仍坚持办下去，而且后来办得很有成绩，成为旧中国著名的旅游机构。

    上海银行在陈光甫的经营下，业务发展很快，但却遭到了钱庄和外国银行的妒忌。如有家老牌钱庄拒收上海银行开出的本票，这对上海银行的信誉影响很大。不久这家钱庄闹头寸，求助于上海银行，该行不计前嫌，连夜拆款给它，而且不要押品，只需开一张第二天的即期本票。这事传开后，在银钱界引为笑谈，那家钱庄从此再也不拒收上海银行的本票。

    上海银行到外地设行，常常受到当地钱庄的抵制。1925年春，南通钱业公所突然宣布与上海银行南通分行断绝往来，其理由并未公布，只含糊其词地说上海银行“违背公所约章”。实际是上海银行在南通开行后，业务进展很快，抢了钱庄的生意，因而钱庄煽动公所宣布绝交。后来经通（南通）崇（崇明）海（海门）泰（泰州）总商会会长张詧调解，风波才得平息。不久，在常州、芜湖两地，也发生类似情况，该行镇静应付，得以解决。

    正当上海银行业务逐渐得手之时，它的外汇经营触怒了外国银行。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发难。当时麦加利银行经理是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会长，一天，他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与麦加利的外汇合同，企图限制上海银行经营外汇业务。陈光甫针锋相对，立即致函外商银行公会，申明上海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的外汇合同，一时中外银行为之惊愕不已。结果上海银行取得胜利，两家银行合同恢复交换。从此，外国银行对上海银行和陈光甫刮目相看，大大提高了上海银行的声誉。

    上海银行就是这样在钱庄和外国银行两大势力的夹缝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三、凭风借力，直上青云

    上海银行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1917年起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沪行经理李铭（即李馥荪，1923年起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的扶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海银行开业之日就存入7万元，一直不动，使上海银行的资本由10万元实际变成17万元，浙江实业银行平时亦常给上海银行以透支。张、李2人与上海银行不仅是一般的同业关系，而且是这家银行的董事和股东。他们与陈光甫意气相投，经常在一起研究金融和市场情况。当时上海金融界称他们为三兄弟。1916年，上海中国银行拒绝执行袁世凯的停兑命令，陈光甫和李馥荪曾参与谋划。陈光甫在上海金融界崭露头角，主要是得到张、李的提携。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推举宋汉章为会长，在张、李等支持下，陈光甫当选为副会长，这大大提高了他和上海银行的地位，为业务开拓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上海银行从一家小银行迅速发展为大银行，是同张嘉璈、李铭的扶助密切相关的。

    1927年4月1日，上海《申报》登载了一条消息，说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委员15人组成，陈光甫任主任委员。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在未成立以前，已先行办公。3月31日，蒋介石就派陈光甫以财政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到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洽商筹款办法。经陈多方奔走，4月1日，由上海银行界垫借200万元、钱庄垫借100万元。4月下旬，陈光甫继续向银钱两公会商定加垫300万元，均以江海关收入二五附税抵还。不久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出面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开始发行。陈光甫为蒋介石筹款立功，蒋曾邀其进入政界，担任财政部次长、财政厅长、政治委员等官职，他均推辞不就，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日益提高，担任了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成了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摩根。陈光甫的地位增高，上海银行的竞争力量也随之占有优势。从1928年至1937年这10年中，上海银行业务的进展远比其他银行为快。例如，在存款方面，与资力较大的“南三行”“北四行”7家私营银行比较，在20年代上半期，存款总额是浙江兴业银行和盐业银行轮流交替居于首位，上海银行居第四、第五位。从1928年下半年起，上海银行存款迅速增加，1930年达到8900余万元，比1926年的3200余万元增加1.8倍，居上述7家银行的第一位，也就是全部私营银行的首位。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34年，存款达到1.58亿元。1935年、1936年两年为金城银行追上，1937年6月抗战前夕，上海银行又复居第一位，金额近2亿元。

    在放款方面，抗日战争前，上海银行放款总额最高时达到1.4亿多元，户数2000多户，其中较大的工厂放款有200多户，金额4200余万元。30年代业务大扩展，它的工业放款在全部放款中的比重一直在1/3左右。这样大的比重是别的银行少有的，同期的中国银行仅占12％，金城银行只占25％左右。在这10年中，该行放款利息收入达23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58％，比1915年至1926年12年的利息净收入450万元增加了4倍多。在内汇方面，1934年是上海银行设立机构最多的一年，计有分支行113处，是其他私营银行从未有过的，因此业务大幅度发展，这一年汇出总额累计达4亿元以上，超过任何一家私营银行。此外，在领用兑换券方面，1932年突破2000万元，1934年超过3000万元，1936年达到4000万元（其中向中央银行领券2500万元），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券银行。领用庞大数量的兑换券，这对上海银行的头寸调拨和业务扩展具有重要作用。1915年至1926年，上海银行放款总额平均占存款总额65.4％，1927年至1937年上升为74.7％，在这10年间，存款增加9倍，放款增加10倍，超过存款增加的倍数，这就是大量领用兑换券得来的效益。据业内人估计，每领用兑换券1000万元，1年可获利40万元，上海银行每年领券三四千万元，一年就有100多万元的收入，额度之大为其他私营银行望尘莫及。

    四、大事业皆由心血换来

    上海银行从一家小银行发展成为旧中国名列前茅的私营银行，陈光甫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事业皆由心血换来。”这话一点不假。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有一套管理办法。他善于组织人力，使用人才，鼓励行员掌握新的业务技能。他最讨厌三种人：一是不知节俭，甘心堕落，不识艰难，他称之为“少爷”；二是官气十足，应办之事随意搁置，他称之为“大老爷”；三是工作被动应付，死气沉沉，他称之为“老太爷”。他不容许这三种人在上海银行有安身之地。他要行员办事讲究效率，财物力求节约，尤其反对浪费人力，要求各级负责人如发现人浮于事，就应进行必要的整顿，力求组织严密，手续简单，人事精干，开支节省。还要求各级负责人对业务、人事各方面都要进行精细入微的考察，不断兴利除弊。

    陈光甫一有机会，就号召行员要具备应付环境变更和社会经济变化的新本领，掌握扎实的业务知识，具备熟练的工作能力。他说：“以行而言，不能应付经济环境，即为落伍之行；以人而言，不能研究经济环境，即为落伍之人。”他除了在行务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介绍欧美资本主义银行的经营方法和知识外，还责成业务科和调查科共同研究营业上的各种问题，拿出推陈出新的办法，以适应潮流。他号召职工“用我脑筋，竭我思虑”，专心研究业务，提出改进措施，如有标新立异、出奇制胜的方法，一经采用，即可加薪、升级，得到重用。

    陈光甫经营银行业务，十分重视掌握商情。他认为，商业银行的一举一动“皆应与商情合拍”，一个银行家不仅要通晓工商业务，而且要时刻把握住商情变化跳动的脉搏。他要求上海银行全体人员，上自董事、经理，下至行员、练习生，都必须认真研究商情。他还要求每个行员必须努力认识商品，“研究其来源、去路、品质、产量、交易习惯以及各种陋规”，尤其是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像棉花、棉纱、米、麦等，更列为不可一日忽略的调查研究项目。他对业务主管人员要求更加严格，要他们“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所谓“上通天文”，是因为天时的好坏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关系到工业原料、产品销路和市面的荣枯，商业银行要向工商企业放款，不能不经常留意，仔细审察。所谓“下知地理”，即要求了解地区的差异，出产的不同，具体掌握“某货为甲地所专产，某货为乙地所需要，某货专供本地之求，某货可以畅销外埠，在国外有无销路，运输上能否便利”等商情，从而据以规定业务上的方针。所谓“中得人和”，即要求切实调查“各商肆之贸易情形，各个人之经济状况，以及历来之信用如何，目下之现况如何”，等等。陈光甫还认为，“不特国内各处的消息要灵通，即国外之经济情况亦须详悉无遗”，他自己就是经常不定期地到欧美等国及国内各地考察研究商情，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同时还派出一批批高级职员到国内外进行考察。该行于1928年底成立调查部，每星期刊行《金融商情周报》，通报市场信息。该行的内部刊物《海光》月刊，每期也刊登商情报告，执笔的都是该行的经理、副经理、襄理、各业务部主任以及一些有业务经验的行员。

    上海银行以“服务社会”为标榜，因此，陈光甫对柜面服务的要求特别严格。他说：“柜上服务最为重要，须振作精神，一丝不懈，方能令客户满意。”又说：“一行之成败，实全系于办理手续人员之是否优良。行员服务顾客，必先和颜悦色，方能博其同情，否则稍有不当，或盛气，或慢客，均可使顾客裹足不前而视本行为畏途。”他要求柜面人员，第一须和气待人；第二当手续敏捷；第三应不嫌繁琐，不允许营业员与顾客之间有争执不快之事发生。有一次，一个工友阻止一个衣服不甚华丽的顾客参观保管箱，当这一顾客来信反映后，他立即派员前去向这位顾客道歉。1930年间，上海银行的服务质量一度有所下降，陈光甫发现后，立即召开行务会议，研究改进办法，并作出了关于接待顾客的具体规定。30年代初期，上海银行柜台上采用机器记账，借以提高工作效率，但陈光甫担心使用机器后可能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因此在行务会议上强调行员不要满足于“作机器式之服务”，而忽视与顾客进行感情联络，指出如果把人变成了机器，营业员摆出一副“严峻冷淡之面容，使人不可逼视”，那么机器再好，顾客也会望而却步。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花心血最多的是对人才的选择和培育。他认为办理任何事情都“取决于多数之从违”，因此“必须慎择其执行之人选”。因为决定的事要有人去办，需要有一大批能领会贯彻企业领导意图的“用命之人”，才能开创局面，除旧布新。他把罗致人才看作企业盛衰的关键，认为“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从创设上海银行伊始，陈光甫便把同心协力、有事业心的两个结盟弟兄杨敦甫、杨介眉约请到行担任副总经理，作自己的左右手，又从他曾主持经营过的江苏银行挑选了一批干练人员，充实到上海银行，形成一个比较得力的班底。他经常挑选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考察和派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行员去美国银行实习，接受专业训练。此外，还每年从各地中学吸收学生入行，开办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练习生，作为后备骨干力量。总之，在培养训练人才方面，陈光甫是不惜工本的。他说过：“育才计划，关系我行生命前途，我行宜应认为当前第一要务。”还说：“吾人当以绝大魄力，绝大决心，投下一笔大资本，猛力推动进行。”在上海银行，人事制度比较健全，不随便辞退职员，有本领的人有升迁的机会。陈光甫常自我夸耀：“本行用人，自开办迄今，素一秉大公，不论何人，苟有优秀之才能，必予以相当之地位。”赏罚也比较分明，有过分别降惩，有功升级加薪，对于亲戚故旧的子弟一视同仁，不给特殊照顾，而按工作能力考核，所以上海银行的办事效率是比较高的。

    陈光甫有胆识，有魄力，事业心强，是旧中国金融界的一位突出的人物。虽然他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府有密切联系，但他经营上海银行30余年，勇于革新，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如果加以分析筛选，对今天发展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开拓金融市场，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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