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公瑾

    上海银行全称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总行在上海，总经理陈光甫，原始资本10万元。由于陈光甫将其在美国学到的资本主义经营手段用于上海银行，使得业务不断发展，到1930年时资本就增为500万元。其分行遍设于长江沿岸及沪宁铁路一带大中城市以至华北、西北、华南的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又在西南的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地设立分支行，还在香港设有分行。

    汉口分行成立前是一个分理处，设在汉口致祥里内（即现在汉口江汉路上海村的后面），负责人谢德良。汉口分行大约成立于1923年，在原分理处前面的歌生路临街（即现在江汉路44号）因陋就简改修行屋。为了抬高汉口分行的身价，陈光甫聘请汉口钱业界享有盛誉的协丰昌、泰昌盛两钱庄的经理龚寿征为汉口分行经理，利用龚在汉口创牌子、收存款，并同意龚仍任原两钱庄经理，任用龚的长子龚榕庭为汉口分行营业员。谢德良则为副经理兼管库房钥匙，周苍柏为第二副经理，联系外商业务。其余会计、出纳人员均由上海总行调来，仅在汉口招收练习生和勤杂人员。

    1925年（或1924年）陈光甫的亲戚赵树荣在汉口分行挪用行款数万元，总行就认为是谢德良将库房钥匙交赵使用所致，因而将谢解职。龚寿征以总行责其失察愤而离职，其子龚榕庭也随之去职。这时汉口分行的业务已经有些基础了，即由总行另调唐寿民来任经理，周苍柏仍任副经理。1926年在原行址建造了新屋。1927年汉口分行成立了工会，唐寿民抗拒职工合理要求，潜逃上海，由周苍柏代行其职；不久，周即任经理（周任经理一直到1938年汉口分行撤退去重庆时为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光甫不仅解散了上海的上海银行工会，开除工会中的骨干，而且对广州分行和汉口分行也是如此，先把工会解散，再把汉口和其他分行工会负责人共三人调至上海开除了。

    我是1931年1月进汉口分行任初级试用助员的。进行时，看到该行是以“服务社会”为宗旨，既“辅助工商实业”又“抵制国际经济侵略”，当时认为很不错。

    汉口分行在汉口的声誉比之其他一般私营银行为高，甚至超过上海银行的其他分行在其当地的声誉。原因是这样的，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是国库券钞票，后来因集中现金，国库券不能兑现，币值不断下跌，而汉口分行在此期间却为存款人保存了币值。当时汉口分行的办法是，对现金集中前的存款按存入数全部付给现款，对现金集中后的存款按存入日的折扣付款。它这样做并不吃亏，关键在于利用了申汇汇价。所谓申汇汇价，就是把款由汉口汇往上海的汇率，如国库券当日汇价为9折，则在汉口交国库券10元，在上海只付申钞9元。最低汇价曾达1折左右，即在汉口交10元国库券，在上海只付1元左右的申钞。因为武汉政府币值受时局影响逐步下跌，而上海申钞（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在上海发行的钞票）币值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将收进的存款全数按当日汇价委托其他银行、钱庄汇往上海存在上海分行，需要时再行汇回，汉口分行就毫无损失。如果汇兑处理得法，还可获得一些盈利。汉口分行就这样“一箭双雕”获取到社会上的信任。我进汉口分行时，正是上海银行存款大增、业务繁盛的时期，全行存款达1亿多元，其中汉口分行的存款占相当比例。就是这一年（1931年），汉口分行承做食盐押款因水灾受到一些损失，波及南京、上海分行的存户大宗提取存款，而汉口分行的存款所受影响反倒不大。一方面，因汉口存户就地了解食盐押款的损失情况，知其并不严重；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上述处理国库券存款时已取得的社会信任。

    1931年，汉口分行在原有的郑州分理处（附在郑州中国旅行社内）的基础上向河南发展，我在是年终调到郑州分理处工作。1933年成立郑州分行，不久在开封设立支行，吸收存款，办理汇兑。郑州分行成立前后，在河南、陕西沿陇海线西段及京汉线河南境内设立办事处、寄庄。当时在信阳、驻马店、漯河产杂粮地区派1-2人设立寄庄（漯河寄庄不久改为办事处）；在信阳主要做食盐押款及汇兑业务，在驻马店、漯河承做杂粮商运销汇兑业务。在安阳、陕县、灵宝、渭南（后来移归西安分行管理）产棉地区设立办业处，主要承做棉花押款、押汇业务，还承做一般存款、汇兑业务。在潼关、洛阳设寄庄，承做汇兑业务。那时郑州分行在陇海线西段设行有个特点，即跟着铁路延伸情况向前发展，如陕州、灵宝、潼关、渭南等办事处以至西安分行都是在未通车前就开始筹备，通车后甚至通车前即开始营业。有的寄庄如信阳、驻马店、漯河三处客户均为中小杂粮商，需要运进银圆购进外地短期汇票。其中信阳、驻马店二庄因人事关系，漯河办事处因1935年停用银圆业务大减，均于1935年先后撤销。棉花业务主要做法是由上海或汉口调来资金（常用火车运银元或钞票），以当地打包厂棉花栈单或一般棉花仓库仓单做押款，待棉花打成机包装上火车后，凭铁路提单承做押汇到上海赎取。1933-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棉花市场，致使棉花价惨跌，郑州分行吃了几十万元的倒账。于是又调整人员，缩小范围，到抗日战争前夕，仅有郑州分行和陕州办事处了。潼关寄庄系中国旅行社代理，因而没有撤销。

    1933年，郑州分行还设立了农村合作贷款部，贷出的款项虽不多，但放款的对象却比较多，一般是以某某合作社的名义前来借款的，放款地点主要在陇海线西段产棉区。从当时农村的社会情况看，这些合作社不可能由农民主持，因之全部贷款中究竟有多少贷给了贫苦农民，或者只作些点缀，由于当时未作了解，尚不得而知。后来听经办人说，洛阳有一个合作社，招牌就挂在一家豪绅的门上，贷给现洋2万元，全部由这个豪绅支配转而盘剥农民。

    抗战胜利后，我于1946年夏调任为汉口分行副经理。这时汉口分行的经理是崔思恭（崔自抗战胜利后任分行经理直到武汉解放后全市私营银行公私合营时）。当时的业务从表面上看，仍是收受存款、经营汇兑、承做押款押汇、办理外汇，继续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服务，但实际内容却与抗战前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抗战前的上海银行在“辅助工商实业”方面是起了一些作用的，那时汉口分行的储蓄存款和民族工商业的往来存款（具体数字记不清）不仅比较稳定，也占很大比例。当时虽也与很多外商和教会及教会学校有存款汇款关系，但它们仅以一小部分存汇款交上海银行，大部分交外商银行。可是到抗战胜利后情况就不同了，汉口分行的存汇款转以外商、教会和教会学校为主，汉口英美颐中烟草公司等外商把大部以至全部存汇款交汉口分行。当时在汉口颐中烟草公司、美商德士古、美孚煤油公司、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等外商，每月要收配售香烟、煤油贷款数次，因交款数字很大，常引起市面银根吃紧。因此一般银行、钱庄周转的资金势必不够，汉口分行由于吸收外商售货后的大宗存款，就可以贷给这些银行，钱庄以解决其资金不够周转的困难，从而汉口分行在银钱业中颇有名气，可谓是“盛极一时”。在这些经营活动中，汉口分行是有厚利可图的。外商存款是要汇到上海去的，在缴烟、油款的一两天内，因市面银根吃紧，申汇汇价下跌，即在汉口交900多元（甚至出现过800多元）到上海可以得到1000元。这时汉口分行就利用有利于己的汇价，把款大部分汇到上海备用。等到外商要汇款时，市面银根转松，申汇汇价又逐步上升，汉口分行就按上升了的汇价向外商结算。这一跌一涨之间，可以捞到很大的汇兑收入。当时的汉口分行真是“名利双收”。

    抗战胜利后，外商之所以把大宗存汇款交汉口分行，这是因为外商银行不收其他银行、钱庄的票据而要收现款。当时伪法币和金圆券一日数价，仅仅一箱香烟或一桶煤油就要交若干万甚至若干亿的现钞，点交困难，要求收现款就不易办到。而汉口分行可以用收取其他银行本票和钱庄庄票的办法代替收现钞，解决了点交困难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海银行原任总经理当时任董事长的陈光甫已经投靠了美帝国主义，得到美、英垄断资本家的信任，陈光甫原所标榜的“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经营方针，已不提及，上海银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变成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关于陈光甫的演变情况，杨桂和先生写有《陈光甫上海银行》，介绍颇详，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解放前几年中的汉口，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其他不少私营银行因存款汇兑减少，收入下降，甚至有始钱蚀本者，而独有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存款汇兑多（但一般工商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如同其他私营银行一样，仍为减少），收入大，每年都有相当结余，其根由就在于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分其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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