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曾年 顾柏荣

    上海银行创建于1915年6月，由原江苏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与庄得之（后来任该行董事长）等人集资组成，陈光甫任总经理。上海银行创建时规模甚小，只有几个办事人员和10万元资本。但是，它的发展却相当迅速，上海银行的经营成功有诸多因素。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客观上为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陈光甫在行务方面锐意改革，倡导“服务社会”“不断改革”的精神，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信息网络，把加强调查研究和科学经营管理作为推进业务之根据，也是该行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陈光甫曾说：“凡事均宜刻意研究，从不知而求知。本行既为商业银行，所办之事皆为商业之事，则一举一动皆应与商业合拍，方不愧商业二字。现将聘请对于丝、布、纱、糖、棉花以及其他种商品富有经验者为顾问，一一研究其来源出处，工本若干，售价若干。举凡涨落之比较，销路之淡旺，时间之关系，市面之需要，无不加以彻底之研究。”[10]为了能与商情“合拍”，上海银行总行和各分支行处专门设置了调查部门。陈光甫把调查部门称为“银行之最重要部门”。调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1.国内外政治形势，国内外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国际黄金市场价格升降以及金融、币制、汇兑、证券发行等情况。2.国内外经济形势；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3.各地产品的产销情况，进出口价格，季节性变化等。涉及的行业有米、麦、面、豆、糖、盐、蛋、芝麻；棉、纱、布、茧、丝、毛、麻、纺织；化工、原料、建筑、五金、日用杂货、文化卫生用品等。国内各主要商号的资本、信用、营业情况；各主要工厂的生产成本、经营情况；各主要学校的师生人数、经费源流；甚至农村的情况也都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均作系统的记录。专职调查部门还要研究调查方法、制定调查规划，并接受其他部门委托的调查任务，根据调查所得编制放款统计、商品丛刊、各项专题调查报告，以便总经理随时批阅；搜集到的各地经济资料则分类整理，依次归档，以便取用。各部，处及各地分行每月均规定要向总行报告当地市场情况及金融动态，并对有存放关系的同行信用作调查，掌握它们的营业情况。总行还在纽约设立了通讯处，配备专职人员调查、收集国外的投资技术、市场动态、国际贸易、汇兑收解、国际政治、金融经济、产业结构等各项资料。除此以外，上海银行还经常召开各种专业性的研究会议，并设立了经济研究室、棉业研究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等，通过研究提出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该行有时还聘请国内外专家讲学或担任顾问，以便指导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

    除各级机构设置专职调查部门外，上海银行还规定了各级领导的考察视察制度，以便能加深了解周围情况，扩大眼界。陈光甫本人以身作则，每年都要到外地考察，还数次赴欧美等先进国家考察金融业务。为了发掘人才，该行还把最有培养前途的职工派至国外实习，吸取新经验，为扩大业务作准备，前后共有十余人之多。回国后请他们谈感想，介绍情况，使更多的人了解国外的银行、经济、商业动态。陈光甫还要求各地分行经理“每年必须旅行一个月，出外游览，无论去往何处，均听自由，本行供给旅费，借以放宽目光，增加知识”。

    对于行内的一般职工，陈光甫很乐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博采群言，使改革有据。他曾说：“凡是行务有应兴应革事项，同人有所建议，尽可尽量发挥，甚望能以卓见远识充分贡献于行。虽各有所司，难于越俎代庖，混淆权限，但本行博采群言，凡所言确有见地，极愿容纳，借收交换知识之效，谋行务进行之利。”并说：“无论在布置上、设备上、管理上、营业上之问题，无事不可因研究而发生新意，如有所得即可书面或口头相告。”上海银行总行还实行一种聚餐制度，每星期四各部门和本市各分支行各推一人参加。参加人员可以自述己见、互相学习、集思广益、了解情况，并可以联络彼此感情。行之数年，卓有成效。实际上，上海银行开创的一些业务大都是从行员建议中得到启发而发展起来的，如为学校代收学费，发展到大学开设办事处，使学生们知道有上海银行的存在，学生们去办事处开户，奖纪念笺、订赠报纸，并派人在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宣讲学生储蓄，以扩大影响。还有开办教育储金等。经常倾听下情还能对意外事件有所防范，如发现资金呆滞现象就及时疏导，出现舞弊迹象便及时予以堵塞，等等。

    为了把通过各方面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进一步发挥作用，上海银行出版了《海光》月刊，先后达十余卷之多。这份刊物专门介绍国内外银行的先进管理方法，国内外发生的金融事件，各埠商业情况，各分支机构及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并有系统地向行员介绍银行业务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各项专业性的调查报告等。行刊除提高行员素质外，还能联络总分行思想感情，相互“沟通消息”。起到“观他方得失而资以借镜”和容纳建议的作用。上海银行出版的书籍、刊物也很多，如征文集、视察日记、谈话录、经济论文集、各国银行制度考、商品丛书、米、面、纱等生活必需品的调查、本行存款情形、法规撮要等。调查部门编制的营业、金融、商情等项情况报告则每周印发分送各分支机构参考，起到了传播信息的积极作用。总行还设有图书室，经常添置新书，鼓励行员阅读。陈光甫本人也博览群书，并经常向行员介绍中西新书与文章，认为“读书是吸引新知识之来源，居今之世若不时时输入新知，以求增加学识，则办事将有难于应付之虞”。

    上海银行创办的中国旅行社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旅游机构，对上海银行来说，更起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作用。上海银行的旅行支票可以使旅客在各地的中国旅行社使用，旅行社又是上海银行的先锋队，“本银行欲往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一部分同情后再设银行”。陈光甫很重视中国旅行社在宣传上所起的作用，认为“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之宣传计，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对中国旅行社发行的《旅行》杂志则认为“稿件甚佳，编辑亦善，唯广告不多，亟宜设法推广”。

    完善信息网络、加强调查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进经营管理和作为推进业务的根据。陈光甫说过这样一段话：“本行积30年之经营，一切行动无不息息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相关联，故吾人欲求经营技术之改进，必须时刻检讨国内外经济动静，工商金融之趋势，予以不断研究，就研究所得为推进业务之根据。”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如对各行庄、工厂、农村、学校的调查研究，使该行的业务对象不断扩大，信用得到保障。对各地商情的调查研究，导致了各地分行的增多，业务范围的扩大。对各国银行的调查研究，使该行内部的管理制度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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