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宝

    1931年（民国20年）秋，汉口大水，淹消存仓盐约40万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与淮商合资经营的公泰盐号损失较巨。风声所至，在沪存款户乃纷纷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酿成提存风潮，上海银行无力应付，风潮有日渐扩大之势。上海中国银行恐牵动整个金融事业，乃违章贷款，出面维持，提存风潮迅告平息。

    解放前的银行，原仅限于存放款及汇兑等业务，主要是吸收市面游资及多余资金，再转贷给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切生产事业与商业，另加酌盈济虚。如将多款非生产城市的资金[11]，调汇至工业城市[12]，用以扶助生产，以利民生。由于存款利息略低，放款利息稍高，银行将其间的差额收入，作为本身开支与利润盈余。唯章则上不准兼营工商业，盖恐其经营工商业亏累后，影响存款的偿付。1931年上海银行违章经营运盐业务，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酿成了存户提存款的风潮，幸金融业通力合作，风潮迅告平息，存户亦未受损失。兹分述其概略于下。

    （一）银行为什么要经营运盐业务？为什么又准许其运盐？

    国民党统治期间，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关税无自主权，不能保护民族工商业。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常以“拼”[13]的方法，扼杀我国的工商业，使之亏本倒闭，由帝国主义垄断把持，独占市场，任意涨价，除将“拼”的时期跌价所受损失完全赚回，并可大发其财。自有史以来我国历史上从来不准洋盐[14]进口，而帝国主义亦从未运洋盐至我国竞售，因而经营运盐业务可不受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压迫，无亏本倒闭之虞。当时的盐政制度多采取“核价轮售”[15]，盐市安定，保障运商有一定的利润可得。此外轮船运扬子四岸[16]的盐，每担外给卤耗12斤，又有“耗余”[17]纯益可得，获利之厚数倍于放款所得之利息，且十分稳妥可靠，其唯一缺点则因扬子四岸距场过远，在帆运时期，木船装盐运岸，动辄需时数月。为了不使盐斤脱销，各岸存底均丰，由场起运至盐斤出售，平均需时一年，资金周转较慢。但银行所吸收的定期存款亦多系以一年为期，银行兼营后，对资金的积压，并不深以为苦，自然乐于兼营。

    银行投资兼营运盐，既有违章则，亦不符合法令，那么财政部的钱币司是专管银行的，为什么不加以制止，或予以纠正呢？原来国民党政府善于搜刮，其在盐税中大事搜刮所采取的办法，极为简单明了，只是一个分区包干制。即对各产区的稽核分所经协理、销区稽核处的正副处长，仍维持其极为优厚的“薪津”[18]，每月多至银元1600元左右，使之尽忠于我，为我所用；一面又规定各稽核所、处每月除本身经费外，必须筹解库款若干万元，不得短少。至于盐政制度，不论为官运，为专商、为自由竞销，或“统制自由与核价轮售”[19]均由盐务机关自行酌定。唯官运则国库既不拨给资金，亦不得增加人员与开支，因此各稽核所、处，多极力设法鼓励运商办运及银行放款，更欢迎银行投资经营盐运，以增裕税源，俾利搜刮。四川省的重庆银行盐业部，承办合川计岸盐，系由四川的盐务机关予以核准者；而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承办川盐仁、綦、涪三边岸盐[20]则系奉财政部特案照准。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为了搜刮，什么法令章则均可置之不顾。

    （二）汉口大水，淹消存仓盐后，为什么在上海会引起提存款风潮？

    1931年秋，汉口大水，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仅知搜刮民间财富，无法组织群众与自然灾害斗争，只好置之不管。但汉口为长江内最大的通商口岸，仓存各种物资较为丰富，因而被水淹消的损失亦巨。其时上海银行与淮商徐禅臣、康叔文合资成立的公泰盐号，首先办运，轮船装运盐斤至湘岸。由于汉口是鄂省（除鄂西外）全省所需盐斤的重要集散据点，仓存盐斤甚丰，其中公泰盐号因系银行合资经营，资力雄厚，存汉口盐仓的盐斤亦多。终因国民党政府抢救仓存盐斤无方，遂被大水淹消。事后就在场赶运济销的盐数，[21]估计汉口盐仓受大水淹消的盐斤，至少在40万担左右，为数惊人，亦为淮盐自有史以来绝无仅有之事。风声所至，在沪的上海银行存款户，乃纷纷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引起了提存风潮。

    上海金融业分两个帮：（1）属于浙江的宁绍帮，以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为首，宋年老退休后，贝淞荪继之。（2）属于江苏省的扬镇帮，以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首。因金融事业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两帮在业务上互相合作之时多，竞争排挤之时少。今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日渐扩大。上海中国银行恐牵动整个金融事业，乃出面维持，竟违银行放款惯例（不得以不动产的房屋作抵向银行借款），许可上海银行以江西路上海大楼作抵，贷给80万元，用以应付提存，于是提存风潮遂迅告平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李桐村发誓，谓在盐上翻了跟斗，一定要在盐上站起来，乃与徐禅臣、康叔文拆伙，独资设立大业盐号，由李桐村自任总经理，终在抗战前夕，承办淮盐常平盐，获利甚丰。抗战后，1940年（民国29年）下半年起，物价上涨，币值贬落，人们多重货轻币，银行如赖存放业务，则将无法生存。上海银行幸有大业盐号的有力支持（因大业盐号经营盐运，获利甚厚），业务继续发展。

    （三）汉口仓存盐斤，财政部为什么出而作特案救济？

    汉口大水，淹损存仓盐斤，在上海引起了提存风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目睹此种情形，亦为之触目惊心。因淹损盐斤，银行多贷给押汇放款，到岸存仓后，又转做押款，今盐已淹损，运商无所取偿，恐亦无力归还押款，则银行在放款方面受到了损失，很可能引起提存与挤兑风潮。上海为全国金融重心，如发生风潮，极易波及各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平时财政部在盐税中进行搜刮，银行助其盐商放款，现在自不能不对放款的银行迅予救济，使其渡过难关。其时银行对盐的放款，仅限于轮运，每担亦仅限于场税3元[22]，其余盐本运费多由盐商自筹，到岸则由押汇转做押款[23]，亦系每担3元。于是财政部乃特案准予免税补运[24]，使银行所放押汇或押款每担3元，从免税补运中全数收回，毫无损失。而兼营盐运各银行减少了每担场税3元的损失，只有盐本与运费每担约一文余的实际损失。其所以作为特案办理者，实因向例淹消损失盐斤的免税补运，原只限于船只在运行途中。至于各岸存仓盐斤，从未被水淹消之事，自亦无须免税补运。由于无向例可援，乃作特案办理，并寓有只能这一次及在部文内声明，今后他商不得援以为例。至于财政部的特案救济，主要在不使放款银行受损，以免再度引起提存等风潮，并使之继续放款，推动盐运，以利搜刮，最后还是为了本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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